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读卖新闻社大厦三楼的寝室里醒了过来，汗流浃背，疲惫不堪。昨天晚上不得不在办公室里逗留到很晚，结果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

三楼有两个寝室：一个是政治和经济采访记者用的，另一个是国内新闻采访记者和投递员用的。我们寝室里的床垫凹凸不平，枕头是用豆壳填充的，有一个加热系统让你觉得自己好像是睡在一间桑拿浴室里。更让人受不了的是：有个出口标志把四下照得一闪一闪的，床边还有一台你随手就可以够着、随时都可以接听的电话机。当然，政治采访记者的房间很暗，还可以调温，床是新的，而且没有电话机。

我刮了脸，跳进公司准备好的车，就往我的老根据地埼玉赶去。我正在准备一篇有关自动取款机连环盗窃案的报道。这类案件去年发生过大约57起，作案手段是这样的：自动取款机盗窃犯到郊外物色了一台孤零零的自动取款机之后，便闯入附近的建筑工地或建筑公司，偷来一台掘土机——有叉车也行（比你想象的更容易偷），然后用它把自动取款机从地上连根拔起，整个拉到一个更偏僻的地方，把自动取款机撬开，取出保险柜，转移到另一辆车上，溜之大吉。这类犯罪行动通常需要4分钟左右的时间，而警方接到报警之后的平均反应时间约为6分钟，所以，盗窃犯的行动必须相当迅速。大约有一半的时候，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取出保险柜，只好把钱留下逃走了。

我跟苏格兰场谈论过这类案件，他们在1990年代末曾被招来调查一系列类似的事件（这类犯罪行为被称作驾车闯劫）。英国警方曾敦促各银行用螺栓把自动取款机固定在地面或楼板上，这种做法基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虽然阻挡不了掘土机，但可以使破坏活动多花上两三分钟的时间，让警察更容易抓获盗贼。另一种解决办法就是在机器里加装油墨包，只要机器被摇晃或撞倒，油墨就会喷洒到钞票上，这样，钞票上就有了标记。然而，在日本，银行已经为所有的自动存取款机投保了，即使那些机器被盗，他们也不会损失一分钱；他们宁愿支付保险，也不想花钱去加固那些机器。至于油墨包的方法，日本银行嫌调换沾了油墨的钞票太麻烦，否决了这种做法。因此，警察就得一直跟这种麻烦事打交道了。

我的第一站是埼玉县的警察总部，我要到那儿去问一问和该地区发生的七起自动取款机盗窃案有关的问题。我十年前纠缠过的人——包括我的一些可靠的线人——都已经晋升了，所以，我轻而易举就能得到答案。他们基本上都还认识我，因为我离开之后一直给他们送贺年卡。在日本，你每年都要送贺年卡。这是一种规矩。如果你没有送，就会被认为是个社会弃儿。就个人而言，贺年卡让我抓狂，但我还是在每年的12月份恭顺地寄出这些贺卡，这样，那些家伙就知道我在哪儿，在干什么，贝尼多大了……

我刚走上七楼，就碰到了铁路警察的前任负责人——“杰克，谢谢你的贺年卡。你的儿子真可爱。”我决心不点穿那个可爱的小东西是个女儿。接着，走过我身边的人都停下脚步打着招呼——“嘿，你好，好久……”那两三分钟就像是冒出个小型追星俱乐部。我随后去拜见了千叶，他过去是有组织犯罪特别小组的头儿，现在是风化及预防犯罪局的负责人。也就是说，他现在有了自己的办公室，里面有一张大办公桌、两个沙发、一张放着水晶烟灰缸和水晶打火机的大理石台子；加上他可以在大楼里吸烟了，这里的环境就和埼玉县警察局没什么两样了。

千叶热情地接待了我。他说，在日本，大多数的建筑设备都被设计成可以用一种通用钥匙来开动，这助长了自动取款机盗窃案的发生。有了这样的设计，建筑工地里无论谁要使用施工现场的什么机械都不必四处找钥匙了。连不同厂家生产的机器都可以使用相同的钥匙来运行。也就是说，只要有钥匙，你就可以到施工现场里去偷走一台机械。没有人想花钱去换掉机械上的锁。另外，犯罪分子一般不会把那些机械盗走不还，他们只是借用一下，用完之后就留在了现场。

