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终于找到了房子。或者说，是房子找到了我。一趟以调查研究为目的的旅程之后，傍晚6点我才回到吉林市，已经赶不上回荒地的末班车了。那天晚上的旅馆房间冷得跟冰窖似的。聊Skype的时候，弗朗西斯指着我的床说：“在下面撒点儿秸秆，烧一烧。”

第二天早上6点，我的手机响了。来电显示不是弗朗西斯的号码，而是二十二中关老师的。我有些警惕地接起来：“啊？”怕是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了。

不过我听到的是，“你可以跟我弟弟一起住”。

“什么时候？”我松了口气，有些精神不振地问道。

“现在。”

“我在吉林呢。”

“三十分钟后咱们公车站见。”

我和关老师一起在公交站等10路车，发现她和一周前见面时不一样了。长长的头发中有几缕挑染成了金色，眼镜的镜片也换成那种泛着紫光的。她把大衣解开，左乳上方的红玫瑰文身隐隐露了头。她这一身新面貌，是为了迎接生活的新篇章：“春天学生们就要中考了，”她说，“之后二十二中就要把我调到一个更好的学校，就在那边。”

她指着不远处的钻牌水泥厂，林立的烟囱喷出黏糊糊的颗粒，在我们的黑色大衣上留下了小斑点。吉林漫山遍野的松树环绕的，就是这样的工厂。背后是任何东北城市都比不上的盛景，却不断制造着有毒污染物。吉林某些区的面貌，看上去仍然像旧时的宣传杂志《中国建设》[China Reconstruction，1952年由宋庆龄创办。创刊时为英文双月刊，1955年起改为月刊。以宣传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生活新面貌为主。1990年1月改名《今日中国》。——译者]里的场景重现：装着化学品的油罐车在冷却塔中穿行，加热管道蛇行在狭窄的道路上空。

“那个新学校在的地方，比荒地好多了。”关老师说，但我看不出来。

吉林是个二线城市，人口四百万，以中国的标准来说算萧条了。一个世纪前，这里曾经欣欣向荣，造船厂、贸易站搞得热火朝天。1903年，一个英国人旅行到此地，只见“热闹的店铺和宽阔的大街被朱砂红的砖色衬得亮亮的，这是中国北方最爱使用的颜色。商店里贩卖漂亮的雕花红木，应有尽有的毛皮，取自东边森林里打来的熊、老虎和豹子。还有顺滑的丝绸，颜色千奇百怪”。老吉林有城墙，充满了古老的木建筑，1918年冬天，一位日本诗人来到此地，描述说“吉林美得令人无法呼吸，完全配得起‘满洲京都’的美名”。1930年，熊熊大火将吉林的木建筑烧了个七七八八。剩下的也在工业化浪潮中消失殆尽。

我们坐的公交车几乎每五十米一停，好让路边招手的人上来填满空座。接着司机右手边的发动机盖子上坐满了人，过道也被填满了。大家挨挨挤挤地坐着，每挤上来一个，就觉得撞车受伤的风险又减少了一分。车厢成了“人肉安全气囊”。

既然就算撞车也没什么危险，那我也不介意摇来荡去，感受车中人群的推推搡搡，聆听零件吱呀摩擦的声音，也顺便听一耳朵人们的议论，什么房价涨了，学费又高了。好像什么东西都在涨价。你看到摩卡、卢瓦尔小镇和第五大道这些高层小区的房价没？太贵啦！今年是兔年？拉倒吧！今年是“贵”年！

我看着车窗外蜿蜒的松花江。在这里，就算大寒后，这条江也没有封冻。水蒸气上升到酷寒的空气中，凝结在柳树和松树上。这就是树挂，以此为主题的众多摄影作品让松花江两岸全国闻名。

