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中旬，我在冬日的清晨醒来，日出比夏天晚了三个小时。擦擦卧室窗户上的水汽，外面用来烧炕的草垛上堆着两寸多厚的雪，刚积起来的。关先生已经离开，摩托车后面载着一个钻子，像根长矛似的。他飞奔向松花江边的捕鱼点。我问他结冰的地面怎么开摩托车，他说：“慢慢骑呗。”

现在是一天里最难熬的时候。我穿上秋裤，牛仔裤，厚厚的羊毛袜，一件兜帽衫，一件外套，戴上一顶帽子，鼓起勇气迈入近零下30摄氏度的冰天雪地中。结霜前茅房没有冲洗，现在坑里堆起了一座黄棕色的冰山。短短一个周末，冰山变高了不少。因为关家招了一堆人来参加一个侄女的婚礼，男亲戚们和我们在炕上挤着睡了两晚。

农村的婚礼，特别是这种隆冬时节进行的，就是吃流水席，从这一家吃到那一家。早餐是猪肉咸菜饺子，加点大蒜和醋，再盛上满满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汤，原汤化原食。水果、炒豆子和瓜子是随时不断的。那盘咸咸的炸蝉蛹让我想起弗朗西斯的父亲和我第一次来东北的场景，那次是来见她的父母。

我再次接过炸蝉蛹的盘子，拿起一个咬了一口，面糊一样稠兮兮的感觉让我脸上的表情有些扭曲，大家伙儿再次大笑起来，屋子里充满了快活的味道。

亲戚们坐在租来的车队里，去吉林市区的江边拍照，江岸两边的树结了雾凇，一片银装素裹。沿途有小贩兜售烤红薯、小袋的糖炒栗子，还有红彤彤的冰糖葫芦，看上去像一串串圣诞节的装饰。法式天主教堂灰色砖墙上装饰着一串串白色灯泡，街对面的公园里，一个电动的圣诞老人站在麋鹿拉的雪橇旁，一边扭着屁股，一边吹着萨克斯。每吸一口气都寒意刺骨，每呼一口气都凝结成一小团白云，这一切让我想起明尼苏达。行人们个个举起双臂，避免摔到人行道边脏兮兮的黑冰上。来来往往的，女人们不时喊着“哎呀我的妈呀”，男人们不住骂着“我×”。

我很早告别了一大家子亲戚，坐上回荒地的公车。车子走廊里融雪和煤灰混合着，形成一个个水洼，有好多乘客险些滑倒。呼出的气蒙在窗户上，很快就结了冰。我擦开一小片，发现公车歪歪扭扭地滑行着，感觉在往河里开，很危险。司机透过有些裂痕的挡风玻璃看着眼前白茫茫的道路，我很担心自己是不是已经用完了这辈子安全乘车的配额。手机铃声响起，司机一手把着方向盘，一手讲电话，公车剧烈地向右滑去，再猛地下坡，我闭上眼睛，觉得自己大限将至。同时，车里的其他乘客平静地聊着天，或是全神贯注盯着手机。

从远处看荒地，平房全都被积雪覆盖了，挺漂亮的。但一进到住的房子里，我就得花上一个小时去堵窗上塑料薄膜的裂缝，再仔细查看炕有没有开裂。我开始期盼去学校上课，当然是因为教室里很暖和。

去荒地小学的路上，我跑了起来，滑过一群路上的散养鸡。“当心！”一个四年级的女生喊了起来，很严肃，也很成熟，跟她妈妈如出一辙。她也不喜欢打雪仗，在她看来，冷是要忍受的，不是用来玩的。我那天教的课文说到一个雪人，而一屋子的孩子们居然都没堆过雪人。教室里热得像在烤面包，但孩子们穿着一层层的裤子和手织毛衣，鼓鼓囊囊，无法动弹，就像一袋袋粮食。

下午4点前太阳就落山了，我顺着红旗路往三舅家走，经过温泉的入口，心想有一天这里会不会开个星巴克：刘老板说过他喜欢喝拿铁。红旗路很安静，只有北风在呼喝，冲过光秃秃的白杨树，像鞭子一样把地里的积雪打散。

三舅给我冲了一杯速溶咖啡。自从他中风后，我们就再也没一起喝过酒，我跟他讲了刘老板对村里的规划，他好像没什么情绪，只是评价说：“老多计划了。”

不过他还说，东福米业做的事情对这片儿是好的。合并土地，改善食品安全，增加基础设施，都是积极的改变。“我寻思吧，这是我这个农民经历过的最好时代了，”三舅说，“但新的时代要开始了。”

