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末，堆在墙边的秸秆上的露水结了冰。茅房周围苍蝇的嗡嗡声听来有些疲倦。大半年了，我第一次可以拍死它们。“那些苍蝇有战士的基因，抗日的时候遗传下来的，”弗朗西斯在Skype上说，“但谁也扛不住挨冻啊。”

关先生坦白说，他不愿意待在家里，总是在新的车间挨到很晚才走。东福米业的车间有中央供暖，而我们卧室的窗户漏风，寒气袭人。他建议我买一卷胶带来黏一下炕，凑合凑合得了。“这是在这个房子里的最后一个冬天了，”他如释重负地说。

早上，我走路去学校，总要把运动衫的兜帽紧紧包住耳朵。我想象吹向荒地的西北风在西伯利亚集结。“做好准备吧，当狂风从北边袭来，你会禁不住哭泣且无限哀伤，”1903年，一名在吉林的旅人如是写道，“因为你的鼻子、眼睛、指尖都将痛不欲生。”现在风还只是一小阵一小阵的，但很猛很冷，正在为东北一整个冬天“马拉松”积蓄力量。

地里的玉米秆干了，还没来得及收下来作为饲料贮藏。我跑了过去，十六公里的路程，来到山脚下。近距离看这些山，比家里看要小些。路的尽头是臭熏熏的垃圾堆。一个夏天的自我跑步训练，这里就是终点了。在这里我完全看不到荒地。跑回家的时候，一阵大风吹起毫无生气的白杨，黄叶铺天盖地地撒在我身上。

唯一还有点夏天气息的颜色，是挂在篱笆上晾干的白菜。每家每户旁干秸秆垛拔地而起，是整个冬天烧炕用的。稻田变成了一望无边的泥地。青蛙钻进休耕期的田里冬眠，等春天再醒来。

三姨站在红旗路上，一脸鄙夷地瞪着最近修起来的妨碍她种虞美人的东西。草皮上，工人们修起了一面薄薄的墙，高一米五，刷成丰收的金黄色。上面用红色大字写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工人们跟三姨说了，修墙是要保护她，免得来个车祸啥的把她家给撞了。其实减速带可能更有效。来往的汽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新修的路给毁了，每辆车车身上几乎都会带点土啊泥的。荒地第一次有了大量动物在路上被车辆碾杀的现象。遗憾的是田鼠和青蛙根本看不到是什么碾了它们。

“要是我们必须搬进那些高楼，那这面墙还能把他们干的丑事儿遮起来，拆房子的时候谁也看不到。”三姨猜测。她仔细打量和研究这面墙，我想她是不是把那句标语看成了一个预言。但她只是做了个鬼脸，说要把虞美人种在墙根下。说完就双膝着地，开始挖土。

这个季节时常会遇到突如其来的一阵冷雨，我会赶紧找避雨的地方，不过在这么一马平川的地方，挺难找的。暴雨让我被迫停止跑步后，我就在那座铺了铁轨的天桥下等着。吉林到长春的高速列车拖着光滑洁白的车厢飞驰而过，快得乘客都来不及看清荒地的站名。反正大多数乘客的窗帘都是放下来的。

站台空无一人。雨中，浅粉色的墙壁看上去挺美。车站是荒地最引人注目最干净的楼，不过废弃不用的库棚周围，野草已经悄然蔓延，入口也一片泥泞。一块生锈的牌子上写着：公用电话。现在农民和他们的孩子都有了手机。在新的天桥下，我看到很多用油漆喷的广告，挖井人的电话什么的。还有好多小纸片贴在上面，说什么“法轮大法好”；还有一张海报，上面有手足口病引起的水疱的图片。太可怕了，我干吗总是要去看呢？

暴雨变成了米粒大小的冰雹。

我向诊所跑去，推开贴着“二十四小时开放，祝您健康”的大门。护士说三舅刚刚才走，我在街对面发现了他，正坐在一张桌子边看电视。电视里蒋介石正痛苦地紧握双手，因为没能把日本人赶出东北。很快他就会遭遇兵谏，被迫联共抗日了。

“我知道这电视剧的结局。”

三舅说了声“啊”，权当问好。

电视继续放着，我们俩分吃了一盘春饼，这是东北版的墨西哥卷饼，夹一筷子葱丝，腌萝卜和辣味炒肉放在油亮亮的薄饼上，卷起来吃。我们没有要米饭。旁边的餐柜上摆着满满一大桶饭，想吃多少随便舀。丰收之后，没有什么庆祝，大家没有聚在一起吃今年的第一碗新米。我问为什么不，三舅说：“不就是米吗，有啥稀罕的？”