接着，千叶和我走过大厅去找吉村，他现在是盗窃与赃物科的负责人。他的副手小畑以前是大宫派出所的副警长。他们三个人我都认识。我们一起出去吃鳗鱼饭，顺便聊聊天。他们询问了我的家庭，我把女儿和妻子的照片给他们看，他们看得目瞪口呆。淳按当代日本人的标准来看是相当漂亮的美人儿，他们简直不敢相信她会跟我有什么瓜葛。然后我们又跟平常一样抢着埋单。我很想去埋单，这样就会显得我是个知恩图报的人，这一点在和仍然讲究荣誉感的日本长辈打交道时是很重要的。不过，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慢了一步，因为千叶在吃饭前已经把钱付了。

小畑看上去很像约翰·马尔科维奇，但头发多一些，他向我提供了自动取款机盗窃案和入室行窃的最新趋势。最近，日本出现中国人闯入住宅盗窃事件急剧上升的情况——事实证明，其中有些人很擅长撬锁，而日本的锁又非常容易撬。不过，那次盗窃之风过后，人们纷纷安装了更加坚固的锁，所以，现在那些行窃老手都带着电钻、螺丝锥（用来转动锁芯的）以及可爱的笑脸、Hello Kitty之类的小贴纸四处踩点。为什么要带小贴纸呢？小贴纸是用来掩盖锁上钻出来的孔，这样，小偷在里面偷窃的时候，路过的人就不会发现有什么不对劲了。

我又到埼玉东边的吉川去查看自动取款机盗窃案的最新现场，这附近有家挺像家得宝[全球领先的美国家居建材用品零售商。——译注]的商店。我试图找一个目击者谈谈，但大家就是不让我进门，还告诉我，他们不订报纸。这种情景我记忆犹新。一位女士抱怨道，《读卖新闻》在她续订报纸的时候没有给她电影票，她不想再要洗涤剂了。我一句话也插不上。有些事情是永远也不会改变的。

看一眼就知道这台自动取款机为什么会被盗了。它就像一间小屋孤零零地伫立在停车场的一角，旁边有个公共汽车站，面向大路，视野开阔，完全没有东西能挡住迎面开来的挖土机。打量一下遗留下的痕迹就会发现这台机器是用金属薄片分三处铆在地面上的。那些坏蛋带着600万日元（当时约合6万美元）逃走了。

我终于在马路对面找到了一名目击者——个头很小的石川太太，她在我出示了名片、带照片的身份证件以及《读卖新闻》小册子上的一篇关于我的文章后才开了门。她的故事是这样的：

“我听到外面噪声很大，听起来像‘哐哐哐’的声音，我就在想会不会是地震或者什么的。我能感觉到地面在震动。但后来我想起路那边一直在施工，也许他们今天非常非常早就开工了。但后来我听到了这种‘哐哐’的声音，我丈夫起来朝窗外看，我也朝外看了，我们看到有两个人正在用一台大挖土机把自动取款机从地面上拔起，然后砸成碎片。我丈夫打电话报了警。当然，等警察赶到的时候，那里只剩下一大堆碎片了，那两个人早就用一辆白色旅行车拉着保险柜逃得无影无踪了。

“我有一点惊讶，但我丈夫每天都看报——虽然我们订的不是《读卖新闻》，对不起了——看到过有关这类自动取款机盗窃案的报道。事实上，他上周刚跟我说过：‘我想马路对面的那台机器迟早会被盗。’你知道吗，他们真干了！我想那些犯罪分子一定很聪明，或者说很幸运，因为附近的人都以为又有施工了，所以等大家想到打电话报警的时候就有点迟了。”

有地方特色，有引用价值，不错。

吉川市的警察局长我很熟悉，他曾经是埼玉县凶杀科的二把手。我们打过招呼后，他表情非常尴尬地谈起在他的地盘上发生的盗窃案。警方已经盯住了15处可能发生自动取款机盗窃案的地点，但被盗的那台并不在名单上。事实上，警方已经派警察去监视另一个地点了，没想到这里却发生了一起盗窃案。吉川警察局负责包括两市一镇在内的方圆78平方公里的区域，人力有限，那些坏蛋得以逃之夭夭并不奇怪；不过，他心里还是觉得挺不是滋味的。

