冬日的土地，冰冻三尺，无声无息。天空没有一丝云彩，阳光照在白雪覆盖的稻田上，反射着明晃晃的光，刺得人情不自禁地蒙上眼睛。刺骨的寒风中，我倾斜着身子，步履艰难地从红旗路北上，去一个叫做“荒地”的村庄。

放眼四下，一马平川，了无生机，清冽冷峻。两车道的水泥路从稻田中横穿而过，令我想起故乡明尼苏达冰冻的湖面上凿出的小路。不过，这里可没有暂供栖身的冰屋。我在第二十二中学做志愿者教英语，那里的冬天还算好过，整个校园烧煤取暖。十分钟前我就是从那里出发的，喏，现在我的胡子上已经结起了冰碴子。

皑皑白雪中不时冒出一簇簇干枯的植物，挺像耙子和扫帚一类的东西。我的左边，落日在遥远的地平线上慢慢下降。这是12月末的下午3点22分。对了，今天这个日子，中国的农民管它叫冬至。根据太阳和月亮运行的周期，中国古人定下了二十四个节气，每个大概持续两周，冬至就是其中一个。冬至之前的节气叫做大雪，那一天，雪花如期而至，把整个荒地村笼罩在洁白的茫茫雪野之中。过了冬至，1月份就要迎来小寒。今天的最高气温是零下22℃，想到这只是“小小寒意”的前奏，我有点害怕。学校的推拉大门上系着一条大红的宣传横幅，号召大家“预防手足口病”。还有条更没用的，说的是“冬季来临，气温骤降”。

红旗路只有一个交通标志，限速每小时四十公里。工作日都从没见过有谁超速。自行车，三轮车，人人都不紧不慢，吱吱呀呀地来到十字路口的中国农业银行、种子店、面馆和火车站。火车站的墙壁被刷成一种亮晃晃的粉色，尖尖的顶是锡制的，鲜亮的蓝色和荒地村平时的天空很是相配。要找个词来形容这个火车站，老旧是再合适不过的了。来往吉林与长春之间，横贯约一百十三公里的新高速列车不会在这里停靠。对于列车上卧铺车厢里的乘客来说，荒地村就是短短三四秒间以模糊影像迅速掠过眼前的一个地方，和中国东北的任何乡村没有两样。

当局者清。走近了看，红旗路边一字排开，散落着很多垃圾：熊猫牌香烟的空盒子，这个牌子还不算便宜；茅台酒的空瓶子；印着股票咨询的大张废纸；房地产广告传单；命理学的书刊，上面列出了买宅安家的吉利日子；还有些不知何人出版的小报，报名都是《奇闻异事》之类。上面有高级官员的私生活，各种最新谣言被写得神乎其神；还有一些问答环节，比如，会从北京迁都吗？（不会）。“文化大革命”死了多少人？（很多）。

今天，红旗路上静悄悄的。唯一的声音来自一面横幅，挂在两棵水曲柳树苗之间，寒风中猎猎作响，卷起来，展开，又卷起来。卷展之间，我看到了几个字眼，种植、种子、记录和出产。每天我都会经过这条横幅，但和熟视无睹的农民们不一样，我总爱抱着好奇心去研究它。在这几乎没有报刊亭和街道标志的中国农村，宣传标语就是我的中文初级读本，虽说其政治鼓吹的企图昭然若揭。这条大红色的横幅教会我几个字，最后总算凑成了一句话：种植高质量种子，创造出产记录。

几十年来，三层的中学教学楼一直是荒地村最高的建筑。从我任教的教室看出去，能看到村里所有的农舍，在一望无际的原野上仿佛或密或疏的海岛。现在，我正朝一块大广告牌走去，大概两公里开外就能看到上面的大字：打造东北第一村。立牌子的是东福米业，荒地村的一家民营农业公司。我只是认了认这上面的字，心想和其他标语一样又是闹嚷嚷的大话，没往心里去。直到东福米业开始让这话成真。

传言说，红旗路也要像铁路一样翻修升级了。当地人心想，是不是一切都要变成新的，只有他们的生活方式要过时了。甚至还有人说，村子的名字也要改。

没人能确切地解释这个村子为什么叫荒地。这里明明地处一片肥沃的河滩，从松花江的西岸一直延伸到草木丛生的丘陵地带。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早先的农民们给村子取了这个名字，想迷惑外人，别移居过来跟他们抢地方。周边也是一些小村庄，一马平川的稻田上点缀着十几间平房。这些村庄的名字五花八门：孤店子、张家沟、东岗子、土城子……

