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是不可能有约会的——我跟第一个正式交往的日本女友关系的萌芽，就因为一个电话不可挽回地结束了。那个电话不是她打来的，而是山本打来的，时间是晚上的9点。这是我连续工作了三个星期之后的第一个休息日，阿爱和我正在被窝里弥补我们久违的性生活时，电话铃响了。我只好停了下来，拿起话筒。

“阿德尔斯坦，秩父可能发生了一起谋杀案，我们要你到现场去。10分钟以内赶到这儿来，车就要开了。”

我开始穿衣服，阿爱气得噘起了嘴。

“对不起，心肝宝贝，”我说，“我得去上班了。”

“你这个混蛋！你去了，我还没去呢。”

（如果你认为“去”字用错了，且让我解释一下：在日本，达到性高潮的时候不是说“来了”，而是说“去了”。有个笑话讲的就是日美夫妻在沟通上频繁出现的这种麻烦事——他们无法判断他们是来了还是去了。）

“阿爱，我也不愿意让你搁浅啊，可任务来了。”

她用完美的英语回嘴道：“工作，工作，工作。让他们等他妈的5分钟不行啊！”

我已经穿好了衬衫，正在到处找我的《读卖新闻》袖标、相机和笔，心想还得挑一条没有皱的领带。“我会补偿你的。下次我让你在上面。”我认真地说。

我们的恋情最近刚刚经历过一场暴风雨的洗礼。我马不停蹄地工作，常常忘了打电话；休息日里不是累得不行，就是跑去喝得醉醺醺的，第二天都醒不过来，哪里还谈得上培养感情。我们的关系僵持了一段时间，不过我希望她会习惯我这个常常不在家的男友。我一直没有下决心去考虑“我们的未来”，这种以守为攻的方法帮不了我什么忙。

“喂，我真的很抱歉。大家都在等我呢。”

“如果你走出那扇门，我们的关系就结束了。”她说。

“我得走了。”我说。

我骑上自行车，以最快的速度来到了新闻组。山本已经等在车上了，我跳进驾驶座，开着车朝秩父飞驰而去。

山本在路上给我介绍了情况。受害人在秩父开了一家小酒吧（snack bar）[这是一种租金低廉的陪酒屋，里面通常有卡拉OK机和一些负责供应饮料和小吃的年轻女孩。经营者通常是风光不再的前任女招待，不过并非所有的经营者都有这样的背景。]。那天她没有到酒吧去，晚上7点45分，一个员工便去了她在一栋县营住宅楼里的公寓，结果发现她死在卧室里，身上穿着睡衣；那个员工立刻拨打了119（日本版的911）。初步报告好像是说她被一个钝器击中了头部的右侧。

山本让我在犯罪现场下车，指示我去找一张老板娘的照片，调查一下有没有人说她的坏话。他自己直接开车去秩父派出所参加简报会。我通常都是担任现场记者，因为报社不放心让我负责警方的简报会。他们担心我会错过重要的东西。后来有迹象表明，这种顾虑很可能是有道理的。

受害人住在一片灰蒙蒙的公寓群里。这是一排排清一色的米色公寓（日本典型的公营住宅），每套公寓前面都有一个带金属栏杆的阳台，阳台上牵着晾衣绳，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上面都挂着洗好的衣服。那儿的光线很差，让人觉得有人生活在里面的唯一动静，就是透过公寓薄薄的外墙传出来的含糊嘈杂的电视声音。

警方已经把那个老板娘住的公寓楼整栋都封锁了。我拿出老外装傻的招数，弯腰钻过了“禁止入内”黄胶带。还没等跟两个人说上话，一个官员就走近我，用英语严肃地说：“走开，谁都不准待在这儿。”

有几个人一边在警方的封锁线边上逛来逛去，一边朝公寓楼上面瞅。我试着跟他们聊了几句，但没有什么收获。我走进与之毗邻的那栋米色公寓楼，挨家挨户按门铃打听那个老板娘的情况，最后我找到了一家水泥厂的工头，他是那家小酒吧的常客。

他手头上竟然还有一张她的相片——小酒吧老板娘丰满得令人吃惊——而且愿意借给我用。

“你知不知道有谁会想杀她？”我摆出一副记者的架势问道。

“嗯，这我可不太清楚。也许是某个债台高筑而又想赖账的客户吧。如果你没有按时付账的话，她可真不是个好惹的。我认识的那些放高利贷的比她随和多了。”

