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姨戴着她那顶毡帽，弯下身子，给红旗路边那些虞美人除草。她问我在温泉那儿看到了啥，有没有打听到东福米业接下来的打算。我们一起蹲着，边干边聊。今天是工作日，路上空无一人，只有我们两个，在黑土里刨呀刨。

她一股脑儿把心里想的都说了出来，问我有没有过度发展这回事。“怎么就能知道一个地方已经发展得正好了呢？”

在北京的时候，我用四年时间，采访了很多居民、官员和城市规划者。没有一个人问过我这样的问题。从建筑师到开发商再到政府，没有人想过去问问那些胡同里的街坊，要把他们的四合院和土生土长的社区给翻修（更普遍的是拆了重建）一新，他们自己有什么看法。其实很多人应该都会希望远离布满危房的狭窄胡同，搬到设施齐备的新公寓去。有的可能会建议就地改善四合院的供暖和排污，让街里街坊能继续快乐地生活在这热热闹闹存在了六百年的老社区中。中国的首都曾经密密麻麻地布满了胡同和四合院，这是特色相当鲜明的传统城市规划代表作。然而现在它正逐渐变成一个以汽车为中心，由环城高速和购物城相连接，无计划扩张的毫无特色的城市。我总会礼貌地指出，美国曾经也是这样发展的，而现在已经有意识地修正和回归。北京不用走美国的老路，不用把那些错误再犯一遍。这话让一个官员义愤填膺，他自豪地说：“我们完全有权利再犯一遍美国的错误。”加宽道路、夷平四合院、增建地铁、大修高楼：北京仿佛永远也不会发展得正好。

尽管各大城市的天际线日新月异，中国仍然有十分之一的人口在贫困线以下，日收入不超过一点二五美元。这一点二八亿人，大多数生活在农村。

荒地算是比较富裕的农村了，土地肥沃，建有火车站，集市兴旺，街道也铺设得平平整整。然而，随着晨跑的距离越来越远，我发现，红旗路在村外的延伸部分越来越窄，越来越破，最终就是一条小土路。我跑过一些小村庄，路旁没有商店和学校，只有令人掩鼻而逃的垃圾。木结构的平房油漆剥落，周围的篱笆也只是用树枝草草缠在一起。篱笆上还经常挂着粗糙的广告条幅，卖自家的家禽或宣称可以帮别人挖井。这让我想起美国那些比较贫穷的小城，总有人卖自己养的兔子，或提供理发服务。站在屋外的人们穿着破烂的棉袄，双手揣在衣兜里。我一路绕过路上的泥水坑，他们就直愣愣地盯着我，什么也不说。我感觉自己就像是当街小便被逮个正着。

一天早上，室友关先生出发的时候，我也起了床，和他一起跑到松花江。他捕鱼的地方和我想象中数百年来的样子一模一样。和吉林市不同，这里的河岸没有水泥修筑的平整堤坝。农田旁边就是沼泽，里面的水畅通无阻地进入沟渠。关先生站在水浅的地方撒网，看上去仿佛是来自过去的影子。他说有时候在荒地市集上卖鱼的时候，会有来温泉一日游的城里人举着相机拍他。然而，他不是他们乡村情怀中一个颇有怀旧感的人物，他是关先生，一个努力谋生的乡下人。

我沿着松花江的大湾往北跑了将近五公里，一路上没有桥，没有轮船，没有人。连卖矿泉水的都没有。要知道，在中国，跑进深山里都能遇到卖水的。一只喜鹊陪我跑了一程，它在电线间翻飞，电线杆子是木头的，上面还有树皮。

我跑到一片新种的玉米地。地上散落着先锋牌种子的大袋子。我的第一感觉是悲伤，就连这里的土地，也成了全球化农业的一部分。但转念一想，这也算是万物归宗的体现。先锋是属于世界第一大种子公司杜邦的品牌。该公司成立于艾奥瓦州，创立人是亨利·华莱士（后来做了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副总统）。而他试验的第一批杂交玉米种，就是美国和中国的混血。

