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是骁勇善战的民族。他们骑在马背上夺取了政权，对铁路工事兴趣索然，或者说完全不懂。慈禧太后不允许铁路进北京，因为那样需要拆除部分城墙。1888年，她手下的官员在紫禁城内建造了一条铁路，小火车只在慈禧的寝宫和用膳的地方通行。慈禧太后只愿意让太监牵拉火车行进。她说，蒸汽发动机咔嗒咔嗒的，会坏了宫里的风水。

不过，短短二十五年后，一位常驻东北的苏格兰传教士写道：“满洲，大概是全世界现代交通变化最明显的地方了。现在，星期一早上离开伦敦，在火车上舒舒服服睡上十一天，就能在星期五的下午看到满洲的街景了。和三十年甚至十三年前只能靠船只来往相比，这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贝尔法斯特的教会医生伊莎贝尔·米切尔于1920年跨越重洋前往吉林，路上经过哈尔滨，这是一个正在蓬勃发展的铁路枢纽，别称东方巴黎。来自五十三个国家的居民说着四十五种语言，在这个城市鹅卵石铺就的街道上来来往往。这里还有远东地区最大的犹太人社区。

发生这种飞速变化的原因，不是朝廷忽然有了改革的远见，要把东北故土和欧洲用火车连接起来；他们只是缓和了对外国人修建铁路的态度。

通过限制汉族移民和修建柳条边，清朝统治者想要把东北按照自己设想的样子保留下来。然而，到19世纪中叶，随着清政府的衰微，对整个中国渐渐失去控制，这样的计划也失败了。1850年，那个宣称自己是耶稣之弟的汉族人起兵造反，开始长达十四年的叛乱，杀了两千万到三千万人。而清廷为了镇压这旷日持久的起义，国库日空。也是在这个时期，与英法进行的第一次和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中国开放港口，进行国际贸易。紫禁城附近也因此进驻了各国使馆，美丽的圆明园被英法联军付之一炬。

“你很难想象我们烧掉的这座园林是何等美丽壮观，”年轻的英国上校查尔斯·戈登写道（他后来在苏丹首府喀土穆战死），“观之令人痛彻心扉……这等狂暴和卑劣，真让军中士气大减。”烧杀抢掠得来的赃物中，有大不列颠的第一条京巴狗，被献给了当时的英国女王。她直接给狗赐名Looty（抢来的战利品）。

俄国强迫清政府打破1689年与其签订的《尼布楚条约》，中国的领土再也延伸不到西伯利亚。根据新的协议，两国边界回到了黑龙江，直到今日。中国由此失去了得克萨斯州大小的一块领土和一条前往太平洋的通道。1860年，在距离莫斯科将近九千六百公里，被满汉渔民称为海参崴的一片沿海土地上，俄国修建了符拉迪沃斯托克港，占有极大的地理优势。

中国人将这段历史称为不平等条约和列强瓜分的时代，同时这也是各国皇室玩大富翁游戏的时代。1897年，沙皇尼古拉斯二世强行租借了东北的堡垒据点旅顺港（西方称为亚瑟港），还强逼清廷签下了九十九年的租期。同年，在类似的条款下，德皇威廉的祖母，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大手一挥，拿走了香港。

沙皇尼古拉斯在泛西伯利亚铁路的奠基仪式上挖了第一培土。1896年观礼尼古拉斯加冕仪式的一位中国外交官同意赋予俄国对整个东北铁路系统的特权，令其在东北与海参崴和太平洋之间畅行无阻。且不说那位外交官员接受了三百万卢布的贿赂，这条铁路系统的建设竟然尽可能绕道远离了圣彼得堡的东宫。那里刚刚进行了一场悄无声息的东北各势力之间的暗战，导致清廷倒向俄国寻求保护。

朝鲜过去一直是中国的属国。而工业化进程中的日本则希望将朝鲜作为西方势力在亚洲侵略的缓冲带。1894年，朝鲜发生内乱，朝鲜国王要求中国发兵增援。而中国一发兵，就打破了中日两国的一个协议，就是在部署调遣兵力之前必须通知彼此。日本借口派遣规模更大的军队，占领了首尔的王宫，并罢黜国王，扶植亲日政府。

第一次中日战争时间很短，而且是一边倒。中国的四大水师之一北洋水师，曾是亚洲最强大的舰队，但在官员腐败，贪污军饷的情况下无力支撑，在这场战争中覆灭。海军上将们把甲板上的炮都典当了，也许是因为自1891年来，里面就没再装过弹药。军饷全部被挪用去重建北京那座被抢掠一空的圆明园（后来叫颐和园），里面甚至有一艘双甲板的大理石船，美轮美奂，却无法航行。慈禧太后将此石舫作为喝茶休闲的走廊。

1894年9月，日本军舰在平壤打沉北洋军舰，击溃中国军队，一路往北追到东北。七个月后，清廷签订了条约，承认朝鲜独立，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很快又加上了附近的钓鱼岛（日本称为尖阁诸岛），时至今日，此岛的归属问题还让中日两国争论不休。条约里还将满洲南部的辽东半岛割让给了日本。

而辽东半岛的岛尖上就是俄国控制的旅顺港。和海参崴不同的是，这个港口终年不冻。沙皇说服法国和英国，以战争相要挟，强迫日本将该半岛交给俄国，获得一定的补偿。1898年，俄国和中国签订了关于这块领土的租约。

“您当然已经知晓，亲爱的母亲，”年轻的尼古拉斯二世在当年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我们已占领亚瑟港，假以时日，这将成为西伯利亚铁路的终点，真是令人欢欣鼓舞的消息。我们终于拥有了一个不冻港。我最为感恩的是这次占领是和平进行的，俄国未损失一兵一卒！这令我由衷欣喜。今后的很长时日，我们都将安全栖息于这个港口之中！”

俄国提出要在王公贵胄的故土东北修建铁路，并以此作为针对日本的秘密防卫协议的条件之一，半强迫地要求清廷同意。条约中写道：“为使俄国便于运输部队，中国允于黑龙江、吉林地方接造铁路，以达海参崴，该事交由华俄道胜银行承办经理；无论战时或平时，俄国都可通过该路运送军队军需品。”条约中还规定，铁路南至旅顺港，就像沙皇在给母亲的信中展望的那样。

俄国工程师参考了连接蒙特利尔和哈利法斯克，途经缅因的加拿大大西洋铁路，设计的轨道呈对角线，穿越东北北部，是一条约长一千五百公里的捷径，直通海参崴，接轨从莫斯科起点的泛西伯利亚铁路。铁路一建成，欧洲人就大量涌入中国，清政府始料未及，也无力控制。

这条线被命名为“中东铁路”（中国东部的铁路），全部轨道形成T字，跨越东北两肩，直通脊柱。慈禧太后下令，火车不能经过已有的城镇、军屯，更不能接近陵墓，不然会坏了风水。1901年，列车的第一批乘客中有人写道：“火车一路行进，目之所及全是白茫茫冰雪世界，雪野辽阔延展，却空无一物，令人厌烦倦怠。”列车不时在某个没有人烟的荒凉车站停靠，乘客间会发生如下对话，

“这个地儿叫啥名字？”

