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药物起作用的时间，山内女士甚至无法说话。她到底经历了什么，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呢？在有限的时间里，我问起了她的经历。

山内女士出生在东北，从家乡的专门学校毕业后，便上东京来找工作。20岁时，她成了一名公司职员，在市中心区过着安稳的生活。22岁时，她和同事结了婚。24岁时，她为了生育辞职，之后诞下了长女。到了25岁，她又生下了长子。然后，就在长女3岁，长子1岁那年，她离了婚，带着两个孩子，成了单身母亲。关于离婚的理由，她说不想提及。

我突然就成了单身母亲，离婚后基本上就和前夫断绝了关系，所以也没拿到精神赔偿和抚养费。为了抚养孩子，我只能选择夜晚的工作。所以我选了夜总会。池袋、上野、六本木，我都去干过，也赚了不少钱。孩子们就送去夜间托儿所。我尽我所能努力生活，自认为从来没有不管孩子，但现在想起来，我确实挺对不起孩子的，他们太孤独了。

山内女士那时工作的时间是晚上8点至深夜1点，每周出勤4～5天。她当时很卖座，还经常能拿到店里销售的第一名。

做陪酒的营生要想人气高并不是件易事。注重外表的修饰自不必说，还要记住和客人的所有对话，投其所好。繁华街区的夜间托儿所收费也高，每个月的花费在10万日元以上，但山内女士还是只用了两年就攒了超过1000万日元的存款。

要带着两个孩子在东京生活很不容易，我本来是想回老家的。但就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一个男人。他是夜总会的客人，我们很谈得来，后来同居了，我还怀了孩子，我们说好了要结婚。我们在一起不久我就怀上了二女儿，但是孩子刚生下来，那个男人就拿了所有的钱失踪了。他说他经营了一家汽车零售店，还说要和我结婚，全都是谎话。

带着3个孩子，还被骗走了所有的钱。

当时，超高龄社会即将来临，于是山内女士又选择了被称为未来产业的看护工作。

然而这是一个大错误。

看护保险制度刚刚导入不久，山内女士便取得了当时颇受欢迎的家政服务2级资格，成了上门看护事务所的登录看护人员。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她被邀请成为正式员工，成了服务提供负责人，后来又成了管理者。

看护行业非常辛苦。要做的工作多得可怕，上班时间内根本做不完。肩上的责任越来越重，主要做的是文件和行政方面的所有工作。除了文件的准备和国家保障申请，还要核算工资和制作新事务所许可文件，基本得从早上8点工作到晚上12点。

我接触看护行业的21世纪最初的几年，正是各类事务所黑色劳动的全盛期。当时的看护行业经营者脑子里想的都是“应该如何花更少的钱让员工付出更长时间的劳动”。

一天要被迫劳动15个小时，别说照顾孩子了，就连自己的健康都无法维持。山内女士只能选择放弃对孩子的照看和管教，自从她进入看护行业，家里就只能靠还是小学生的长女照顾年幼的弟弟妹妹，家庭环境变得十分糟糕。

当时不是有长时间工作必须中途休息的规定吗？所以我晚上6点会休息1个小时，回家给孩子们做饭吃，然后再回去工作。看护的工作我干了5年，还得做家务，结果就只能削减睡眠的时间。经常连续很多天只能1天睡2～3小时，最后就把身体熬坏了。

即使做到管理者，再加上如此夸张的加班，山内女士每月到手的工资也只有24万日元左右。

单身母亲如果不承受长时间劳动就无法赚够维持家庭开销的钱。然而，一旦选择了长时间劳动，她们就无法照顾孩子，于是，孩子就成了牺牲品。看护事务所让员工违法劳动，却不关心因此而破碎的员工家庭，他们不在乎这些。

因为看护业不合理劳动的影响，首先是大女儿开始不安定起来。原因是没能得到父母足够的关爱，对此我真的很愧疚。小女儿患上适应性障碍，开始不上学。恐怕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我经常不在家的缘故。那时，我自己的精神状态也变得越来越糟，记忆中断的现象，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出现的。从那以后，一切都乱套了。

山内女士开始持续不断地头疼、眩晕，有时头疼起来，视线甚至会出现重影。最令她痛苦的就是头疼，疼起来连工作都做不下去。去医院检查，结果诊断为脑脊髓液减少症。原因是长期以来，她被迫承受长时间劳动和育儿的双重重压，劳动量超过了身体所能承受的极限。这个家唯一的经济来源——山内女士的身体，彻底熬坏了。

变成这样就不可能继续工作了，于是我从上门看护事务所辞了职。虽然我和公司说明了自己的情况，但对方似乎对此毫无兴趣，连一句道歉都没有，便冷冰冰地将我赶了出来。以我的身体状况，想做别的工作也不可能了。于是我怀着最后的一线希望去了市政厅和福利事务所，申请了最低生活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