这对死者来说未必是一句合适的评价。“她的丈夫怎么样？”我问。

“他们不在一起生活，她和女儿一起住。听说她们相处得并不好，好像是因为她女儿的男朋友。”

“他是个压酷砸，或者就是个讨厌的家伙？”

“不，更糟。是个外国人。”

“什么样的外国人？”

“不太清楚。我分不清，”他不好意思地说，“看上去就像你这样的。”

不错！我心想，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个犯罪嫌疑人！我打电话给山本，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

他称赞了我的调查手腕，然后把他在简报会上了解到的消息跟我说了一下。秩父警方已经宣布这是一起谋杀案，并成立了特别调查总部，名称还是非正式的，叫“秩父酒吧老板娘谋杀案”。

老板娘开这家小酒吧快15年了。她通常是下午5点上班，但那天她没有来，一个女招待就到她的公寓去了。那个女招待敲了敲门，没人答应。门是锁着的，那个女招待有点担心，就让那栋楼的管理人拿来钥匙，把门打开了。

公寓里很整洁，没有打斗或入户行窃的迹象，但老板娘死了，躺在她的被子上，脸朝下，血已经渗到床垫里去了。除此以外，整个房子收拾得整整齐齐，好像什么也没有丢失。

初步尸检表明，她是在那天的午夜至清晨的某个时刻被杀害的。伤口表明她受到了一个棒状的物体（有可能是棒球棍）的重创，打击的力量足以让她当场死亡。对准颅骨的那一击导致她流血过多身亡。

她生前最后有人看到她的时间是凌晨1点，当时有个员工下班后开车顺路把她送回了家。一个高中的朋友上午10点曾给她打过电话，但没有人接，这佐证了估计的死亡时间。有人看到她28岁的女儿和一个男的在凌晨两点半左右离开了那间公寓。

山本接着问我：“附近有法医组的人吗？”

“我怎么会知道？”

“他们穿着蓝色制服，一下就可以看出他们是‘法医部’的。他们正在寻找凶器。如果你能搞到他们拿着凶器的照片，我们就可以用上它。我正在派‘法国佬’去协助你。‘花花公子’会去那里拍几张周边地区的照片。”

“花花公子”到的时候，天已经快亮了。他给我带来了几个“暖手宝”——捏碎后跟空气接触就会给你带来温暖的错觉的瞬间发热垫。我在身上所有的口袋都装上这玩意儿，一边等着，一边四下张望，希望能发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公寓楼仍然被封锁着，但我看到了那些法医在犯罪现场另一头搜索着灌木丛，灌木丛的外边是一片杂草丛生的空地。来到现场的其他记者正在住宅区的停车场里逛来逛去，看来是想跟准备去上班的人谈上几句。

我正琢磨着另辟蹊径，突然发现草丛中好像有一条臭水沟连着公寓楼边路基下的排水渠。我猜想那条排水渠是通向那片杂草丛生的空地的，而且正好在那道黄胶带的下方。我一时心血来潮，决定去看看我猜得对不对。

我爬进排水渠，满身沾着污泥从路基的正下方钻了出来。现在可以清楚地看见调查员搜索灌木丛的景象了。我掏出带长焦镜头的大块头相机拍了起来。突然，我隐隐约约觉得有样东西朝我这边靠了过来。

“你一定是阿德尔斯坦先生吧。”一个声音说道。

我紧张地抬起头来一看，是法医部的主管横泽宽司，一位经验丰富、众人信服的凶杀组警探。他戴着一顶改过的棒球帽和一副方形无框眼镜，身着法医组的深蓝色磨砂服，白乳胶手套卷到手腕边上。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闯祸了，原则上我是站在警戒线后面的。“啊，是的，我就是。”我装着不慌不忙的样子说道。

“阿德尔斯坦先生，我很好奇你是怎么越过那边的黄胶带的。”

“哦，我是从排水渠里爬过来的。”

“我明白了。你拍到什么好照片了吗？”

“还凑合吧。我很想拍到你们发现凶器的精彩瞬间。”

