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这篇文章之前，忽然细想自己到底住过多少房间呢？屈指算来大概有三十个，自己都不太敢相信。

据说日本人一生平均搬家次数是3.12次[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进行的第四届人口移动调查（1996年）]，住过的都道府县（日本行政区分）数为2.13个，住过三个以上都道府县的人有三成，没离开过出生地的人也有四成。从这些数据推想，大部分日本人会长期定居在一个地方，我有时候走在路上，尤其是路过一个很陌生的地方，从别人家的厨房飘来阵阵味噌汤香味的傍晚时刻，突然会很羡慕他们的人生：熟悉的环境和人际关系，发自内心的安全感和平静，日常左右逢源，邻居一呼百应。我也知道不上班的日子难免有苦闷和煎熬，我羡慕的那种人生也会有折磨，人总是想要自己得不到的东西。滚石不生苔藓，像我这样经常换地方生活的人肯定不聚财，但我亲身体验过、观察过的各种不同人生和思维方式，对我来说却是宝贵的财产。

回想这三十个房间，等于回顾自己过去二十余年的生活：首先住父母家不算，从高中毕业开始，大学期间的木造公寓“白桦庄”算是我在外面住过的第一间房（一），毕业后搬进更便宜的六量（约十平米）大小的房间（二），不久认识了一个“摩友”，和她搬到一个合租房（三）。一九九九年九月我在电视上得知南投大地震的消息，立刻决定当义工帮忙，在台中市附近（具体地点忘了）一边搬石头一边和老年人聊天，回台北之后喜欢上当地风情，住经济旅舍两个月（四），投了好几份简历找到台北市一家公司的秘书职位，同时开始和一位台湾女性合租半年（五）。之后在台北的五年间我不停地搬家，与美籍华裔合租、借住同事家、工厂宿舍、两家酒店式公寓等，一共有六次（十一）。最后住的独立单人间是这里面最好的，虽然没有厨房，但走几步就是师大夜市，遍地是廉价美食，身上赘肉不知不觉多了几斤。

后来我申请到了打工度假签证，离开台北去了一趟法国。先在诺曼底地区的一家农场工作几周（十二），然后往南移动，在两个农场干了几个月的活，一个在阿尔卑斯山脉（十三），另一个在南部一比利牛斯（Midi-Pyr€n€es）地区（十四）。后来想去巴黎看看，在几处经济酒店辗转（大部分是中东人开的），路上遇见了好心的温州人，成功住进位于美丽城[美丽城（Belleville）:位于巴黎第十九区,是巴黎著名的华人聚集区。]的合租房（十五），在巴黎住一晚最低也要二十欧元，而这里的一个床位才五欧元，我的经济压力因此减轻不少。一间房里塞进三个双层床，六个女孩中只有我是“外国人”，其他都是温州人，每晚睡前和她们聊天特别有意思。如今我一听“温州”这两个字心中会萌生一丝好感，就来自这段经历。巴黎的物价实在太贵，我靠朋友的介绍到了德国，在一个非常偏僻的小城市当旅舍服务员（十六），不料那年因为没下雪，旅舍生意冷清，一个多月后老板决定回乡，关门之际还多给了我五十欧。那时难得到德国，想体验一下当地风情，在柏林听交响曲，去慕尼黑和朋友见面，坐几个小时的大巴在波兰几个城市辗转，克拉科夫给我的印象特别好，在那里待了五天。之后回到法国，在南部一所农场照顾小羊小猪到次年春季（十七），然后换到附近村子里一个小家庭照顾三岁的女孩（十八），中间还去了西北部小镇迪南，在青年旅社工作一个多月（十九）。

结束欧洲的行程，回日本后就职于一家媒体，老板把我派到马尼拉，公司给我安排的房间邻近非常时髦的商业中心（二十），但因声音和光线影响我休息，忍耐几个月后我成功说服公司重新签约新房（二十一），那可是我住过的房间中最高级的，装修时尚温馨，设有大厨房还有大浴缸，屋顶有游泳池，每周末在楼下开办有机食品集市，马尼拉周围的小农场来这里卖蔬果、面包和奶制品。

但我还是渴望“回”到中国，成都留学期间我真心喜欢上了那里的人情味，在马尼拉工作不到两年，我获得了在北京做编辑的职位，先在上海受训一个多月（二十二），然后搬进北京大望路附近的公寓（二十三），这家公寓很多年后在电视剧里还出现过，让我怀念不已。