在电影《疯狂高尔夫》当中，罗德尼·丹泽菲尔德扮演的角色吹嘘，他和一个姓王的合作伙伴刚刚在长城边买了些土地：“在好的那边买的哦！”荒地村恰好就在他所说的相反方向。越过长城，就是中国的东北（和英文的wrong way还挺押韵）。中国人经常把自己国家的地图形状比作一只雄鸡，而东北就是鸡头，被挤在蒙古的草原和积雪终年不化的高山之间，高傲地昂了起来，直逼西伯利亚。

过去四百年来，这里似乎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地区了。历史上，西方人将东北称为满洲，满族人本是以部落为单位的游牧民族，经过多年历史变迁，从独立的少数民族到各朝帝国的附庸，再到1644年铁骑冲过长城，悍然入关，坐上北京的王座。满族人建立的清朝统治了中国长达近三百年。期间，国家的领土扩大了一倍——西藏、新疆和内蒙古地区纷纷被纳入版图，形成了今天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国界线。然而，这个政权的中心却渐渐心力不支，摇摇欲坠。1908年，慈禧太后弥留之际，指了名叫溥仪的两岁小孩做皇帝。登基时，孩子坐不住，不停地哭闹。带他登基的父亲安慰道：“别哭，快完了，快完了。”结果一语成谶，四年后，越来越腐败的清朝终于分崩离析，溥仪成了中国的末代皇帝。1912年，孙中山领导起义创建中华民国之后，溥仪被迫逊位。

那时候，国家的进步对很多满族人来说意味着不幸。他们早就远离故土，在长城以南安居乐业。文化上也已经被自己统治的汉族人完全同化了。直到今天，大多数满族人看起来和其他的东北人别无二致。尽管清朝使用两种官方语言，但普通话一直是通用语。一位清朝皇帝甚至给天安门命了名。大多数满族人都不会说满语了。这种和普通话相比简直就是天书、写起来有点像蒙古语的语言，开始衰败，并走向灭绝。

同样失守的还有满族人在东北的优势。本来，历任的皇帝们都想把这里作为一块满族文化的自留地。然而，随着持续数百年限制往满洲迁移的法令被撤销，汉族农民潮水般迅速涌向这个地区。仅仅1927年到1929年间，每年就平均有一百万人到此安居，数字超过了欧洲往美国移民潮的最高峰。

来这里扎根的“新人”，不叫这里满洲或是东北，也不叫关东，甚至不照地图上标示的那样，叫东北三省。他们只是按照所见所闻，用眼前的情形来称呼这里：北大荒。

“尽管不知道上帝到底将人间天堂选址何处，”这个时期，有一位法国神父旅经东北，下笔成文，“但我们可以确定，他没有选这里。”

然而，我眼中的北大荒美丽而独特，当得起这个引起无限回忆与共鸣的名字。

北风从雪野之上呼啸而过，又穿透我厚厚的四层衣服。我神游天外，啊，这阵狂风，应该有两个管不了孩子的父母，一个叫戈壁霜雪，一个叫西伯利亚冻土。我的邻居们管这种感觉叫刺骨，不管你里三层外三层裹得多严实，这风还是能吹到你骨头里去。

然而，天空是那样辽远广阔。湛蓝与清新就这样蔓延到无边无际。在中国的城市，少有人会停下来抬头看天，那上面早已雾霾笼罩。其他农村地区也常常阴云密布，给人压抑沉闷之感。然而，在这中国的东北边关，天空蓝得发白，纯粹的颜色正如天空下蔓延的土地。这里的农民只把真正的土叫土，尘是不能称之为土的。中国很多地方的土地已经被耕种、翻犁了上千年。东北则不同，他们会有意识地选择较少开垦的黑土地，用“甜水”去灌溉。等到气候回暖，地面解冻，抓一把黏土在手里，那湿润肥沃的感觉，还以为抓的是咖啡渣。

就算土地异常新鲜和肥沃，荒地还是非常典型的中国乡村。不过这里的农民不会在山坡开垦的梯田上辛苦劳作一整年。三面都环绕着延伸到远处丘陵地区的稻田，大家每年只收成一次。