19世纪末，一位英国探险家描述了这一现象：“一天早上，我们看到了此生最美丽的景象之一。在那之前和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过这样的眼福。那是封冻的雾气。随着太阳越升越高，我们发现空气中充满了冰雪的小颗粒，在阳光下晶莹闪烁。这片冰雾笼罩了一切。树干上、树枝上，全都包裹了一层白霜。土地，树木和目之所及的一切，都镀上了白莹莹的光彩。阳光下，天地都在闪烁。这一切持续时间不长。太阳升高，冰霜融化。然而在这短暂的一瞬，我们仿佛置身仙境。”

一个世纪后，这番描述实景重现。

公车经过一个建筑工地，在建的小区叫做暖城。广告牌上用英语写着，If White America Told the Truth for One Day Its World Would Fall Apart（山无棱，天地合，才有真实白美国）。这是威尔士摇滚乐队“狂躁者”的一首歌。怎么跑到这儿来了？谁又会在烟囱亮闪闪，不断冒着排放物的吉林酒厂边买房子呢？广告牌上还承诺：“使用清洁能源，创造良好环境。”到底是谁在说谎呢？

接着我们经过一家普瑞纳饲料工厂，还有一家娃哈哈矿泉水工厂。在一个叫做下洼村的地方，公车拖着疲软的车轮，爬上一个高高的坡道，经过高铁轨道，接着一片开阔的田野就展现在眼前。刚刚跨过的是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的分界线。车里的乘客很显然放松下来，仿佛飞机起飞，机身平稳，系紧安全带的标示灯随着“叮！”的一声熄灭了。

一个老头坐在他孙子后面，开口道：“跟梅老师说说你都知道哪些英语单词。”

“Banana（香蕉）！”圆鼓鼓的小男孩大喊，“Apple（苹果）！”

“能吃的东西他都知道怎么说，”他爷爷骄傲地说。

“Hamburger（汉堡）！”小男孩继续喊道，“Pizza（比萨）！KFC（肯德基）！”

其他乘客哈哈大笑。这个爷爷认识我，有的乘客不认识。爷爷就跟他们解释：“他跟这儿一个女的结了婚，但那女的在别处上班。”有些我从来没见过的人也同情地点点头。他们说，我们俩就和农村里很多家庭一样，一个出去打工，另一个留守。

一句老话说，离家三英里，你就身处另一个世界了。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这个距离还要更短些。一走出荒地村，大家就用友好而有距离的眼神一直瞪着我，还有些警惕的好奇，仿佛平时一同上下班的人群中混进了一只袋鼠。

我在一本书里读到，喜剧演员史蒂夫·马丁喜欢给要签名的人一张准备好的签名卡片，上面写着，他见过史蒂夫·马丁，觉得他非常“热心、礼貌、聪明和有趣”。有时候，比如在这辆公车上，我也希望自己能有一张准备好的卡片，随时随地交给陌生人，上面有他们所有问题的答案。答案顺序如下：

极少数时候，会有人不走寻常路：一个粗犷的建筑工人，手上拿着安全帽，问我有没有人跟我说过我的胡子很好看；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站在国道上，问我道德是不是重于智慧。

每次我一说自己是美国人，对方总会展现一个微笑。不管两国在政治上的起起落落，从我1995年来到中国，这个反应一直没变。不过，当我正哧溜哧溜地吸面条，或遇到的醉醺醺的人时，我就不愿意说实话，免得被问更多的问题。“我是火星人”，我会这样回答。“什么是筷子？”“我昨天才开始学中文呢，小菜一碟！”一般孩子会比大人更快听出我是在开玩笑。反讽这种东西，近年来才通过电影和网络传到中国，也算是美国进口。

关老师把一个孩子抱到腿上坐着。她让我猜孩子有多大。我猜得太小了。

“八岁吧。”我很诚实地说出自己的观察结果。

“错啦。他十二岁了。”

