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人说得清冬天到底什么时候结束，也说不清东福米业对荒地的规划是什么。4月末的每天，都有阴冷的绵绵小雨。三舅说，今年是他有生之年遇过最晚的播种年。换了往年，5月前，稻种子早就撒完了。然而，现在犁耙碾过的稻田里，仍然有冰棱。接着，一夜之间，雨停了，银白消退，黑土地露出原貌。只有远处的山丘上冒出一点绿意。

红旗路上，我遇到个不认识我的工人，他问了常规问题，我回答说，我是美国人，身高一米八六，属鼠。接着他自我介绍说来自土城子，来修剪道路两旁的水曲柳。经历了一个冬天的狂风呼啸之后，这些行道树的树枝全都歪向一边。这是个形单影只的修剪工，陪伴他的只有一把锯子和一架木梯。他说是东福米业雇他来美化道路的。三天后，他把分布在道路两旁绵延三公里的树全都修剪完了。路上竖起了一块新牌子，指着公司的办公地点，上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和办公地点同一个方向的还有公司名下的神农温泉，这名字来源于神话传说中的上古部落联盟首领，完成了中国古代农业系统的构建。

三姨站在路旁，她种的虞美人花茎抽得高高的，但还没有开花。她哼哼一声：“一个民营企业，居然在修我们的社会主义道路，度假村还用神仙来命名。”

但我很喜欢温泉的名字，听起来比红旗好，也好过第七工人休闲区等带有共产主义色彩的冗长名字。1960年代，荒地曾经一度改名叫九台公社。

“你瞧着吧，”三姨说，“过不了多久，东福米业就啥事儿都要管了。说不定还要把这儿的名字都改了呢。”

“改成什么？”

“谁知道啊！”

传说中的神农氏，也是针灸和中药的创始人。他的身体是透明的，所以亲自尝百草，看它们在肚子中的反应，以辨别可食与否和药物作用。一次神农尝百草时中毒了，生命垂危，顺手从身旁灌木丛中扯下几片树叶嚼烂吞下去，于是有了意外发现：茶。传说还有另一种记载，说茶树的树枝着了火，烧焦的茶树叶掉进了神农氏煮着开水的大锅里。

我很喜欢这个故事，也喜欢其中蕴藏的一些含义。就算是一条叫做红旗的路边，一个温泉的名字，也能看出中国农村对传统民俗的一种保存。城市里，这些传统大多湮没无闻，被悄无声息地遗忘。我在北京的那些学生，没有一个听说过古老城墙上狐仙的传说，或者北京的格局是勇杀孽龙的神仙化身。在某种程度上，近些年的农村也开始渐渐朝这个趋势发展了。三姨家周围那些红砖房外墙上有一些褪色的字，是1980年漆上去的，说该村是一道红色防线。往西边看，是中国新生农场生锈的铁门。这个地方诞生于1970年代，如今早被废弃了。只有一座过去仓库剩下的砖墙，上面有几扇窗户，好几扇都没有了玻璃，仿佛一个画框，框住了一片片稻田。

三姨坐在炕上，从一摞十字绣杂志下面扯出过年时东福米业送给村里每户人家的大挂历。“不就是广告嘛，”她说，“公司想让农民把地和房子都签给他们，搬到新楼房里去。”

挂历上印着古诗《悯农》，提醒大家珍惜农民的辛勤劳动，如今，中国的父母们仍然用这首诗来催促孩子吃完碗里的饭：

然而，诗的配图却是东福米业打谷机和抛光机的照片。在一幅照片里，农民们坐在一起，听一个人讲课。“这公司挺爱提建议的，”三姨解释道。挂历上一页就是一个月，每个月都有一条建议，有些还讲究对仗和押韵，比如：回顾过去，展望未来。

就算念起来顺口，听起来也像是在催促什么。三姨说，她打死也不搬。

我来到神农温泉的门口，保安满脸堆笑。“没人走着来这儿的，”他说，“您的车呢？”