往西南方坐十二个小时的火车，就能到北京。两地之间的距离相当于从缅因州中部到华盛顿特区，将近一千公里。抛开交通运输情况和文化上的牵绊，荒地离海参崴和平壤还要近一些，距离只有一半。我经常在教室的黑板上画出简易“地图”，表明村子的位置：

中间那块空白的区域基本就可以代表中国东北，其人口和面积都相当于德国和法国的总和。这个类比还能让人想起这片土地不久前的过去：19世纪末，西方旅行者来到这里，把这片冰天雪地的边疆比作阿拉斯加；然而，他们的下一代却写道，这里是“冲突的摇篮”，是亚洲的阿尔萨斯-洛林[普法战争后法国于1871年割让给德国的领土。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块土地归还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德国占领，后又归还法国。——译者]。

20世纪上半叶，东北惹得中国、日本和俄罗斯炮火相向。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从中斡旋，调停战争，赢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然而日本却掌握了东北大部分的铁路，这也是中国最长最有利可图的铁路线，连接矿物丰富的腹地与太平洋沿岸的港口。俄罗斯没能成功将东北附属于东西伯利亚；而日本则努力将这里变成其“大东亚共荣圈”帝国梦想的立足点。

1931年日本曾经在这里建立了傀儡政权伪满洲国，所以，当日本投降二战结束之后，满洲这个称呼就犯了忌讳，被弃用了。然而，远早于日本侵略之前，满洲这个词就代替了原来的鞑靼，广泛出现在19世纪的中国地图和欧洲地图册上。就连共产党的地方机关也使用过这个词，出版过《满洲工人》之类的刊物。

朝鲜战争期间，西方媒体的报道重新启用了这个称呼。然而，1955年，苏联顾问团撤出，这片土地完全被北京的中央政府控制之后，满洲这个字眼，就渐渐淡出了。

不过，尽管在地缘政治上不再炙手可热，东北依然是一片独树一帜的土地。中国地大物博，各个区域的丰富多彩不输美国。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方言、菜系和性格。把东北这个词和这三个名词连接，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几乎都会立即想到爽脆的口音，拉长的腔调，土豆酸菜，猪肉饺子和剽悍不失低调甚至有些古怪的民风。有一首曾经全国传唱的流行歌曲《东北人都是活雷锋》，歌里用半戏谑的口气，描述了东北人民乐于助人的美德和有些让人吃不消的热情。任何在美国体验过所谓“明尼苏达热情”的人，都会觉得这种感觉亲切熟悉。

作为明尼苏达人的我自然被这历史和民风吸引。东北人鲜明独特的个性更让我想起童年时代的老邻居。另外，中国的其他边疆地区都有非常独特和难懂的方言，比如藏语、维吾尔语或者粤语。而今天的东北则使用标准普通话和非常接近的方言，如此一来，我的听说和阅读都不成问题。不过，最吸引我的，还是这片土地的历史。

我所在高中的学生们，每每上历史课，都会用庄重而洪亮的声音，读着“中国文明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在他们的历史课本上，东北在这上下五千年中所占篇幅少得可怜。这反而让它的过去显得可亲。有记载的古代历史中开始比较频繁地出现东北的字眼，大概是在17世纪早期，当时在世界的另一边，莎士比亚正在创作经典戏剧，英格兰清教徒登陆普利茅斯岩，开始创建美国。

在现代中国生活的人，都明白见证传统流失，老景翻新的感觉。在北京，也许你上周还在一条巷子里的小店吃面条，下周再去就发现那儿已经变成一堆瓦砾。十年前，在一个即将因为三峡工程修建而被拆迁的尼姑庵，我遇到一个年长的尼姑，她说本来想在那里住一辈子的。还问我能不能把她写进某个故事里，这样也算永远待在那里了。