村里很多小孩看起来都比实际年龄要小。这跟他们的父母正好相反，成年人都老得有点快。

“我多大？”关老师问。

“三十。”我小心翼翼。其实我是知道正确答案的。

“我都是四十二啦！”她爽朗地笑起来。

“四十二了还没找老公呐。”站在过道上的一个女人打趣道。我知道这话会刺痛关老师，但她打着哈哈混过去了。后来她告诉我，她很讨厌住在荒地，一点儿秘密都没有。不像在城里，她可以默默地做个谁都不了解的无名氏。

坐在她腿上的小男孩默不作声地研究着我的脸。

“干哈呢你？”关老师问。

“我能问梅老师一个问题吗？”男孩严肃地说。“我想知道，你恨奥萨马·本·拉登吗？”

“你能恨一个死人吗？”

男孩眨了眨眼。“那你恨希特勒吗？”

“我恨白菜。”这可是在跟一个十二岁的孩子聊天，我想让话题轻松点。

可这孩子不上钩。在接下来的旅程中，我们讨论的不是吃的，而是邪恶的人性。一直到早上7点30分，孩子要在红旗路的岔路口下车了。

“我还有个问题！”他向司机喊道，司机没开车。

“梅老师，你想妈妈吗？”

全车人都带着某种期待盯着我。

“想，我想妈妈。”

“你想她想得哭吗？”

“哭，”我撒谎了。这孩子一个人上公车，一个人下去，我猜他需要肯定的回答。“有时候太想妈妈了，我就哭。”

“哈哈！”男孩大喊一声。“真是个大孩子！”他蹦蹦跳跳地下了车，全车人哄堂大笑。

房子在荒地蛮典型的。一圈铁栅栏，中间一个铁门，砖墙被粉刷成黄色，房前一条无名小道横贯红旗路。在村子的这个角落聚居了四十户人。每家都是波纹状的锡质屋顶，院子里有个小菜园。我们这家以郁郁葱葱的大葱著名。屋后是一排排的玉米。

进门处没有铺什么东西的水泥地需要好好打扫。而厨房荒凉得一点也不像做食物的地方。糊了煤灰的墙面上挂的菜刀和锅都生锈了，一个孤零零的煤气炉子，一台冰箱，一串蒜头，还有一瓶醋，一罐豆瓣酱。及腰高的陶罐里放满了腌白菜，结了霜，上面盖着一块大理石板。缝隙中垂下一些大白菜叶子，仿佛企图逃出罐子时突然累了，终止了行动。

一共两个房间，基本上都被炕填满了。给炕加热的材料，就是门外堆着的秸秆。一进门就脱鞋上炕，要爬高点。回个家，跟登台表演似的。

这个房子和荒地一样，仿佛横跨了19世纪与21世纪。内部没有管道，但我安装了宽带。是吉林市一个技术员开车过来安的。“你肯定很爱上网打扑克，”他猜测道。可能在他看来，这就是我身无分文住到这个破地方的原因。

“我需要用Skype，给我老婆打电话。”

“好吧，”技术员回答，四处打量这个空空的农家小屋。

我还安装了一个虚拟专用网（VPN），好翻过会屏蔽一些网站的“防火长城”。在中国住久了，对IP地址的熟悉程度，就像美国的父母对最好的学区如数家珍一般。比如96.44.178.178这个IP，就比216.240.128.82好用多了。结果，我根本不怎么需要VPN。在农村能上的西方媒体网站，比在城市里多。好像没人有那个闲心，来盯着一个叫荒地的小村庄里一个炕上那台孤零零的显示器。

我和关老师的弟弟一起住。这位关先生跟我同龄，是个农民，小心翼翼唯唯诺诺。他的性格让我想起明尼苏达的那些邻居：沉默寡言，总是一副困惑茫然的样子。他还没结婚，每天穿着肥大的军装裤和不合身的军装外套；干瘦黝黑的他老是眯缝着眼，好像阳光照得眼睛疼。说起话来跟蚊子叫似的，搞得我跟他讲话也不由自主放低了声音。我们会共用那个用泥墙筑起来的外屋茅房，此外就没什么交集了。他对互联网毫无兴趣，也不会说一句英语，从没问过我来研究什么，老婆是谁，美国的地理政治或者想不想妈妈。

