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个博物馆，我特别想去看，在东北的最南边。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大连和相邻的旅顺港在俄国、日本和中国之间颠沛流离，而东北的铁路交通呈现漏斗式的发展，最终走向没落。我想，多年的岁月中，历史与各种见证历史的物件慢慢堆积，就像排水道中堵塞的残余。

六百多公里后，荒地出发的慢车在大连的一个火车站停下，我下了车。这里还保留着日占时期朴素威严的白石建筑。轴向的道路连接起环岛，带我走向大和旅馆的旧址。这栋有着一百多年历史的建筑老态毕现：前台问我能不能和其他房间共用冷水洗澡，因为楼里的水管经常爆，没几个房间有自来水了。

这个旅馆是日本在大连市中心广场设计的一系列建筑之一。广场上之前有一块纪念碑，纪念日俄战争中阵亡的士兵。一名日本职员的年轻女儿在回忆录中提到，1932年，她目睹广场上举行游行，庆祝伪满洲国的建立。

“前进的高中生们跟在学校的礼乐队后面，白天，挥舞着日本国旗；到了晚上，就举起点亮的纸灯笼，白色为主色，上面有一个大红点，代表了日本国旗。灯笼把街道点亮，如同成千上万闪耀的红色圆球，飘过广场。”

纪念碑早已消失。现在，玻璃外墙的写字楼完全抢了广场上那些低矮的石质殖民时代建筑的风头。那位撰写回忆录的日本女孩，她的故居位于呈阶梯状的鸣鹤街，现在也在中国暴发户们的翻新之列。就像她回忆的，这些别墅有奶油色的外墙，红色的瓦屋顶，“鲜艳明媚得如同小人书的插画”。而她上过的日语小学“安静地坐落在公园外沿，高高的合欢树投下浓荫”。现在，这所小学当然只教中文了。

俄占区也有一小部分保留了下来。就在火车站背后，一排两层的木质住宅，刷了淡草绿色和柠檬黄的新漆，被命名为俄罗斯风情街。在步行道的购物区域，打着伞的中国游客跟小贩讨价还价，购买双筒望远镜、贝加尔湖牌香烟和伏特加之类的商品。

1903年修建的最早的一小片遗迹，隐藏在商店后面。我溜过一片片蓝色锡板，就迈入过去的岁月，踩入一片脏兮兮的泥水洼。曾经崭新恢宏的大宅，如今木梁腐朽，红砖也被多年的风吹雨打弄得坑坑洼洼；简陋的棚屋盖满了过去的花园。这里以前只住了一百户人家，现在的户数是那时候的十倍。

一群老太太在一个过去是老车房的拱门下面聊天，其中一个邀请我进去。

“你的祖先在这儿住过？”我们踩在木台阶上，发出嘎吱嘎吱不安全的响声。

她说，有时候，会有外国人在这一片慢慢地散步。是些白皮肤的中年人。一般都不会说中文。她也听不懂俄语。落日西沉，蝙蝠在暮色中盘旋。我问老太太那些人除了散步还干些什么。

“他们就是看啊，”她指指那些墙壁。

然后呢？

“然后就离开了。”

回到蓝色锡板的另一边，大连随处可见来海滩度假的游客，要么双双对对，要么三五成群，要么是个旅游团。独自旅行最糟糕的，就是在拥挤的人群中一个人吃饭。落日将尽，穿着裙子和高跟鞋的女人从门廊边款步走来，用英语耳语道：“按摩吗？”我怀念起吉林市那些更为温柔纯良的推销者，都是些卖针织品的阿姨，无辜善意地问我：“买袜子吗？”

我走进天津街的一家书店买地图，经过一个书架，上面放的都是新书，《羽毛球实用英语》《孩子别怕》《永不言败》。我在《美国总统情书精选50封》前停下来翻了翻。哇，原来拉瑟福德·海斯[Rutherford Hayes，美国第19任总统。——译者]还有这么温柔的一面？书的最后是莫妮卡·莱温斯基写给比尔·克林顿的信：“亲爱的帅哥，我感觉自己被抛弃，被利用，无足轻重。”