相比之下，东北的历史还不算那么遥远。各种各样的遗物散落在各个地区，仿佛一款名为《帝国传奇》的寻宝主题桌游。你乘坐的火车可能行驶在以沙皇命名的铁路上；你漫步而过的建筑不是佛教古寺，而是洋葱圆顶的俄罗斯东正教教堂；你走过的大道两旁种着日本赤松；树木掩映之下，是殖民时期各国政府的办公楼，建筑风格被称为“亚洲崛起”，散发着浓浓的旧时代气息；你还可以去参观溥仪的“傀儡皇宫”；再看看二战时期日本关押盟军战俘的地方，其中包括巴丹死亡行军[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攻占菲律宾、巴丹岛后，强迫美战俘徒步行军至俘虏营集中，沿途死者颇众。——译者]的幸存者；站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军飞行员俯冲轰炸过的大桥上，就是站在中朝边境上，跨越了鸭绿江。这些地方竖立的牌匾上，完全看不出个所以然，你不知道这里曾经发生了什么故事，有什么样的过往。而在我眼里，这些恰恰就是历史的印记，记录了东北的兴衰荣辱，也缩影了现代中国的起落沉浮。在中国所有的地区里，东北独树一帜，它的历史舞台上，唱主角的竟然是外国人。

哈尔滨每年都会举行著名的冰灯节，这是一场持续大约一个月的冬日嘉年华。人们从封冻的松花江上采来大量冰块，将著名的建筑以一比一的比例还原。现场流光溢彩，人头攒动。然而除此之外，东北在大多数中国人眼里仍然是长城以北的边疆，广阔遥远，只能望而兴叹。今天，长城也许不是屏障，冬季的天气是却步的主要理由。除了滑雪爱好者和被虐狂以外，谁愿意去零下的天气里度假啊。这里的夏日倒是温和晴朗，但就连我这个“老外”也总觉得这个中国右上角的地方只属于我一个：火车站售票处没有挨挨挤挤的人群，不需要提前预订酒店，也完全不用避让旅行团。我以荒地为起点去各地旅行，大概在这块土地上畅游了四万多公里。一路上，我总是独自坐在火车车厢里。这真是和南方大不一样，那里的车厢挤得发闷，我有时候一路都站在厕所里，或者在座位下面铺点报纸，一直躺到终点。

东北真正的划分线是所谓的天下第一关，长城就在这里与茫茫渤海汇合。这里的长城翻修过，大概延伸了不到五百米，就在一个水泥砖砌成的屏障那里戛然而止。这个建筑把什么风景都挡住了。走到这里的旅行者面对的只是一道灰色的水泥墙。不过中间有一扇正常大小的门，就是公寓里那种房间门。使劲推开门，眼前就能看到一段野长城，残垣碎石满地，高高野草丛生，老榆树肆意地长满了山头。穿过这道门，仿佛就跨入了东北之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东北的农场上，天气就是第四个维度。红旗路上仿佛带着冰碴的风割着我的双颊。前方远处有什么东西越来越近，突突地响着，还冒着烟，好像一架被打下来的双翼飞机。哦，原来是辆三轮拖拉机。开拖拉机的戴着一副过于宽大的墨镜和白色棉质的医用口罩，我根本看不清他的脸。再加上一顶有毛边的解放军帽子，就根本没法辨认了。帽子的边缘结了一层黑色的冰，帽耳还在风中有节奏地上下翻飞。司机按了一下喇叭，响亮清越，仿佛都能听得到拖拉机的电池消耗了多少能量。司机按得更起劲了。在中国的乡村有条不成文的规律，周围越安静，人们发出的噪声就越大。

司机刹车，拖拉机摇摇晃晃地停下了，仿佛在冷风中跺脚取暖。我根本不知道帽子下面、墨镜后头的是谁。厚厚的口罩后面传来东北味浓重的问话：“干哈么呢你？”

我在干什么？“我在走路啊。”

司机是典型的东北人，方言说得跟唱歌似的，他继续问：“谁家滴哈？”

在这个地方，“你是谁家的”是句标准的问候，对外国人也不例外。和中国其他地方问“吃了吗”“你从哪个国家来”不太一样。

“关家。”我说了房东的姓。

“对嘞！”司机大笑起来。“上车吧！”他发动了拖拉机，车子跟上了心脏除颤器似的抖了起来。

我把头藏在司机的肩膀后面避寒。他驾着拖拉机突突突一路往北跑了将近两公里，转了个弯，出了红旗路，来到一些砖石盖的平房之中。他在最后一间那里停下，窗口透着微黄的灯光，烟囱里升起袅袅炊烟。我的家还要再往北将近两公里。但今晚是每周固定的“约会”，要跟我在荒地村最亲密的朋友吃饭。