我又回过去往南跑，跑过一个名为大红土村的小村落，全都是陈旧潮湿的红砖房，我真想把它们全部拆掉，到阳光下晒晒干，再重新组装起来。

“这片儿以前都是这样的，”三姨说完，又照顾起她的花儿来。

小满前一天，三舅把他那块地上的谷糠都耙掉了，弄成一堆堆的烧掉。一夜间，谷糠堆阴阴地燃烧着，湿气催生出呼哧呼哧往外冒的白色烟雾，像羽毛。吃完晚饭后我往家走，一路是还在燃烧的灰烬，黑暗中明明灭灭的光，仿佛天上的星座。

第二天一早，三舅雇了个人，开着拖拉机，把地犁了一遍，把灰烬搅吧搅吧变成肥料，从褐色泥地下约四十厘米的地方把新土翻上来。到午饭时间，三舅的地看上去就像一大块布朗尼蛋糕。踩进软绵绵的肥沃土壤，一下子就淹到了脚踝。

有机农场成本太高，需要的劳力三舅也管不过来。他来来回回走着，喷洒着粳杰612除草剂。这种药剂的主要成分是吡嘧磺隆。包装上用中文写着，兔子、仓鼠、鹌鹑、蓝鳃太阳鱼和老鼠不可服食。“老鼠都不能吃！”我大惊小怪。但三舅说这很安全，人人都在用。事实上，这是广泛应用于全世界的一种除草剂，各地的牌子不同，比如死硬（这个名字很应景，让我哈哈大笑）。

村里打开了水泵，田野被二点五厘米的井水覆盖。机械化的播种机将种子撒到田里，水泵再次打开，再次淹没。三舅的庄稼就这样躺在地里等着丰收的季节。他庆祝的方式和每天结束时的庆祝没什么两样：在炕上吃顿肉，喝点啤酒，看《新闻联播》。

6月，节气从芒种换到夏至，荒地的景象也变成绿油油的千里沃野。红旗路成为一片绿海中的灰色水流。白茫茫的冬天和雨水浸淫的春天之后，灿烂的阳光和新鲜的空气又回来了。我敢发誓，我能感受到万物的光合作用，嗅到它们产生出来的叶绿素（也有可能是除草剂的味道）。

田野也仿佛熠熠生辉：农民们在杆子上绑着光盘，既能反射阳光，又能吓退企图来地里偷吃的麻雀。平静的水面偶尔蹦出一只青蛙，游来一只鸭子，跃起一条鱼。三舅说，这些动物是最好的“杀虫剂”：青蛙吃蚂蚁之类的虫子，鸭子负责蚯蚓什么的，鱼儿们则靠菌类果腹。

来了这么久，我还是第一次明白弗朗西斯对荒地那份割舍不下的归属感。这里和中国的城市不同，地理特征几乎没变。三舅这个房子原来是她住的，景色和如今并无不同。反观北京，我们俩喜欢的很多地方，包括曾经一起教书、生活和恋爱的那一整片地区，已经全部变了样。我们旧地重游，却无从怀念。那段过去只能存在于我们的回忆中，慢慢褪去颜色，完全无法挽回，有时甚至会错觉根本没发生过。

弗朗西斯说，乡下很少会让人产生这种怀旧的感伤。不会有人感叹过去的好时光一去不返，只有一辈子都守在这里的一大家子，无论好日子、苦日子，永远一起生活下去。一个周末她来看我时，两眼放光，拉着我急急地跑去田里，小时候，她就是在那里坐着，玩着湿润的黑土，看外婆弯腰种稻子。外婆一边劳作，一边温柔地唱着那首儿歌：“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我问燕子你为啥来？燕子说，这里的春天最美丽。”