“还没起名呢。”

从俄罗斯往东，进入中国的第一站是满洲里车站。这个意为在满洲里面的地名，一直沿袭至今。

满洲里市就在内蒙古草原上，荒地西北部约一千三百公里。我很想看看有没有留下什么遗迹。在那里，我能重走一个世纪前那些旅人的路线，在中东铁路上跨越北满洲之旅。

1303次列车不是特快车，而是那种古老的慢速绿皮车，中途停靠很多站，慢悠悠地在各个小城镇逡巡。车上的乘客脱了鞋，不时舒展身体，用各种方式打发时间：喝茶、聊天、偷听别人聊天、打牌、发短信、读书、踱步、打瞌睡、喝酒、吃零食。我买了一袋“酒鬼”花生，上面印着“开袋即食”的英文：You can enjoy it as soon as you open it。

我买了张硬卧票。车厢是开放的，一个隔间有六个相对的上中下铺。我对面的铺位上是个叫郎石涛的年轻人，他望着窗外，好像在寻找什么。“照镜子的时候，我根本看不到自己，”他指着满脸的粉刺。在这样一辆列车上，大家都是自来熟。作为一个外国人，我的铺位经常会变成“告解处”。这个二十一岁的小伙子要去家附近的哈尔滨找皮肤科医生。我说我要去满洲里寻找历史的踪迹。他主动告诉我，自己的父母来自不同的民族。妈妈是汉族，爸爸是满族。父母很多年前坐火车北上找工作；父母的先辈是旗人，属于清政府的军事管理系统。他想知道旗人用英语怎么说，还有怎么表达满族和一个满族人。

“我是满族，也是满族人，”他说，“不过，我其实是混血。”

他这次是跟学校请了假出来的。他在一个工程学校就读，因为身份证上标明了满族，所以有部分奖学金，这是少数民族享有的特权。他说，过去可不是这样，满族人都要隐藏身份，说自己是汉族人。现在，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全国只有一千万满族人，但这个民族的人口增长却很快，因为人们纷纷认祖归宗。郎先生和我遇到的每个满族人一样，不会说满语，不会写满文。这种语言算是几近消亡了，只能偶尔在名胜古迹的标牌上瞥到一两个字词。

列车加速，窗外掠过的景象变得模糊：电线杆、苹果园、大烟囱和一堵堵的墙，墙上用油漆刷着各种各样的广告，有酒啊摩托车什么的，还有一些口号，比如人民铁路为人民服务。郎先生一直望着窗外，直到夕阳西下，窗玻璃映出自己很讨厌的那张脸。他唰一下拉上了窗帘。

我醒来的时候哈尔滨站已经过了，郎先生原先的铺位上坐了个视觉效果相当惊人的女人。她通身穿着紫色的长袖长裤，脚趾也涂着同样颜色的指甲油。迷迷糊糊间，我还以为是郎先生治好了粉刺呢。列车继续西行，驶出松花江河谷，进入一直绵延到地平线的湿地。窗外唯一的景色变化发生在大庆市，中国人俗称叩头机的抽油机上上下下，直起来又弯下去，从中国最大的油田中抽取着石油。

乘客们拿着牙具等洗漱用品，闲庭信步地走到车厢之间的厕所和开放的盥洗处。走廊里回荡着咯咯咯的笑声和刷牙漱口的声音。我抓了一把纸巾，剪开一袋雀巢咖啡倒进水杯，往相反方向走到接水的地方。旁边是软卧车厢，比较高级，票价也比较贵。通往车厢的门是关着的，但没人守。我偷偷进了这节车厢的西式厕所，感觉鬼鬼祟祟的。出来时车厢连接处传来关门的声音，来了一个穿制服的乘务员。他慢悠悠地走到我这里，两人都侧着身子好过路。他对我一笑。哈，慢车上也有人让我走后门！

还有十六个小时才到满洲里。列车缓缓爬上一条低低的山脊，四周是绿茫茫的草野，房子也从红砖房变成低矮的小屋，外墙用卵石堆砌，刷了一层浆，屋顶尖尖的。地方越荒凉没有人烟，火车站的颜色就越明亮显眼：蓝色的屋顶试与万里无云的湛蓝天空争辉，大片大片的向日葵挥手送我们前行。

我们这列火车已经赶在了文明之前。道路变成砂石路，起伏的屋顶变成草垛子，河流也变得越来越清澈无污染，一眼见底。在一个只有一座小屋的车站旁边，有个水塔，石制基座窄窄的，木质的水池是球形的，看上去不像中国的，仿佛应该出现在契诃夫的《樱桃园》中。这部俄罗斯戏剧写的正是现代化与田园情怀的碰撞，开头是这样的：“感谢上帝，火车到了。现在几点？”

水塔顶上刻着一个年份：1901。

满洲里站就是在那年建成通车的。当时通往这里的火车上，一名英国乘客记录了无聊地坐在餐车里，看法国领事的夫人弹奏钢琴圆舞曲；臃肿的俄国售票员朝他们挥着手，手里拿着“一块精致的粉色小绢帕，全是香水味”。而他们后面那些没有顶的货车车厢里，“挨挨挤挤地站着中国人，和一些马匹”。

另一位英国作家认为中东铁路是非常滑稽可笑的。“试问世上谁人见过如此叹为观止之事？在一个东方国家，动用如此人力运营一条一千五百英里的铁路，有人说是三四千俄罗斯雇员，有人说是五千。他们畅想，这条铁路将构建一个新的满洲，这里将属于俄罗斯的白人，他们工作生活，完全与此国两千万中国人不同。这想法实在疯癫，显然对远东全然不了解。”

啊，满洲里站终于到了！1903年从这里出站的那位英国人看到的站前广场，熙来攘往，挤满了黄包车、敞篷四轮马车、蒙古马贩子、喇嘛、缠着红头巾的锡克教徒、俄国办事官和中国苦力。新兴都市大抵如是：过去与未来并存，少有例外。

而我走出车站，看到的只是没有铺筑的广场路面，沙尘飞扬，荒草丛生。

几条交织的土路过去，又是一座木质水塔。近旁的一排桦木后面就是原来的俄国领事馆，柠檬黄的外墙反射着满洲的阳光，格外耀眼。我推了推那些高高的木门，惊讶地发现都没上锁。我的脚步声在齐肩高的护墙板之间回响，接着来到一个房间，静静站立着。高高的薄纱窗帘在微风中摇曳，一缕缕阳光裹挟着尘埃，照在一块宝石绿的地毯上。我老有种错觉，仿佛这里有一台发报机，不断放送着来自圣彼得堡的新闻。当然没有，传到我耳边的是一个温柔的声音，用中文不断重复问道：“您在找什么？”

“寻找过去。”

“您参观过列宁展览室吗？”

这里其实就是满洲里的博物馆。讲解员领着我穿过一个个玻璃陈列柜，里面装满了数百个青灰色的微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有的脱帽致意；有的眼神果决；有的坐在摇椅上；有的摸着自己的衣领，有的靠着书架读书，有的和小孩一起散步，有的双手枕在脑后。讲解员无精打采地说：“下一个展厅是俄国茶壶。”