这条笔直的车道长四百米左右，路上有个大广告牌，上面是国家主席胡锦涛来此地视察时摸着一罐大荒地大米的照片。接着经过一大片休耕的田野和一个温室，来到满族宫廷院落区。在这里，度假的人们可以换上丝质睡袍，戴着清朝时期格格阿哥的冠冕，站在满洲式带院落的房屋里，摆出各种姿势拍照。和我想象的一模一样。我一下子明白了，为什么我那位满族的室友和周围的邻居从没来过这儿。

我进入湿气氤氲的温室，绿意葱茏的棚架中钻出一个中年人。他一见到我就唠叨说最近在担心各种霉菌。最担心的是白粉病，搞得他的有机黄瓜都有点儿蔫了。稻谷生长的季节，他经常失眠，想着防虫和防鸟。特别是燕子。它们在没打农药的田地上肆虐，大快朵颐。这个时节压力本该小点的，结果白粉病又来了。

这个足球场大的温室是温泉新近增加的景点，因为城里来的度假者们喜欢自己采摘有机水果和蔬菜。“小孩儿都不知道怎么摘，”这位园丁皱着眉头说，“他们一看到西红柿藤，就把整个都拉断，根本不会轻轻地，一个一个地摘西红柿。他们踢那些瓜，就跟踢足球似的。”

我看着棚架下的泥土：“这些土是荒地的吗？”

他点点头：“我们的黑土地啊，是最好的。”但他有点担心这个最好的时限。最近对荒地的土壤进行测试，发现重金属含量已经接近有机农作物规定的临界点。“土壤还是没问题的，但我老是担心，”他说，“农民就这样。我们就是担心的命。”

“你说你是农民，不是园丁？”

他大笑。“在这个温泉，他们都叫我园丁长。那些旅游的人可不喜欢吃什么老农民种出来的东西。”

我们边走边聊，绕着露天的温泉，看水面在4月春寒料峭的空气中冒着烟。先是一个宽阔的较浅的公共泳池，有一小片高尔夫球场那么大，顺着走下去，来到小一些的私人泡浴池。一溜藤编的躺椅，接着是个茅草屋顶的酒水饮料吧，还有间翠竹掩映的茶室。看上去和中国南部沿海那些高档度假村毫无二致。

“是仿照一个日本的度假村建的，”园丁说。

孩子们高声笑闹，溅起水花，声音回荡在奥运会尺寸的室内游泳池上空。园丁先检查了我们的鞋子干不干净，接着跟我一起走过泳池滑溜溜的边缘，进入洞穴一般的接待处。穿着浴袍和塑料拖鞋的父母们正忙着招呼带着游泳圈的孩子。他们从爸妈怀里挣脱出来，到处跑，速度很快，结果就看到各种孩子不断从周围的柜子和花盆边弹射出来。接待处明码标价，在水里泡一天是一百二十元，最便宜的酒店房间每晚两百八十八元，而最贵的房间价格翻倍。

“那种房间有麻将桌。”园丁说。

“游泳一次的钱差不多可以租个打谷机来弄一片地的稻子了。”我说。

“但是城里人觉得便宜啊。”

“这对荒地的人有什么好处？”

“东福米业赚了钱，就相当于村里赚钱了，”他回答，“村里人都不来，这不假，但是我们种那些粮食庄稼，也不都是我们吃嘛。我们卖给城里，卖给全省，还卖给全国。我们这不是个鸟不拉屎的地儿了。”

园丁还问我，建一个地方，城里孩子能来锻炼锻炼，吃点有机蔬菜，不是比天天去商场吃快餐要好得多吗？

“当然好啦，但最好村里的孩子也能用。”

“你想下水去玩一下吗？”园丁说。“荒地的老师只要半价。”

我说怕把水弄脏，园丁点了点头，又回到温室，继续担心起白粉病。离开的时候，他突然追上来说：“拿点儿有机土豆！”我提着重重的一袋子从红旗路上往家走，远处，吊车正在往新的楼房上加盖第五层，也是最后一层。

5月姗姗而来，节气立夏降临。冰雪融化，活水流淌在灌溉的沟渠，沟边高大的白桦也开始吐出嫩绿的新芽。在荒地，其实比较应景的节气名字应该是惊蛙。它们呱呱的声音四下响成一片，听久了，我就会想，中文里会不会专门有个词叫蛙歌。