他有些艰难地站起来，踉跄地走到餐馆另一边，拿起一把椅子上折起来的毛毯，搭在我肩上，淡淡说了声“啊”，然后叮嘱道，“别病了。”

这餐馆就我们两个顾客。我们也没说话，只听筷子碰撞着碗沿，嘴巴咀嚼着葱丝，电视里将领在大喊，炮火在怒吼。我提醒自己，要尽情享受这一刻，好好铭记下来。三舅是我在这里的亲人，是唯一持续未变的变量。现在时光匆匆，这样的日子不多了。

我问起今年的收成，他一口气说出收了多少，卖了多少钱，像背电话号码似的，顺溜极了。土地的产出比他预想的高，大米的批发价也提高了，不过批发商也会跟着抬价。三舅预测，等大米真的上了架等着消费者去买，可能价格要高50％。

“涨价，”我说。

“别这么说嘛，”三舅说，“是提高，提高，提高。”

什么都涨价了。中国人太多了。

丰收之后，村里的人也变少了。又来了一场暴雨，我躲在一家人前门用锡板围起来的门廊下。一个小男孩撑着伞跑了出来，是荒地小学的孩子，我认得。他喊道：“老师，别站在那儿，别站在那儿，老师！”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解释说，这家的外墙被涂成红色，是因为里面停放着一个女人的遗体，要放到出殡那天。我害怕地一缩，这才发现前门的窗户也涂了红漆，只在玻璃上留下一个十字形的透明部分。

“咱们走，”男孩催促我，“免得她附你的身。”

“那你呢？”我说。“她为什么不附你的身？”

“我是个小孩儿！”男孩喊起来。

“那又怎么样？鬼讨厌写作业？他们不想再去上学了？”

男孩拉了拉我的胳膊说：“别开玩笑了。我们得走了，不然来不及了。”他把伞递给我，我们紧挨在伞下，往他家走去。

第二周，我被一阵音乐声惊醒。有人在吹呐子[唢呐的一种，属于中国民族乐器中的管乐器，用于吹奏地方戏曲，卡戏，模仿动物叫声，和唢呐不同的是，呐子没有笛孔，靠气息控制音高。——译者]，长长的喇叭，声音有点像卡祖笛。一吹这东西，要么喜事，要么丧事，通常还伴着敲锣打鼓，把那些邪灵吓退。音乐是从一条土路上的一户人家里传出来的，土路我从没去过。关先生说，死去的这位是个八十六岁的老太太，家庭和睦，儿孙满堂，后辈都来为她守灵，至少停灵一晚，甚至更长。关先生要去追悼会。“要是你也去，打招呼一定不要说‘你好’，”他郑重其事地说。我得说“你不好”。

我和他一起走到那家屋前，但在院子里停下了。我不认识这位逝者，也不知道她家姓什么。我脑子里突然浮现起三舅躺在棺椁里的样子，一个陌生人跨过门槛，向他的亲人们做自我介绍。这个陌生人是个外国人，有可能做出什么不尊重逝者让人丢脸的举动，这会让本来就悲伤的气氛雪上加霜。

关先生说我分析得很理智，但这种事情源自内心的情感，“进来露露脸，”他说，“别做笔记了。这事儿你也不会想写。要是你觉得不得劲，我就跟他们说你要走。我清楚咋办。”我只要站在那儿，不记录什么就好。关先生领着我走了进去，关上门。

10月的最后一个星期，霜降逐渐接近立冬，我接到警察的电话，让我去派出所走一趟。我心里一沉。在北京，这个电话意味着我要苦苦哀求继续住在大杂院里，因为他们认为不安全。但我教了他们一连串的英语脏话后，得到了准许。警察们很高兴，因为要是老外骂他们，他们就知道了。不过，这样的交易对荒地的警察可能没多大用处。

在荒地很少看到警察，第一次见还是上次那个官员来视察，一个警官跑来管制荒地的交通，让车队通行。村里的派出所是一栋两层的砖砌小楼，墙面像北京那样刷成带蓝色边的白色。不过，停车场里全是晒干的玉米棒子，有两只小狗在打架。