他说，每隔三十年，中国就要来一次划时代的农业改革，也就是每两代人就要经历一次大转变。比如，你奶奶在1925年是个佃农，那么1955年，你就有自己的土地了。你爷爷1965年在公社干活，那么1995年你就有三十年的土地租约，可以自由地种地，卖米。三舅说，问题在于下一代的人手不够去执行下一步。“所以到2025年，机器会取代很多劳力。但这是自然进化，”他说，“这是进步。”特别是这种进步发生在他的有生之年。三舅从十几岁时就开始种地，挥着锄头，开垦了荒地的稻田。

然而，他不满的是农民的地位一直不高，被看做低人一等的工作。用他的话来说，“上面的人”——他举起一只手臂——“总是在告诉我们这些下面的人该干啥。”封建时期，上面的人是地主。接着是干部。现在是经理。

“村里的地是集体所有的，但理论上农民就是集体，”他说，“要是你想把你的土地承包给东福，搬到城里，再找份工作，那老好了！现在有的选，以前没得选。东福也给我们提供了这种选择。”

但是，如果你想继续种地，一直住在有院子的平房里呢？三舅对此深表忧虑。“我就这么一个人儿，”我俩肩并肩坐在炕上，他说，“但我觉得每家每户都应该自己来选，该怎么活下去。”

他说，东福模式对于一个穷困的农耕地区来说是双赢的。但荒地相对来说还比较富裕。在粮站的通知栏上，只有一家人在广而告之，说明年有土地出租，十亩地，年租一万元。东福在红旗路重建的拱门上贴的不是招工小广告，而是专门针对农民的旅游路线，去温暖的南方，价格优惠。

“你找到空房子租了吗？”三舅问道，“没有，所以你把钱给那个老师，搬进他家去了。你给他们多少钱？”

“你很清楚我给了多少吧，一分一厘，”我说。

他哈哈大笑，承认说确实如此。在村里，人人都知道，啥都知道。

三舅选择不和东福签三年的约。他说，这合同是那些再也不想种地的人家签的。大米的价格一直在涨，让人家一口价给咬死了挺傻的。到时候每年涨价只能干瞪眼。三舅把希望都压在“涨”字上了。

他六十七岁了，不久前才挺过一场中风。他的儿子们在村里开了个餐馆，我从来没见他们下过地。我不知道他还能在地里干多久。对于老年人来说，东福在楼房小区修的老年活动中心和诊所能给他们的生活提供便利，而把土地承包给东福也可能是再也干不动时的救命稻草。

老掉牙的不止是“为了我们的友谊”，还有政府宣传部门和东福米业广告牌上的话，信誓旦旦地说要“释放农村的无限潜能”。这些话的重点不是农民，而是土地，字里行间处处在暗示土地才是农村最重要的财富。但中国的农村早就释放了无限潜能，在沿海的工厂区，农民工们没日没夜地苦干，为长达二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添砖加瓦。有些中国学者和研究者提议，通过把土地所有权全部转给农民，以此来释放农村的无限潜能。

“共产党不会那么做的，”三舅说，但没什么恶意，“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土地改革。这就是现在的社会主义经济。”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说。这是官方讲话和中央文件里常见的字眼。这句话可以用来解释市场上的一切现象和波动，从国有企业到私人企业再到上市公司。如果这就是机械化农业时代的开端，那么下一次的划时代改革可能是革命性的，将土地所有权从“集体”转到每家每户手中。

“我这辈子是看不到喽，”三舅说，“我的孙子可能看得到，或者你的孙子。”

三姨和三姨夫坐在炕上看中国和古巴的女排比赛。“古巴要赢了，”三姨夫用失望的语气预测道。

“也就是排球而已，”我安慰他。

三姨说刘老板这些计划就是吹牛逼。“他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她说，“但土地是集体的，要问过每个人之后才能做决定。”

我说刘老板很有信心和决心。

“咱们走着瞧，”三姨说。作为退休干部，她对村里的政治仍然关注和敏感，好像没太担心很快就会从客厅的窗户看到一座高架桥或滑雪坡。现在窗外的景色宁静祥和，一望无际的雪野，空空荡荡的红旗路。春天，如果三姨偷偷种在墙根的种子熬过了寒冬，她家门前那一段会盛开鲜艳的虞美人。

“我听别人说，”三姨说，“长春机场下面发现了石油。挺多的，他们可能把机场搬到这儿来呢，就原来的飞机场那儿。”把一个新建成的机场搬到六十多公里以外，在今天的中国是完全有可能的。说不定一个星期就完成了。然而我觉得这传言很不可信，但三姨的情报到目前为止没出过错。

