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上女士出身东京，属于泡沫世代[泡沫时代：在日本泡沫经济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她的父亲是媒体工作者，初中供她读了一所初高中连读的有名的女子学校。中学时代，她性格认真，成绩优异，拿到指定校推荐名额，进了有名的私立大学。求职的时候刚好赶上空前的卖方市场，很轻易便拿到了企业的内定。除了那家部分上市的企业，她还拿到了好几家公司的内定。

和前夫结婚的时候我27岁，我们是一个公司的。因为是社内结婚又遇上人事调动，我就辞职了。前夫当时的年收入是500万日元左右。虽然我辞了工作，但后来只打了一份零工，一家人就能维持普通生活了。我29岁怀孕，生了孩子，33岁离婚。我前夫当时是再婚，他在我之前组建的家庭是什么情况，我并不清楚。他和他的前妻有一个孩子，说是商量孩子的事，两个人见面很频繁。因为这件事，我对前夫的感情渐渐淡了，两个人的争吵不断增多，后来关系就无法修复了。当时我凭着一时气盛和他离婚，连抚养费都没要。我当时觉得，自己就算成了单身母亲，也能凭一己之力抚养孩子，所以离婚的时候一点都没觉得不安。

33岁，女儿4岁，她成了单亲妈妈。

川上女士决定回自己家，找个工作开始新的生活。当时，她抽中房租3万日元的公团住宅[公团住宅：指国家提供部分资金，修建后出售的房屋，相当于公租房。]，还找到了一份国公立大学教授秘书的工作。这份工作是正式聘用的，年收入400万日元左右。工资，再加上儿童补贴和儿童抚养补贴，她们的生活不仅没有困难，甚至还很优渥。

那时候，我还存了一些钱。团地里有工作的妈妈挺多的。大家会利用休息日互相帮忙看孩子，帮了我很大的忙。那时候生活富余，女儿很爱学习，成绩很好，所以我供她读了私立中学。我当年就是读的私立中学，而且当地的公立学校也乱得很。

那是一所县内最难考的名校，出了不少考上东大的学生，在网上检索，这所学校的偏差值超过70。看来川上女士的女儿是真的非常优秀。然而就在她女儿上中学之后不久，变故发生了，首先是川上女士的父亲亡故。

女儿上初中一年级那年，我父亲去世了。我有一个姐姐，大我两岁，以前就一直有精神问题。她大学毕业之后一直没工作，在家里由父母养着。自从几年前母亲去世，姐姐就代替母亲在家打理家务，父亲一去世，家里就剩她一个人了。本来她的状态就很不稳定，这下子孤身一人了，就彻底病了。

川上女士十分担心这位从来没有工作过的姐姐，所以家里的房产还有其他财产的继承，她全都让给了姐姐。

把所有财产都让给姐姐之后，我暂时放心了，但是父亲去世两年后，关西的一家精神病医院忽然给我打来了电话，说姐姐住院了，希望家人能过来照顾。原来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姐姐卖了家里的房子在关西买了公寓，搬到那边去了。我真的是毫不知情，一点儿准备都没有，就开始了对姐姐的远距离看护。那之后至少有1年时间，我都是一边工作一边频繁地往关西跑。

川上女士的姐姐是被强制入院的，主治医生下的诊断是统合失调症。

所谓统合失调症，是一种使人将思考、行动和感情集中于一个目的上的能力减弱，人会产生幻觉和妄想，行为变得混乱的病症，它会使人无法在社会上正常生活。想想本书第2章里提到的重复着偷窃和自杀未遂的女大学生石川女士，可以想见，人如果陷入这样的状态，要独立生活必然很困难，而且本人对此也无能为力。

川上女士的姐姐告诉主治医生自己一直被某人监视和监听，所以从东京搬到了关西生活。然而实际上既不存在监视，也不存在监听，都是她的幻觉和妄想。医院告诉川上女士，这种情况无法长期住院，每个月都需要接病人回家几次。于是，为了姐姐，川上女士每个月都要去好几次关西。工作上必须经常请假不说，这样的生活不止要损失时间，交通费还有姐姐的生活费也是一笔不小的经济负担。

虽然川上女士让出了全部财产，但她的姐姐那时已经完全没了存款。自家的房产被房地产商低价买走，后来的公寓却买得很贵。于是，父亲留下来的财产被花得一干二净。

从此，川上女士要抚养一个上中学的女儿，做着全职的工作，还要看护远在关西的姐姐。

如果坐新干线，一个来回的交通费就是3万日元。住院费之类的医疗费用也只能全部由我来出，每个月至少是10万日元，多的时候能到30万左右。实在是没法亲自去关西的时候，我只能自费雇一个家政服务员，一个月又是1万日元左右。

川上姐姐的病情一直在恶化。看护者最重要的作用是监督服药，如果没有第三者监督，病人有没有服药根本无人知晓。统合失调症的患者如果不按时按量服药，后果十分严重。事实上，她的姐姐已然频繁地制造了诸如自杀未遂、跳河、在公寓的公共区域失声大叫等各种问题。

每一次发生问题，就会有人联系川上女士把她叫来医院。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什么状况，给川上女士就职的大学研究室也添了不少麻烦。开始远距离的看护后仅过了1年，由于发生了太多的状况，川上女士觉得一边工作一边进行远距离的看护实在是太勉强了。她不想再给工作单位添麻烦，于是递交了辞职申请。

因为时常打乱正常生活节奏的远距离看护而手忙脚乱，于是突然辞去了研究室的工作，川上女士做出了一个最坏的选择。那个时候，看护离职还没有成为社会问题，川上女士没有任何相关的知识，对陷入贫困的风险没有丝毫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