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最后，我遇到一位浓缩了之前提到的所有消极要素，陷入了极其严重的困境当中的女性。迈着颤颤巍巍的步子，戴着口罩出现在我面前的山内里美女士（化名，48岁），让我在见到她的一瞬间就看出了她极为糟糕的状态。

嗯啊，嗯啊啊，嗯嗯啊啊……

她说了什么，我完全没听清。即使我靠近她，竖起耳朵努力听，还是听不清。

于是她从包里取出了笔记本和一支笔，写道：“20分钟后药起效了我应该就能说话了，真不好意思。”字迹非常流畅。

原来，她长年苦于精神障碍、精神药物的副作用和脑脊髓液减少症。最近4年，她的症状加重，别说是参加劳动，就连普通的日常生活都难以自理。只是徒步走上5分钟左右，她都觉得痛苦，因此平时从不出家门，一整天都躺在床上休养。

她身着运动衫，脖子上套着颈部支架，看上去十分虚弱。据她说，到这里来的路上，她都休息了好几次，晃晃悠悠地，好不容易才走过来。平时她经常动不了，也说不了话，只有吃了药才能暂时恢复，说一会儿话。

这样的状态，只能用满身疮痍来形容。她真的只是勉强活着而已。

山内女士是个有过一次婚姻的单身母亲。她有3个孩子，分别是长女（23岁）、长子（21岁）和次女（19岁），现在她和长子还有次女一起生活在附近的团地。山内女士和次女目前正在接受最低生活保障。

因为在药物起效前她没法儿说话，所以沉默持续了很久。这个时间，山内女士安静地给我看了她带来的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明、残障基础年金的到账通知书和过去的照片。

摆在桌面上的那张略有些褪色的纸质照片里，是一位有着如花般笑容的女子。那是22年前26岁时的山内女士。当时，她刚刚成为单身母亲，为了抚养孩子正做着陪酒的工作。据说，她当时是池袋一家有名店铺的陪酒女。

一边是照片里如花一般的22年前，一边是连路都走不稳、只能靠笔交谈的羸弱现状，面对如此令人难以置信的反差，我不禁说不出话来。

我觉得我是被精神病医院搞成精神病患者的。我完全想不到，现实里居然会有这样的事情。

20分钟后，山内女士终于能出声了。透过口罩，她用微弱的声音，缓慢地讲述起来。能听得出，在身体还健康的时候，她应该是一位很有涵养的女性。

我第一次去精神科看病是在12年前。当时，我还是横滨一所上门看护事务所的正式员工，但我已经带着3个孩子，被迫忍受了很多年的长时间劳动了。我真的很后悔选择了这样一份工作，在那家黑心的看护事务所里工作的经历，直到现在还在影响着我的生活。我硬撑着过度劳动了太久，最后熬出了脑脊髓液减少症。这是一种脑脊髓液渗漏，从而引发不间断的头痛和眩晕的病。得病之后，我就没法工作了。疲倦感、失眠等一系列症状依次出现，我只能接受最低生活保障。

然而，山内女士的不幸，并未止步于此。在市政厅最低生活保障科的介绍下，她到指定的精神病医院接受了检查。

最开始，只说是“轻微的抑郁症”，但后来每次去医院，他们都会开出更多的药。有一次我有机会看了诊断书，上面写着“统合失调症”“抑郁症”“失眠症”，等等，好多种病名。

最终，精神科给她开了8种药。

山内女士为了抚养孩子，被迫长时间劳动，熬坏了身体，得了大病。然而接受了最低生活保障，开始去精神病医院接受治疗后，她真正打开了地狱的大门。

服药后，她的失眠越来越严重，开始产生幻听和幻觉，并且频繁地失去记忆。后来她甚至开始有自伤行为和被害妄想，还会在丧失记忆期间出现狂躁症状，行为失控。

她觉得自己不再是自己了。

这些都是毫无作用的药物的剧烈副作用。山内女士觉得，自己因为服用精神药物，身心都被毁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