“如果我们找到了它，我会让你知道的。我还可以为你的照片摆个姿势。不过，我认为事情没有那么简单。顺便说一下，如果在这里乱窜的时候碰巧发现看起来像凶器的东西，比如球棒、金属棒或某种钝器，请你不要去碰它，把它留在原地，但要让我们知道。”

在这里说一下横泽的事情，他一向很绅士，什么时候都是一副温文尔雅的样子。在凶杀组，警探大多是急性子，而且不喜欢记者，但横泽是个例外。所以，我决定试试他的肚量。“只要您还在这儿，我就在这儿等着，”我开始了，“我问您几个问题有没有关系？”

“没关系，你可以问啊。我也许不能回答你的所有问题，但我会回答我可以回答的问题。”

“谢谢您，横泽先生，”我说，“第一个问题：验尸官说酒吧老板娘头部只中了一击就死了。是碰巧的吗？”

“问得好。我的猜测是，凶手对自己的作案手段很精通。大多数罪犯都会紧张得一直打下去，不管头骨是不是第一次就被击碎了。因为紧张，他们有时还会猛击肩膀，甚至还会打断受害者的脊梁，但这起案件里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从这一点来看，他很专业。”

“是职业杀手干的？”

“不，应该不是。杀她的人懂得怎样迅速有效地杀死一个人。也就是说，这个男凶手或者女凶手懂得杀人的手法。”

“那你是在怀疑她女儿的男朋友了？”

“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但有一点可以告诉你，也希望你去思考一下，她女儿的男朋友是个伊朗人。许多在日本的伊朗人都是退役军人，他们当中有很多人都参加过两伊战争。他们懂得杀人的手法——用刀、枪、双手和钝器都可以。事实上——虽然你可能不会引用我对这件事的看法——和压酷砸相比，很多警察更害怕伊朗人。”

“你认为是谁锁的门呢？”

“嗯，一定是个有钥匙的人吧。有一种可能是，有人进了公寓，杀了老板娘，偷了她的钥匙，然后把门锁上，以便拖延尸体被人发现的时间。但这种可能性不大。首先，老板娘不太可能不锁房门或穿着睡衣给人开门。因此，杀了她之后把门锁上的人很可能手头已经有了钥匙。”

说到这，横泽点了一下头，转身回公寓楼去了。他边走边随口提了一下，他认为这个案子不会拖得太久。

我在那儿又逗留了一个小时。我拍到了一个犯罪现场的调查员在停车场里的散焦照片，他提着一只塑料袋，袋里装着似乎带有血迹的运动衫。其他就没有发现什么能引起我注意的东西了。

回到新闻组，我们对比了记录。据山本说，警方相当肯定是老板娘女儿的男友杀害了老板娘。他们还不清楚是不是老板娘女儿唆使她男友干的。她还无法平静下来，讯问进展不顺利，那个伊朗男友也还没有找到。

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经济正处于巅峰状态，建筑施工比比皆是；日本和伊朗两国间签订了一项协议，让伊朗人有了免签证在日本工作的机会。从本质上讲，这是日本政府的非官方政策的一部分，旨在向全国提供急需的廉价劳动力，许多伊朗人便来到这儿逗留了下来（逗留的时间也太长了）。

当时，日本的年轻人对所谓的3K（肮脏、吃力、危险）活儿是不屑一顾的。1993年，日本泡沫经济破灭，这项协议被取消了，但秩父仍有足够的重工业和工厂给伊朗人提供工作岗位。

现在，由于发生了这起谋杀案，埼玉县警方做出了反应——把所有可以找到的在秩父工作的伊朗人集中起来。这可是一件很费时的事情。

我在秩父待了三天，按所指派的任务跟踪线索，和伊朗人及工厂里的工人交谈，用读卖新闻社的交际费和“花花公子”一起到寒酸的陪酒屋去喝酒，去参加消息越来越少的新闻发布会。而且，我还被留下来采访葬礼。

葬礼的报道基本上千篇一律，没有什么变化：葬礼在“肃穆而阴郁的气氛中”进行，人群中传出“低低的抽泣声”……即使死者的亲属在前一天晚上守夜时过得挺不错——他们笑着回忆起跟死者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而且喝得醉醺醺的，闹得天翻地覆，这些场景也绝不会出现在报纸上。