博物馆的文物很少：一座生锈的钟，一架木质马车和几张表现铁路建设的黑白照片。照片上，大胡子的俄国士兵穿着双排扣的长大衣，戴着毛皮帽子，正在监工。挥舞着锄头的，是一个个编着长辫的中国人。

但真正创造历史的，在博物馆外。一辆辆俄罗斯车牌的吉普车与中国出租车并排缓行。吉普车里装满了毛绒玩具。膀大腰圆的俄罗斯生意人，穿着运动套装，身边那个穿黑色紧身裤的女人上身却是鼓鼓囊囊的运动服。他们手里拖着黑色大袋子，里面要么是皮搋子，要么是延长电线。广告牌上的大字格外引人注目：满洲里是亚洲最大的内陆口岸。

一个世纪以前，俄国人在满洲里大兴土木，建设道路与设施，要往遥远的西伯利亚运送人员和物资。现在，这里的市场琳琅满目，应有尽有，甚至千奇百怪。一个货摊前有车座、拳击手套、门把手、计算器、滑冰鞋、毛皮大衣、美工刀、钟表和自行车。店主是中国南方人。旁边那个店主的家乡也是南方，就在相邻省份。和十几个货摊的店主们聊下来，我就听到了十种不同的方言。他们都是坐火车来满洲里的。在市里走一圈，看到的最多的广告就是手机长途电话套餐和国内汇款费率。

从建筑风格上说，满洲里和东北其他铁路沿线的城市不太一样。那些城市在殖民者拱手交回所有权之后，日益趋同，富有中国特色。而满洲里没有近年来新建的佛寺，没有琉璃瓦的屋顶和有些刻意的飞角檐梁，甚至也没有符合共产主义审美的水泥建筑，通常外面贴着白色小瓷砖，令人联想到厕所。满洲里没有人民广场，一切看起来都是崭新的。包括城市公园里那头正在吃草的塑料小鹿，周围一圈栅栏，围住了一块青草地。

全中国都在如火如荼地拆旧建新，这令我在发现俄国租借时期遗迹时多少有些惊讶。从火车站出来过条马路，穿过俄国领事馆旧址，顺着一条土路，就来到华俄道胜银行旧址。正是这家银行给中东铁路提供了资金。旧址前找不到任何标牌，介绍过去的历史和现在的用途。只有门口贴着两道白封条，形成一个×，表明建筑已被查封。

我在人行道上遇到个“黄牛”，问我要不要去夜总会看俄罗斯芭蕾和中国街舞表演。他们叫我朋友，眼神里写着“你懂的，她们都没穿衣服”。我赶紧上了一辆在路边等生意的出租车。

“你想看啥？！”司机有点难以置信地问我，接着重复了我的要求。“老火车。”她直直地往前方看去。“要穿过那儿的话——”她指着全满洲里遍布的尘土飞扬的草海，“你得多给我十块钱。好去洗车。”

司机开着她的奥拓都市贝贝上了一条新建成的高速公路，长长的道路仿佛一直延伸到地平线那边。她一笔一划在我的左膝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孙迪。大风起兮，风力很猛，车子从这个车道晃荡到那个车道，就像一叶扁舟出入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运煤的大卡车一辆辆经过，孙小姐不断躲避着从车上飞下来的小煤块，潇洒地往后甩甩头，爽朗地大笑，说她特别喜欢开车。

“那边就是俄罗斯了，”她指着一片相当特别的草地。窗外唯一的物体位于中国这边：一座建设中的教堂。“假的，”孙小姐说，“旅游局修了给那些拍婚纱照的做背景。”

孙小姐今年三十一，是土生土长的满洲里人。“我小时候啊，”她打开了话匣子，“很多人都在煤矿工作。下岗以后呢，他们就去市场上卖东西。我当时还没资格去矿上工作。所以就学了开车。不开会，不看老板脸色。”说着又甩甩头，发出浑厚的笑声。

靠着开车挣来的钱，她买了一套两居室的公寓，也小有积蓄。“我就喜欢自己开车。从来不听广播或喝茶什么的。我边开边想下面要干啥。我很喜欢你们美国人的思想：一个人要靠自己。”

她还没结婚，稍微有点恨嫁。“在这儿很难遇到什么好男人，”她说，这大概是全世界边境城市女性的共同心声吧。“酒吧啊啥的，都不是好地方。”

“你刚才还说要带我去个酒吧呢。”

又是一阵大笑。“实话跟你说，满洲里现在安全多了，也文明多了。都有红绿灯了。”一座五星级的香格里拉大酒店正在建设中。

孙小姐开车下了高速，经过一栋栋楼房，都是千篇一律的“火柴盒”，符合后社会主义时代的审美，外面仿佛罩着一层煤灰。地上坑坑洼洼的，车子颠来倒去，碾过地上碎碎的煤渣，发出脆响。我们来到一个露天煤矿的边缘，眺望边际，只见尘土弥漫。煤矿大概挖到地下五层楼深，每层都铺着铁轨。

“听说世界上能见到这个的也没几个地方，”她指着下面。蒸汽火车头拖着装满煤炭的车厢，白色的云雾飘散到空中。一个工程师看我们在上面东张西望，挥了挥手，用火车头的两声呜呜打了个无国界的招呼。我招招手，工程师又拉了汽笛。这是火车那黑色引擎的震动声，仿佛能穿透人心，令我们颤动不已。煤灰附着在脸上，孙小姐赶紧冲到车里。而我则如禅定般站在这快要绝迹的火车面前，想象自己是穿越到遥远过去的乘客，以每小时二十多公里的速度，从莫斯科坐火车前往满洲里站。一个工人悄悄走过来，说给我五块钱，和他拍张照。哈！我们又回到了中国。

这条铁路的另一端与满洲里相隔将近一千五百公里，站名绥芬河，是中国的东部边境，也是通往海参崴的。这一趟里程相当于从密尔沃基到纽约。坐火车需要二十八个小时，中间停站哈尔滨。火车吭哧吭哧往东行进，落日为远处的小木屋、碎石路和正含羞半露的月亮罩上了微粉的光辉。火车开过一个独自放牧的人，陪伴他的只有一排的白鹅。接着窗外掠过一个规模很小的学校，周围有栏杆，里面是长方形的草坪，被践踏得不成样子。有个篮球场，篮板是用铁轨的枕木拼起来的，篮框则是自行车的钢圈。要是篮球的发明者詹姆斯·奈史密斯目睹这一切，该有多么欣慰，他曾写道：“我在某些最不可能的地方看到篮球架时，心里那种喜悦真是无法形容。我敢肯定，任何人从金钱或权力中获得的快乐，都无法与这种喜悦相提并论。”

日出时分，火车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终于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晚间的那种亲密在晨间阳光的照射下被陌生人太过接近的尴尬所取代。因为旁边铺友打呼噜，我基本上没睡觉，看到那个男人休息得很好，眼神发亮，我就来气。窗外的景色有所变化：碎石路变成了铺得平平整整的道路；稻草垛也不见了，举目都是水泥建筑；没有污染的清澈河流到这里污浊发臭；绵延的草野早已远去，钢筋混凝土的公寓楼遮挡了视线。火车从1901年俄罗斯人修建的一座桥上跨越松花江。车水马龙、喇叭轰鸣、人来人往：哈尔滨到了。