他有个十几岁的侄女，总是过来上音乐网站下载歌曲。关先生让她从英语单词练习本上扯下一张纸，把租约手写在背面。另一面是一连串的英语单词，exhausted（筋疲力尽）、embarrassing（令人尴尬）、kangaroos（袋鼠）；翻过来就是一段文字，写明我租了将近七十平米的房子，还可以使用菜园的一半，每月租金三百元。住房面积我相当满意，房子采光很好，两边都有窗户，十分通透。但菜园就算了。迄今为止在我手里唯一成功生长出来的，只有胡子。

十七岁的侄女以后想去幼儿园做英语老师。她给我看课本，上面写着美国的教育遵循一个信条，“要孩子和父母断绝关系”。我解释说，只不过是大多数孩子高中毕业就离开了家，但和父母还是关系很好，即使隔得很远。侄女说，在乡下，“大家永远待在一起”。

我后墙的窗外，皑皑白雪覆盖之下，就是关老师的父亲“文革”期间自杀的那口井。关先生已经不记得了。那时候他还只是个奶娃儿。“我们又打了一口井。”他很笃定地说。

我们谈论得最多的话题是鱼。他天不亮就起床，开着自己的飞马牌摩托车，到松花江去撒网。我总能听到天亮时摩托车回来的声音，在储藏室旁停下。那房子里总是有水流一般闷闷的气泡声。一天我打开锡门，看到一条水管，连接着井口的水泵。引水进入一些红色塑料桶，有的装着小鱼，有的装着蝌蚪，有的装着扭来扭去的鳗鱼。木椽子上牵着绳子，上面挂着用作鱼饵的蚯蚓。弗朗西斯觉得这个场景像是要开演中国版《沉默的羔羊》。但在我眼中，这和明尼苏达小木屋里的摆设没什么区别。只是那儿没有鳗鱼。它们弯来扭去，发出难听的摩擦声，我赶快紧紧关上门。打开门往洗衣服的桶里灌水，真是一场折磨。

关先生不喝酒，也不打牌。他每天去钓鱼，一趟趟把收获的东西卖给熟客，没卖出去的就带回来。每晚8点他就已熟睡。我们俩就这样默不作声地在同一屋檐下擦肩而过，但也很和谐很舒服。

我们的大门不上锁，但关先生在我房间的门上安装了一个小挂锁。除了笔记本电脑和一个热水瓶之外，我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除非小偷想要一摞摞1938年的满洲南部铁路报告，还是日语的，标题都很长，比如《日本自由居民首次在奉天—吉林铁路沿线经营灌溉水田一例》。

第一天住进这个家，刚打了个盹，就被烧糊的气味惊醒了。睁开眼睛，看见从炕的缝隙间飘散的烟雾弥漫了整个屋子。这炕好几个月没人用了，之前也没人检测一下。我剧烈咳嗽，不断揉着眼睛。关先生的脸出现在窗户那边，站在炕的第一个排烟口那里，空气倒是很清新。“没问题！”他给出了自己的建议，试图堵上没有火焰但依然在冒烟的秸秆。他那过于宽大的外套袖子无助地垂了下来。“没问题！”他大喊。“你喘你的气儿，没问题！”

3月初，我们迎来一个颇有预言味的节气：惊蛰。这说明冬眠的动物就要醒来，严寒就要结束了。积雪还没有融化，荒地的空中唯一“惊”起的，是猛龙战斗机[即歼-10战斗机。——译者]。空军飞行员在训练，驾着飞机轰隆隆飞过村子上空。他们起飞的地方，是过去吉林市的机场，一直用到2005年新机场落成。新的机场离省会长春要近些。