三舅说没这词。他甚至对遍地蛙声充耳不闻，就像城市居民对车流声习以为常。“我不敢说对自然的世界一点感觉都没有了，因为我是个农民，大家都知道，”他说，“但农民担心自然，担心我们不能控制的东西。千万别来洪水、干旱、虫害之类的东西。就希望夏天安安静静地过去，什么毛病也没有。希望自然自己管好自己，别来祸害庄稼。”

在我眼里，荒地的地形地貌和景致非常自然，三舅却知道这都是人工形成的。“以前这些全在水下，50年代才修起来的。”他大手一挥，包括了所有的田野。“你看到的这些全都是人工形成的。黑土地倒是原来就有，但是把沼泽和洼地都抽干了水才露出来的。当时是人工犁地，先犁一遍，完事儿再犁一遍，接着施肥什么的。你看，路是水泥的，电线是木头的，那些房子是砖砌的，灌溉渠是水泥的，水泵房是铁和砖混一块儿的。”

在我眼里，这里的很多东西都充满着田园意味，三舅却觉得都挺工业化的。我在自己的中文词库里不停寻找，想向他解释，西方人现在不说farmer（农民）这个词，而说grower（种植者），意思是种的农作物规模比较小。但在中文里，farmer就是从事农业的人，也只有农民这个词来囊括这个行业的人。中文的农民，英文通常翻译成peasant，在我脑子里，就是那种在工业化之前的封建时代，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辛苦苦犁地，沾一身泥的人。不过，在中国，农民这个词听起来并不古老。三舅什么也不管，他才不在意被安上什么样的称呼。“我们就是农民。其实也可以说是制造者。我们生产粮食。”

我们从他家出发，往南走了不到两公里，来到一个岔路口，这条路通向吉林市。那儿有个水泥的平房，这是荒地的粮站。黑板上用粉笔写着“出售永丰打谷机”，“出租一片地，年租金10000元”。

“我应该把这个租下来，”我说。

“你不能租，”三舅说，“不是这村里的，都不能租。连三姨和三姨夫都不行，他们是城市户口，所以也租不了，只能租给农民。”

“你帮我租吧。”

“啊，”他淡淡地应了一声，意思是没门儿。三舅以前把地租给过别人，结果后来上访到北京，要找中央政府解决争议。

中国的宪法规定，城市土地属于国家。城市居民可以买房卖房，房子的产权一般是七十年。相比之下，农村的土地，包括宅基地，属集体或地方政府所有。土地的租赁权可以续，一般是三十年。每户人家平均分到的土地是六到十二亩，不久前，农民还不能将土地的租赁权转让出去。

分配到的土地面积会随着家庭成员的数量而变化。生了孩子，或结了婚有新的家庭成员，当地政府就会再多分点地；要是死了人或离婚分居，土地面积也会相应减少。三舅家一共有九亩地，比一个橄榄球场稍大一些。

新近颁布的规定允许农民将自己分配到的土地租出去，只要土地没有休耕或者做工业用途。在荒地，很多家都把全部的土地租了出去，自己不耕地，都去开餐馆或去吉林市上班。有些人家还要种地，所以只租一部分出去。

三舅以前把一块地租给村里一个急需用钱的熟人。当地政府批准了，但后来这块地的稻米产量比预期高出很多，政府又想在下次种植前重新分配这块地。“我和集体是签了合同的，”三舅说，“他们没想到那块地这么好。他们想把地拿回去，重新分配，我猜是分给当官的亲戚。”

2010年，中国有65％的群体性事件都与农村土地有关。一般冲突双方都是农民和开发商或当地政府。三舅翻了很多法律方面的书籍，还在听广播时打热线电话咨询了一位法律专家。这位教授专家建议他把这个看做合同争议，别掺杂太多个人情绪。三舅带着非常强烈的自我意识笑着说，这话让他更生气了。

“当然有个人情绪啦，”他攥紧拳头对我说，“在村里，啥事儿没有个人情绪。”

不过，他还是到吉林市法院提交了诉状，要求村里遵守合同条款。法院在没有宣判的情况下驳回了诉状，三舅就此登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

到中央政府上访很少有成功的，有些上访者多年来拿着越来越厚的复印文件，等着上面哪位来听自己一诉“冤情”；有些则直接被警察赶跑，还一路跟着他们回了老家。不过，三舅算是走了大运。