我真的很怕出席这样的场合，而且，我有一个正当的理由。到目前为止，镇上的人都知道主要嫌疑犯是她女儿的伊朗男友。而我是犹太裔的，带有典型的犹太人特征——黑头发，橄榄色皮肤，大鼻子，很有可能被别人看成是伊朗人。我都能想象到这样的情景：自己被误认为是嫌疑犯，在火葬场被蹂躏致死……

我跟山本据理力争，但无济于事。

出席葬礼的人很多。受害者的女儿也在场（因为她仍然是犯罪嫌疑人，上面交代我们要拍到她的照片），跟亲友和老顾客在一起。到场的人加起来有90人左右，都穿着葬礼用的黑色服装。

仪式进行到最后，每个人都把香插到香炉里，对着受害者的照片鞠躬，受害者的弟弟代表亲属发了言：“她是个了不起的姐姐，总是尽全力去照顾别人。我一想到在她身上发生的事情就满腔愤怒。我该拿这满腔的愤怒怎么办？我可以向谁发泄呢？”

他停顿了一下，我敢肯定他是在盯着我看。事实上，除了她女儿，似乎90个出席葬礼的人都在盯着我看。我神经质地拉了拉我手臂上的《读卖新闻》袖标，希望这样能转移掉一些愤怒的目光。这时，有个小男孩的声音打破了沉默：“我要上厕所！我等不了了！再不去就要尿地上啦！”大家想笑又不好意思笑，于是，房间里响起一片吃吃的窃笑声，大家的目光这才逐渐离我而去。

我真想在葬礼之后便回到家里倒头睡上一大觉。可是，耽搁了三天的体育赛事、活动宣传和出生公告还在等着我呢。结果，我在新闻组待到了凌晨1点，一直忙到我们把所有的记事准确无误地录入完毕。我瞪着那些寄小崽子的照片来登报的母亲那字迹潦草的日文读了两个小时，结果得了偏头痛。“花花公子”和我编了一些粗俗的照片说明来苦中作乐，比如：“我流口水不是因为我是个婴儿，我流口水是因为我妈的乳头太棒了！”“如果你觉得我的脸蛋毛茸茸，你应该看看我毛茸茸的舌头！”……但我们最终还得把活儿干完。

凌晨两点，我骑着自行车回到家里，公寓里空无一人。被褥上放着一张阿爱留下的字条：“分手吧”。

她的东西都没了。被褥叠得整整齐齐，洗涤槽里的盘子洗得干干净净，她连浴缸也冲洗了，还扔掉了垃圾。这是我所经历过的最体贴入微的分手。我和衣躺在被褥上，心里想着要不要给她打电话，想着想着便睡着了。结果就不言而喻了。

山本决定，我得开始到横泽家做夜访了。横泽似乎挺喜欢我的，上次告诉过我一些消息；山本希望他能再告诉我一些消息——什么都行，只要能让我们在这个报道的竞争中领先就成。

我敲了敲横泽的公寓门，来开门的是他的妻子。当时是傍晚时分，但他已经回来了，穿着浴衣懒洋洋地倚靠在沙发上。他告诉我，大多数记者只有在晚上10点以后才会敲他的门，他让我别告诉其他人他其实早就回家了。我笑着答应了。

我们聊了天气和我在日本的生活，最终聊到了秩父的案子。他暗示他们已经找到了一件凶器，但他是不会轻易下结论的。我用脑袋瓜做着笔记；记者夜访警察时最忌讳的是边聊边做笔记，否则就没了“只是两个专业人士的闲聊，并非真的想得到什么消息”的错觉。这个规则并非一成不变，但一般来说，你从一起喝酒的警察口中得到的消息是绝不能用名字把责任加在那个人身上的。如果有了足够写篇报道的材料，这些材料一定是来自“与调查关系密切的消息人士”或“埼玉县警方”的。

喝酒对警察来说也是很重要的，这样，他们就可以煞有介事地推诿说自己毫不知情：“没有啊，我从来没跟记者说什么啊。哦，或许是喝醉说漏了嘴。我不记得了。”

横泽和我针对这起案件的细节讨论了半小时左右，我随后就跑到最近的电话亭去打电话给山本，尽我所能一字不漏地把交谈的内容复述了一遍。他夸我干得很棒，并说他会把消息送到上面去。我不知道我复述的内容里是否有重要的消息，但我想山本一定读懂了那里面的潜台词，掌握了更全面的情况。我想开口问他到底什么内容是有用的，却难以启齿（没错，是挺难为情的）。