老机场的一条跑道和一个飞机棚还在继续发挥作用，而笨重的水泥航站楼和空中交通控制塔空空如也，周围有一圈生锈的栏杆，被拦在外面的只有随风摇曳的野草。红砖库房里装满了干秸秆。房子外墙上的黄色口号已经褪色，“毛主席万岁！”的语气也显得没那么强烈了。在中国，这样的口号就像美国邮局墙上某个生锈的核避难所标志[美国在冷战期间修建的避难所，“古巴导弹危机”一旦爆发，可用于防核辐射。——译者]，都是遥远时代的遗迹，就算只是过去了几十年。

我对农村学生的记忆似乎也很遥远了。十五年前，我在中国西南地区做过和平队志愿者。那时候教过大学的学生，很多还在跟父母一起种田。他们渴望离开那里，但不知道更广阔的天地到底是什么样。对中国的初体验始于那儿，挺好的，因为他们和我一样在“状况外”，不知道怎么登记传呼机，更别说找工作，租房子和独立生活了。总有一些跳出农门来到沿海的村民，他们的故事陆陆续续传回校园。但跳出这一步，就意味着丢掉了政府分配的教师工作，没有了“铁饭碗”。我大多数的学生都是独生子女，父母老了，他们的赡养压力很大。有一次，我去看一个毕业的学生，她还记得我讲的学校吉祥物，中国的学校是没有吉祥物的。她说，自己工作的那家学校应该用骡子做吉祥物。因为孩子们——还有老师们——都被一路驱赶着。

荒地的学生们感觉更有灵气，更活泼，也更容易沟通。没有谁挥舞过镰刀。除了帮家里干点杂活，父母都希望他们把精力放在学习上，别去种田。二十二中的这些学生人手一个手机，他们不会操作脱壳机，短信倒是发得很勤。父母也都希望他们能走出去，先考进吉林市的高中，接着去中国其他地方上大学，或者找个好工作。谁还指望国家分配工作呢？这也是遥远时代褪色的记忆了。

我做和平队志愿者时的那个地方，周围的油菜地和竹林遍布的山坡已经看不见了。1997年，有个学生写了首诗，描述从学校后门走回父母家农舍的那段路：

现在，那个地方广告牌林立，推销着名叫西雅图金山、加州蓝港的小区。还有块广告牌上的字体随着河流的弯曲，渐渐缩小：VIP VIP VIP VIP。

那是四川的乡村，相对来说贫穷落后。如果那里都变成这样了，那么十五年过去，本来就比较富裕的荒地会是什么样子呢？

不过，说到在农村教书，有些事情还是没有改变。教室里仍然坐着三十个学生，横排竖列，整整齐齐。最后一排没有满脸认真的脸庞，而是一头头鸡窝般的黑发，有节奏地打着呼噜。英语课本的词汇表读上去仍然像自由联想游戏中会出现的词组：unfortunately（不幸地），go down（下降），politely（礼貌地），overslept（睡过头）。

荒地那些十几岁的孩子，也跟我十五年前教过的那些大学生一样，好奇美国老师是不是真的不布置作业。他们总是问我美国现在几点。中国只有一个时区，那么美国的不同城市是什么时间呢。“纽约几点了！”晚上11点。“旧金山几点了！”晚上8点。“华盛顿几点了！”晚上11点。“等等，跟纽约一样啊！”男孩子会问我NBA的篮球明星，女孩子则急着挑选英文名字。

我没要求他们必须有英文名字。光记中文名字当然容易得多。但有的孩子需要在英语上取得身份认同。一天吃午饭前，胡楠，一个齐刘海的害羞女生告诉我，她决定叫自己菲尔。

“就叫南怎么样，或者南茜？”我建议。

“我喜欢菲尔。”

“但南听起来像你的中文名字。很特别，独一无二啊。”

“我不特别，我就是菲尔。”