编辑兼记者的工作实在太忙，我辞职后搬到上海和男友一起生活，住在上海师大附近的公寓（二十四），当时地铁还没有现在发达，交通不便，一年之后决定搬到上海图书馆附近的老房子（二十五），那里每户厨房都在走廊上，做菜时可以跟邻居交流，新婚期的那段日子给我留下特别美好的回忆。后来搬到另外一个老房子（二十六），房子好看但邻居养了好多只猫，虱子都跳到我们房间里，最后丈夫洒了敌敌畏才勉强消灭。总之那栋楼的居住环境不太理想，借住丈夫的父母家（二十七）一段时间后，我随着丈夫的新工作又回到北京，因为没钱只能住毛坯房（二十八），连丈夫的午餐费都舍不得开支，我随手做便当给他带着，《四季便当》就这么诞生了。后来两人收入稳定提升，终于搬到朝阳区中等装修的房间（二十九），几年后房东想要自己回来住，我们无奈之下重新找房（三十），也是在同一个社区里。我们在这里也住了几年，后来丈夫说找到了“真爱”，我带着两大包行李搬到朋友家，在日坛公园附近的高级公寓住了半年（三十一）。

如今我在东京的八平米房间里住了三年，再过一年这里将成为我居住时间最长的一个房间，目前没有打算搬家或买房。中国朋友偶尔提起买房的问题，但身边的日本同龄朋友中买房的很少，搞音乐的、开餐厅的、摄影或写作的、公务员、书店店主、编辑、广告制作人或酒吧店主，和这些朋友们在一起从来没聊过买房，父母看我过着“滚石”般的生活也劝我不要买，所以我对买房这件事并不上心。在日本买房的中国朋友倒挺多的。

回国之后，我在住进八平米之前，一年的时间里换过两间房子，一个在东京郊区，一个在茨城县，环境尚可，但都没有特别对的感觉。茨城县的那一间我-开始感觉很不错，房租便宜，有大阳台，在那儿过安静的日子也不错，后来发觉自己太习惯于大城市的节奏，离不开那里的文化和人情，就决定回到东京，从自己喜欢的地方——人形町(Ningyocho)着手找房子。

人形町位于东京都中央区，到银座走路即可，是江户时代最为繁华的街巷，百年老店多如牛毛，也有好几家数十年历史的喫茶店(咖啡馆)老铺。在网上看好房租标准后，就推开当地房地产中介的大门。那是一家位于十字路口的中介店家，外面没有贴出太多广告语，看起来比较朴实。进去之后才发现，可能是周末的关系，这家中介生意很火，位子都被占满，前面有一对带着小孩的年轻夫妻、一对老夫妻，还有一位中年男士。我排在中年男士后面，不经意就听到他和中介之间的对话：希望“初期费用”控制在八十万，所以房租要大概十万。他说的初期费用等于是头金，包括房租、敷金[敷金(shikikin)相当于押金，礼金(reikin)是给房东的酬谢金，租约期满时房东无须退还给租客。敷金和礼金各相当于一两个月的租金。房租担保公司在房客没有支付房租时需赔偿房东损失。中介费一般相当于一个月的租金。这位男士的预算比较充裕，但也可能他把搬家费用都加进去了。]、礼金、火灾保险金、房租担保公司费用、更换钥匙费用以及中介费等，全部加起来至少是每月房租的五倍。此刻坐在最里面的男性中介跟我打招呼：“您好，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

这位中介名片上写的头衔是副店长。他按我提出的条件一二楼以上、房租越便宜越好…在电脑上选了五间房子，然后跟我说其中一个现在就可以去看。办公室整个装修比较老旧，应该还是有点历史的，他的电脑桌上有一瓶没喝完的C.C.柠檬[tC.C.柠檬(C.C.Lemon)：三得利食品公司制造的饮料，1994年上市，至今仍是日本最受欢迎的饮料，销售量仅次于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我小时候很喜欢喝这一款，以为早就不生产了，没想到还有。他把租房资料打印出来，放在透明塑料文件夹里递给我，然后从电脑桌下的柜子找出钥匙，说：“那我们走吧。”

在日本看房，除非中介公司和房源的距离特别近，一般情况下他们会自己开车带客人看房。认识才几分钟就一起坐在一辆车上，这种感觉有些奇妙。不管对方是同性还是异性，两个人在车里单独度过一段时间，难免有点尴尬。记得上一次搬回北京，因为先生有事我先自己一个人找房，房屋中介是一个年轻小伙子，胖得很结实，他是骑着摩托车载我去看房。

这位副店长的年龄比我稍微大一点，身材质长，留胡子，长头发，说话稳重，也有些幽默。他在驾驶席给后座的我提出一些问题，为的是了解房客的基本状况（包括收入），也有拉近距离的作用，他说自己就住这附近。“这几天的气温挺高的，今年没啥梅雨期，一下子就热起来了。上周我刚陪小孩参加运动会，差点晕过去，真是的。”