弗朗西斯在这里和我会合，有点像旅途中的夫妻探访。我们坐了一夜的火车，经过一些小城镇，大多笼罩着煤烟的乌黑气息，只有一条主干道，只能从名字里看出曾经辉煌而充满希望的过去：玉泉、苇河、海林、马桥河、虎峰和红房。一说北京，大家都知道意思是北边的京城，那这些名字呢？红房镇真的有一座很特别的红房子吗？弗朗西斯觉得我想太多：只不过是些代号而已。“荒地干吗叫荒地呢？”她反问我。除了跟她说1956年荒地建村之外，我再说不出其他的所以然。

火车缓缓行进，经历长达十一个小时的旅程，东进将近五百公里，来到中俄边界。车厢里蟑螂肆虐。推车上卖的盒饭里有炸豆子、玉米炖豆荚，还有山寨版的青岛啤酒，清岛，喝起来一股厕所味。我拿出从哈尔滨的自动柜员机里取的脆生生的崭新人民币，递给推车的列车员，他找给我一沓皱巴巴的钞票。越远离大城市，拿到的钱就越像反复用过的草纸。

每个铺位上都铺着薄薄的褥子，提供一块毛毯，弗朗西斯裹在毯子里。香港的天气让人变得娇气，她说。车厢里混杂着刺耳的咳嗽和不耐烦的哼哼。10点熄灯以后，顿时鼾声四起。弗朗西斯敲了敲上铺的床底。睡在床上的男人被吵醒了，吼道：“我要给你点颜色看看，他妈的！”

“来呀，谁怕谁，”她冷冷地回敬一句。男人让了步，翻了个身，不做声了。

“香港没让你变得娇气。”我小声说。

我们在绥芬河下了车。眼前的小城四面紧挨着低低的山丘，仿佛用尽全力抓住祖国母亲的手，不要滑到国界那边去。除了老旧的火车站，已经没有什么俄罗斯的痕迹了。不过，倒是有很多人从俄罗斯坐火车回来。他们提着大包小包的编织袋，装着塑料桶、棒球拍、滑雪服、泰迪熊和泳衣。他们把货搬上公共汽车，准备回家。

在绥芬河的小博物馆，讲解员没收钱，只是慢慢地跟在我们后面。墙上有一些后期上色的照片，表现铁路工人的艰辛。除此之外，唯一与中东铁路相关的展品，就是怀表和砚台了。讲解员请我们稍等一下。凭我多年的经验，他估计是要去喊个历史专家来，或是找来某某官员，急切地向外国友人展示小城的风采。要等来上述两种人物，一般都得付钱。

不过，在绥芬河，角色互换了。原来我才是他们一直在等的人。“我给报社打电话了，”讲解员说，“他们要派个记者来。”

我们说他们肯定认错人了，我们又不是什么大人物。“不不不，他想见见您。我们这儿从来不来游客，更别说美国游客了。”

他怎么知道我是美国人？可能是听见我们说英语吧。应该经常看《老友记》。

记者来了，我开玩笑说，这个月的新闻一定很少，所以他才屈尊前来。他点点头，脸上没有笑容，只是叫我们再等一等。“摄影师在路上了。”

记者录下了我们在博物馆的一举一动，也不知将来子孙后代会不会看到。我们又上了火车，返回哈尔滨。东北有一点让我十分中意，那便是交通便捷，很适合旅行。火车来来往往，遍布大小城市乡村。铁路线上散布着火车站，就像星空中猎户座的剑和腰带，可以从西伯利亚边境一直延伸到黄海。从来不需要坐长途大巴。

2001年，我就发誓再也不使用这种交通工具了。之前，在中国的西部腹地，我坐通宵的长途大巴，同时还在拉肚子。漫漫长夜中，不管我怎么恳求，甚至到后来开口咒骂，司机都不愿意停车让我一解腹中之急。我缩回自己的铺位，突然想起三个星期前下飞机的时候，忙乱中把飞机毯塞进了我的背包。真是不幸中的万幸，这块蓝色的绒布成了我临时的尿不湿。我住的是上铺，那味道飘散出来，周围的乘客都醒了，有个小婴儿还哇哇大哭起来。“你的娃太臭啦！”一个男人冲孩子母亲大喊。我把毯子卷成一个球，拉上裤子，把臭球放在脚边，一动不动地躺着。坐飞机一定要拿毯子；坐什么也别坐通宵大巴。

“这是我听过的最恶心的故事，”弗朗西斯的评价伴随着我们车厢里此起彼伏的鼾声。我们在一起很久了，彼此知根知底，很多故事都能背了。不过，火车穿梭在车站之间，深夜无眠，把我最糟糕的旅行经历拿出来再讲一遍很应景。弗朗西斯摇了摇头，做了个鬼脸，突然大笑起来，“再讲一遍呗”。

回到哈尔滨，我们来到市博物馆，这里过去是俄罗斯东正教教堂。在绿色的洋葱顶下，我们经过一幅幅照片，高加索人正乘坐马车，穿过这个城市精心修饰过的花园，后面跟着步行的中国仆从，拿着野餐需要的东西。有的照片上，1898年，泥泞的松花江两岸入了镜。正是那年，中东铁路破土动工。照片的解说涵盖不了多少内容，没有告诉参观者的是，1998年，中国政府取消了原本的计划，有关该工程百年纪念的国际学术会议没能在哈尔滨如期召开，因为会议上很可能会提出，是俄国人造就了这座城市。一名哈尔滨当地的历史学家义愤填膺，指出他对取消会议的反对：“一个独立而自信的国家，应当不怕承认历史上外国人的积极贡献。并非所有外国人都是侵略者和罪犯。”

博物馆的解说言之凿凿，说首先在哈尔滨安营扎寨的是中国人。事实上，他们是东北土著。哈尔滨这个名字就来源于满语，意思是晒渔网的地方。俄国的调查者最早到达此地，只找到一个废弃的小酿酒厂，算是过去有人生活过的证据。

就像学者们常说的那样，这里还有很多东西有待发现，都是那些可以追溯到“无比遥远的远古”的过往，没有什么具体的事件，恰好说明民族主义者们“想在连绵的疆土上劈开坚不可摧和永久的界限，是无济于事的”。哈尔滨博物馆有一个展区叫做历史兴衰，都是一些照片，特意排了顺序，殖民前，殖民中和殖民后。但故事远不止这么简单：哈尔滨这个城市在这些时代中的变化，恰巧是东北在20世纪的第一个三十年变迁的缩影，那三十年，一头是俄罗斯如火如荼地修建铁路，另一头是日军的战火汹涌而来。两头夹着的，是清朝的衰落与灭亡。

