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简直是看护离职中最典型、也最糟糕的案例。

川上女士因频繁地被叫去大阪而选择了看护离职的时期，是看护的初始阶段，被称为“看护焦虑期”。在这个时期，看护者无法做出冷静的判断。他们以为此时所经历的忙碌和负担会一直持续下去，因而辞去了工作。

川上女士说，“那时我以为因为看护而离职之后也总会有其他的办法”，然而没有人能保证，她即使再找工作，也能获得和之前一样的收入。实际上，收入减半的例子才是最常见的。而且，日本的社会福利会优先照顾无依无靠的人。如果有家人为之操心，那负担就会转嫁到他们的家人身上。

现在已经不是由长子的妻子承担看护义务的时代了，据统计，一边在公司里工作一边承担看护责任的人数已达300万人。如果把团块世代全部成为高龄者的2025年作为一个峰值来看，今后承担看护责任的人数还会不断增加。

看护离职率一旦增加，企业会面临人才流失，当事人会失去经济来源，对所有人都没有好处。于是，开始重视这一问题的安倍政权提出的“新三支箭”，其中一支便是“零看护离职”。《育儿介护休业法》在2017年进行了修订，现在，该法律规定，有需要看护的家庭成员（配偶、父母、子女、配偶者父母、祖父母、兄弟姐妹、孙子孙女）且正在对其实施看护的劳动者，只要向雇用者提出申请，就可以获得每一个家庭成员合计最多93天的看护停工期。

然而，川上女士选择看护离职是在2011年。那时候的制度要求，申请看护停工必须满足同居且存在抚养关系这一条件，因此与川上女士分居两地的姐姐不能算作申请看护停工的对象。川上女士的单亲家庭之后依然维持了安定的生活，大学毕业之后，她在工作和生活上几乎没有遇到过什么困难，便觉得“就算因为看护离职了也总会有办法的”。然而，她想错了。

现在想起来，我那时候简直太无知了，思考方式根本不正常。我当时只想着必须赶紧解决眼前姐姐的问题，觉得自己还有500万左右的存款，只要撑过这一段，再找工作就行了。哪知道姐姐的病完全没有好转的迹象，而存款却花得很快，才1年时间就几乎见了底，很快就难以为继了。

家人的看护问题，很难和家人以外的人商量或求助。川上女士不顾后果地选择了对姐姐的看护，结果却是耗尽了积蓄，花费了时间。

光是去找姐姐居住地的市政厅就不容易。想找他们商量和咨询只会被各个窗口当皮球踢，精神病医院也不会接受病人家属的咨询和求助。当时看护保险这些也不健全，我完全不知道可以依靠谁。而就在我手足无措之间，钱不知不觉就花完了，姐姐也是稍不注意就切断电话线，吵着有人监听她的动静，把家里的窗户全都用报纸或透明胶封上，等等。

现在，社会虽然开始重视看护离职问题，但医疗、看护等社会保障经费的削减却也呈釜底抽薪之势。相关经费并不充裕，反而在缩减，医院降低长期住院患者的接收率，看护保险使用者只有在重度的情况下才能享受报销的情形开始成为大势所趋。

作为经费削减的替代方案，各自治体都开始尝试建构地域居民互帮互助的地域总括看护系统。所谓地域总括看护系统，简单来说，就是让高龄者和残障人士从医院和看护机构回到各自家中，由地方上的组织和家人负责照顾的一种策略，对被看护者的家庭成员和志愿者的依赖性很高。这种变公助为共助、自助的地域建构策略正在各地逐步推进，然而它恰恰与“零看护离职”方针背道而驰，反而会诱发更多看护离职。

川上女士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家庭，有着很强的责任感。然而这种责任感反而成为一种灾难，促使她遵从了国家希望将负担最大限度转嫁到被看护者家人身上的意向，背负起了原本身处另一个家庭、超出自己承受范围的对姐姐的看护。

承担起姐姐的看护之后3年，川上女士的家庭经济状况由于她的看护离职而崩溃了。没有收入的状态持续了一年多，川上女士只能不断消耗存款，最终，积蓄被消耗殆尽了。

而原本就读超级名校高中一年级，时常一个人留守空房，却坚持努力学习的女儿，因体谅为姨妈的看护而手忙脚乱的母亲，成了母亲错误选择的第一个牺牲品。

结果，我耗光了所有的积蓄，陷入了身无分文的境地，实在是交不起学费了，于是女儿在高中一年级升二年级的那个春假里退学了。我把现实状况告诉她那天，她哭了。但她还是毫无怨言地转去了一所函授制的学校。女儿为了我承受了太多。

在女儿从高中退学之前，川上女士曾经求了学校很多次，希望能延迟缴纳学费。她把这一年里的家庭状况全部告诉了学校，向他们解释了家庭经济崩溃的原因，但校方一直没给她明确的答复。

学费是无论如何也拿不出来了。当时女儿的学费要每年70万日元左右。但是，学校方绝口不提“退学”两个字，只会不停地问：“您打算怎么办呢？怎么支付呢？”要求我拿出有理有据的支付计划来。说“我一定会想办法支付”是行不通的，他们不接受这种说辞；说“请再给我一些时间”也行不通，因为他们等的就是那句“我们不上了”。结果，我只能说：“那我们退学。”老师们这才露出松了一口气的表情。

川上女士的女儿从名校退学，转学到函授制学校之后，没有被挫折打败。她一边打工赚自己的学费和生活费，一边为了考上初中时便立志要报考的国立大学而努力着。结果最后她没能考上，而是考上了为保底而报考的一所同样难考的私立大学。靠着信用金库的学费贷款交了入学金，又申请了借贷型助学金，她总算进入了大学。但是，她只读了1年，便放弃了大学生活。

女儿现在有一份非正式聘用的工作。她决定从大学退学，是为了不再增加借款负担。她的成绩虽然优异，但她认为还是趁负担尚轻的时候及时止步为妙，因此选择了退学。我拿不出钱来，虽然觉得很可惜，但也只能尊重女儿的选择。

可见，有多少贫困的家庭，就有多少孩子的未来被剥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