办事员领着我经过几个窗口，窗口的牌子上写着：

出生登记

婚姻登记

档案纠错

“在最后一个那儿等着，”她给我下了指示。

来了一位警察，穿着平整干净的制服，叫我梅老师，抱歉说麻烦我跑一趟。他看上去就像我在中国见到的所有警察一样，永远一副四十上下的样子，好像未曾老过。他说村长向他们报告，我和关先生住在一起。是报复我没租他的房子吗？我无从得知。但根据国家规定，外国人无论是住宾馆还是借宿别家，必须登记。“城里的话你必须二十四小时内登记，不然就会罚款，”警察说，“但在农村你有七十二个小时。你在荒地住多久了？”

“七十一个小时，”我言之凿凿。

“啊。”警察笑了。我长出了一口气。

他让我去一个柜台，那儿的电脑前坐着另一位警察。我还以为她要手填那张明信片大小的登记表，但她打开一个浏览器，登录进去，然后找我要护照。把护照号打进去，我的照片就出现在屏幕上。

“好了，”她说。

现在，任何穷乡僻壤的警察都能进入一个包含每个人身份信息的数据库了。“这是你的签证，”她点击了一个图标，“你上次入境是上个月，从香港到深圳。”

“我去看我老婆了。”

住在这个没有监控、检查站和安检的乡下，我几乎都忘了中国的官僚制度和那些繁琐的规定。在这里，我从来没想过要办什么证，或申请什么许可。初夏的时候出过一次岔子，我去看弗朗西斯的时候，中国签证刚好前一天过期，结果我给忘了，最后错过了去东北的火车，得去申请新的签证。

警察停止了打字。“有个地方要填门牌号码，但是村里没有，”她说，“我就说你住在荒地吧。”我的地址就是个地名，像圣诞老人似的。

女警又跟我寒暄几句，问我为什么还没有孩子。她很好奇我一个人来荒地到底在干什么。她的语气突然从热情变成冷漠，问我是不是传教士。“你肯定是个传教士。你知道劝服他人改变宗教信仰是违法的吗？明白吗？你信什么教？你能证明自己和任何教会都没关系吗？”

我赶紧做无罪辩护。“在百度上输入我的英文名。”

百度就是中国的谷歌，很常用的一款搜索引擎。警官看到我在北京四合院危房外的照片，还有我在那个社区教退休人员英语时的照片。还有些中文新闻，报道我在那里写的书。

“哦，你是个作家啊，”女警如释重负地说。我还是第一次听别人用中文称我为作家。

“我们和老板聊聊吧，”刘博士拿出手机。这位东福米业的农学家正领着我穿过温泉旁的温室，一边流利地说着有关收成的数据。公司刚成立的时候只有近三十六亩地，而今年收了七千两百多亩的稻子。“老板可以跟你讲讲我们下一步的计划，”她拿起手机贴在耳边。“喂！”算是问好。接着一连串扬声调的“啊啊啊”，事情说定了。“他到园子里来找我们。”她领着我经过芭蕉树，走过葡萄架，来到一个茅草屋顶的小亭子，里面摆着一些藤椅。录音机里放着鸟儿的鸣唱，弥漫在空气中。刘博士停下脚步，摘下一颗红宝石般的草莓。

刘延峰走过各种植物，来到面前和我握手。他是东福米业的总经理，在公司的地位仅次于创立者，他的哥哥。刘老板指了指一张雕花木桌，谦逊地一笑，用带着浓重口音的英语说“Sit down，please（请坐）”。“我就记得这句了，”他坦白地承认，改口说中文了。

刘老板胸膛宽厚，平头黑发，红润的圆脸，扁平的鼻子。“我是个爽快人儿，”他边说边伸出粗粗的胳膊拉了拉用皮带扎在黑裤子里的T恤，“我每天就穿这样的衣服，除非要开会。”

两个服务员端着盘子过来，盘子里装着剥好皮的香蕉，切好的西瓜和草莓。“都是咱们这儿种的，”刘老板说着点燃一支烟。他抽的是金红塔山，比普通的红塔山更贵些，但比熊猫烟便宜。这些都是老板们爱抽的牌子，不算奢侈，但也没那么廉价。我委婉谢绝了他递过来的烟。

“哦，对，我经常看见你跑步。”他摆摆双臂做出跑步动作。“我也喜欢跑步。我想跟你聊聊在这儿组织一个比赛，比如马拉松啥的。”

“这里很适合跑步：地势平坦，车也不多，还有地方买水。应该在终点那儿修个酒店或再开发个温泉。”