1898年起，哈尔滨的俄国人基本上把这里当做租界在管理和建设。严格说来，这是违法的。因为政府只和他们签订了铁路租约，允许他们以治外法权建设和管理一个控制区，而不是整个城市。然而，俄国人提出抗议，说铁路需要的不仅仅是铁轨，于是铺筑了从车站延伸出来的条条大道，安了路灯，在道路两旁修了办公楼、宾馆、商店和餐馆，成为莫斯科商人们的落脚休闲之地。还有其他的住客，一开始是逃避沙皇大屠杀的俄国犹太人，后来是躲布尔什维克的俄国白党。哈尔滨的犹太社区一度有三万人，建了两个犹太会堂，一个图书馆，还有自己的银行和二十份期刊，其中一份叫做《西巴周刊》（西伯利亚—巴勒斯坦）。不少犹太人在这里度过余生，埋骨于社区公墓，其中就有第二十任以色列总理埃胡德·奥尔默特的祖父，祖父的双亲分别从俄国与乌克兰逃到哈尔滨，在异国他乡相知相恋。

2004年，哈尔滨政府重建了一座犹太会堂，大大的圆顶，带小尖塔的柱廊，以此作为犹太历史研究中心的场地。不过该市犹太社区的最后一批居民已经于1985年移居国外。2013年，哈尔滨宣布，修复另一座更为古老的犹太会堂，作为一个铁路招待所。

一直到不久前，圣索菲亚俄国东正教教堂都还是被砖墙围了起来，里面储藏着很多有待卖出的家具。1970年代，一名记者踏足此地，发现这个洋葱顶的十层大教堂“窗子也破了，栏杆也生锈了，大门上有板条封门，两头都钉了钉子”。红砖墙上用黄色油漆刷满了反对帝国主义的醒目标语。但到了90年代，经济改革的大潮席卷而来，没有效益的国有企业纷纷倒闭，东北各个城市都在寻找新的收入来源，旅游业就是其中之一。哈尔滨的冰灯节也从此兴盛起来。于是圣索菲亚教堂突然成了哈尔滨历史遗产中的无价之宝。政府用了包括长时间电视广播宣传等很多办法公开集资，募得一百二十万美元，用于教堂的翻修，改建成一个博物馆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对哈尔滨人来说，圣索菲亚教堂也和犹太会堂一样，是漂亮的名胜古迹，不是实现信仰，拜神敬天的地方。以此为背景，拍张照，挺好看；累了坐在这里休息一下，感觉不错。不过在中国，坐也只能坐地上或台阶上。公共场所一般禁止放置凳子椅子什么的，免得有人非法集会（或者打盹睡觉赖着不走）。今天，教堂外通常是一幅岁月静好的景象，掩盖了哈尔滨曾经作为“火药桶”的历史，再也看不到那些狂热分子，随时准备出拳打人或扣动扳机。圣索菲亚教堂里面有殖民时代展区，展览的结尾一块牌子上写道，历史随风而去，但很多事情都难以忘怀。然而，在这里，很多事情都被忘怀了。

铁路吸引了汉族人来这里做生意和定居，当然也有外国人，让哈尔滨成为“世界的十字路口”。那时的哈尔滨，作为一个贸易中心的地位，相当于古时候的西安之于丝绸之路。由于其位置在松花江弯道处，又被誉为“天鹅颈上的明珠”。不过，在20世纪早期，这里曾被称为“传染病陷阱”，很多人避之唯恐不及。

1903年，英国亲华派辛博森（笔名普特南·威尔）发现，夜晚点亮路灯后，哈尔滨完全变了样子。去剧院的路上，他经过一条街，两个裸体的男人躺在路边，头盖骨都被打瘪了，处处都是“踉踉跄跄的醉汉，满嘴伏特加味，一被路边的沟槽或石头绊倒，就骂骂咧咧，极其难听”。他经过观察发现，对于一个俄罗斯人来说，“哈尔滨的生活实在不能叫做生活，因为这里很难选择安稳平淡地过日子，轻易就会堕落放纵”。赌博沙龙里的派对通宵达旦，而“自杀是家常便饭，也能给生活加点料”。

辛博森写道，此行令他“颇有感慨又略为悲伤。哈尔滨是满洲的中心……敌人不惜一切代价要来这里。终有一天，全国必将掀起愤怒、敌对和贪婪的高潮，将这原本美好的国家狠狠撕碎，试问那时，谁将是主宰？”他衷心希望，战火不起，硝烟散去，双方的对抗只存在于数字上就好：三万俄国人与二十五万中国人在哈尔滨共生共存就好。“所谓的俄国满洲只是个神话，是俄罗斯人虚张声势，吹的一个大牛，”他写道，“那是1900年的残渣，是外国侵略占领中国的遗迹。就算不使用任何武力，中国人独有的聪慧灵巧，也能迫使俄国将边界退回阿穆尔（河）[即我国的黑龙江。——译者]。”

然而，真正迫使俄国退走的是日本人。他们从东北南端的旅顺港出发，步步逼近北边的哈尔滨。1901年，西方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打破了义和团对外国大使馆的围攻。从那之后，俄国就在哈尔滨驻军。驻军人数很多，十七万七千人；驻军时间不短，一直持续到别国部队撤离很久之后。1903年，辛博森来到吉林市，目之所及，四处飘扬着俄国的三色旗；俄国部队在街道上逡巡行进，还负责管理电报局。辛博森预测说，俄国占领东北，会让沙皇把战线拉得太长，抽空他的国库。

日本人就没那么乐观了：他们怀疑俄国开始了对东北的永久占领，于是和沙皇公开谈判，要将朝鲜纳入日本的被保护国范围。1904年2月，谈判失败后，日本军舰突袭旅顺港的俄国太平洋舰队。在海军遭受重创的情况下，尼古拉斯二世下令调度波罗的海舰队。而这个舰队要赶来增援，需要航行整整八个月。

刚刚以“不忘缅因号！”这类标题成功跟踪报道了美西战争的赫斯特报业开始以舆论攻势警告大家小心“黄祸”。杰克·伦敦，当时畅销书《野性的呼唤》的作者，成为赫斯特报业的战地记者。伦敦英勇地骑在马背上，坚持报道。但他很快意识到，日本人和俄国人都不欢迎他，严格限制了他在战场上的进出，根本做不了什么实质性的报道。伦敦应和着西方世界的预测，写道：“要是俄国内部没有革命起义，外部力量也不进行干涉，我认为日本没有获胜的希望。”

日俄战争的战场基本是在双方都没有参战的朝鲜和中国东北。这场战争中使用的机关枪，挖的战壕和造成的大规模伤亡人数，仿佛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人间地狱的预示。在争夺东北城市奉天（今沈阳）的战斗中，俄军有三十三万人，对抗日军的二十八万人。三个星期后，俄军伤亡九万人，而日军是七点五万人，日军获胜。决胜之战发生在5月，沙皇从波罗的海调遣的舰队终于参战了。短短数小时内，就被日本海军的坚船利炮悉数击沉。

杰克·伦敦的假设变成了现实：尼古拉斯二世的确面临着国内的革命。1905年1月22日，俄国工人在圣彼得堡的冬宫外罢工，被沙皇军队无情开枪射杀，这就是著名的流血星期日。海军的将领和水手发生暴乱。一位路透社的战地记者在东北与奉天大战的幸存者同乘一辆火车，他写道：“车上挤满了预备役军人，大多是已婚男士。他们充满抵触情绪，讨厌远离家乡和亲人。还有的则已接受了俄国革命党的理念。”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不得民心”，开战前一位无精打采的俄国军官十分悲观地谈起了日本，“他们又要给我们一个教训了，让我们瞧瞧什么叫真正的获胜”。