“我就在那儿待了几天，”他说，“就按照那些法律指南上说的。有一条很重要的条款我还记得特别清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县级人民政府登记造册，核发证书，确认所有权’。证书我都有。有个当官的看了这些文件，帮我写了个条子带回来。”

那个条子相当于一封公函，对低一级的法院作出批示，北京方面已经明晓上访人的诉求，建议“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妥善处理此事”。实际上，这相当于在抱怨地方法院耽误了中央政府的时间。

“吉林市法院马上听取了我的上诉，认为合同有效。我可以继续耕那块地。”

“所以你赢了。”

他耸耸肩，面对即将到来的丰收，似乎很谨慎。

三舅拒绝把自己的庄稼承包给东福米业。目前看来这是明智之举。上次丰收之后，他一斤米卖两块五，价格是前一年的两倍。抛开成本，赚的还是比东福米业合同中付给农民的钱多了一半。

和三姨一样，他也拒绝搬到新盖的楼房里去。公司代表也没威胁过他或说他固执什么的。那个代表很理解三舅想住在老屋的心情。不过，每晚三舅做晚饭的时候，从厨房的窗户看出去，就能看到落日下的吊车和越来越多高层建筑的剪影。“那些楼越高，”他说，“就显得越近。”

粮站是国有的，也卖农药和种子。世界上一共有超过十四万种米，粮站里种子的种类大概有二十多种，都是适宜在此地区的土壤里栽种的。三舅和这里所有的农民一样，像进行对冲赌注似的，选了五种，有的名字听起来像是吹牛（超优1号），有的比较技术流（农院7号），有的有发明创造的意味（吉粳66号），有的则充满诗意（一个日本品种，翻译过来是“一小片秋日的田野”）。

这些种子都装在一个个袋子里，袋子挂在墙上，墙上装饰着干米糠，还有除草剂的广告标语：“创造优质稻田，喷洒一次足够！”有的种子也做广告，比如丰领8号（还有9号、13号、14号），保证有高产量。店里还贴了很多照片，成熟的稻谷沉甸甸地垂着头。

在我眼里，所有种子看上去都一样。但三舅对每个品种的特点如数家珍，就像汽车推销员在描述新款的性能。“这种成熟需要一百四十五天，这个要少几天。但真正的不同是这个每穗有九十粒，其他的可能要多三分之一。所以肯定收得要多些，但要确保都成熟，不生病。整个夏天都要担心虫啊害啊的。”他不停摇着头。

整个粮站弥漫着一股发霉的化肥味。墙漆和二十二中教室的颜色一样。不过，漫长的寒冬过后，这里人气很旺。粮站一开，就意味着农忙季到了。墙上贴着一张图表，告诉大家如何根据太阳周期来为一块地备耕。现在是谷雨期间，该做秧床了。

“我都不知道，原来是先把秧床做好再挪到田里去的。”我大惊小怪。“我还以为就是在田里走，然后把种子撒进去呢，像这样……”我模仿着苹果佬约翰尼[Johnny Appleseed，美国西进运动中的一名传奇人物，在苹果的种植和传播过程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他的形象家喻户晓，出现在很多作品当中。——译者]撒种的动作，伸出一只手左晃晃右晃晃。

三舅大笑不止，柜台后面的售货员也忍俊不禁。

“这样怎么种稻子啊，饿死你算了！”

实际上，虽然我这种方法产量低下，理论上还是成立的。不过这是我后来才听说的。当时我只听见他们用了很多不同的中文词语，中心思想就是说我傻不拉叽的。三舅说我是笨蛋，彪子，山炮……我好几个星期都没见他这么高兴了。

我在一片欢乐中插了句嘴：“挪到田里应该很累吧，天天弯着腰。”

他哼了一声。“有机器！机械水稻插秧机！把秧床放到机器上，机器就把它们插到田里。”听三舅这语气，仿佛是多年听从他调遣的机器人老伙计。我问他，机器是什么时候进村的。他说，“去年”。