第二天早上，山本和小野很早就来到了记者俱乐部，手忙脚乱地开始写一篇准备在晚刊上发的文章。我们搞到了独家新闻，头版头条的标题是：“酒吧老板娘谋杀案：埼玉县警方准备逮捕受害人长女[出生的顺序在日本是件大事。我曾因为没有查清文章里提到的人是长子（女）、次子（女）或幼子（女）而受到过多次训斥。即使是独生子（女）的情况，他（她）也称为长子（女）。在一个家庭里，兄弟姊妹中最年长的会自动得到尊重、敬意和权威，通常称为长子或长女。我曾试着解释这种情况给我在密苏里州的妹妹们听，她们的反应是：“在这个国家，你也可以当长子，但你还是个小丑。”]的伊朗籍男友”。

文章指出，警方准备逮捕一个被控违反移民法的伊朗人。法医已经确定了罪犯的身份，证据是一件染满血迹的汗衫、一条口袋里装着该公寓钥匙的裤子和一把在犯罪现场的公共区域里找到的血迹斑斑的金属工具。警方已经申请了逮捕令，预期会在当天实施逮捕。

这是一篇大获全胜的独家新闻。它不属于调查性新闻报道那样的，但属于备受尊敬的“我们是在警方公布之前写的”那个级别的独家新闻。当天，警方果真逮捕了那个男友，而我们的报界天敌《朝日新闻》不得不当了回跟屁虫。

那天晚上，我找横泽谈了一下，他祝贺我取得了独家新闻。我觉得有点过意不去，事实上，我还是不清楚自己究竟做了些什么。据法医长称，因为酒吧老板娘不想把女儿嫁给那个男友，那个男友就把酒吧老板娘杀了。然而，那个男友拒绝承认自己有罪，并声称：“这是警方设的陷阱——我是被诬陷的。”

不过，我当时认为这起案件已经结案了。过了将近一年，我才又想到了这起案件。

我正在大宫车站吃着日本炒面的时候，新人高桥打电话给我。电话里充斥着歇斯底里的叫喊声，就像过去那个还是新人的我在遇到突发新闻而不胜欢喜的时候常干的那样。有三个人在同时喊着不同的命令，我好不容易才让高桥冷静下来读新闻稿给我听。

第一次公告的要点是这样的：上尾市的丸山公园里发现了一具年轻日本女性的尸体。她是被人用一条女式围巾勒死的。围巾的颜色呢，还没有公布。

我能听到山本在后面嚷着让我到犯罪现场去。于是，我迅速赶到了丸山公园。

东京和埼玉县市区里的公园通常都是庞大的停车场，有几架秋千、跷跷板什么的，还有些稀稀拉拉的植被在那里半死不活地挣扎着。不过，丸山公园是个名副其实的公园，有着广阔的草地和树林。受害人是在公园中央凉亭后面的草丛里被发现的。

警方曾想把整个园区都封锁起来，但遭到了母亲们的阻挠——她们找不到别的地方可以带她们的孩子去玩耍，觉得很气愤。结果，隔离区缩小到了犯罪现场周围的那片区域。我赶到那儿时，黄胶带外侧已经围了一大群人，有好奇心十足的家庭主妇、园区工人，还有忙里偷闲的上班族、无所事事的大学生和出门散步的退休老人。当然，记者们也已经在公园附近晃悠，寻找着能够让报道显得更加条理清晰的东西。

想接近犯罪现场是不可能的了，我决定加入同行的行列，找公园的常客打听情况：有没有什么可疑的行迹？当地的黑帮有没有在公园里闲逛？这个公园是不是孩子们外出活动时常来的地方？这个公园治安好吗？

一个穿着高尔夫球衫、牛仔裤和凉鞋的牙齿掉光了的老人说，最近有许多伊朗人在公园里闲逛。他估计这些人是失业了，所以跑到这里来消磨时间，或者互相交换在哪里可以找到工作的信息。当天下午第一辆警车出现的时候，他看着他们一哄而散。这是我找了一小时以后得到的信息量最大的一条消息。