1905年8月，中国要求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出面调停，避免日俄战争蔓延到长城以南。日俄外交官之间的谈判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港市朴次茅斯海军造船厂中的一艘船上进行。双方最后签订条约，俄国无条件承认朝鲜受日本的保护和控制，将东北的管辖权还给中国，割让中东铁路的一部分。日本将掌控大部分从哈尔滨南下到旅顺港的铁路，还获得了旅顺港的租赁权。俄国的火车是烧木头的，日本的发动机烧的是煤。他们需要开采煤矿，还需要在已经被日本改名为“南满铁路”的沿线建立一系列与铁路有关的生意。1910年，日本控制了朝鲜全境，对中国东北虎视眈眈。

尽管罗斯福总统在谈判全程中都没有出现，还是因为对促进签订《朴次茅斯条约》的贡献，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从私人通讯记录看，他至少从1901年就开始关注和跟进东北的各种事件。他当时讽刺马克·吐温和“我们所有自以为是的傻瓜”，说他们居然为“扶清灭洋”的义和团叛军辩护，称之为爱国者。罗斯福在一封给朋友的信中，对俄国染指东北的赞赏之情溢于言表：“你应该了解，以破坏野蛮为代价，让文明的力量占据一席之地，我一向认为这对人类文明大有裨益。正如俄国占领突厥斯坦是后者之福；中国也自然会从俄国的管辖中获益。”

然而到1903年，罗斯福对国务卿约翰·海伊大发雷霆，说俄国“虚与委蛇”，想要垄断满洲的贸易。“我们的立场比较窘迫，我们无法公开对抗俄国，以向世界开放满洲市场。我痛恨眼前的境地，不但不能鱼死网破，还要假意支持。”

1904年，罗斯福寄出了一封信，信封上郑重其事地写道，“私人信件——千万注意不可被外人看到”。罗斯福在信中向一名英国外交官解释美国应该调停解决东北争端的原因。“我希望看到中国的统一，也非常高兴地欢迎来自日本的任何一方，只要他们愿意带领中国，沿着日本走过的道路不断进步。因为我相信，如果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繁荣富强，稳定安全，这对全球来说，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罗斯福希望维持在华“门户开放”的自由贸易政策，并在日本与美国共有的开疆扩土的野心中寻求一个平衡。尽管从未在中国设立租界，1898年，美国已经成为太平洋上不可忽视的力量，先拿下了夏威夷，并在赢得美西战争后，控制了关岛和菲律宾。

“我对日本人很感兴趣，挺喜欢他们的，”罗斯福的信中继续写道，“我很清楚，要是他们获胜，那有可能意味着未来美日两国会有所龃龉；但我希望而且相信，还不至于走到那一步。无论如何，俄国在过去三年来的所作所为已经很明白地显示了，一旦其获胜，就会让整个中国北方成为我们无法染指的区域，并绝对会将我们赶出一切俄国控制的土地。因此，单纯从国家利益考虑，我们不能因为未来可能的损失，就不顾眼前必然的损失。”

1904年9月，在长岛牡蛎湾度假的罗斯福写信给国务卿约翰·海伊，说他“万分高兴”，因为中国官员自愿接受日军进入旅顺港，承认其管辖权；同时也表明了他们对东北那个脆弱的征服者的蔑视。“对于那件事情我也一样高兴，”罗斯福又写道。那件事情指的是日军从旅顺港登陆时，一名妇女站在码头上欢迎他们的新闻。这还是现代历史上的头一遭，一支亚洲军队大败欧洲劲旅。“说真的，”那名妇女说，“我想英国领事馆今天应该没多少人有心思打网球了吧。”

“哈尔滨陷入无政府状态，”1908年，《纽约时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如是说，“俄国士兵丝毫不尽守卫职责；天黑后少有居民敢外出；日本人蜂拥而入满洲，各种行为令外国居民愤怒。”报道中称，该地区的“美国领事馆支持中国人反抗俄国和日本的侵害”。

罗斯福新近指派了两人来到东北，其中一位是美国驻奉天总领事司戴德，那时候奉天已掌握在日本人手中。后来创立了《新共和》杂志的司戴德一脸贵族相，稀疏的头发梳向一边，高高的额头，宽面大耳，眉宇间神采斐然。他的副领事是个人高马大却长着娃娃脸的大学毕业生，尼尔森·费尔柴尔德，他坐火车走遍了哈尔滨。“这是你能想到的最糟糕的地方，”他在一封家信中写道，“晚上在街上行走，手里的枪需随时上膛。”

司戴德和费尔柴尔德找了个废弃的佛寺做领事馆。两人都对中国的困境怀抱同情，这种感情在当时显得很不一般。很多外国人的回忆录在写到那时居住在东北，都表示了“对变得太中国化的恐惧”。一位作者甚至写道，自己想象着各种中国人的声音在耳边窃窃私语，萦绕不去，“你永远逃不过我们的魔爪。你已经被自己的故土遗忘。每天你都离原来那个白人更远了一些”。

然而，司戴德对日本的憎恶众人皆知。他强烈要求美国更多地参与到东北事务中来。费尔柴尔德在另一封家书中说自己觉得东北十分美丽：“我一点也不奇怪，中国人希望如此秀丽的国土只属于自己，愤恨外国势力横加干涉，强行修建铁路，架设电缆。”费尔柴尔德来到东北的时间是1906年10月，尽管看到领事馆温度计的水银柱直线下降，“直到全部所剩只有一颗小珠子，痛苦地在底部滚动”，他还是步行超过八公里，去猎取山鸡，做感恩节大餐，并每日坚持学习中文。他告诉家人：“我很爱这个地方，至少能待上五六年。”

然而在那个冬天，《纽约时报》的头版刊登了“领事饮弹自尽”的新闻。“据说，他的死完全出于意外。谨在此表达最沉痛的悼念。葬礼定于明日举行。”后来费尔柴尔德的家书被私人集结出版，最后的部分来自司戴德，通知费尔柴尔德的父母，他们的爱子由于手枪走火，不幸去世。东北就此失去了一个仰慕者，毕竟他曾写过，这片土地“如此丰饶，必不会长久颓败”，等这里的人民“找到更好的办法，一定能够创造奇迹。有朝一日中国必然觉醒”。

费尔柴尔德那些身处华盛顿特区的上级们则更看重东北在地缘政治上的重要地位。日本之前支持美国攫取菲律宾和夏威夷，并且限制了日本人往美国移民。1908年，作为回报，美国正式承认日本在朝鲜和东北的利益。但这样一来也削弱了美国的影响，使其更难干涉日本在这片区域的行动。