三十年后，弗朗西斯依然能清楚指出那块地方。她眼中映着遥远过去的清晰印象，因为高兴，眼眶里甚至有些薄泪。

怎么就能知道一个地方已经发展得正好了呢？东福米业的广告牌上说自己的目标是建设东北小康村。但三姨提醒我说，亲手建设这个村子的，是我的邻居们，包括三舅。五十年前，荒地还是一片沙丘和泥沼。

往前再数一个世纪，经过周边地区的探险家在日记中描述这片土地，说这里让他们想起拓荒者丹尼尔·布恩在肯塔基的经历，以及刘易斯或克拉克穿越美国西部的情景。有人拿培根熬的油在脸上身上涂了厚厚一层，好抵御那些巴掌大的蚊子。1886年，一个印度文官机构的官员来到此地，搜集不同种类的动植物，之后写下了第一份涵盖广泛的东北调查报告。他找到的基本都是小虫子。“我找不出任何语言来形容这里种类繁多的蚊子、小昆虫、蜜蜂和牛虻，我们每走一步都要遭到这些东西的袭击，”亨利·E·M·詹姆斯回忆道，“我们每个人都武装了一个装有马尾巴的铁耙子，一路奋起驱赶。这种徒劳的努力仿佛更激起了敌人的斗志，让进攻更为恶毒和猛烈。我完全被打败了，筋疲力尽，根本无法前进，也无法保护自己不被叮咬。有时候我有气无力地抬起手，朝自己脸上打一下，一次能打死十几只。”

为了对抗这些吸血狂魔，不让它们“在脸上留下弹孔般的伤痕”，詹姆斯说中国居民们耕地时会在头上戴上铁环，铁环上固定着冒烟的木头。“要是非要找个令人生无可恋的时候，”他写道，“那必定是满洲的夏天。”

他的旅伴是个三十三岁的英国中尉，名叫荣赫鹏。后来，在英国和俄国的大博弈[1]时期，这位沙场征战者领导了一场侵略西藏的行动，杀人如麻。后来他回到英国，成为皇家地理学会的主席。1936年从拉萨撤退时，他忽发奇想，成立了“世界信仰大会”，支持泛神论和自由博爱。

1886年远涉东北时，年轻的荣赫鹏也为蚊蝇所困。“新的人间极刑诞生了。”他写到了浑身是血被蚊虫叮咬弄得发疯的骡子。为了减少叮咬，在无比炎热的夏天，探险家们还是生起了一堆熊熊烈火，整个身体躲在火堆后面，才得以安睡。“当然，我们严重缺乏睡眠，这一段旅程实在艰辛无比。”

要是这些小飞虫没能让你缴械投降，东北虎也能要了你的命。“归队的信号发出后，要是还有人下落不明，”另一位旅人回忆道，“他们就会认为这人成了野兽的腹中物，或是不小心迷失在山野间。”

旅人们进入高山树林，湮没其间，只因太过林深叶茂。18世纪，一支队伍经过长达九天的穿越，“不得不让满洲兵士砍倒好几棵树，以便观察太阳，辨认方向”。一百年后，这些树林却面目全非，荣赫鹏写道，“目之所及，只有光秃树桩而已”。

19世纪关于东北的游记，大多都冗长繁琐，记录自己的精神如何在枯燥的长途跋涉中崩溃。1896年，一位英国领事来到吉林，写道：“道路极其危险。盗匪横行是家常便饭。旅舍数量极少，互相之间相去甚远。入夜还在户外行走，极易招来祸事。”第二天一早，他正在给自己的左轮手枪上子弹，说时迟那时快，一颗子弹“呼啸进入我们适才坐卧之地，射在对面墙上，泥土飞溅”。

随着清帝国的衰落，强盗土匪鸟枪换炮，变成军阀，虽无虚名，实际上却掌握了东北的控制权。一个发了横财的中国矿工，自称边塞可汗，在森林里建立了一个小小的独立王国，总人口达五千。后来他又将“王位”传给子孙，直到1925年其重孙“退位”才告结束。满洲的强盗土匪经常戴着红胡子的面具，所以也被统称为“红胡子”。他们横行霸道，肆意占地。一个诨名马疯子的土匪，在整个东北的城镇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北京政府不得不派遣了一支四千人的皇家军队前去追捕和剿灭。