采访任务完成了，我盘算了一下，既然到了埼玉，我不应该浪费拜访关口先生和他的家人的机会。我打电话通知他我要过去，然后告诉了驾驶员方位，我们就奔埼玉县的最北端去了。那里非常偏远，当地学校的校园里偶尔会出现野猪跑进去横冲直撞的事。我在埼玉的时候还是个年轻的记者，一晃十年就过去了，但关口依然是我的导师，他的家人对待我就像自己人一样。我应当去看看他们。

车子开到房前已是晚上7点左右了，我恍若回到了过去的美好时光。大家热情地迎接了我。关口先生和夫人看起来都很不错，而两个女儿也已经女大十八变，不再是小学女生了。

尽管关口最近被诊断出患有癌症，但他的精神状态很好，不停地说着他重新当上名副其实的警探的快乐，他的妻子为我摆出了垃圾食品——他们还记得我喜欢吃的东西。友纪拿来了一个硕大的Hello Kitty枕头，说这是她和妹妹要我交给贝尼的礼物。我们笑着，吃着，谈着一些自己工作上的事情，关口谈到他的最新案件的详细情况，检察官已经不让他参与那个案子了——出于某些政治原因，调查牵涉到县知事，已经停顿下来了。有些事情是永远也不会改变的。

那天晚上，关口和我都没有抽烟。他正在努力戒烟。

我10点30分回到东京，就直奔江户川区去了，我约了在那儿跟一个韩国籍日本人见面，他是一家工业废弃物管理公司的总裁。

日本人在他们穷兵黩武的时期对朝鲜半岛实行了殖民统治，战争结束后，很多被带到日本做苦力的朝鲜人留在了日本。这些人后来分裂成了两派：一伙人宣誓效忠于韩国，另一伙人宣誓效忠于朝鲜。朝鲜籍日本人有自己的教育体系和地方自治委员会。这家伙就曾经是地方自治委员会里的。

你可以想象，因为朝鲜承认了20年前曾经绑架过日本公民——那些在海滩上散步的人——把他们诱拐到朝鲜去给间谍上日语课之后就不让他们回来，朝鲜籍日本人过去一直处于神经紧张的状态之中，今后也还会这样。这家伙答应跟我见面，谈一谈朝鲜人在日本的处境以及他们对朝鲜政府的帮助。

有一段时期，许多朝鲜人返回朝鲜去协助重建自己的国家，他的姐姐加入了那些人的行列。等到他的姐姐和其他所有的人都看透了那个“劳动者的天堂”的时候，他已经没有办法把他的姐姐弄回来了，而且还被迫或多或少以支援朝鲜的名义付一份“赎金”。他说，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他正谈到朝鲜政府在日本的活动时，一个长相凶恶的年轻小伙过来打断了我们的谈话，立即跟那位公司总裁用韩语大声而激烈地议论起什么事情来。我认出他是山口组下属的山健组领导层里的一个压酷砸，我在一本压酷砸粉丝杂志上看到过他的面孔。当时有几本这样的杂志是采访有组织犯罪的优秀警方记者务必定期阅读的。当然，那两个人在说些什么我一句都听不懂，不过，他们随后毫不在意地解释说，他们是在谈论上周发生的一起办砸了的谋杀未遂事件。

两个戴着摩托车头盔的小阿飞冲进一间酒吧，朝住吉会的前头目开了枪。那两个小阿飞的枪法实在太次了——打死了5个人，其中3个是无辜的局外人，前头目毫发未损。那次意外行动促使警方严厉打击了住吉会。压酷砸没能圆满地向警方提出任何让他们逃脱干系的东西，只好交出了一个替罪羊，不过那个人看上去根本不像是个杀手。

那个年轻头目把真正应该对这起枪杀事件负责的人的名字给了我。我到那儿并不是去收集有关这起事件的消息的，但我把了解到的消息通报给了当地分局过去和我很熟的一个警察。

11点左右，我在一间酒吧里见了国粹会的一个派系里的社团拜把兄弟，向他仔细查问了一些有关自动取款机盗窃案的情报。我付了酒钱，还给了他一场职业拳击赛的前排票。

过了午夜，我才回到家里，淳和贝尼已经睡着了。我把水槽里的碗碟洗了，冲了个澡，钻进自己的被窝睡着了……一天终于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