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出生的人，自然是属于最为幸运的那一代。他们在经济高度发展期度过学生时代，于泡沫经济时期就职进入社会。

当时日本是世界前列的技术大国，也是发达国家，学生时代就是年轻人的乐园，讴歌青春的时髦偶像剧在屏幕里闪闪发光，只要成功就职，企业会教你如何工作，并终身雇用。我虽然比植草女士小10岁，但我同样做梦也想不到，曾经如此幸福，让年轻人们充满梦想的日本，竟然会变成现在这样。

我们坐在车站附近的家庭餐厅里，植草女士说她一天没吃东西了，于是我们一边用餐，一边继续交谈，点的是汉堡肉加一饭一汤的套餐。

我小时候，是真的被宠坏了。当时是泡沫经济时期，我父亲在大企业里工作，很有钱。我说想要台钢琴，第二天家里就能多一台钢琴。上大学的时候也是父亲告诉我说“有一所大学特别适合你”，我就去考了。

植草女士和前夫是大学时的同班同学。上学的时候，俩人便开始交往了。毕业后，植草女士在一家外资上市企业工作，而她的前夫则通过了国家公务员第一类考试，成为中央官厅的高级官僚。他们结了婚，植草女士28岁时生下了长女，32岁时生下了长子。后来，前夫被调往海外任职，她便辞去了工作。

在国外房租很贵，一个月要80万日元左右。但是海外的工作不仅包房租，还有高额的补贴，我们家的年收入应该有2000万～2500万日元。我们的夫妻关系出现裂痕，是从我母亲患癌症开始的。那时候我常在日本和前夫的赴任地之间往返，即使家庭关系开始出现问题，我也把照顾母亲摆在了优先的位置。因此，前夫的心渐渐地离我越来越远了。

植草女士竭尽全力救治身患癌症的母亲，医生建议的所有高端医疗手段，她全都给母亲用上了，因此，医疗费用极其昂贵。两年时间，母亲的医疗费就花去了1000万～1500万日元。在当时，对她来说为了母亲不顾一切地续命治疗是重要的。

所有的钱都是前夫出的。刚开始的时候他还会关心地问一句“手术怎么样了？”。后来渐渐地，他开始劝我“差不多该回来了吧”。那时候，我盲目地想着尽可能地为母亲做力所能及的一切，所以花了很多钱，尝试了一切所谓最先进的医疗技术。我仗着丈夫的理解和宽容，在母亲的治疗上投入了太多，将自己的家庭放在了第二位，最终，我等来了前夫的一句“我想和你离婚”。离婚的时候，我40岁。

不管花多少钱，母亲的癌症还是不断恶化。最初，植草女士的前夫觉得她是在照料家人，还比较理解配合，但渐渐地，他开始焦躁不满，开始对她说：“做人也要懂得放弃。”尽管如此，她还是没有回归自己的家庭，而是继续一心扑在母亲的治疗上。

最先进的医疗技术，高额的药物，尽管她用尽了一切手段，母亲的癌症还是持续恶化，日渐消瘦，最后亡故了。而破裂的夫妻关系，在她母亲死后也没能修复，只过了数月，她就在离婚协议书上盖了章，提交了出去。

长女随着父亲留在了海外，长子则跟着植草女士回了国，开始在日本生活。于是，植草女士带着孩子，在日本过起了单身母亲的生活。

我之前就职的公司社长人很不错，他同意我继续回去上班。但是，我回到公司，发现状况和以前大不一样了。长时间劳动是常态，从早上一直工作到末班车时间是家常便饭。我努力撑了两年，儿子总是问我“你为什么不回家？”“为什么我永远是一个人？”，于是我辞了职。毕竟当时公司的氛围，并不允许我考虑我个人的家庭。

在升学考试的战争中胜出，从一流大学毕业，作为一个社会人，也用擅长的英语作为武器留下了不俗的成果，有赴海外的经历，也自信拥有较强的工作能力。因此，丈夫提出离婚时，植草女士认为，凭自己一人之力也足以抚养长子成人。在被社会排挤，四处碰壁之前，她从未感到一丝不安。

她在东京租了一间房租8万日元的房子，开始和长子一同生活。工资到手26万日元左右，每月另有4.2万日元的儿童抚养补贴，前夫还会寄来7万日元的抚养费。刚开始，她并没有遇到任何经济上的困难。然而，她辞职了。那之后，生活变得艰难起来，她开始陷入贫困了。

40岁以后，正式聘用的工作就完全找不到了。能用到英语的工作，就只有补习班。于是我开始做讲师，年收入降到了原来的1/3，生活费开始不够用了。那时，我经常因为交不起小学的伙食费而被学校叫去，房租也经常不能按时交。我从小没经历过贫困的生活，第一次知道没钱的生活是什么样，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

在补习班讲课，一个课时只能拿1500日元。即使很努力工作，一个月也就只有10万上下，每个月，日常生活都缺个好几万。

因为交不起租金，之前的房东把我们赶出来了。我能依靠的人只剩下我妹妹，于是大儿子读初中二年级那年，我们投靠了妹妹夫妇。妹妹的家是一栋房租15万日元的独栋，我们两家开始共同生活，我负担5万日元的房租，伙食费什么的看情况算。有一段时间，我们彼此相安无事，过得很平静。可后来，大儿子从公立高中落榜，读了一所私立高中，而同一时期，前夫也说“我回日本后收入减少了，所以想减少抚养费”。于是，家里的经济变得越发捉襟见肘。

私立高中的学费是每月4万日元，加上其他费用第一年就花了100万日元。抚养费从7万减到4万，而且一段时间之后，前夫就不再打钱过来了。自从长子上了私立高中，植草女士开始实实在在地为生活费忧心起来。入学金靠卖海外生活时买的名牌包和母亲留下的宝石总算是交上了。然而那之后，悲剧发生了。

我遇上非法盗刷信用卡的诈骗，背上了债务。那之后我连最基本的生活都保证不了了，每个月还要向妹妹借好几万日元。结果，我和最后能依靠的妹妹之间关系开始恶化。最后，我们没法再一起生活了，大儿子一毕业，我们母子就被赶了出来。

长子靠借贷助学金，考去了地方的私立大学，目前在读，靠全额的助学金和打工自立。而被留下的植草女士，则去和原来做讲师时认识的补习班经营者倾诉了自己困难的处境，于是对方给她提供了一个原来用来堆放杂物的屋顶阁楼。这一切，都发生在三年半之前。

长子上大学后成绩很糟。植草女士提醒他注意自己糟糕的成绩，没承想被儿子甩了一句“以后，别再管我的事了！”，随后断绝了关系。那之后的两年半时间里，她和长子再没见过面。他的地址、电话号码，植草女士全都不知道了。时隔多年，她和回到日本的女儿也见了一面，却因为弟弟的事情吵了一架，女儿说了一句“我没当你是母亲”，俩人不欢而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