他问我现在住哪儿，我说在茨城县，也顺便解释一下这次在东京找房的原因，从茨城县的家到东京就要一个多小时，每个月交通费和在火车上耗费的时间也不少。副店长问起我现在的房租，我说四十六平米的房间，还有个超大的阳台，四万五千日元。他边操作方向盘边看了我一眼：“哇塞……您说的这个条件，在我们这边搞不好要二十万哦。”

他把车子开进按时付费的停车场，带我看的是连锁公寓里的一间房子，一进门就从购物袋里拿出一次性拖鞋放在地上，示意让我穿。这间房并不大，感觉放了一张床就没有太多余地了，只有一个向北的窗户，有阳台。他走到窗边说：“其实你不用担心朝向问题，这间房子采光很好，因为对面有个大厦，阳光从它的玻璃墙反射到这边来，室内挺亮的J从他的表情猜不出这是开玩笑还是认真说的。

这间房没有给我留下特别好的印象，我不太中意，副店长也大概理解。回中介店铺的路有点堵，我们已经没什么可聊的了，看路况还有六七分钟才能回到店里。在令人尴尬的寂静中他问我最近的工作怎么样。我说不怎么顺利，经常到喫茶店打发时间，写不出几行字，但去的喫茶店多了，认识了几位有趣的店主。

他听完沉默两秒，开口道：“其实我的父母是开喫茶店的，就在埼玉县。开了数十年，我就是在喫茶店长大的。不过现在已经关了°”我听了觉得有点可惜，换成我肯定会考虑继承这家喫茶店当咖啡馆的老板不挺好吗？”“外人看起来是挺好的，但我小时候看父母吃过太多的苦。我倒觉得当中介没有他们辛苦呢副店长的表情有些无奈。

离店铺已经很近了，但我开始希望他把车开得慢一点，因为想多听他聊几句。他继续说：“还是喫茶店好啊，星巴克、蓝瓶那些，在那种地方喝咖啡也没意思，我去都不想去。虽然我没继承家业，但我还是喜欢去喫茶店，中午也经常跑到附近的一家喫茶店吃饭，老板自己做意大利面，喫茶店的基本款那种。”

到店之后我虽然说“我再考虑考虑，有需要会尽早联系您”，但他也知道我并不想要今天看的房子。副店长点点头，轻轻鞠躬又匆忙转身回到店里。估计光这一天，他得重复好几回和刚才一样的流程。中介这份工作我觉得蛮特别的，租房买房这么私人的事情他们会参与得很深，交易结束之后又马上退回到陌生人的位置。

在人形町没有找到房子，接下来我想到谷根千（Yanesen）。它位于东京都文京区和台东区之间，名字是取自谷中(Yanaka)、根津(Nezu)和千联木(Sendagi)三个地区的头一个字。因为它在关东大地震与二战空袭中都逃过一劫，在非常现代化的东京也仍旧保留着老街、昔日的住宅、商店街与史迹，是一个能够代表东京下町风情的地方。

“谷根千”这个叫法最初来自季刊杂志《谷中·根津·千联木》，是一九八四年由居住于当地的四位女性，包括作家森真由子(1954-)在内创刊的独立出版物。她们一个个地拜访该地区的本地居民，通过他们的讲述写下描绘日常生活、十分接地气的地方历史。她们致力于通过这本杂志传达东京下町风情的魅力，也参与过东京音乐学校奏乐堂[东京音乐学校奏乐堂：创立于1890年，因建筑的老朽化，曾经计划拆毁，但由于保存运动和台东区的支持，在1984年迁移至上野公园内。]和东京站的红砖建筑保存运动、上野公园的不忍池环境保护等，杂志坚持到第93号，因为编辑团队的种种原因以及发行量的下跌，在二〇〇九年宣告停刊，非常令人惋惜。

我上大学时曾有一段时间非常迷恋东京下町。当时电脑尚未普及，很多信息还是得从纸质出版物获取，而每次到这个地区的喫茶店或和果子店等老铺，收银台旁边经常摆放着这本杂志。其实这是本