我打电话给中岛，把我刚了解到的情况告诉了他。

“见鬼！尽量去找到目击者吧。山本正赶往新闻发布会现场。有消息会随时通知你。”

我在公园里转来转去跟人交谈，但没有更多的收获。我看到警员也在做同样的事情，但平常都会到场的蓝制服法医队没有出现。警方看来非常肯定围巾就是凶器，不准备开始对公园展开地毯式的搜索了。

我再次跟新闻组取得联络的时候，山本要我跟他一起去参加派出所的新闻发布会。我的工作就是做好记录，然后传回去给把它们整理得像报道的人。（他们开始信任我理解日语的能力了——或许是因为人手不够了吧，我的日语能力也就是初中的水平。）

埼玉凶杀科的头儿佐伯正在召开新闻发布会。他的皮肤很糟，眼镜很厚，他至少超重了20斤，还净爱找松松垮垮的西服穿。他的脑袋正在秃顶，于是，他把两侧的长头发梳上去盖住已经秃了的地方，形成了一种在日本称作“条形码”的发型。佐伯也是一个以性情古怪著称的警察。我烦死他了，但我压根儿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烦他，还好山本是管提问的。

发布会上，佐伯首先介绍了23岁的受害人的个人情况，然后记者们便七嘴八舌地提出一连串极其刻板却不一定重要的问题（都是些例行公事式的问题）：尸体是在哪里找到的？脚朝什么方向？尸体是脸朝上的吗？她的头朝什么方向？（最后一个问题实际上关系重大。日本人通常是头朝北放置尸体的，因此，如果尸体是那样放置的，有可能表明凶手是个感到良心不安的日本人。）

佐伯开口让大家别说话，注意听。

尸体是在凉亭北侧的草丛里被发现的。她的头朝着亭子，身体摆得和灌木丛平行。发现她的时候，她的脸是朝上的，双手是伸展开的。她身穿深蓝色工作服和一件条纹衬衫，鞋袜穿戴齐整。（另一个可以说明问题的迹象：如果她的脚上没有鞋袜，犯罪现场也没有鞋袜，那很可能是两个人想一起自杀，而她的伙伴临阵脱逃了。理由是：日本人通常在自杀前会脱掉自己的鞋袜，就如同穿着鞋子走进日本人家里是件非常失礼的事情一样，日本人下意识地认为，不端庄稳重地进入来世是很鲁莽的事情。）

她的衬衫被拉了一点起来，露出了内衣。她穿的还是前一天的那身衣服。

而她是被人用一条粉红色围巾勒死的。

她的衣服口袋里有一串车钥匙和一条手帕。车子停在附近；驾驶座下有一个束带钱包，里面有6 000日元（约合60美元）的现金（因此有可能排除抢劫的动机）和受害人的身份证。她姓中川。

就是这些。

山本让我回到公园去，跟警方一起寻找目击者。其他记者都被派到受害人的家里去了。

几个小时后，我们碰头，对了一下各自的记录：埼玉县警方找到了受害人的通讯录，上面记着40个人名，里面有几个显然是外国人。警方正在逐个讯问他们。被认定为凶器的粉红色围巾并不属于受害人，她的家人从来没见过那样的围巾。但关键在于（又是这样）：受害人的男友是个外国人。在遇害的当天，她曾出门去见他。那个外国人的名字叫阿卜杜勒，但大家都叫他“安迪”。显然，他是个冒充法国人的伊朗人。据受害人的一个朋友说，两个人本该在上尾市的一家健身俱乐部里见面的。

听到这个消息，中岛和高桥立刻动身前往上尾，希望能在健身俱乐部里打听到一些消息。可事与愿违，他们立即被工作人员拒之门外，这些人已经接到了警方的警告，让他们不要跟记者说话。

老外的脑海里又冒出了绝妙主意：我可以冒充那个伊朗人男友的哥们儿到健身俱乐部里去碰碰运气。不出所料，山本认为这招精明，中岛却认为行不通。但最后大家意见一致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试试再说。我换上了牛仔裤和马球衫，那天早上没刮胡子，胡茬不长不短正好。我相信自己能蒙混过关。