19世纪时，夏末的霏霏淫雨总会冲掉道路上那些骡子拉车时留下的痕迹，一切变成泽国。修路的意思，不过就是在已经挖开的凹槽旁再开挖新的而已。冬天，这些道路便会封冻，没有避震的马车经过时，不停地震动打滑。

探险家亨利·E·M·詹姆斯，裹着厚厚的羊皮袄，冒着暴雪和零下40℃的严寒，却好似并不在意极端的气候。“只要北风不吹，这寒意便显得平易，干脆，令人振奋。”接下来的描述却让我想起自己冬天在红旗路上痛不欲生的行走，“然而，北风一吹，惨状不忍多述”。

他一天行路将近五十公里，相当满意。然而，天黑时队伍来到一个貌似可驻扎之地，往往只能找到一个摇摇欲坠的旅店，不过是几间矮小的泥棚，还散发着牛粪的味道。店里提供的伙食，是“一些无法下咽的猪肉”和“放了六个月的咸蛋熬成的糊”。相比之下，他的旅伴荣赫鹏的经历则幸福许多，他在一个边防的军需商店，买到了一罐新加坡的凤梨罐头。

不过，旅程基本上还是被浓厚的愁云惨雾覆盖着。荣赫鹏先抱怨了一通当地人总是盯着他们看，然后说：“但这是每个来中国的旅人司空见惯的经历，我所说的已被前人描述过上百次。”他偶尔的乐观也许来自旅途中发现的鸦片（“在我看来，这是上帝的恩赐之一”）。同时，他和今天到东北旅游的人们一样，爱上了这里的特色食品：饺子。他说，饺子“色味鲜美，轻柔弹牙。滑如果冻，入口即化”。

东北有仅次于长江的中国第二大河流水系。但当时支流淤泥堆积，河道宽而浅。松花江流经某些区域，宽度可达一千六百米，深度却不到一米。河道交通只能依靠首尾高高翘起的高桅舢板。蒸汽轮船完全无法通行。1856年，美国总统皮尔斯派一位海军上校前来考察此地的水文，看是否有通商潜力。上校报告说，先锋队向船舵手报告河道深度的工作“进展缓慢，因为他们不得不辛苦在沙坝中插上杆子，或者用纤绳拖着船在浅滩行进。这令我想起密西西比河与俄亥俄州早期的驳船和龙骨船”。上校觉得自己最初的通商提议可能会因此被弃之不用，于是相当有先见之明地提出可以修建一条铁路，连接欧洲与满洲，直通太平洋。

此处的河流也极易泛滥成灾。17世纪，一位法国传教士陪同清朝皇帝来到吉林，他记录了一场洪水，撕破渔网，冲毁船只。大家不得不狼狈地退守陆地。“吾辈竟成游鱼之玩笑，”皇帝当时感慨道。周围被水冲积出来的平原上，全是半个身子陷在淤泥中死去的骆驼和马。“就连皇上都被迫步行，唯恐坐骑陷落淤泥。”

1886年，来到吉林的亨利·E·M·詹姆斯发现这个城市的西边“全年多半时间都在水下。居民划船往来，类同威尼斯”。

詹姆斯和荣赫鹏在这趟将近五千公里的旅途中，承受了蚊虫叮咬，躲过了猛虎吞食，逃离了强盗刀枪，忍住了天寒地冻，跋涉过破烂道路与凶险河道。穿越满洲的八个月里，他们遇见了森林樵夫、淘金工人、大豆农民、佛家和尚和淘人参的。所有人都已经迁徙到新近开放的聚集地，颇有点中国人大量涌入加州参与淘金热的气势。从1850年到该世纪末，吉林省的人口翻了十倍。