风格蛮朴素的小册子，记得价格在三四百日元左右。我偶尔会买一本在家翻阅，也幻想过住在下町的自己如何生活：春天在上野公园看樱花(以及人海)，夏天在喫茶店吃清凉消暑的刨冰，秋日在东京大学校园欣赏银杏叶，冬天可以在老师家附近的和果子店吃糯米团子、喝红豆汤。感觉下町是很适合一个人随意散步的地方，而且这一带的现代文化设施也非常丰富，有国立西洋美术馆、东京国立博物馆、改建自老式大众澡堂的画廊SCAI the Bathhouse。我在东京最喜欢的小美术馆朝仓雕塑馆[朝仓雕塑馆：原型为雕塑家朝仓文夫(1883-1964年)亲手设计并建成的工作室兼住宅，建造于1935年，在2001年被列为国家物质文化遗产。这里从1967年开始作为展览雕刻作品的美术馆向公众开放，展览作品包括他的代表作《守墓人》，而笔者个人推荐的是《猫》系列的雕期.朝仓文夫尤其喜爱猫，多的时候同时养着十几只，也因此留下了很多以猫为主题的作品。]，还有森鸥外纪念馆。我想，这次好不容易又回到东京了，要不试一试在这里找房，看看能否美梦成真。

现在的谷根千算是著名的观光地，和我一样向往下町风情的人不少，水涨船高，房租水平并不低。但因为这附近有东京大学、东京艺术大学等学校，若耐心寻找还是能找到价格公道点的小房间。

我蛮认真地在谷根千找过三家中介公司，其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家是挂着横幅大牌“零中介费”的，接待我的是一位年龄三四十岁的女性，性格开朗，很有亲和力。她帮我找了三个房间，都在办公室附近，我们一起走出店门就能走到房源处。

第一个房子是“女性专用”公寓，但比普通的房子还要杂乱。这点也证明了在Tokyo Style（《东京风格》）里都筑响一先生说的一句话，他在书中介绍东京蜗居百景后写道：“女生的房间一般比男生的要脏。”那栋楼的大门看起来还可以，至少鞋子是收拾好的，但灰尘不少，感觉很久没有清理过。经过走廊，上楼梯，里面并列着三个木门，中间那个房间是空着的，六个榻榻米大小，带小厨房、衣橱和小阳台，洗澡间和卫生间是共用的。看了五分钟后我就回来了，走到停车场前我跟她说不考虑这间了。她点点头。

第二个房子是“独栋”，算是一个大房子的庭院里盖起来的一个一层的小屋子，面积大，中等装修。她说之前的房客也是女生，住了很久，小屋子的门口正对着房东大屋子的落地玻璃窗，感觉挺缺乏隐私感。问她房东是什么样的人，她说是一对老夫妻，人挺好的，还有个儿子。她看到我的表情又加了一句：“人家儿子挺正常的，年纪也不小，是上班族。”

我说自己并没有担心这个，只因为这“独栋”是平房，让人有点不放心。我大学时租的房子在一楼，遇到过几次偷窥犯。睡前确定关好的厨房窗户，深夜上厕所时发现被拉开，那时的心情，加上从窗外传来的香烟味，我到现在都记得很清楚。中介大姐一边听一边点头，接着说她的朋友也有过几次类似的经验，她低声嘀咕：“女性在东京一个人生活还是有点辛苦。”

我问她朋友是做什么的，她说是当AV女优。“可是您知道吗？其实别人怎么都看不出来她是做那一行的。穿着特别清秀，很有礼貌，说话轻轻的，很年轻。所以我就想啊，很多人从外表上看不出是做哪个行业。她现在住的房间，环境跟您要求的差不多，不那么贵的榻榻米房间。”

第三个房源并不特别，上世纪六十年代建造之后再也没有装修过，说好听一点挺有怀旧感的，但也不怎么干净。走回中介办公室的短暂时间里，我问她零中介费的盈利模式，她坦率地跟我解释，他们的盈利都来自其他的收费项目，如清洁费、换钥匙费、保险合约等，而且零中介费可以吸引不少客人的眼球，顾客数量会比其他中介多。

看完这三个房间我发现，谷根千虽然有浓厚的下町风情，但在观光化的过程中周围失去了一些生活基础设施，原本有过的八百屋(蔬果店)、鲜鱼店、豆腐店或五金店都被咖啡馆、时尚杂货店或小型画廊取代。让人有点舍不得的是举世闻名的独立书店往来堂(Oraido)，从地铁千联木站步行三分钟的距离，书店位于公寓底层的小小一间，除文库本利新书[新书：日本的新书指的是使用细长开本刊行的学术新刊，篇幅在日文十万字左右，和中文的新书概念不同。日本新书一般由知名学者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写作，因此会有良好的流通性和传播性。]之外都不靠发行中盘自动进货，由店主个人选书，每一个书架上的陈列方式带有自身的逻辑性。我的八平米房间里有不少从这家书店买来的书。