第二年，一名朝鲜民族主义者在哈尔滨刺杀了日本前首相。当时他任职统监，是朝鲜实际上的统治者。1909年10月，这位名为伊藤博文的贵族乘火车前往东北参加会议。在哈尔滨站等待他的那个朝鲜人名叫安重根，是个反抗分子，时年二十九岁。刺杀时一共开了六枪，其中三枪穿透伊藤的胸膛，令他抢救无效死亡。和五年后弗朗兹·斐迪南大公的遇刺[该事件在历史上被认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译者]不同，伊藤的遇刺并未挑起战争。俄国士兵将安重根交给日本人。他在庭审时说：“我刺杀伊藤博文不是个人恩怨。我是朝鲜志愿军的一名战士。我刺杀他，是为了祖国的独立与东洋的和平。”最终他被判有罪，执行了死刑。1910年，日本正式吞并朝鲜（一个世纪后，在哈尔滨火车站举行的一个小型展览上，安重根的照片也是展品之一。中国很少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像这样指出日本的侵略遍及整个区域，而不仅仅针对中国）。

1911年，清王朝覆灭，中华民国建立。第二年末代皇帝溥仪被允许和平逊位，那时他只有六岁。之后，他没有回祖辈的故土，而是偏居紫禁城北偏殿。十六岁时，他剪掉了自己头上的辫子。

作为一个名义上的共和国，结束皇权统治的中国可谓四分五裂。首任民国总统孙中山有一个很著名的评价，说这个国家像“一盘散沙”。各个区域军阀割据，其中不乏曾经为清朝军队效力的将领，比如东北的铁腕人物张作霖，就曾企图让溥仪重回皇位，最后失败。1917年，另一名军阀把溥仪送上皇位，宣布复辟，结果只持续了十二天，就被民国军队推翻。

1925年溥仪十九岁生日后不久，一位军阀将他永久逐出了紫禁城。溥仪的祖先骑着骏马，以征服者的姿态进入北京。而他离开的时候，则是一介布衣，坐在火车车厢的毛绒坐垫上，一路向东颠簸一百三十多公里，来到天津港。天津有好几个外国租界，从建筑风格上看十分明显，唤起对遥远故土的记忆：乔治王时代的英国建筑，帕拉迪奥式意大利别墅，哥特式法国教堂。日本人在自己的天津租界给了溥仪一栋花园洋房。他搬了进去，默默等待着。那时候他还不知道，要过整整六年，才会被重新启用，地点是东北。

清朝覆灭，接着是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这让东北尤其是哈尔滨，风雨飘摇，无人过问。催生中东铁路的是一系列协议，而签订协议的双方政府，都已永久成为历史。布尔什维克和俄国白党在街头展开血战，争夺铁路办公室的控制权；中国士兵也陷入哈尔滨铁路桥上的交火，选择和革命党人并肩作战。

后来，哈尔滨大量的俄国白党别无选择，只能跳上火车东逃。一个美国旅人记录了这场大规模的逃亡，逃亡者包括“穿着简洁但十分得体的公主们……穿着制服的老将军们，两边的肩章散发着光芒；他们的脸上带着高傲自大的神情，以为任凭谁都还会像过去一样对他们俯首称臣。然而，那些威权加身荣华富贵的岁月，一去不返了”。“根本无法计算，”旅人继续写道，“到底有多少俄国女孩，由于别无生计，只好出卖色相。她们遍布满洲里到海参崴的中东铁路沿线。就像一路所见的无数烟囱，多年来，象征着俄国的颓败与痛苦。”

军阀张作霖控制了东北。老照片里的他看上去像个人畜无害的校长。瘦瘦的身板，溜肩，光头，人中处耷拉着两撇小胡子。但他很早就开始了土匪生涯，据说第一票是年轻时杀掉了一个受伤的红胡子，然后冒充这个土匪头子。后来，清廷将他那一伙人整编成一支官方军队，派他们追杀东北的小偷强盗。张作霖长袖善舞，左右逢源。清朝覆灭后，这位军阀在东北大获渔翁之利，仿佛坐在丰盛的筵席前大快朵颐。“餐桌”的转盘在北京、俄国和日本之间不停旋转，看到对自己最有利的那盘菜，张作霖就赶紧下筷。

因为张作霖，1920年，哈尔滨市第一次迎来了中国统治者。张作霖勒令将那些用斯拉夫字母写成的商店招牌全部换成汉字；一座孔庙拔地而起；街道的名称与标志也重新进行了粉刷。东正街变成文化街；尼古拉斯街改名庙街，因为那里有哈尔滨第一座佛祠（在列宁主义者的抗议下，著名的圣尼古拉斯神像免于被拆除的命运。）。哈尔滨的法定假日多了起来，包括中国的公休日、俄国东正教的复活节、辛亥革命纪念日和苏联成立日。

哈尔滨表面上一幅天下太平、各国和睦相处的大好局面，其实没能起到融合的作用。悍匪强盗继续作恶，不分对象与场合。哈尔滨下游有个农场，是一名美军少校开的，雇用了很多中国饥民，给他们一口饱饭。这个农场也遭到盗匪袭击。丧心病狂的贼子们杀掉少校和一个中国农民，绑架了从北京协和医院前来拜访的一名美国眼科医生。这位医生后来写了一本书，《与中国土匪同行的十周》。一开始，里面提到他对朋友之死与其产业的覆灭伤心欲绝。然而，随着被囚禁的日子一天天过去，章节的标题越来越显出他对这些盗匪的同情，比如，“从崇高到荒谬”。他帮土匪们治疗梅毒、沙眼和皮癣等疾病，以此来换取好感，保护自身安全。他在书中略带讽刺地写道：“他们没有书籍或报纸可读；他们不玩游戏；他们不习惯写信，也留不下什么文字记录；他们醒着的时候，也从不安静地反省自己的一生。但他们会说话，每日喋喋不休。最主要的话题就是鸦片。”书的第二十四章标题是：我教土匪们英语并拒绝帮运鸦片到北京。里面写道，深夜，他被一些士兵叫醒，看到对方穿着军服，却不能确定是来救他的还是刚出虎穴，又入狼窝。这些士兵是张作霖的人，他得救了。

在哈尔滨，中国人和俄国人分得相当清楚，关系也很紧张。在一次为中俄技术学院筹款的晚宴上，一部较为夸张的戏剧展现了英国音乐厅里的场景，半数听音乐的高官显贵都站起来离开了，一个中国人说着洋泾浜英语：“哦，真是太精彩啦！”接着一个西方人说：“中国人说谎不打草稿。”

1926年的一场比赛中，俄国基督教青年会篮球队以29—17的比分打败一支中国的高中篮球队。在场学生发生暴乱。赛后的数据表上，统计了双方的伤亡人数以及全城打破了多少扇窗户。

住在中国人治下哈尔滨的俄国人抱怨说，现在的日子紧巴巴的，他们的生活成本大大提高。哈尔滨当得起东方小巴黎这个美称，一名游客写道，因为这里的物价和巴黎持平。俄国白党现在没有国籍，也没有有效护照，如果他们想离开哈尔滨，寻找新生活，就必须花钱购买出境许可证。一个英国人被警察暴打一顿，他被指控造假，直到付了一大笔罚款，才被一名官员放了出来，并表示歉意，“我们很抱歉，还以为您是俄国人呢”。《哈泼斯杂志》刊登的文章说哈尔滨是“世界上唯一黄种人统治的白人城市”。文章的标题令人震惊，“在那黄种人统治白种人的地方”。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乘坐的私家火车被炸，他受了重伤，随即撒手人寰。计划刺杀的是一名日本陆军上校，企图用更听话的人代替张作霖。这位军阀的儿子没有公开谴责日本刺杀父亲的行径。他只是默默接管了东北，与中华民国政府达成和解，让东北和全中国共命运。日本可能一开始还以为人称少帅的张学良会像他父亲一样，可以被利诱和收买。在1929年一次手下高级将领们参加的晚宴上，他彻底打碎了日本人的美梦。少帅下令，将两个亲日派的军官当场枪毙。