我感谢了这位不认识的司机。他坚决不要钱。不过我清楚，总有一天他会跑来跟我亮明身份，我也就能给他帮个什么忙，报了今天的恩。我推开从不上锁的前门，在门厅里跺掉牛仔裤上的雪，接着打开通往主卧室的门，熟门熟路地上了炕（用砖砌成的床，高六十厘米左右，长度就是整个房间的长度，宽也差不多有房间那么宽）。炕的下面会烧干的稻草秸秆来加热，油布摸起来很烫，但铺上棉铺盖卷就暖和又舒服了。房间里飘着一股烤制谷物的香味，就好像坐在刚出炉的面包上。跨入这个家的门槛，总是让我觉得亲切又愉快。

炕的旁边是一张圆桌，上面摆满了热气腾腾的丰盛饭菜，有回锅肉、炸蘑菇、蒜蓉野菜。每家每户的窗子几乎都有墙那么大，包着塑料纸，隔热防风。用来蒸饭的米就来自窗外的一亩三分地。做这些饭菜的大铁锅嵌在一个水泥灶里，生火也是用稻草秸秆。

“麦尔，”一家之主点了点头，算是打招呼。

“三舅，”我也点了个头。我们不讲什么客套，不会寒暄什么“一定很冷吧”“吃了吗”“你穿得太少啦”“多吃点”“抽根烟”“喝点茶”“冬天了，外面冷，多穿点”“喝点酒”“你看起来好冷啊”“吃吃吃，多吃点”之类的。这种熟悉和随意，给我家的感觉。

“我做了饭，”他说，“今晚就我俩。其他人都去——”这里他就要说某人的家，可能是四表哥，可能是二外甥，或者其他什么亲戚，反正我得画个详细的图表才搞得清楚。把任何中国的大家庭化成一棵树，每个分枝上的称呼都能表明你来自哪一边，排行老几。英语里我们就笼统地喊阿姨（aunt），但在中国，就可能是大伯母（爸爸最年长的哥哥的老婆）。一个人的表亲，也要分各种各样，可能是二表弟（妈妈妹妹的二儿子）。三舅，就是妈妈那边排行老三的叔叔。

我知道他姓什么，但一直叫他三舅。这个六十六岁的男人有着红润的双颊，仿佛不会变老，身体反而越来越硬朗了，就像红旗路两旁的水曲柳。他还用牙齿撬开啤酒瓶盖，随随便便就扛起二十几公斤的种子，徒手在地里除草，深深弯下腰去施肥。他抽的烟牌子是长白山，得名于这个省和朝鲜交界处的那座山，峰顶终年积雪。顾名思义，就是永远白色的山。不过，抽着以这座山命名的烟，只能看到青黑的烟圈。

“你们那边儿该过圣诞节了，是不？”

“还有两天。”我回答。

“今晚我媳妇儿不在，”他好像下了什么决心似的说，“咱俩好好喝两瓶儿。”

三舅给两个饭碗倒满了“雪花”啤酒（一般来说，农民家里唯一的杯子都是用来喝茶的）。把自己碗里的一饮而尽之后，他又从一个塑料罐子里倒了点烈酒，自顾自地大声啜饮。他没给我倒，大概想起了上次一起喝高粱酒的情景。

七年前，我第一次踏足荒地村。那时候我孤身一人，是为《国家地理》采写东北历史的。我从省会长春出发，坐一辆满是脚臭味的大巴往东行进了两小时。司机停在两车道的路边，看着挡风玻璃外黑沉沉的夜幕，问我：“你真在这儿下，确定？”

大巴开走以后，我独自站在零下的天气里，后悔自己莽撞冲动的决定。没有出租车能让我逃离，也没有饺子馆或店铺什么的好进去等。甚至连一星半盏的路灯都没有。只有一块大概牛犊子那么高的花岗岩牌子，用冷冰冰的汉字标明，我进入了荒地村的地界。

我冻得上牙齿和下牙齿直打架，在满天繁星的陪伴下沿着红旗路北上。白雪覆盖的田野上，北斗七星仿佛触手可及。四下一片寂静，只能听到我粗重的喘息。烧稻草秸秆的味道从不知谁家的烟囱里飘出来。三舅拿着一个手电筒，等在路边。他把我领到自己家里，桌上摆满热气腾腾的饭菜，房间里坐着很多人，他们都向我举杯欢迎。

“我搬到这儿来怎么样？”高度酒一杯接一杯，酒酣耳热的我问道。

“你住在北京啊！”他说。“谁不想住那个地儿啊。没人愿意搬到这儿来。”

