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辈子,我都无法不戴口罩上街了

东京贫困女子  作者:中村淳彦

一个母子单亲家庭的顶梁柱垮了,家庭的破碎是必然的结果。山内女士破碎的家庭,波澜不断。

当时,还在读中学的长女开始出现疯狂的叛逆行为,几乎不回家了。偷窃、校园内暴力事件不断发生,家里频繁地接到警察的电话。后来,上小学低年级的次女也开始丧失表情,拒绝上学。她惧怕班主任和同学,缩在家里的角落瑟瑟发抖,坚决不再去学校了。只有长子,对母亲的病和长女的叛逆视而不见,勉强坚持每天上学。

长女不只是夜不归宿和盗窃,还因为卖春行为接受过辅导。山内女士被警察叫去说过很多次,很明显,家庭教育的缺失是最大的原因。

长女的疯狂叛逆,是源自内心的孤独。

每次警察一来电话,山内女士都要去接女儿回家,和警察也不知道过多少回歉。她很清楚,长女的叛逆行为,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她。因此不管女儿闯了多大的祸,心有愧疚的山内女士都没法对她生气。

对大女儿,我很努力地尝试去尽一个母亲的责任,但总是事与愿违。

母亲苦于严重的精神疾病,长女疯狂叛逆,小学低年级的次女拒绝上学。这样一个绝望的家庭,却遭遇了一个更大的悲剧。

最后的致命打击,是我在4年前突然发病,得了运动障碍(一种身体会发生反射性运动的疾病)。都是药物的副作用,现在我戴着口罩遮住了,但我的嘴部周围根本无法按照自己的意志活动,就连普通的啃咬食物都做不到。要是不吃药,我连话都说不了。因为面部的肌肉异常,所以我取了口罩的样子根本没法见人。镜子里映出来的脸,连我自己都觉得可怕。

山内女士今后已经无法再啃咬食物了。她只能吃流质食物和果冻状的食物,直到死亡。而去掉口罩露出自己的本来面目这件事,她再不会做了。

等我发现行政部门和医院有问题时,已经晚了。那时候我的运动障碍已经发作了。我太无知了,作为患者,我们根本得不到任何情报,所以只能怀疑——我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之后觉得,精神病医院是把我们这些接受最低生活保障的患者当成他们的饭碗了。一切都是从我开始服药之后发生的,所以我只能这么想。不管什么病,只要诊断出一个病名然后开了药,患者就会一辈子在他们那儿就医。现在即使能靠药物抑制症状,但我的病这辈子都治不好了。我只能要么一直服药,要么选择死。太不甘心了。

她用仿佛挤压出来一般微弱的声音讲述着。我检索了一下行政机构的最低生活保障科介绍给她的医院名,发现是位于都内高级住宅区的一位著名的院长经营的一家著名的诊所。

自她服的药起效,她开始讲述之后,已经过去40多分钟了。因为她无法长时间说话,所以我们休息了一会儿。趁着编辑去厕所的工夫,山内女士问我:“你想看看我的脸变成什么样子了吗?”

说罢,山内女士留心着周围,选了个只有我看得见的角度,揭开了她的口罩。

只有短短的3秒钟,我看见她的脸因为肌肉的松弛,呈现出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状态。具体来说,因为面部肌肉无力,她的嘴因下颚的重量而张开,整张脸被不自然地拉长了。她的这张脸,和恐怖电影里的妖怪形象一样。

我因为震惊而没能说出任何看法。她很快重新戴好了口罩,不久编辑就回来了,我们立刻恢复了原本的姿势。

然而,这样一个令人难以下笔的巨大悲剧的起点竟然又是看护行业,这使我感到愤怒。现在这个优待高龄者的超高龄社会,不仅吞噬了身为弱势群体的女性和年轻人的工资收入,还吞噬了他们的人生。

若要问美丽勤勉的山内女士和她的3个孩子与等待迎接生命终结的高龄者孰轻孰重,我想无论是谁都会选择前者。然而,在看护行业周边采访多了,尽管像山内女士这样惨烈的悲剧并不常有,但类似的遭遇却层出不穷。

等待迎接生命终结的高龄者受到了无微不至的照顾,而现役世代的孩子们却被夺走了人生。这样的现实,究竟哪一点称得上是社会保障呢?很明显,有什么东西已然失控了。

成为看护工作者之后,看护事务所里超过过劳死标准的无偿加班被强加到了山内女士身上。必然地,她的孩子无人看管,走上歪路;她的健康因长时间劳动而受损;行政机构指定的精神病医院开的药物又导致她的精神遭到破坏,现在的她,已经被逼到只能勉强存活的状态了。

脸变成我刚才看到的那样,她确实只有戴上口罩才能外出了。终其一生,她都无法再恢复曾经的美丽了。看不到未来,只有绝望,她的状态已然超过了这些语言所能形容的极限,真正徘徊在了生死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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