我也是，莫妮卡。我也是。

我走了很长一截路，累得不行，在路上小贩那里买了蚵仔煎和鸡心烤串，吃完上了去星海滩的公共汽车。到了以后，我买了瓶冰啤酒，脱掉鞋袜，踩着冷冷的粗糙的沙子扑进黄海。海浪不断涌来，淹没我的小腿。我想念荒地的稻田，就像想念家。

值得一提的是，大连没有特别官方的历史博物馆或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80年代，大连市长是薄熙来，全市意气风发，要建成中国最具现代化气息的大都市，“北方香港”。一个过去只有官员能使用的海景车道向大众开放了；沙滩进行了清洁，与市区之间通了新的电车；革命烈士雕塑被足球明星塑像所取代；那时候大连有着全中国最好的足球队。薄市长承诺说，要建成一个不堵车的城市，增加了左转红灯的信号（当时在中国非常少见），还组建了一批骑兵交警。这就是著名的大连“女骑警”，清一色的巾帼英雄，穿着紧身的白色衬衫和海军蓝的裙子，吸引了中国乃至全世界媒体的目光。大连不是一般的中国城市。大连与众不同。大连一年一度的节日，是一个时装周。

薄市长建了一座博物馆，并非为了纪念这个城市斑驳复杂的过去，而是展望其未来。大连现代博物馆就在星海滩附近，白色柱子让人想起大连火车站日本人的设计。据说这个博物馆的规划是薄市长亲自审定的，连黑色大理石地板的光泽度都要过问。他很清楚，大连这座博物馆不会走寻常路，去纪念传统或历史，而是要歌颂发展，向前看。

1999年博物馆刚开放时我就去过。“欢迎来到未来，”那时候解说员一路对我微笑。未来看起来已被模拟，解说员在我耳边低语着鼓励，我站在屏幕前，操纵控制杆，把一艘游轮开进大连的港口，在空旷的街道上飞速飙车，在海岸上空来了次虚拟飞毯行。从高空看下去，整个城市缩入绵延起伏的山丘当中。我的飞毯升高了，离开了现代博物馆对明日大连的展示：浪漫海滩之城；无拥堵城市；时尚之都；足球之城；海鲜之城。屏幕上是万里无云的高远蓝天，还有谁会想看大连的过去？

薄市长的城市美化工程让大连有了大片的草坪和价格亲民的住宅，这些都吸引了外商投资，还赢得了联合国人居署的联合国人居奖。他把一个曾经的工业港口变成旅游胜地，赢得了交口称赞。担任大连市长七年后，薄熙来升任辽宁省省长，接着接受了商务部部长的任命，之后被派去中国土地面积最大的城市，长江边的直辖市重庆做市长。2013年，法院判决薄熙来在任大连市长期间，贪污受贿，滥用职权，他被判无期徒刑。

博物馆里原先的女骑警人体模特被锁进仓库，飞毯模拟器、联合国奖以及足球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一同消失的，还有为数不多的南满铁路遗物，包括生锈的标牌和车站的钟。

我现在看到的展厅里，全是传统的中国字画和景泰蓝花瓶。四层博物馆，让这些小型的展览显得特别不显眼，就连国家重大历史主题的展览，那些表现“封建主义”“贫困”“战争”和“解放”的绘画和雕塑展，都相形见绌。

“现代博物馆要物尽其用，”新馆长坐在画廊一样宽敞的办公室里，告诉我，“甚至在薄熙来同志出事之前，我就希望把这里变成一个真正的博物馆，不要做个公关的门面。”

我坐在一把套着椅罩的长毛绒椅子上，非常舒服。面前光滑锃亮的红木茶桌上摆着陶瓷茶杯，茶水热气氤氲，无声缭绕。我后悔穿了短裤。

馆长名叫刘广堂，一个颇有点好管闲事的中年男人，说起话来跟放炮似的，语速很快。他指着我的光腿说：“你的腿打湿了。”

“我没带换洗衣服。”

“外面在下雨。”

