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家庭一般分为“单亲”“病痛”“孩子多”“三代人同居”这4类情形。符合越多情形，贫困就越严重。井川女士一家除了“三代人同居”之外，其他的3条全都符合。

她按下手边的按钮放下椅背，开始闭目养神。

虽然只是轻声且缓慢地讲述了30分钟左右，但因为无法调节体温，井川女士现在略有些发抖。时间剩的不多了。等她休息结束，我必须赶紧询问，她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

井川女士还在东大研究生院就学期间，就已经开始参与临床工作了。1998年，她从研究生院毕业后，成为一名独立的临床心理医师。她在多地的教育委员会任过职，也待过综合医院的精神科，还负责过大学的学生心理咨询室，担任过私立大学、研究生院的非常勤讲师，职业活动十分活跃。

在我们那个年代，即使从东大毕业也很难找工作。硕士毕业的人最常见的就业形式，就是在多所学校任非常勤讲师。现在，高学历女性的“博士贫困”不是成了社会问题吗？当时也是这种情况。我只是碰巧找到了工资较高的工作，每个月能拿50万日元左右。后来28岁那年我结了婚，很快就生下了大女儿。

女性博士研究员的贫困如今已然成了一个社会问题。而问题产生的背景，则是自1991年开始的重点扶持研究生院政策。这一政策让研究生院的升学者剧增，结果出现研究生院毕业却找不到工作的现象。就算女性能作为研究者就职，但学术界是男性的天下，女性几乎都是固定任期的非正式聘用职位。不断有女性研究员反映，她们的收入太低，根本维持不了最起码的生活。

幸运的井川女士没有经历研究生毕业后的贫困，嫁给了一个大她两岁的男性。对方也是一位研究生学历的非常勤讲师，夫妻生活和家庭都很安定。她遇上的最初的障碍，便是不定期的工作和育儿之间的冲突。

当时我工作的地方是私立大学的学生心理咨询室。那时，校内经常有学生自残，或发出“我要自杀”的预告。如果预告足够具体，我们就必须一直盯着他，并把他带到学生心理咨询室保护起来，直到交给学生的父母。有时候，我们还必须等着学生的父母从外地赶过来，这样职责之外的工作很多。我发现，在时间上，我无法同时保证工作和育儿，便换了工作。新的工作是省厅的一个下属团体。这个组织经常会有一些原体制内的人员流入。

井川女士的人生便是从这一次换工作后开始跌入低谷的。在这之前，她的讲述一直平静而缓慢，然而一说到她就职的这个组织，她那不大的说话声里分明含着一股怒气。

我的身体之所以变成这样，都是因为权力欺压。我一直想找出客观上的原因，但能想到的只有这个。我当时受到了一整个组织非常、非常、非常严重的权力欺压。

这是她今天第一次稍微抬高音量。那是一个以某省厅的退休和离职者为中心来运营的团体，那些从省厅下来的男性正规职员的权力欺压，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我受到的权力欺压的开端是我的姓氏。工作中，我一直是将自己的全名作为通称的。结婚后，我的姓氏变了，但作为一个研究者，如果改了姓氏，我之前的业绩就很难检索了。所以，工作上，我还是一直使用旧姓。即使是在东京教育委员会里，当时都是认可使用旧姓作为通称的。但是2005年，我进入这个组织时，却被告知“我们这里坚决不允许使用旧姓”。他们一直逼我，无论我怎么解释，他们都说这是工作命令，让我必须把姓氏改掉。他们恐吓我，逼我去家庭裁判所。无休无止的恫吓最后逼得我不得不和丈夫假离婚。而离婚的理由，就只是为了姓氏。然而我丈夫观念很传统，这件事让他大受打击，离婚之后，他的心也离开了我。说白了，他甩了我，也抛弃了孩子。