詹姆斯和荣赫鹏继续北上，一路常见拉着棺材的骡车，往相反方向行进。“里面装的都是客死满洲的拓荒者，”荣赫鹏写道，“被带回他们的家乡。”每个棺材上都放着一个笼子，笼子里蹲着一只公鸡。“生者希望公鸡的鸣叫，能让逝者亡魂不灭，随着队伍翻越长城。否则亡魂会四处飘荡，忘却肉身，导致身体归乡入土，魂魄却不知所属。”

不久以后，东北就要从一个荒凉的帝国边关，变成国际铁路交会点。如果上述描写拍成一部电影，场景到这里就该渐渐淡出了。一片黑暗中，能听到骡子拉着吱吱呀呀的木车，走过那些泥泞的凹槽。北风呼啸而过，吹弯了地里及肩的高粱。草垛间大约还藏匿着戴面具的土匪。金发碧眼的西方人经过忙不迭躲开的中国人身边。公鸡在棺材上响亮地鸣叫，提醒亡魂保持清醒。

我和弗朗西斯在吉林市的一条主干道上闲逛。路两旁的商店在中国随处可见：鞋城，肯德基，袜子世界，韩国辣酱汤餐厅，手机大卖场，麻辣哈哈鸭脖王，又一家肯德基，里奇波士和格威特等牌子的专卖店。接着就出现了此处独有的东西：一栋在1930年吉林大火中幸存下来的建筑。吉林所有的木结构房屋都在那场大火中化为灰烬。那栋建筑就伫立在松花江边，是一座灰砖修筑的教堂，由法国天主教传教士于1926年修建，哥特式的尖顶与周围那些死气沉沉背面贴着白色方形瓷砖的办公楼格格不入。就算大多数吉林人只是来这里搔首弄姿地拍照，教堂里每天仍举行弥撒。

我们沿着滨江的人行道漫步，沿途经过乒乓球桌，篮球场和比较轻松的锻炼工具。在上面转来转去的都是些老太太。“他们应该把这些老人的锻炼场所标记在城市地图上，”弗朗西斯说，“这些地方都是重要地标，来这里肯定能问到路。”

然而地图上只能看到一片水，水上画着鸭子。我们往实地一看，嘿，还真有鸭子。

“这些都是假的吧？”我说。“这里本来是皇家船厂的所在地。所以广场上才有船的雕塑。”

“这些鸭子的位置也很准确呢，”弗朗西斯又低头核对了一下地图，“更新得还真及时。”

地图上还用有些难以辨认的字标出了河对岸叫做圣母洞的一处所在。我们俩都没听过。但在一片鲜花盛开的榆树之间，我们看到一个白色的尖顶微微冒头。

我们叫了辆出租车，过了桥，司机把我们放在一条凹陷的水泥路路口。“我没法从这条路开到河边儿去，”司机说，“回来的时候绝对上不来。你们走过去呗。”站在一个制造铝合金门窗的小工厂门前，我有点犹豫，等着也许躲在暗处的看门狗先出手。但弗朗西斯指着一个锈迹斑斑的蓝色小牌子：退休之家。“这儿不会有狗的，不然老人们会抱怨狗叫太吵的，”她依循着人之常情猜测。

我们往低处走，穿过空空的房子，没有狗。路的尽头是一扇高高的铁门，门口的牌子上写着天主教吉林神哲学院。往里瞟一眼，好像也空无一人。学校旁有公安局竖的标志：严禁烧烤。勿丢垃圾。保护圣母洞环境卫生。

道路变窄，只得一条小小通道，转过一角，见小山山体上不到四米高的一个洞，装饰着黄色塑料菊花的花环。圣坛是一块中间有凹陷的花岗岩石板，上面一个壁龛，里面是圣母马利亚的塑像。神像面对着六条简单朴实的木长凳。洞里有泉水叮咚作响。

“这个还挺稀奇的，”弗朗西斯说，“东北连佛教洞穴都没有。没有佛，居然有马利亚。”