“如果是菲利斯的简称，那我喜欢这名字。”

“就是菲尔，”她说。

午饭后，两个老在我讲课时睡觉的男生邀请我在雪地上来场百米赛跑。菲尔站在终点。周围的同学不停喊着“加油！加油”。

在田园般安静的荒地教书，就是这样一番景象：空军的飞机在一群青春期的孩子头上呼啸而过，他们冲着我尖叫，让我跑快点。起跑线上又多了好几个男孩。十分钟后，菲尔令人惊喜地提出和我换位置。轮到我喊加油了。她脸上的表情很严肃，跑赢了所有的男生对手。回教室的路上，她主动跟我击了个掌，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

3月末，昆虫们终于“惊”起来了。但节气已经转成春分。雪终于开始融化。接下来的4月初，迎来了清明，也是中国的扫墓节。解放后这个传统曾一度被斥为旧社会风俗而遭到禁止。2008年，政府又将这一天定为全国法定假日，令这项传统历久弥新。

荒地的坟全都被破坏了，所以我的学生们只能从北京出的课本上读到关于这个节日的描述。英语课上，我们翻译了一千两百年前的古诗《清明》：

我告诉弗朗西斯，孩子们翻译了“杜姆”那首著名的古诗。她问：“谁？”

“唐朝诗人，杜姆。”

“你说杜甫？”

“不，杜姆，那个诗人。”

“杜甫才是唐朝最著名的诗人。”

“不是，杜姆！写关于清明那首诗的！”

“哦，杜牧，你没发对音。”

弗朗西斯总是给我的中文纠音，我也给她的英文纠音（次数要少些）。我一直拿她那次把优胜美地（Yosemite）发成优斯美地来取笑。还有一次她说很喜欢那个叫做南方小鸡仔[其实是南方小鸡，Dixie Chicks。弗朗西斯说成了Dixie Chickens。——译者]的乐队，也经常被我在玩笑间提起。

我说杜姆，她就完全猜不出来是谁。非要发音正确才行。这在我眼里简直荒唐。要是一个人在70号州际公路上问这是不是通向达萨斯的路，绝不会有人说：“达萨斯？没听说过。”肯定知道是达拉斯啊！

“那首诗很美。”我在红旗路上向北走，弗朗西斯在电话里说。此时有小雨点滴在我的眼镜上。“中文里是押韵的。最好英文翻译过来也要押韵。”

原诗中结尾的字分别是纷、魂、有、村。“这叫韵脚，笨蛋。”她把我说得更糊涂了。我赶紧转移话题，问她清明节准备怎么祭奠父亲。

去年秋天，弗朗西斯的父亲在深圳去世。这个南部沿海城市紧邻香港。1989年，弗朗西斯的大哥放弃分配的会计工作，搬去了那里，自食其力，进入中国最早的中介公司，从底层做起，最终在管理层占据了一席之地，给父母买了套房子。弗朗西斯的父亲很高兴能离开严寒的东北，回到自己童年记忆中的南方。因为肠梗阻并发症，他去世了，弥留之际，家人都陪在身边。

他的骨灰被装在一个鞋盒大小精美雕花的大理石骨灰盒里。盒子被放在骨灰库的架子上，等着入土。清明节，弗朗西斯去了那里，说要把爸爸带出去“透透气”。她从架子上拿起骨灰盒，来到温暖的阳光中。这是专门用于烧纸钱和焚香的地方。她掀开盒盖子上盖着的金色布片。盖面上嵌着爸爸的一张黑白照片，也是她最喜欢的一张：穿着黑色运动衫和白色正装衬衫，一边嘴角微微翘起，略含笑意。她像在机场接人一样大喊一声“爸爸”，仿佛父亲只是去了一次长途旅行，又跟她在接机口重逢。