刘老板笑了。“是啊，我们聊聊吧。我管宣传这块儿。那天张艺谋还来帮我们拍广告呢。”他说的这位是中国最著名的电影导演，是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开幕式的总策划。

“他是我的好朋友。要是你俩见面就好了。下次吧。”

我点点头，想起东北人爱吹牛是全国闻名的。刘老板又说起一位著名歌星：“去年他来过这儿，我和他一起唱了歌呢。”

我想起三姨让我假装要收购东福米业，好了解公司的真相。但刘老板看上去相当精明，这么个谎应该骗不了他。他说我什么事都可以问，还叫我哥们儿，跟我称兄道弟。

“是不是大伙儿都得搬出来，住到楼房里去？”

“目前，中央政府想解决的问题，”刘老板突然打起了官腔，“是农民如何开创第二收入。我们尝试过生产队的农业模式。效果没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好，就是1984年开始的模式。实际上1983年，咱们荒地就率先改革了。我是1972年出生的，还记得那个时候。”

我说我俩是同年生的。

“兄弟！”他殷勤地笑着，把那盘甜甜的西瓜往我面前推。

“多吃点儿，管够。”

“那个制度效果要好得多。每家每户种自己的地，养活自己。当时我们家第一次一年挣了一万元，感觉很富足。并不是说很有钱，但至少稳定。现在当然不够了。你要供孩子读书上学，还要买车，日常开销也很大。大家想要多挣一份儿钱啊。在这儿，我们每年种地的时间还不到半年。第二个问题：以后谁来种地？我们这个岁数的人都不想下地了。大家想住城里，尽量多挣钱。没人想让他们的孩子种地。这是个很紧迫的问题。”

刘老板把香烟从嘴里抽出来，塞了片西瓜进去。他一口咬下西瓜瓤，丰富的汁水在舌尖上啪啪直响。“咱们公司——你知道是怎么成立的对吧？现在这个品牌下面有十一家企业。一开始是个乡镇企业，村里的党支部书记也和大家一起办公司。”

“就是你哥哥，公司的创立者之一。”

刘老板点点头。“我们的目标是带领荒地致富。”

“是不是大伙儿都得搬出来，住到楼房里去？”我重复了一遍之前的问题。“还是说他们可以选择自己的去留？”

刘老板又点燃了一支烟。“我们形成了一种全面机械化的集约化农业，”他说。我转向刘博士，让她给翻译翻译。

“就是要减少劳力。”

“我们说的是解放劳动力，”刘老板赶快纠正，“这是中国农业的大方向。我们是首批试点之一。所以国家领导才来视察：来看看我们的模式，鼓励鼓励。集约化农业，日常开支少些，成本就少了。中央政府也会给一些补助：我们买了设备，每年向每户按一埫地（十亩）一万三的价格来租。政府另外付两千五。签三年合同就能享受这个级别的补助。他们可以去干别的，这样就会有第二收入。”

刘老板看我微张嘴唇，又要提刚才那个问题了。

“中央政府很欣赏我们的这种模式，”他继续说道，“因为集约化种粮在安全上比较好管理，种植也比较高效。农民们可以不再种地，他们的下一代可以找其他工作，为国家的经济增长作贡献。风险就从农民和村政府那儿转到了公司肩膀上，我们投了资，要有回报啊。”

我又张了张嘴。

“我会回答你的问题，”他说，“改善农民的生活环境也是我们的目标。要是他们不种地，干吗还要住在地里？他们可以住进高楼，有中央供水和供暖系统。你看了我们在修的新楼房没有？那些就是给农民住的。前农民。是，很多人还没做好思想准备，不想搬进去。我们的职责就是减轻他们的担忧，继续促进村里的发展，好让他们愿意搬家，因为他们总会发现，住进去之后，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都会提高。比如说在老年活动中心就可以看医生。他们不用担心没人帮忙，随时都有人来帮忙。”

“很多人喜欢有个院子，自己种菜自己吃，”我说。

“以后，他们就想买更好的菜了，”他回答，“这个西瓜好吃吗？”他指着盘子问我：“比你10月份能吃到的任何西瓜都好吧？”

“是，但10月一般不吃西瓜——”