但是我可以啊，我暗想，没有再提。

晚饭后，三舅和我并排躺在炕上。我们俩一起睡了一夜，身子僵得跟木乃伊似的。一整夜，我都做着搬来东北住的梦。

但我住在北京，住在首都最古老的地区，和好几个中国家庭分享一个四合院。那里没有暖气，没有热水，也没有厕所。北京正在拆迁旧城中心传统的老胡同，在胡同完全消失之前，我希望能进去实地体验一番，不想像游客、外国学生和记者（不过，我倒是依次都拥有过这些身份）一样走马观花，看一眼就过了。两年来，我在胡同里的小学教英语，还带了一些老年学生，这让我每天有点事情干，也在社区里得到了认可。胡同里的生活可不像明信片上那么美好和浪漫，贫穷从来都不是什么值得展示的事情。在《再会，老北京》一书中，我详细描写了这个社区厚重的历史和日常的生活。我在胡同里见证的很多东西，都和东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系在家养鸽子腿上的竹哨子，每天下午都在头顶的天空忧伤地回旋；比如名字里带有“旗”字的胡同，是满洲的军队划分单位；比如裁缝店里手缝的旗袍；再比如我一个老邻居的电视里每天从早到晚咿咿呀呀唱着的京剧。

那些年，荒地村是我心中的备用居住地。在现代中国的故事中，主角是首都和沿海城市。看那些闪闪发光的城市！那些新城！那些主办奥运会的城市！那些拥堵不堪、阶级分明、过度拥挤的城市！大多数外国驻华记者都居住在城市，中国的作家也一直将写作重心放在都市生活和城市知识分子上。有一些现代中国学者认为，美国作家赛珍珠1931年出版的小说《大地》[赛珍珠的一部英文小说，以同情的笔触和白描的手法，塑造了勤劳朴实的中国农民的形象，描绘了他们的家庭生活，写出了“农民灵魂的几个侧面”。这一作品出版后，跨越了东西文化间的鸿沟，有力改变了当时不少西方读者眼中中国那种“历史悠久而又软弱落后的神秘国度”印象。——译者]，应该归入中国文学一栏，填补这方面的空白。

我也写了很多关于中国城市变迁的东西，而现在关心的，是另一个世界的生活。光是看看从农村来到城市的流动人口数量，我眼前就出现大片荒芜的土地，农民们毅然决然甩掉手里的镰刀，跳上一辆路过的大巴，绝尘而去，再不回头。我想象着空空如也的房间，电视开着，闪着微弱的光；门口走过的奶牛哞哞直叫，听起来那么悲伤，她们的乳房里胀满了奶水，挤奶的人却不见踪影。

1993年，美国的人口普查不再把农民的数量算在统计范围内：这项人口统计已经“失去了数据上的意义”，只有不到2％的美国人居住在农场。但中国呢，有将近一半的人口，大概七亿人，还住在荒地这样的乡村。不过这个数字正在直线下降：2000年以来，中国有四分之一的乡村已经悄然消失，有的是因为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有的则是为了满足全国城市化的目标，重新划分行政区域，将周边的小村庄纳入新的管辖范围。荒地村离吉林市三十二公里，需要搭乘一个多小时的公车才能到达，不过最近还是被划进了该市的范围，名字倒是没变，居民则成了城市人口——至少在文件上是这样。

我很清楚，在东北，能够对中国的过去一探究竟。但没有料到，在荒地，我能一瞥这个国家的未来。

到2011年，中国“解构”马克思主义社会的年头，远超建设这样一个社会的时间。荒地迎来一个前无古人的新经济阶段：成为一个企业城。

这里最大的公司叫做东福米业，始于2000年，村里的两个合伙人和邻居一样，种了短粒黏粳米。这类米普遍用于制作寿司，中国人则用来做一些小吃。但和墨守成规的邻居们不同，东福米业的创始人做了很多试验，试种了不同的种子，种成了荒地村第一棵有机作物。

到第三次收成的时候，政府各部门开始在官方宴会上使用这种大荒地牌稻米。2007年，时任国家主席的胡锦涛视察了荒地村和东福米业的总部。一张他在检视产品的巨幅照片挂在公司新开的温泉度假村入口。每到周末，这里就会迎来稳定的客流量。城里人纷纷来此一日游，沿着红旗路扔下一路的垃圾。温泉度假村的门票是一百二十元，相当于当地农民两周的收入。