“所以我迟到了，对不起。”

“你的司机迷路了？”

“我搭公车来的。”

刘馆长那张看上去有六十岁的脸上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你住哪儿？日航？香格里拉？康莱德？”

“如家，”我说。相当于中国的汽车旅馆。

刘馆长又朝我一笑，忍着哈哈大笑的冲动。“你还真是铁公鸡啊！”他扯开嗓子喊了一声。“来来来，咱们吃饭去。你得吃饭啊。你喜欢寿司吗？隔壁有家很不错。”

十分钟后，我们肩并肩坐在一起，两人都脱了鞋。“工作时间不喝酒，”刘馆长看着菜单说。他点了大麦茶。

我去大连见刘馆长，是因为三十年来他一直在管理附近的旅顺博物馆。我很好奇，每次政治风向一变，展品随之撤换，从这样的展柜中能看到什么样的东北剧变。

旅顺博物馆特别容易“走上修正主义的道路”。1905年，日本在沿海击沉沙皇的舰队，赢得了日俄战争的胜利。之后，就把旅顺港过去的军官俱乐部变成他们欣赏中国文化的证明。其实就是殖民者的公关项目，和刘馆长口中过去的大连现代博物馆没什么两样。

“你还没去过旅顺博物馆？”刘馆长一边吃着生鱼片，一边问。

“我上次去旅顺是1999年，也就去过一次。当时被警察逮住了，因为手上没有许可证，还被罚了款。”

刘馆长哈哈大笑。“是，那时候经常有这种事。他们在哪里找到你的？”

“一个公共厕所门口。”

他捂着嘴偷笑。“你给钱了吗？给了多少？”

“我跟他们讲了价，最后谈到两百块，还让他们带我去邮局把钱汇了，这样我就有收据，可以报销。”

刘馆长绷不住哈哈大笑起来。“高！实在是高！你不愧是铁公鸡啊！”

他的助手飞奔着去埋单。他派她陪我去旅顺博物馆，说我应该“带着问题回来”。一辆专车载着我们开了四十公里，沿着海岸线边蜿蜒的两车道，一路风景如画。车开进一条长长的隧道，不久就到了旅顺。修剪整齐的草坪通往滨海区和海军的船坞。我还看到被警察逮住时的公共厕所。在中国，老房子总是被拆，但旧的公共厕所却是例外。

“拆了建新的没多少利润，”助理猜测，“公共厕所都是免费的。”

司机在区中心停了下来，三层的砖石结构房屋错落有致，和约一千公里外哈尔滨卵石路上的建筑遥相呼应。我走进前南满铁路的大和旅馆旧址，日本人曾把溥仪藏在这里达三个月，之后带他去了长春，1931年把他扶上伪满洲国的君主之位。如今这旅馆看上去无人照管，好像所有的人都在多年前跟着溥仪离开了，木地板一踩就嘎吱响，上面落满了烟头和僵硬的死蟑螂。没有牌子标明溥仪以前住哪间房。

在旅顺博物馆门口，我踩在车道上，脚底下发出粗糙的声音，路面是用打磨过的小卵石铺成的。“感觉我们在维也纳呢，”我说，讲解员也表示同意。

“日本人从俄国人那里接管旅顺时，想显示一下他们有多么文明，”她说，“这栋建筑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甚至在日本也是。”眼前的景象让我想起了哈布斯堡王朝[Hapsburg，欧洲历史上统治领域最广的王室，曾统治神圣罗马帝国、奥地利帝国、奥匈帝国、西班牙帝国。——译者]的宫殿。一共两层，大理石外墙没有装饰，但每一层都有一溜高高的拱形窗户，两边都有国际象棋棋子一样的塔楼。只有周围的柏树看上去还有点亚洲的风格。

下雨的周二，我们是唯一的参观者，一共经过了二十个展厅，主题是殖民收藏精选，全是中华文明的精品。古代青铜器！甲骨文！梵文佛经！丝绸之路木乃伊！成吉思汗的画像！精美的清朝陶瓷！博物馆馆藏共六万件，分门别类放在不同的展厅。展厅全都装着清一色的枝形吊灯，展示柜也都是高高的胡桃木柜子，擦得亮亮的，镶嵌着菊花：日本皇室的家族徽章。

