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升入高中的少年的贫困，始终难见起色的精神疾病，来自男性的暴力……面对单身母亲人生中那些令人绝望的消极的连锁，以及令人看不到明天的现实，我不禁深深叹息。而那些企业，也并不打算支付单身母亲们足以维持生计的酬劳，即使已经让她们付出了全日制的劳动。

既然无论如何也找不到能支持普通生活的工作，那就只有让自己满足条件，去接受最低生活保障了。

听当事者们的讲述，其实每个月不够用的生活费也就5万日元左右。这5万日元本该由雇用她们劳动、受了她们恩惠的企业来支付，然而企业不愿意付，那就只能由税收来担。法案不断修改，对企业越来越有利，加之最低工资又偏低，在日本，现状只能如此。

我对看护和社会福利行业的采访也没有停止过。要说涉及最近女性贫困问题的代表性行业，首当其冲便是看护业。毕竟看护业从业者中，有七八成都是女性。

高龄者和残障人士的看护工作，原本一直都是由行政和地方公务员负责的。然而，自从2000年4月日本迎来超高龄社会后，委托民间人士承担相关业务的介护保险制度开始施行了。民间企业的相继进入使官制穷忙族直至今日仍在不断增加，工资水平一直维持在全部64行业中的第64位。违法劳动、性侵、权力欺压等问题的发生似乎是理所当然，对高龄者的虐待也成了家常便饭，雪上加霜的是，在提高日本人工资之前，国家又出台了大量引入外国劳动者的措施。总之，业界状况一塌糊涂。

在看护业界摸爬滚打多年，居住在东京多摩地区某团地的一位单身母亲——一名看护业员工篠崎千寻女士（化名，46岁）给我发来了一条消息。

希望您能听听我的讲述，我已无法忍受我的人生。

看护业的薪酬很低，同时比起受到感谢，更易受到高龄者的非议。外国劳动者不断涌入，今后的工资上调也毫无指望。此外，他们还可能会受到激增的蛮横高龄者的暴力伤害。占产业九成以上的小微企业经营者因为不断更改的制度而不得不压低报酬，经营惨淡。现如今，业界已满目疮痍，为之付出劳动的工作人员不断减少，只有高龄者还在不断增加——放眼望去，寻不到一星半点的希望。

我决定到篠崎女士的家中进行采访。

从车站换乘巴士顺坡道上行，一个很大的团地群映入我的眼帘。而篠崎女士就在这片团地一角的顶楼，与上小学的长子以及上幼儿园的长女住在一起。虽然她用笑脸将我迎进了屋，但她的表情略有些僵硬，又一次，我立刻察觉，她的状况并不十分正常。

她把这些一样一样展示给我看：有严重家庭暴力倾向的前夫发脾气时在墙壁和冰箱上砸出的洞，她就职的看护事务所给出的宣布不支付工资的内容证明，写有重度压力应激反应的诊断书。贫困，以及各种各样的困难似乎已将她逼入了绝境。于是，我让她一件一件慢慢道来。

直到上个月，我都在东京都世田谷区从事上门看护服务，单位是一家公益法人。然而，25号的时候，他们没给我发工资。我去催，他们竟然说不会给我发工资。我的钱真的是刚刚够花，日子过得就像走钢丝一样，一听这话，整个人都慌了。因为这个，我被诊断为重度压力应激反应，医生建议我暂时不要工作了。而且就算我现在开始找工作，这个月和下个月的生活也撑不过去。

一周以前，她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去福利事务所提交了最低生活保障申请。

当时恰巧刚收到了4个月的儿童育成补贴。于是他们说：“等你把育成补贴，还有孩子的压岁钱都用完了再来吧。”然后把我打发回去了。

现在，她的收入就是每月52330日元的儿童抚养补贴，每月2万日元的儿童补贴，以及每月2.7万日元的儿童育成补贴。此外还有前夫给的抚养费6万日元。合起来是159330日元。本来每月的收入还应该有她劳动所得的到手12万日元左右的工资。但是看护事务所却突然发出通知，说这12万日元的收入没有了，于是她陷入了混乱状态。当然，不发放工资是违法的。

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接连发生了太多事，简直糟透了。

对已经付出的劳动不支付相应的报酬，这绝对是违法行为。但在看护业界，这却是家常便饭。现在，篠崎女士的存款仅剩 10万日元左右。等钱用完了，也不知道是否申请得到最低生活保障。带着两个正在长身体的孩子，篠崎女士苍白的脸上难掩不安的表情。