过节吃饭，弗朗西斯和哥哥陪着母亲跟爸爸说话。“我做了你最爱吃的，炖猪蹄。”妈妈边说边把菜放在骨灰盒旁。“抽根烟，爸爸，”弗朗西斯说着，点燃一支烟，放在地上。哥哥则倒了一小杯白酒，举了举杯，然后放在点燃的烟旁。弗朗西斯说，亡故的亲人每年这个时候，回到我们身边。

她的母亲烧了各种各样的纸钱，这在阴间属于法定货币。她端出更多的菜，催父亲多吃点；又讲了他离世后家里发生的事情，让他放心，大家都挺好。她还说，丹丹的老公都搬去荒地了呢。弗朗西斯补充说：“那儿每个人都想您。他们一直问起您。但您现在就跟我们一起吧，这儿暖和点。”

两个小时，一家人就这样陪着他，坐在阳光里。

“这片儿没有坟，也没啥稀奇的。”三姨坐在炕上说。“死了就死了嘛，不见了。”

她穿一件鼓鼓囊囊的黑色丝质棉衣，黑色布鞋，头上还有一顶破破烂烂的黑色毡帽。灰白头发打着卷，从帽子周围垂下来。说话的时候，一颗龅牙不断触碰到下嘴唇。她感觉像那种“万事通”的图书管理员，热情活泼健谈和弟弟三舅的沉默寡言形成鲜明对比。她经常默默把我在社交上的失礼看在眼里，等过一段时间，她觉得我不会尴尬了，再告诉我（其实无论何时告诉我，都还是会尴尬的）。“去瞅瞅朱姨，”她说，“给她捎点儿肉去。让她做给你吃。几个星期前你经过她家，没去看她在没在，没去打招呼。”

如果我是啥大人物，肯定会选三姨做我的总参谋。不过我没权没势，所以她就只是我最喜欢的阿姨。她住在红旗路旁第一个房子里，离中学只有八百米。这是这片儿造得最牢固的房子，不是砖砌的，用的是混凝土。“我从来没当过农民。”她说。她父亲是个共产党干部，1950年代被派来荒地监管一个国有粮食仓库的建设。现在那个火车站附近的仓库已经废弃了，外墙全部生锈。在五十五岁强制退休年龄之前（女性的退休年龄。男性可以工作到六十岁），三姨在村政府做干部。而现在她的主要工作就围绕红旗路边那些粉色和白色的虞美人展开。“我自己花钱买的种子，”她经常跟我提起，“那时候东福米业还没给村里花钱呢，我早就种了这些花，街上能漂亮点儿。”

我从学校回家的路上，经常会去看看她。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必须去，三姨家有扇窗子正对着红旗路，从路上过的人基本上逃不过她的眼睛。

我喜欢跟她丈夫坐下来聊聊。这个男人和我一样，很好地融入了女方的家庭。他让我叫他三姨夫，不过最正确的叫法是三表姨夫。他慈眉善目，大大的眼睛里总是闪烁着好奇，笑起来嘴巴抿得紧紧的。满头白发剃得很短，能看到斑斑点点的头皮。他瘦瘦的，蓝色哔叽外套和裤子都有点大，松松垮垮地飘着。

他喜欢看比赛，所以我俩经常坐在炕上，看电视上播的体育比赛，随便什么都行。下午一般会播女子排球，或者重播英超联赛的某一场比赛，要么就是斯诺克台球比赛。三姨夫不太喜欢斯诺克，我还蛮喜欢的，因为打出一杆之后和下一杆之前那长长的沉默中，三姨夫会跟我聊天。然而，每次他刚起个头，跟我讲他怎么来到荒地的故事时，比他更高大更结实的三姨就进屋来，打断了谈话。她简直就像一个谈话中的大雪球，从山顶上直直地滚下来，那股气势藐视一切，存在感爆棚。