我一进门就走到接待区前，用装出来的带伊朗口音的日语先稍微提了一下安迪是我的朋友和同乡，然后再打听要成为健身俱乐部的会员需要多少费用（可真不便宜）。那些工作人员刚开始显得很警惕，不过，在我的软磨硬泡下还是慢慢松懈了下来。他们谈到安迪和中川曾是一对十分可爱的情侣。我趁机漫不经心地说道，会员费这么高，我得跟安迪借点钱啊。我只知道他工作的地方，你们知不知道他住的地方？

他们很乐意地帮了我这个忙。我手里拿着地址走出了健身俱乐部，那时的感觉就像电影《碟中谍》里的吉姆·菲尔普斯。

我和“巨无霸”马上按着安迪的地址找到了一栋破烂不堪的两层木结构楼房，走廊里放着一台公用的洗衣机。我们从板着脸的房东那里了解到，警方在尸体被发现的几个小时后便搜查了那个地方，强行带走了十多个所谓签证逾期的外国人。这段简短的交谈被两名刚巧回到公寓楼来的警察打断了，他们把我们赶了出来。

与此同时，派出所里一片骚乱。健身俱乐部的工作人员趁着我待在那里的几分钟时间就给派出所打了电话。结果，一名素描高手被派去画了一张“安迪可疑的朋友”的综合素描像。数名警探被派去寻找这个朋友——一个潜在的共犯，他们在街头巡查线索，把那张综合素描像拿给公园里的人辨认。还有两名警探被派去监视健身俱乐部，以防那个可疑的朋友回来。

我是第二天早上才得知了派出所里发生的这一切。昨晚午夜时分，法医长横泽仔细打量着那张综合素描像，恍然大悟。“你们这些白痴！”他对着警探们吼道，“这根本就不是伊朗人！这是《读卖新闻》的外国记者冒充的伊朗人！”

一向绅士风度的横泽这回真的被惹恼了，警探们准备把我抓去关起来。山本接到一个愤怒的电话，电话那头的人暴跳如雷，山本一边不停地道歉，一边还一再地鞠躬。不过，他很得体，并没有对着我喊叫，而是礼貌地建议我放下身段乞求佐伯和横泽的原谅。我浪费了警察部门一整天的时间，让好几个警探都白费了工夫。

第二天，在新闻简报会开始之前，我走到佐伯跟前，虽然感觉有点反胃，但还是结结巴巴地道了歉。佐伯无动于衷，那一瞬间我以为他会上来揍我。但他只是瞪了我两秒钟，然后慢吞吞地说道：“你知道吗，阿德尔斯坦，我差一点就要以干扰调查的罪名送你去坐牢了。不过，考虑到你还年轻，没有经验，是个毫无章法的野蛮人，这次就饶了你。别再干这种事儿了。”

“我保证不会再做这种事了，”我说着，又想厚着脸皮再充分利用一下这个机会，便接着问道，“顺便问一下，好像你们把城里的伊朗人都抓起来了，包括她的男友，对不？”

佐伯被我这胆大包天的问话惊呆了。他摘下眼镜，用纸巾擦了擦，然后开口说道：“嗯，我看你冒充伊朗人有了成就感了吧。我不会评论你说的是对的还是错的，但你到目前为止还不算令人讨厌。”他微笑着把眼镜重新戴上，“我得赶紧走了。做个好孩子，别挡我们的路。”他说罢便朝楼上的会议室走去。

我发现横泽正在一楼的自动售货机前买苹果汁，便走过去向他表达歉意，我对他鞠了一躬，腰弯得额头都快擦到地板了。我直起腰来的时候，他拍了拍我的脑袋说：“我接受你的道歉，只是别再耍那种笨把戏了。顺便告诉你，我是不会让你忘掉这件事的。”即便是现在，事情已经过去十多年了，我每次遇见他，他都会提起我的那次伊朗人事件。

我继续调查这起案件，但最终我们还是出局了。一天早晨，《每日新闻》和《产经新闻》抢在我们前面刊登了报道，文章暗示那个伊朗人男友阿卜杜勒就是凶手，已经被拘留。在我的记忆里，这一天是我当警方采访记者以来感觉很糟糕的一天。我们采取了谨慎的态度，可在竞争中我们还是一败涂地。

我永远也不会知道，我在健身俱乐部里的小把戏是不是警方不愿把事实告诉我们的部分原因。还是不知道为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