那份上门看护的工作我干了两个月就辞了。一切都不正常。雇用合同让我签了五六回，合同上的金额和实际发的工资不一致，反正很乱。而且，事务所里的电脑里存有个人资料，绝对不能用它随便访问色情网站吧？但是事务所是一个女性管理者和她情夫在经营，那个男人成天都在看色情网站。我和他说了好多次，让他别再看了，也没有用。文件，委托，上门看护全都是我一个人在干，简直干不下去了。

2000年4月，看护保险制度开始实施，本来由公共机关承担的看护工作被外包给了民间企业。特别是上门看护、托老所看护这一类居家看护服务的准入门槛非常低，很多和看护完全无关的拉面店、居酒屋等小微企业经营者也加入进来。近几年，可以获得大规模补助金的保育园领域也有类似的现象发生。不少经验全无的外行人也能顺利地经营对高龄者的生命负责的看护事务所或者保育园。

篠崎女士从去年10月开始就职的这家看护事务所就是刚刚入行，开设不过数月，负责经营的是一对没有婚姻关系的中年情侣。而他们的所谓管理，就是把所有的事务都推给了有看护经验的篠崎女士。

一个外行经营一家看护事务所，首先让人头疼的就是介护保险费用的申请以及行政部门所要求的复杂文件的整理和准备。比起为高龄者和残障人士提供服务，工作人员可能会因为疲于应付案头文件工作，而疏忽看护的工作。然后，违法欠薪、职场霸凌、违法劳动开始形成负的连锁。

不只是看护工作，从看护计划的制定到费用的申请全都是我做。明明没有提供过服务，却要求我伪造给接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提供了服务的文件，还有根本不存在的勤务表。他们要求做的勤务表上常勤人员要有7个人，还给了一些我根本不认识的人的名字，但实际上在这个事务所里上班的就只有他们俩和我，总共3个人。我当时就觉得很奇怪，猜测他们申请开办这家上门看护事务所，以及对国保联[国保联：“国民健康保险团体联合会”的简称。根据日本《介护保险法》规定，高龄者的看护费，一部分由看护保险承担（由“国保联”负责审核申请并支付），一部分由被看护者本人承担。看护机构在收取看护费用时，也是向被看护者收取一部分，向“国保联”提交支付申请收取一部分。]提出的看护费支付申请，全都是不合法的。我不想与他们同流合污，参与公费诈骗，所以很快就辞职了。

根据负责制作和整理相关文件以及支付申请书的篠崎女士所言，这家上门看护事务所不仅违反了法律基准，还利用没有家人的最低生活保障接受者不断提出不正当的看护费支付要求。接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单身人士多半没有子女等家庭关键成员在身边。有很多人都是只要看护事务所要求，就给签字盖章。往往是看护机构捏造了一些未提供的服务和看护保险要他们签字，而当事人完全被蒙在鼓里。

看护服务的报酬有50%由国家、都道府县、市区街村分担，靠税收来支付。而眼前的事实是，这些税金就这样源源不断地流入了这些提交不正当支付申请的看护事务所里。

虽然我递交了辞职申请，但他们说“绝不会放我走”。他们之所以如此威胁我，也是因为我这个常勤人员一旦走了，这个事务所里就没人了。除了骗取看护保险费，他们好像还在骗取针对雇用关系的补助金，我一旦辞职，他们的这笔钱也会损失。所以，他们有意刁难不给我发工资，不管我怎么催，都不给我开离职证明。因为雇用关系还留在他们那儿，我也转不了职。一想到自己要因为这种诈骗行为而被利用，生活还要被搅得一团乱，我就很受不了。

因为进了这家恶劣的看护事务所，篠崎女士的精神状态逐渐恶化，拿不到离职证明，没法找新的工作，还被拒绝支付工资。现在的她，几乎是走投无路了。她手上有先后签署的好几份雇用合同。工资金额每份都不一样。只支付了一次的工资，金额是13.3万日元。没有补贴。不止没有加班费，工资金额还低于东京的最低工资水平，换算成年收入只有159.6万日元。

我喜欢高龄的老人还有看护工作。但是，自从我干了看护这一行，人生就变得一塌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