井川女士的家庭原本年收入有1000万日元，因为离婚，收入减半。前夫不仅离开了妻子，而且连孩子也舍弃了。约好的每月10万日元的抚养费，到头来一次也没有付过。井川女士成了单身母亲，一切都变得困难起来，她的生活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那个组织的工作环境简直太可怕了。高学历女性占了全部职员的一成左右，而正式职员对女性的霸凌是贯彻始终的。他们会把失误全部推给女性，交给我们规定时间内根本无法完成的工作，并且恫吓我们。被几个男性上司围着辱骂这种事几乎每天都有。最过分的是，有个男性上司在工作时间坐在自己的工位上喝葡萄酒，不小心弄洒了，在地上留了印子，居然走到我身边对我说“我任命你为清扫负责人”，一间500平方米的大办公室里，我一边要完成日常的业务，一边还要不停地打扫卫生，要是留了一点灰尘或者线头什么的，他们还会拿到我面前来对我大吼大叫。而这个上司，就是总务部长。

一个公务员出身的平庸男人动不动就对女性耀武扬威，光是想象一下我就觉得恶心。论资排辈的规矩尚存的公共机关，内部组织是僵硬的。那里不仅残留着陈旧的男尊女卑观念，还总爱继承那些权力欺压和喜欢耀武扬威的歪风邪气。而在这个权力欺压尤其严重的团体里，对女性的霸凌和权力欺压更是常态化的，在井川女士之前，就有很多高学历女性因为精神失常而辞职。

另一方面，据井川女士所说，只因为性别为女，她们就无法得到正当的人事评价。井川女士说，“我在职期间，几个女性职员在分5个等级的人事评价中都只能拿到1”。不管做出什么样的成绩，女性职员的职位永远无法晋升，而男性则容易得多。

2007年，井川女士转职之后的第二年，在一天天的精神重压之下，她的身体开始出现异常。

周末我会因为头疼而一直卧床，还会频繁地腹痛，且根本不是普通的疼法。但我去找医生还有认识的人咨询，大家都说“可能就是胆囊炎吧”。当时我腹痛之前，都会伴随剧烈的头疼作为前兆。基本上，头疼和腹痛后来都常态化了，而且一直不见好转。我只能一边忍耐一边工作。2008年1月前后，我的胆囊疼得越发厉害了，休息日总是会疼得我筋疲力尽。因为头疼，我甚至无法工作。孩子们的学校参观日我也因为头疼而无法出席。除了工作时间，我几乎一直睡着。

即使身体出现病变，那些中年男性职员的权力欺压依然在持续。上司和上层人员开始集中持续地欺凌井川女士一人，只要她因为照顾孩子按时下班，就会被骂工作态度差。每天都会遭到恫吓。但因为她是家里的顶梁柱，所以不管遭受怎样的待遇，她都不能辞职。头痛和腹痛毫无缓和迹象，已经有了健康受损的前兆，但她还是持续忍耐着。

身体彻底垮掉的那天，我印象无比深刻。我当时正向总务部长申请调休。我问他：“我的调休日，您看怎么处理合适呢？”而得到的回答却是：“哈？别想了。”就在那一瞬间，我突然发起烧来。当时，总务部长正和其他人大声聊陪酒女还有高尔夫之类的话题。我听着他们聊天，忽然就像按下了某个按键一样，因为发烧而晕倒了。

井川女士倒下的那天是在2009年的3月。从那一天起，井川女士就再也没有恢复过健康。因受到权力欺压和霸凌造成精神压力，最后罹患精神疾病的案例，我见过不少。但有的人不止于此，身体也会因此垮掉。

高烧39度，最多只降到38度。第二天，我告诉他们我发烧了，他们却不许我休息，仍然给我分派了一堆工作。我的身体是真的受不了了，可我还是强撑着继续工作。最开始，我以为是自己运动不足造成的，还会去健身房慢跑之类。但是，情况却越发恶化了下去。我开始出现羞明症状，也就是眼部功能异常，一遇强光就会疼痛，即使运动了，肌肉还是不断萎缩。也就是那个时候，我开始无法调节体温了。

井川女士的肌肉力量持续下降，就连出门去上班都会累得不行，最后，她的肌肉力量异常低下，手和脚都没法用了。她直到现在手都会发抖，连笔和杯子都拿不稳。她的身体状况毫无底线地恶化着，现在连长时间保持坐姿都困难了。洗澡和吃饭也无法自理，头痛、眼痛以及全身的疼痛都没停过。

不管怎么想，这都是权力欺压造成的。不管流下多少不甘的泪水，坏掉的身体也无法复原了。2010年8月，井川女士彻底病倒停职了。之后不久，她就被解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