“我们当然不想搬出去了，”她说，“你说那些楼房咋住啊？再说了，咱们家的根儿在这儿啊。每家都一样。你丈母娘就在这个村长大。你媳妇儿也是。说不定哪天你孩子也会住这儿呢。”

这时候宣布大新闻应该不错。

“我老婆怀孕了。”

三姨脸上露出异常灿烂的微笑，毡帽都拱了起来。三姨夫咯咯笑着，热情地祝贺我。之前三舅听说的时候，像往常一样低调地笑笑，但笑容中满含赞许，接着又批评我这么晚才当上父亲。

弗朗西斯早就告诉我了，是在某个夏日的早上。我的手机屏幕亮了，她的号码，我接起来，担心香港那边出了什么事。她告诉我，在家用试纸测了两次，这事儿板上钉钉确凿无疑。我的第一反应是哈哈大笑，上蹿下跳，但很快发现路上的村民都停下来瞪着我，赶快消停下来。到那天傍晚，我的嘴都笑疼了。弗朗西斯也一样。

也许我们该感谢荒地。这里让我忘记了中国的官僚体制和繁琐流程，忘记了更新签证，于是没能坐上北上的火车，在弗朗西斯那里多待了三天。那三天完全是计划外的，而我们俩在谈论是不是该安定下来。我们一个三十九，一个三十四，是不是该要个宝宝了？最核心的问题，是不是应该结束我的东北之行？我们争论不休，最后打成平手，现在生米煮成了熟饭，再没有了争论的理由。

炕上的三姨由衷地欢呼鼓掌。她没问弗朗西斯有没有坚持吃苹果，只问了预产期是什么时候，是男孩还是女孩？

我没回答第二个问题。是个男孩。但我不想听他们说我们运气好，因为男孩能传宗接代。我们决定了，宝宝中文名字的姓不用妈妈的（也就是外公的），而用外婆的。岳母家里只剩下她一个人了，我们的孩子将继承她的姓，继续帮这一家开枝散叶。感谢那场地震，没有让她去流产；也感谢岳母，舍不得把新生的女儿抱养出去。她把她送到荒地，在这里长大。而我也是在这里的路上接到了“小多余”的电话，说她怀孕了。

又一场生命的轮回即将完成。所有故事的转折与起伏，只有到最后才真正有了意义。在这里就是意义。

“预产期就是过完年吧。”

“那就是属龙的！”三姨大惊小怪。“太好了。是很好的属相！”

“随便属什么大家都说好，”我笑出声来，“没人会说，‘哦，你孩子是属兔的？啊，那可能会有点笨，不好’。[英语中有一句俚语dumb bunny，意指“可爱的傻瓜、蠢货、笨蛋”。直译的话就是笨兔子。——译者]”

三姨轻快地跳下炕，再进屋的时候手里拿着东福米业那个巨大的挂历，寻找吉利的出生日期。

“刚拿到的，”她说，“质量老好了。”

她翻动着厚厚的纸页，找到农历的日子。“龙年是这一天开始，”她说。每个月的页码上，都标有农历、阳历和节气。下周就是冬至了。我也是冬至时搬到荒地来的。

挂历的图片中有成熟的田野，笑容灿烂的农民，勤奋的收割者。农学家刘博士在挂历上加了农家俗语，让我想起赛珍珠在她丈夫乏味冗长的田野报告后加的丰富多彩的谚语。12月这一页的俗语好像没那么传统，更像签语饼上一句惹人眉开眼笑的话：“瑞雪兆丰年，财源滚滚来。”

弗朗西斯第一次去美国的时候，只有一张签语饼的纸条，她不能用地道而一针见血的中文解读：“生命的行程无法预测；没人能提前写就他的自传。”

这也许就是东北这片土地的写照。现在，我终于能把东北的列车时刻表、地图和历史书放到一边，开始书写自己的人生了。

我同三姨和三姨夫道别，手机突然振动起来，有条短信。我站在他们的院子里，遮住屏幕，抵挡刺眼的阳光，短信是这样写的：“愿你正在享受东北的早晨。宝宝踢我了。就像小小的手指在温柔触碰我的皮肤。太奇妙了。回家吧。”

冬天，封冻的大地寂静无比。万里无云的天空，阳光照射在冰雪覆盖的稻田上。雪野反射着阳光，那么刺眼，我不得不伸手挡在眼前。在红旗路上往南走，刺骨的寒风令我不得不加快脚步，离开这个叫做荒地的村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