人形町的副店长当时提醒过我，找房不能看太多，最多看七八个就够了，因为中介看的也是同一个共享房源媒介网站，无论选哪一家能提供给房客的信息都相差无几，所以“该让步的地方就让步，不要追求完美”。到这个时候我明向了他的意思，所以决定下次看房无论

如何要租到一间。和熟人商量之后我把目标锁定在东京西边的中央线上[中央线（ChiiOSen）：是东日本旅客铁道（JR东日本）营运的一条客运路线，一般指东京站和高尾站之间的区间路线。]，这条线上的新宿、中野、高圆寺或吉祥寺等地区是文化孵卵器，作家（如太宰治、井伏鳞二）、搞笑艺人（如又吉直树、阿佐谷姐妹）、音乐家（如坂本龙一、椎名林檎）和漫画家（如江口寿史、大友克洋）都和这一带有密切的关系，到现在也保持着独特的风格。

在网上看中了一间房子，在中央线的某个车站附近，十平米大小，月租四万五千日元（约合人民币二千多元），带卫生间和厨房。我发邮件咨询中介，约了次日下午在他们办公室见面，不料见面时就被中介告知：“这间房早已租出去了，不过我手上还有一套，您要不要去看看？”感觉很熟悉的一套说辞，我在北京也听过几次。

我有些不高兴，希望中介今天要找出同等条件的一间房，一个年轻小伙子递给我名片，上面写的是店长，他叫一位年轻女孩给我端来饮料，自己二话不说就在电脑上搜索，把几套房子的信息打印出来。女孩也在旁边为我翻资料，她抬头说了一句“还有一间，但是……”，声音有些犹豫不决。店长说没关系，让她一并打印出来。她认为不太合适的原因，首先是太便宜，才两万五千日元（约合人民币一千多元）；二来是太小，所谓的四畳半，约合八平米；第三，没有洗澡间，但有独立卫生间。好处是，离车站走路只要一分钟，采光良好，向南向东都有窗户，通风好。

那天我一共看了三套房，其中这套四畳半是最干净的，我觉得房间大小也很适合我的“滚石”生活，打开窗户就见到邻居家的树木，窗外的绿荫别有一番诗意，让人相当舒心。我毫不犹豫，当场决定要这间。中介店长向我确认几项重要事宜，如房间太小很可能无法放冰箱，因没有排水系统根本无法安装洗衣机，我挨个地点头，表示明白。店长最后加了一句，好似在安慰我：“反正这附近大众澡堂有的是，投币式洗衣间也有，还算方便”

过了两周，经过常规的签约、付款流程，我搬进了四詈半。搬家时我请搬家公司把咖啡桌、椅子和衣服运过来，那天来了两位货运人员，房间在二楼，他们发现楼梯根本容不下两个人，只能一个人把所有东西搬上去。搬东西的中年男士离开时悄悄地嘱咐我：“我也住过这种房子，木造楼梯会响的，晚上很可能会吵到住一楼的人，您多留心。”我点头道谢，并把从便利店买来的两瓶饮料递给他。

听说四畳半之前的房客是一位大叔，做出租车司机的。也不知道他在这儿住了多久，又是什么原因搬走的，但从房间的状态来看他的生活习惯良好，墙壁很干净，一点都没有烟味或其他异味。四詈半的隔壁房间稍微大一点，房客是六十多岁的单身大叔，听说已经住了三十年。一楼是一位六十多岁的单身阿姨，平时交流比较少，但见面都会聊几句，有个夏天我隔壁的大叔好几周没有动静，我们担心是否发生了意外，阿姨叫我去他房间门外仔细闻一闻，若有“怪味”可以报警。没过几天他从外面回来了，说是在工作中骨折了，直接住进了医院。

还有一个可爱的邻居，是对面一家人养的两只猫，早上和晚上它们都在飘窗里躺着看外面的风景。上午我晒被子，它们抬头观望我的动作，晚上我从外面回来，它们又透过玻璃窗盯着我，而且每次都看得津津有味，我很欣赏猫强烈的好奇心。

八平米的四畳半是我目前生活的原点，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至少可以让我安眠、烹饪三餐，我感到知足。这是搬了这么多次家之后得出的结论，只要能够保持基本的卫生条件（包括采光和通风）以及健康需求（包括噪音小和空气质量好），房间的大小或装修好坏和你的幸福指数没有太大的关系，更重要的反而是人际关系和你的行动力。四张半榻榻米的面积，也是日本茶室的标准面积，据说茶室含有时间和空间的一切，那还需要更大的房子吗？辗转三十多个房间之后回到这个原点，虽然全靠偶然，但有时候也觉得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