轮到我发表独到的见闻了。在加州，这种短粒米的播种，是由低空飞行的螺旋桨飞机来进行的。种子直接从空中播撒到地上，像冰雹一样从泥地中反弹起来。此时站在田野中，会觉得自己正经历一场西方婚礼中的撒米仪式：种子落在你的头发上，藏在衣领下，甚至钻到鞋子里。

售货员说，“那谁还干活啊？都用上飞机了。”

“我们是有机器来插秧，”三舅强调，“但还是需要准备种子，给田里除草。我们还是要干活的。”

“不过年轻人是不想下田了哈。”售货员说。

这是大实话。沿着红旗路走回三舅家时，我们看到田埂上犁地的或是在院子里准备秧床的人，都跟三舅一般年纪。他快满六十七了。

东福米业门口的折叠电子门是开着的，办公大楼的门也是敞着，这可不太像中国的公司。我畅通无阻地走进去，说想见老板。他不在，但公司的农学负责人说可以带我参观一番。这位刘博士五十多岁，穿着一件实验室的白大褂，里面是一件手打的毛衣。鼻梁上一副厚厚的“酒瓶底”，眼镜后面那双眼睛看到我并无惊异。

“你就是那位老师嘛，”她说，“我经常看见你跑步。你怎么知道往哪儿跑？”

“我就往江那边跑，或者往山丘那边跑。”

“你迷过路没？”

“挺想迷路的。”

“你应该画个地图啥的，到温泉去卖。那些游客都喜欢开着车四处照相。”

“我还没跑到过那些山呢。那只是我的目标，来回要十六公里。”

“好远啊！简直要一溜烟儿跑城里去了。”

刘博士就住在城里，吉林市。她在那里的一个农学院教书。讲起自己的经历，时间顺序分明，语速飞快，就跟事前背过稿子似的。1990年代末，荒地当时的村长雇了个司机，叫刘延东（跟刘博士没有亲戚关系）。上面有官员来视察，村长就派这位刘先生去买最新鲜的大米。刘先生经常跑到隔壁一个镇子去，那个镇子自己有大米加工厂和抛光厂，米的卖相和味道都比荒地的好。

“他脑子灵光嘛，”刘博士说，“就想，‘要是我有钱，就在荒地开个自己的大米加工厂’。”

但那时候他没钱。他家是荒地最穷的几户之一。而且，就算加工厂开成了，他也得买米。还不能随便买，得买高质量的米。

“他就去我们农学院找主任，但当时他不在。刘先生就碰巧跟我聊了聊。我当时在研究有机大米，是省委书记提议的。这种试验项目也算他的政绩。刘先生和另一个司机是合伙人。他们开的是现代。对，是黑色的。”

我问车是不是黑色，她边答边笑。当官的，从国家主席到荒地村的村长，坐的都是黑色车。

“我就跟他们讲试种什么水稻品种最好。他们走了。后来又回来问我，能不能教他们怎么种。我就跑来这儿，在他家里住了几天，看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想做些对村里有好处的事儿，别处没做过的事儿。我跟他们说：‘听着，你们要是想赚钱，没关系，别藏着掖着。但我不在乎你们的钱，我在乎我的研究。’”

刘博士面带微笑地回忆自己这些“豪言壮语”。

她告诉刘先生那群人，国务院拨了专款，发展绿色食品产业。刘博士建议他们做种植有机水稻的先锋。

“刘先生说，‘你想干什么都行’。那是2000年4月8号。他给公司取名叫东福，是他和他合伙人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接着他开着现代到处跑，拿批条，盖章，刚开的时候叫东福科技试验基地。科技啊试验啊这种名字，发营业执照的机构都挺喜欢的。”

“当时全部办下来花了七百元，不过我还是跟着农委会那个办事员，免得她贪钱。我说办得太贵了，我们就是个小公司，而且是试验的。最后，她只收了我一半的钱。”

这个故事堪称现代中国的商业寓言。一个穷困潦倒的乡村司机，巧遇一位农学家，二十二天内从无到有，建起一座农场。我本来挺怀疑故事的真实性，直到听刘博士说她为了办执照便宜而去讲价。这太符合东北大妈的性格了。

“2000年7月，我参加了省上一个农业大会，”她说，“我就开始了副业，搞公关。接下来的一年我简直就是公司的活广告，跑去大连、西安、北京，跟那些当官的介绍我们的农场。第一次收成没人理，第二次就获得了国务院的拨款。刘先生终于如愿以偿开了加工厂。我带你去看看咱们的新厂房。”