“那前儿我们都说啥你知道吗？”她问道。“要是病了，你要么继续活着，等病好；要么等死。这边根本没医院，没诊所。我有个姐姐，已经上了学，你丈母娘有个妹妹。她们俩都死了，得的是肺结核还是肺炎，那前儿根本不知道啥病，病了要是好不起来，就死了。没其他的，不像现在，带病还是能活得挺好。你来的时候我们还在唠那些坟。今天是清明。她们的坟在哪儿？没了！毁了！都只剩下田了。现在大家都是火化，骨灰放在吉林附近。我们这儿那前儿还有个庙呢，56年也给拆了，当时这儿变成个生产队，荒地建了村。”

历史就从那时开始。

“今天这风，大得呀，”三姨说，“从蒙古来的风。刮过去天气就好了。你媳妇儿说香港天气怎么样？大太阳？很热？一个国家有这么多气候，真不错哈。那边还树绿花开的，这儿就下大雪了。我的花儿全都冻了。”

她丈夫把目光从电视上移开，注视着她，眼里全是爱。

她没注意，继续滔滔不绝：“我小时候，住的那个村儿离吉林更近，叫沙河子。到处都是小山丘，一座连着一座。我们用树枝啊，废料啊，做了雪橇，就盼着下雪。天天在山上滑雪。我没有冬天穿的棉鞋。一直穿这种布鞋。到处打着补丁。回家脸冻得通红。但都挨着吃饭才回。你知道我们那前儿吃啥不？”

乡村里的回忆通常都离不开食物。

“大豆玉米面窝头，腌小菜儿，有时候还有土豆。夏天的时候吃黄瓜、辣椒和茄子，啊，肯定还有白菜。我们能种的就这些。没肉吃，过年才有。就是一块儿猪肉。那前儿没谁给红包。老百姓谁有钱啊？那是40年代，解放前。到我孙子孙女儿就不一样喽。”

我问三姨知不知道是她哪个亲戚先来东北的，什么时候来的。“我在这儿主要是因为我的先人吃不饱肚子！”她大笑。“原来在山东省，那儿大饥荒。哪一年？那儿总在闹饥荒。根本不在意哪一年。就是饥荒年呗，这个名字不错哈？”

三姨夫大笑一声，甩给我一个眼神，好像在问：“她是不是很有趣儿？”

“两兄弟每人背了个小包袱就上路了，走了一年，跨过长城，来了东北。他们俩吵架了，没人知道为啥。也没人知道他们是哪个村儿来的。结果他们就分开走了，一个继续往北走，在吉林市住下。我也不知道另一个兄弟咋样了。吉林那个找了份工作，帮着抬要运走的玉米和高粱。攒够钱就买了一套马车，能运更多的东西。他在这片儿买了些地，建了屋，租给做工的人住。”

这是三姨的爷爷，一个种玉米的人。“我们运气挺好。总有玉米面儿吃。那前儿房子都是茅草啊，树枝啊盖的顶，屋里就存着很多玉米棒子。不过天气还是冷。每年就这段儿，开春的时候，我们就用新的泥把墙再糊一层。冬天打霜，墙上都鼓起泡，房顶上耗子到处乱蹿。”

三姨举起双手，手指灵活地摆动，好像十只乱蹿的耗子。

她爷爷在村子附近的镇上开了个粮店，不过在松花江对面。“他跟我讲，我们原来住的那个地方现在被水全淹了。沉下去了。他还说以前老用芦苇编了筐子，拿着杆子，划着小船，在水里逮鲤鱼。水很清，一眼就看到底了。冬天把冰弄破，伸下去逮青蛙和大头鱼。像这样！”

她抬起手戳向我的膝盖。三姨夫惊得往后缩。三个人哈哈大笑。

“你讲这些故事好像都讲得不耐烦了，”我打趣三姨。但她根本不觉得我在开玩笑。

“不烦！”她突然严肃起来。“我从来没讲过这些故事。跟谁讲呢？”

三姨夫补充说，这儿的人，什么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