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年前，从丈夫身边逃离，接受母子生活支援机构保护的时候，三井女士曾经抱着一线希望去找了自己的母亲和继父，希望他们能帮帮外孙。当时，她把30年前，母亲和继父私奔后，自己曾受到亲生父亲严重虐待的那段深埋心底的经历告诉了他们。

我和他们说：“知道我上学校那会儿，你走之后我都经历了什么吗？”然后把遭到父亲严重虐待的事告诉了他们。还有后来继父叫我“杀人犯”让我很痛苦的事儿，我也说了。毕竟我也是个成年人，所以说得很冷静。然而我继父却大吼：“我根本就没说过这种话！”我母亲也说：“说自己被虐待，你怎么能撒这种谎呢？”他们觉得，亲生父亲不可能对女儿做得出这种事。直到现在，我继父还说我是“撒谎的蠢女人”。所以，无论我过得多苦多难，也没有一个家人能帮我。

坐在家庭餐馆一隅，听着周围家庭的欢声笑语，三井女士说着说着，落下泪来。

这个时代，对母子单亲家庭和非正式聘用劳动者来说，真的举步维艰。离开母子生活支援机构之后，三井女士到一家小店做了一个非正式雇用的店长，却遭到了来自男性正式职工的权力欺压，罹患了适应性障碍。

实在无法继续工作了，她才去福利事务所求助。社会福利机关调查员曾多次问她：“真的没办法回你生母家吗？”她只得一遍又一遍地解释和家人已经破裂的关系，直到1年半以前，才终于成功申请了最低生活保障。

接受最低生活保障期间，她曾多次试图找工作，然而能找到的只有报酬和最低工资持平的工作。后来她只有一边对同住的次子感到抱歉，一边兼职两份工作，从早忙到晚，才总算确保了比最低生活保障金高出2万日元的收入。一想到这辈子，兴许自己只有一直这样在生存线上挣扎了，三井女士表示，自己心里只有绝望和叹息。

单身母亲即使成为家庭的顶梁柱，也很难找到正式聘用的工作，工资收入极低。母子单亲家庭的非正式雇用率是43.8%，就业后的平均年收入只有200万日元（厚生劳动省调查数据）。再加上三井女士先后逃离了血亲和前夫的暴力虐待，从小就没有什么地域性的人际交往，真的是一无所有。

从家人、配偶处均未得到过呵护，三井女士心中的寄托就只有一起生活的次子。而这个小小的寄托，也持续不了几年了。

我现在，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我很害怕过去那种类似自杀冲动的症状还会出现。不过，我虽不会主动去寻死，也并不是很想活，所以，也许有一天，我真的会死。正因为我没有生的希望，也没有死的决心，才会这么痛苦。

三井女士一直带着阴沉的表情，絮絮叨叨地讲述了两个半小时。直到最后，也没有露出一次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