我们经过一个地方，那儿刚刚举办过公司的乒乓球赛。横穿马路之后，就看到恒温的筒仓，里面是公司存储的两百八十吨加工过的大米。

“这里原来全是沼泽地，划船才走得了，”她说，跟三姨告诉我的一样，“那时候就已经很平了。抽干水之后，工人从松花江那儿挖了一条灌溉渠。1965年开始种的稻子。”

“我姨说是1955年，”我纠正道，“她那时候就住在这儿。”

刘博士问我姨是谁，双眼怀疑地眯起来。我感觉快接近旅程的尾声了。结果没有，她知道三姨，知道她在路边种了那些花。她应该在脑子里按了个删除键，重新填上正确的种稻起始年份。

“那时候农民种出来的稻子，和现在比真是太少了。”她说。我们在窄窄的田埂上走着，尽量保持平衡。东北的大米产量占全国的12％，不过只有一半是这种短粒黏米。“很强壮，也抗冻，”刘博士说，“很适合有机种植。”

东福米业使用的肥料是动物粪便。刘博士提到，有机化肥一半都是用羊粪做成的。现在灌溉公司已经不用松花江的水了，是从地下十二米处压出来的水。“很干净，我们随时都在监测。”她说。

随着中国的发展，食品安全和环境污染迅速成为全国关注的问题。2010年，全国进行了一场土壤调查，结果被定性为国家机密。但是2013年，一位中央高官宣布，全国有将近八千万亩土地污染严重，“不应进行农业活动”。这个面积相当于整整一个马里兰州。2014年初，政府公布了一项为期八年的调查结果，全国有五分之一的农田污染严重，多数位于华中和华南。

“确实，我们公司最头疼的就是污染。”刘博士带我走在稻田间。我想起那位园丁长担心最近的土地采样结果，还有从吉林市到荒地一路上看到的饲料厂、化肥厂和酒厂。我想象着村民和我自己体内发出放射性的绿光。

“没事儿，”刘博士说，“别担心。我就不担心。”

沉默了一会儿，她承认，刚才没说实话。她很担心杂草和虫害。“我们试验过各种各样的预防方法。农忙的时候我们把产蛋的鸭子放进田里，就是在你看到的那些小木房子里。小鸭子满月的时候，就能到处游着吃虫子。我们还往水里放过螃蟹，这些家伙挺能吃。”

我说我喜欢鸭子。在只有虫声鸟声的寂静乡村，看着它们在田间游过总能让我微笑。鸭子们看起来总是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

刘博士却说得咬牙切齿：“这些鸭子给了我一个大教训！有一年我给它们开小灶，特别好的有机饲料。你猜怎么着？它们就不吃田里的杂草了！它们变得特别懒，天天等着我喂它们吃好的。真是好笑。给它们吃好的，反而不干活了。下雨的时候，它们就情愿待在小房子里，等着人来喂。”那一回合算是鸭子们赢了。第二年，刘博士减少了大餐的分量。现在，它们又开始大吃特吃杂草和虫子，吃得圆滚滚的。

这也是个寓言，鸭子给了人一个教训。刘博士老把这个教训讲给那些将庄稼承包给东福米业的村民听。

“每年丰收之后，我们就把农民们召集起来开个会，”她说，“那些把土地租给我们自己不种的人也有份。每次都给他们再讲讲怎么挑选高质量的种子，秧床的土壤温度该是多少，怎么挑选优质秧苗，淘汰其他的。农民们很熟悉这个过程。我们中国人种地种了几千年了。不过每年不管有什么新科技或新机器，我们都会重新讲一遍这个传统的过程，免得他们忘了。”

我想起公司发给三姨的挂历上有一张讲座的照片，说有的农民肯定不认真听讲。

“当然啦！”刘博士笑着说。“所以我订购了挂历，每个月都写着相应的说明。用了很大的红色字体，闪闪的，很漂亮。过年的时候我们当礼物发出去。我希望他们的孩子也能多看看，好歹了解一下我们的农耕传统，就算他们自己永远也不会亲手种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