“俄国暴徒与华人在哈尔滨对战，”1932年的《纽约时报》刊登了这样的报道，“结冰的道路上，他们设了路障，毫不留情，五死二十二伤。”一名八岁的俄国流浪儿饿得发慌，偷了一个小蛋糕，结果被带到中国警察局。一群俄国人围在警局门口，要求放人。警方派人驱赶，俄国人随即占领了中国大街。这条哈尔滨的主要大街铺着漂亮的鹅卵石，路两旁是宏伟的酒店和琳琅满目的商店。俄国姑娘们常在路旁叫卖丁香和鸢尾，旁边还有中国货郎贩卖糖葫芦。一名游客写道，中国大街上的购物者们全都“步伐轻快，仿佛随时随地都能起舞”。现在，俄国人毁坏各家商店的家具、店门和窗户，设立了路障。《泰晤士报》的报道口吻十分紧张：“哈尔滨剑拔弩张，喧嚣吵闹，令人想起法国革命时那些疯狂的岁月。”沙皇拥护者和苏维埃主义者们头一次肩并肩一致对外。中国警察用消防水管朝人群喷水，但在1月的严寒下，水冻住了，“更让路障坚硬得如石头一般”。接着警察们拿着来复枪威胁，结果引起俄国人的反攻。他们高举大棒和拳头。这一次较量以俄国人的获胜告终。

今天，这条街已经改名为中央大街。仍然是鹅卵石的路面。街边保留了旧时代新艺术派的商店，被粉刷成淡淡的草绿色和鲜丽的柠檬黄。路边的标牌在中国来说也算是非常独特，上面有中英双语（但没有俄语）介绍了不同建筑的设计师和原来的用途。很多建筑以前都是俄国犹太人开的百货商店和餐馆。很多店铺依然在营业，只是招牌变成了东方饺子王、麦当劳或东北毛皮店。有家商店里专卖俄罗斯套娃；有一家的窗户上冒着热气，俄罗斯大列巴新鲜出炉。

这是一条步行街，也是哈尔滨的主要景点。街道一端是一家假日酒店，另一端是一家沃尔玛，旁边就是松花江南岸的斯大林公园。江畔步道上，常有老爷爷在放风筝。一个穿着布鞋，蹒跚散步的老头脸上带着微笑，给我看他手上透明塑料袋里的金鱼。“我带它出来散个步。”老人郑重地说。

不远的地方有个小扩音器，里面反复播放着“抵制日货”。在俄国人修建的现代酒店门口，大学生们坐在一张桌子后面，散发传单，号召大家保卫钓鱼岛。从中日第一次战争开始，两国就为这个岛的归属权争吵不休。和学生们竞相吸引行人注意的，还有鹅卵石路正对面的另一个摊位。扬声器里传出的声音十分尖利，请大家“坚决粉碎非法电子游戏”。我看到桌子后面有一个童话般的铺面，茂盛的藤蔓将店门半遮半掩。外墙铺设了常青木板，嵌着玻璃窗，里面有蕾丝窗帘。我悄悄走进店里，关上厚重的木门，将扬声器此起彼伏的尖叫关在店外。店里飘着一股白菜小馅饼和咖啡混合的香味。黄色的墙面上挂着俄国人的黑白照片。原来是家咖啡店，叫做苏菲娅。

店主胡宏五十多了，一头黑发剪得短短的，头上落着一些木屑。“我正在翻修新餐馆呢，”他说，举起一杯伏特加要跟我干了。“我受过建筑师培训，但还是喜欢现场动手，做一些东西。坐在会议室里，讨好那些当官的，求他们批准我的设计也太憋屈了。那些人还不是本地的，而是从很远的地方调过来的。简直太可笑了。一遍又一遍地让我改稿，不管多荒唐的建议都必须照办。就说今天吧，我在橡木桌板上刻一朵玫瑰，挺辛苦的。一个建筑检查员来了，转了一圈还算满意，结果出去的时候在我桌前停下说，‘刻朵别的花嘛，菊花比玫瑰花好’。”胡先生说着突然哈哈大笑，“东北人就这副德行，眼前有啥，总要提点意见。”

他是土生土长的哈尔滨人，不过是混血，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俄罗斯人。“墙上这些照片里都是我的先辈，”他说，“这儿本来是他们的房子。”立体声音响里小声飘着柴可夫斯基的组曲，胡先生带着我四处参观，经过祖父传下来的钟，欣赏了一个笑容灿烂的短发美女的照片。而笑容同样的胡先生骄傲地指着照片说，“这是我妈妈”。“我开这个咖啡馆就是为了纪念她，也是用她的名字命名的。她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去世的。当时苏联和中国闹掰了。我被送走了，”他顿了顿，“再来杯伏特加吧。”

他递给我一张自制的报纸，报名叫《俄罗斯新闻》，旁边是一张蒸汽火车的照片。“我每个月都弄这个。算是侨民通讯吧。我会在上面节选一些我母亲20年代写的日记。”胡先生说，这不仅仅是为了纪念母亲，也是让哈尔滨的历史记忆保持鲜活。

“只要是在这城里长大的本地人，谁也不例外，都是混血的，没有血缘上的混，也有文化上的混，”他说，“可能年轻人或者游客都不了解。就说这斯大林公园吧，就是中国仅存的，也许在俄罗斯都没有了。为啥还叫这名字？大家根本不知道谁是斯大林，也不知道他做过啥。叫希特勒公园说不定也无所谓。但我们都知道，斯大林是俄国人，现在俄罗斯是我们的朋友。但俄罗斯并不一直都和中国友好，历史也不是‘一开始那样，但现在这样了’这么一句话可以简单带过的。”

曾经做过建筑师的胡先生给我看了一篇杂志文章，写到他的设计，为了纪念“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拆毁的圣尼古拉斯教堂。现在，教堂旧址上修了个转盘。“我们可以在转盘上加一些洋葱顶雕塑，至少能提醒人们，那座教堂曾经是哈尔滨最宏伟的建筑。我不知道市领导会不会同意。”他说，领导们肯定会说，圣索菲亚大教堂已经翻修过了，作为博物馆对公众开放，保存一个遗迹，跟保存很多遗迹没啥区别。

胡宏喜欢研究日本的建筑，他说这让自己成为“历史的东北人”——身上有俄罗斯和日本“零件”的中国人。我说，中国人都要在自己前面加个民族定语。胡先生觉得没必要。“我就是中国人，大多数中国人都知道，这是个多文化和多民族的国家。”

很多中国人的民族特征并不明显，只是默默存在于他们的身份证上。然而在东北，这些特征清清楚楚，映在脸上，流在血液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