“现在可以了，”他打断了我，“城里人去沃尔玛，一整年，啥水果蔬菜都能买到，都是从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来的。我们今天就能吃到菠萝、苹果和芒果。农民不应该像我们一样享受到这些吗？他们整个冬天通常只有大白菜吃。我就是吃大白菜长大的，现在那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就像我爸妈那一茬儿也不用再吃高粱和窝窝头了。”窝窝头是一种口感粗糙的玉米蛋糕。

刘老板越说越激动，我感谢他说话这么坦率。中国的开发商很少会坦白具体计划。我问五年后的荒地会是什么样子。桌子对面的刘老板往前倾着身子，双脚互相摩擦着，很急切地想要回答。

“五年后你就认不出这个地方了。你是老师，我们就先说孩子。他们上学的问题会怎么解决？昨天我和吉林北华大学的校长签了个协议。他们会把大学附属的小学和中学都搬到这儿来，咱们会修个新校园。我们就这么来填补城乡差距。现在的农民都想让孩子去城里上学，所以他们就搬到城里去，村里人口少了，全是老年人。等你还没明白过来，这村儿就完了。全中国都有这种现象。”

从2000年到现在，中国有四分之一的乡村成了只有老人和留守儿童的“空巢”。中国设立了2020年达到60％城市化的目标，要增加一亿城市人口。但迁移到城市，并不意味着生活水平能立即提高。政府预测，到2020年，全国只有45％的人能拥有城市户口，享受学校、医院等相应的社会服务。

相比之下，刘老板的主意更好。“我们把城市搬到这里来，”他说，“咱们修个现代的校园，请在城里教过书的老师。要是学生考进了全国重点大学，就去读。如果没有，就保证他们能进城里的北华大学。北华大学的外语系和中医专业都不错。这两个学位找工作都还是有优势的。”

“我还在想其他办法促进人口增长，把大家留在村里。这在今天的中国可是个大问题。城里全是农民工，国家政府想让城市化从农村开始。‘不要进城，要自己建城。’咱们这儿就是这么做的。首先，我们可以把这片村儿全都连成一片，增加点人口。估计十五年内就能有三万人，现在荒地才两千人，孤店子也只有几千人。人口多一点，就可以吸引投资，因为劳动力更多了。国家政府也会帮助我们，解决基础设施上的花费。”

“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已经饱和了，现在城里人都不知道把钱投到哪儿，因为你可以买的房产数量是有限制的。还有，城里人周末的时候都想跑到乡下来放松放松。顺着这个思路，下一步我们应该在这里发展房地产。我们可以学学欧洲，修个度假村。那就需要再有个超市。这个我已经做好规划了。还有体育馆、剧院。”

“听起来就是个城市啊，”我看到刘老板不住地点头，“如果这里和城里人工作的地方一模一样，干吗还要在这儿买房子度假？”

“有一片湖，”刘老板回答，“我们要修个很大的人工湖。另外，还有一座山。我们这边没有山，对吧？完全是平的。”

“那边的小山风景很好，你有去过吗——”

“所以我们在造假山，”刘老板滔滔不绝，“夏天湖上可以划船；冬天人们可以在山上滑雪。我们会站在农业旅游的最前沿。”

我对刘老板说，这样的规划很糟糕。和可再生沾不上边，也不是可持续发展。中国这么大，消费者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而且有越来越多的人跑到国外去。有句话我憋着没说，他就像个小男孩，在沙盒里玩着自己信以为真的东西，构建着一个叫做大米之乡的神奇世界。

“你错了，”刘老板笑着说，“我告诉你，我刚从香港回来，在那儿找到一个投资者，他的公司愿意给整个计划投钱。我们负责提供土地，从政府那儿申请许可。这里会正式变成一个开发区。”

这样一来，政府就会拨款修建新的道路。“我们希望能修一条通到吉林市的高速公路，只需要二十分钟就能进城，不像现在要花一个小时，”刘老板说，“我希望有一条八车道的大路，什么都不缺。还有那个老机场？可以建一个物流基地，空运海鲜过来。然后把鲜花空运出去。我已经签了个协议，定了种花的温室。这儿没人种鲜花，都是从南方运过来的。我们会成为这个领域的头一份儿。”

我无言以对。

“我听说你也是从美国的农村来的？”

“是的，明尼苏达的一个小镇。在密西西比河附近。很冷，跟这里一样。”

“你们镇现在啥样？像荒地一样。”