我再次震惊了，在东北，一个人能感受和触摸多少过去，多少历史。博物馆隔壁是日本军部旧址，我的手指抚摸过他们的伪满洲国地图。上面有天下第一关，满洲人曾经从那里旋风般翻过长城，扫平全中国；上面有柳条边，在整个区域画了一根许愿骨[接近V形的Y形。许愿骨是火鸡胸部的一种两叉形的骨头。一只火鸡只有一根许愿骨，而且很脆弱，不小心就会压断。感恩节时，两个人分别拿着骨头的一端，默许愿望，用力一扯，让骨头断掉，谁折断骨头的部分比较大，他许的愿就会实现。——译者]的样子，骨头的尖峰就在荒地上面一点；这里是满洲里站和通往海参崴的火车；那里是哈尔滨，俄国人口中的亚瑟港（旅顺港）就在这里，日本在附近沿海击沉沙皇舰队后，又把旅顺（Ryojun）这个名字改了回来。长春那时候叫新京，就在地图的中央，是伪满洲国的都城。这里，是年轻的士兵长峰章被送去保卫边界的地方；那里，是日本母亲们忍痛遗弃孩子的松花江岸。这里，哈尔·莱斯降落在一片卷心菜地里，去解放那些战俘；那里，鸭绿江的断桥静静接受着风吹日晒。表示“您在此地”的红点在Dairen，这是大连的日本名发音。在这个城市，一个被尊称为刘馆长的男人在他的博物馆办公室里，等着一个穿短裤的“铁公鸡”带着问题回去。

我问他，这么多年，旅顺博物馆是如何逃过被毁坏、被抢劫、被没收，甚或是被改建的命运的？有没有军队曾经在这儿扎过营？有没有炸弹击中过这里？“文革”时的红卫兵是不是忘了，在安静的旅顺有个大宝藏，里面到处是他们要破的“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周恩来总理是不是打了个电话，命令红卫兵不要动旅顺博物馆？我在全中国的名胜古迹听过太多雷同而真实性可疑的“逸闻趣事”。所以总想问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到底哪些事情才是真的。

刘馆长笑了。“周总理这个故事挺常听到的，但旅顺不是这样的。我们把所有价值连城的文物装在箱子里放进仓库。大多数展示柜都清空了。我和同事们一起把革命口号刷在外墙上，挂了一些红旗，然后锁了前门。那时候我每天都要来上班，从侧门进去，就等着红卫兵来。他们来的时候，想把外面的雕塑给砸了，但我们已经在周围竖起了隔板。然后他们就想进来。我说他们来得太晚，馆里已经被破坏了。我把一些相对来说不那么珍贵的文物交给他们，他们大模大样地砸烂了，就走了。”

刘馆长的这番话没有吹嘘，甚至没有骄傲。他的语气就像一个步兵，讲述自己躲过参战活下来的故事。

“我的整个职业生涯，我这一辈子，都在保护那座博物馆和里面的一切，”他说，“说到底，我爱我的国家，也就是说，我是个历史学家，我爱中国的历史，一切都爱，好的坏的，辉煌的落寞的。旅顺博物馆，它的地基、大楼和里面的藏品，代表了东北独特的历史，以及中国历史中非常重要的部分。”

这是我第一次听一个官员用如此亲切深情又毫无吹嘘的语气说起中国历史。“博物馆是干什么用的？”刘馆长问。“它们是广告吗？不是。它们是我们祖先创造的活生生的故事。”

现在，刘馆长的任务是让大连现代博物馆变得低调些，主要用来展示艺术品和老物件。他说，他希望从旅顺博物馆带来的，不是藏品，而是那些放置藏品的高高的展示柜。因为参观者俯下身往玻璃柜里看的时候，总会被吓一跳，以为有人在回瞪着自己：那只是他们自己淡淡的倒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