一开始，公司宣布，会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向大家购买大米，并雇他们来操作日本进口的抛光机和包装机，我的邻居们都很高兴。公司获益，相当于整个村子都获益了。过去七年来，和东福米业签署土地出让合同的农民数量翻了番。公司为他们提供种子，并保证每家收成之后至少能付给他们一万五千五百元。

这个数字是中国农民平均年收入的两倍。东福米业几乎承包了荒地村所有十三平方公里的土地。不过包括三舅在内的几家人还没被说动。

村里正在形成新的天际线。红旗路的一头，起重机正在轰鸣，一栋栋五层楼房已经有了雏形。东福米业为农民提供公寓，交换他们原有的居住面积。到手之后就会把老房子铲平，变成耕地。同意搬迁的人寥寥无几：放弃了老房子，也就没有了院子，没有了鸡笼，没法自给自足，还没法用这个副业去补贴家用。这样很多人会远离土地，不符合中国人笃信的接地气的传统。老人们担心要爬到三楼、四楼甚至五楼，老胳膊老腿的可吃不消。另外，离开土地，仿佛是在打赌，赌签了协议之后米价不会飞速上涨。东福米业所承诺的付款实际上是对未来的承诺。这个价钱今天看上去不错，明年可就说不定了。粮食的价格和房地产一样，一路飙高。

公寓楼工程的广告部用激光喷绘了一块五颜六色的广告牌，上面有一条名为奉士河的潺潺流水，这个封建时代的名字跟集体所有的农牧社区显得有点格格不入。广告牌的边缘全是美丽的荷花和挺拔的柳树，上面的公寓楼有自来水和集中供暖系统。在这幅未来的美好画卷中，人们带着妻儿老小，或坐在长凳上，或漫步凉棚下。女人们穿着好看的连衣裙或短裙，男人和小孩穿着T恤和牛仔裤。他们的外貌与言行看起来一点也不像荒地人。至少不像现在的村民。

炕上太暖和了，热得我脱了好几件衣服。圆桌下塑料板条箱里拿出来的几瓶雪花啤酒一下肚，三舅的双颊也变得绯红。我有点怕跑到天寒地冻的门外去上茅房。

三舅先去了。我注意到斗柜上有一本书，《农民学法用法300问》。里面收录了三百个农民关心的法律问题，并做出了回答。比如，村委会能从私人拥有的农田上获利吗？（不能）；村委会必须将账目公开给民众吗？（是的）；打老婆和孩子是家务事，跟村里没关系，是吗？（不是）；农民有权向国家政府请愿吗？（有）。我觉得再读下去应该能遇到“冬天是不是气温变化很大”这样的问题。不过三舅回来了，说“这书也没啥用，那些事儿我都知道”。

他打开电视，刚好7点，《新闻联播》开始了。我们肩并肩坐在炕上。一位主播正在详细介绍政府控制通货膨胀的各项措施。每周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一提起钱的问题，三舅就会问我在美国汽油什么价。“猪肉呢，猪肉多少钱？一瓶玉米油多少钱？”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我们细数了大蒜和小葱的价格，学校的学费，以及房租。真是啥都涨价了，这是三舅的结论。

“米价也涨了，”我说，“这对你来说是好事。”

“种子也涨了，燃料也涨了，水也涨了，电也涨了。只有税降了，挺好笑的哈。”

2006年，中国政府做了一件前无古人的事，免除了所有的农业税。

固定电话响了。三舅拿起听筒。我听到的话如下：

（电话铃）啊！

啊？

啊啊啊啊。

啊。（挂电话）

在东北，“啊”这个词能代表很多意思，你好，再见，知道了，我同意，再来点儿，麻烦你和这事儿一两句话说不清。三舅的注意力又回到《新闻联播》。他跟我说，有人要来和咱们一块儿喝酒。三舅说的这个亲戚的辈分我不太明白，他放慢了语速，就跟我在黑板上向中学生解释复杂句子似的。

“他是——我弟弟——的儿子。明白了？就是你——丈母娘——的儿子。你——媳妇儿——的妈——的儿子。清楚了吗？”

“啊。”

对了，我来东北，并且在这么多村庄里选了荒地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答案就在这一问一答之中。我承认，一开始并不是因为什么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生活方式，这些都是随着时间的增长才让我好奇的。最根本的原因要简单得多：一个妹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