一块牌子上用中文介绍了这个圣母洞，始于1920年，也是那个修灰色哥特式教堂的法国天主教传教士的作品。1938年，东北一共有将近四百座天主教教堂和一千两百名法国牧师。同一时期，以爱尔兰和苏格兰长老会教徒为主的清教传教士也在这里建立了教会医院，到今天还在发挥作用（当时一位传教士解释说，之所以要让懂医术的人来传教，是因为“医生有巨大的优势，在消除身体病痛的同时，能得到打开对方精神信仰之门的钥匙”。这道理到现在也没变）。也许是因为这些传教士在接受医术上的培训时养成了耐心记笔记的良好习惯，他们在行医传教的同时也笔耕不辍，写下了很多他们对东北的印象。

这些又薄又脆的书在美国图书馆卷帙浩繁的书架上毫不起眼，躲在角落里积灰。书上前一次的借还日期是用手写的，要追溯到一个世纪前。书里的内容令我深深着迷：让人惊讶的是，大多数传教士并未言必称上帝，他们用了大量的篇幅描述作为外国人孤身待在东北的感受和见闻，很多文字都表现出欢乐幸福之情。

有个女医生叫伊莎贝尔·米切尔，我真想和她一起吃饺子。她高大强壮，浅色的瞳仁，蜷曲的褐色头发规规矩矩地扎在头上。这位米切尔医生出生于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1905年，二十二岁的她来到吉林市。她在日记中写道：“我也许会哭泣，但并非出于痛苦和忧伤，因为我的心被深深的，深深的喜乐填满。我终于来到了这片土地，这个我命中注定的避风港。”她来的时候正是隆冬，怀疑自己是不是再也看不到绿草红花。到了春天，她写道，东北的颜色就是“泥土与蓝”：蓝色指的是男人穿的棉衣和“清澈如洗的天空”。她面临的困窘显然比我要多得多，但笔下的字句却让我想起做和平队志愿者时的情形，努力适应无处不在的好奇目光，期待家书的问候与关怀，慢慢地学习中文。“每天，”她写道，“我都越来越感觉到，得到允许来到此处，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

米切尔医生总会审视自己的工作是否对当地情况有所改变。后来，她下定决心，不要再询问这样做的意义。“在这里，就是意义。”

二十六岁那年，伊莎贝尔·米切尔患了白喉，不幸芳魂归西。她被埋葬在吉林的俄国公墓。现在这里已经变成一个购物中心，找不到她墓冢的蛛丝马迹。

弗朗西斯和我都对圣母洞的存在而惊讶。介绍上说，“文化大革命”时，马利亚圣像被毁，红卫兵在洞里写了反基督教的“大字报”。1986年，当地的天主教教徒捐了钱，重建此处，“作为一个反省与祈祷的安静所在”。洞顶有个小礼拜堂，祈愿者的愿望潦草地写在墙上，黑色墨水在白墙上显得格外清晰。如今，这个礼拜堂已经关闭，访客唯有毛茸茸的蜘蛛。它们编织着错综复杂的网，透过空隙还能看到教徒们给马利亚的许愿，比如：

“这些人还以为马利亚是圣诞老人呢，”弗兰西斯说。

我心想，既然人们要的不是健康和安全，而是最新款手机，那这个地方大概就应该发展得正好了吧？也有些愿望比较走心：

在我看来，这些话竟有抚慰人心的作用，很有人间的烟火气。在这个圣骨箱里，没有骸骨，而是装着人们的愿望。一个壁龛的整面墙都被一封写得密密麻麻的信填满了，弗朗西斯读着读着就靠紧了我。信的开头是这样的：“我想你，我多么想念你。你知道吗？你想我吗？现在你都不跟我说话了。我们真的要这样结束吗？我真的不想就这样结束。真的不想。生命多么短暂。”

我搂紧了弗朗西斯。就像那位早逝的伊莎贝尔·米切尔医生写的，在这里，就是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