我不得不承认，和刘老板梦想的样子很接近。

我童年的家乡充斥着高速公路的噪音。我妹妹现在还住在那里。周围的田野上生长的，只有购物中心和大厦豪宅。在明尼阿波利斯上班的白领们都喜欢到这郊外的小镇来住。镇上有个很大的高中，有点像个大学校园。周围有几片湖泊。但为数不多的农场基本上只种温室鲜花。

刘老板一笑，好像在说：“我不是早说了吗。”

“我们可以成为友好城市，”我建议。

“为了我们的友谊，”刘老板相当欣赏这个想法。

“我不想只是自己富起来，”他突然冒了一句，“我希望我长大的地方，所有的人一起分享财富。这就是我接下来的计划。让我的农民们过上和我一样的生活。有人在写一个电视剧，关于我的。拍摄播出是板上钉钉了。大家都会看的，大家就爱看这种奋斗成功的故事。”

“你刚才说‘我的农民们’。”

他没理会我，继续说：“等我们把宏观的东西完成了，就专门给农民建两百栋温泉别墅。这样人人都能来享受温泉了。”

“和这个温泉区是分开的。”

“对。农民来这儿老觉得不得劲。我们还要为村里修个大食堂。再过两三年，我们就可以一起过年了，就像过去一样。”

“在人民公社。”

“现在，我们计划搞个春节晚会。我会邀请最好的唱歌的和跳舞的，到这儿来给咱们表演。”

我的脑子被自相矛盾的话搞得混乱不堪。农民们会变成城里人，但还是像农村那样庆祝新年，待在属于他们这边的温泉区。货运机场和高速公路。电视剧。说不定就叫《我的农民与我》。“我们约个时间再谈谈吧，”刘老板说，“真的很想和你聊聊美国是怎么种地的，那里的农业最重要的特色什么的。”

我脑子里涌现出政府拨款和大型农业公司。但说出口的，却是我那当律师的妻子不断向我灌输的：享有正当程序的权利甚至比《农业法案》还要重要。

“美国农民的地都是自己的，在这儿，地都是集体的，”刘老板说，那语气就像他就是集体。

就别想搬进楼房的事了，我心想。还在为花儿担心的三姨，根本不知道会面临什么样的变化。

“万一村民们不喜欢你的计划呢？”

“我会耐心解释啊，说我在帮他们。我会让他们和他们的下一代生活得更好。一定要搞清楚，这是全国的趋势。挡不住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把发展农村作为他们这一届政府的头等大事。机械化农业就是其中一个方法。农业旅游也是。我们两手都在抓。我要去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出差学习，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我知道他们的模式和咱们想搞的很像。”

我突然意识到，整个谈话期间，刘老板压根儿没提到大米这个词。他出生在荒地最贫穷的家庭，却在二十二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关老师曾经也教过他），参加中考进了重点高中，接着考进清华大学，中国最好的理工科大学。在那儿读的中文系。

他说，大米是农学家刘博士的专业范畴。她负责田里的事，而他要拉生意，促进公司成长。刘博士微笑着点点头。自从刘老板坐下，她基本上没说话。

“我们不能放弃的，就是这个区域的‘农业特性’，”他继续道，“这是签发许可的省政府一再强调的。我们可以开发土地，但不能造成耕地减少。所以我们无论建了什么东西，都要种粮食来弥补。比如，我们用楼房来代替平房，然后在原来的地方种地。总有一天人人都想搬到楼房里去。”

刘老板用这句话回答了我的问题，三姨和三舅是不是非得搬家呢？总有一天。

刘老板说中共中央政治局有个委员听说了东福米业的成功模式，派了个调查小组来视察。之后他写了一封表扬信，说要是公司的工作“持续顺利进行”（刘老板觉得持续顺利进行的意思就是粮食高产出，食品安全，收入增加，不出乱子），他们的商业模式就可以在全国推广。他还告诉刘老板，下一次的全国农业年度论坛就在荒地举行，就在温泉那儿。

“我们需要修个大一点的会议厅，”刘老板告诉我。

村里有的砖墙上还有1960年代刷上去的口号，已经褪了色，农业学大寨。大寨是那时候的模范公社。我说，以后全中国的口号可能都要换，换成“农业学荒地”。

“事实上，”刘老板说，“我想把咱村儿的名字改一下。”

“荒地是个很棒的名字，”我说，“你们在红旗路上修的那个新石碑说历史要追溯到清朝了，1722年，比美国建国还早。”

“我有个更好的主意，”刘老板说。他有些戏剧化地顿了顿后宣布：“村名改成东福，和咱们公司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