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得打个电话给蒂姆·布莱克曼，他人在英国。我答应过给他打电话的。

他希望我一知道他的女儿露茜出了什么事就告诉他。布莱克曼先生在要求寻找他女儿的问题上跟东京都警视厅闹得太僵了，他们有消息恐怕也是最后一个通知他。东京都警视厅知道，只要他们告诉他什么，他就会跑去告诉记者，而他们不喜欢他这样做。他也意识到他们再也不会把最新的消息告诉他了，所以希望从他认识的人那里得到消息，而不是在报纸上读到它。我答应过他，不论是白天还是晚上，只要有确切的消息，我随时都会打电话告诉他。现在就到这样的时候了。

他的大女儿露茜·布莱克曼在2000年7月1日那天失踪了。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件事，更没承想这起案件竟成了我职业生涯中的一个重要契机。日本色情业尽管有着逍遥自在、无所顾忌的外表，里面却充斥着卑鄙龌龊的勾当和性剥削，而我却对此一无所知。在我的人生词典里，甚至可以说在我的意识领域里还没有“人口贩卖”这个词。这起案件发生了许多年之后，我才终于理解了在寻找露茜的过程中自己应该领悟的事情。

露茜是个英国女孩，2000年5月4日来到日本。她本来一直在英国航空公司当兼职空姐，但她最要好的朋友路易丝·菲利普邀她一起去日本，说在那儿当女招待有好日子过，还能赚不少钱。露茜在英国背了一些债，而空姐的活儿也一直让很难倒时差的她觉得疲惫不堪。所以，她觉得来一次“带薪休假”或“工作假期”也挺不错。

路易丝的姐姐已经在日本当了几年的女招待，对这种行当的技巧和赚钱的潜力有所了解。露茜和路易丝拿着旅游签证一起来到日本，立即住进了一栋很不安全的外国人公寓，那是一种大部分居民都是外国人的大楼，押金低，还不用交“礼金”[key money，在日本租房时，除了租金和押金外，一般都要向房东一次性交纳相当于一两个月租金的“礼金”，这种礼金原则上是不予返还的。——译注]——通常要付给房东的一种酬金，更不存在检查签证的事情。

在法律上，持旅游签证的人是不能在日本工作的。而实际上，当时的日本当局一般对此采取容忍的态度。大多数在日本当女招待的外国女孩都是干了几个星期之后才明白她们的工作是非法的，这样，管理层就可以利用这个问题作为交涉工资以及出现别的问题时的筹码。

露茜身材高挑，一头金色秀发，是个非常迷人的女人，她和路易丝去了六本木。六本木就是“六棵树”的意思，长期以来一直是居住在日本的外国人和那些想跟外国人交往（相识，拍拖，然后结婚）的日本人出没的地方。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经济泡沫时期，这里是高档消费区，一个精心布置的迪斯科舞厅光门票动辄就得30美元，而且还有严格的着装规定。然而，经济泡沫崩溃的时候，这些场所还是一如既往，把下等人拒之门外，结果，一些更便宜的陪酒屋、小夜总会、性按摩院、卖淫酒吧、各种麻药一应俱全的深夜酒吧以及用廉价酒和免门票的噱头来迎合那些外来人口中的平庸之辈的巨型俱乐部逐渐占据了这个地区。那些上等俱乐部迁往西麻布，留下破旧的六本木在那里自认倒霉。

有个没学过几天英语的日本无名氏给六本木取了个“High-Touch Town”（高层次区）的绰号，还把这几个字刻在一座跨越六本木岔口的天桥的混凝土墙面上。这里在许多方面和歌舞伎町很相似，但略显寒酸，而且到处都是老外——由此得名“老外歌舞伎町”。这里只要发生罪案，受害者就多半是外国人，麻布警方早已对整顿这个地区失去了兴趣。露茜来到这儿的时候，这个地区实际上才刚刚开始从寒酸走向肮脏。

6月9日那天，露茜和路易丝就在“卡萨布兰卡”上班了。这是一家陪酒屋，就在六本木的第一家外国女脱衣舞酒吧的斜对面。当时，这家陪酒屋里还有另外9个女孩，除路易丝外，全都是金发的。她们的工资是每小时5 000日元（约合50美元），外加酒水回扣[顾客为他自己和陪酒女点的每一杯酒里都有一部分钱算作是陪酒女的回扣。这就是陪酒女们都偏爱点昂贵的整瓶白兰地、香槟及其他烈酒的顾客的原因。]以及对个人提出的特别邀请的回扣。

三个星期之后，7月1日那天，露茜从涩谷打电话给路易丝说：“我要去跟陪酒屋的一个顾客碰面，他要给我买一部手机。我太高兴了。”晚上，她再次打电话给路易丝，说她正在回家的路上。但她再也没有回来。

7月3日，路易丝的手机接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电话，是一个自称“高木晃”的日本男子打来的，他告诉路易丝：“露茜已经加入了千叶县的一个邪教组织。她不能回家，不用担心她。”

这下路易丝变得非常担心起来。她到英国大使馆去咨询了一下，然后就去麻布警署报案说有人失踪。麻布警方刚开始并不打算接这个案子，但大使馆已经得到了通知，而且对那个神秘电话也不能不闻不问。没有那个电话也许就永远不会有真正的调查了。7月9日，东京都警视厅调查科（负责凶杀、抢劫及其他暴力犯罪）正式决定接手此案。这起案件就不归当地警察管了，现在成了总部的一个难题。

就在那前后，我接到了一个资深警方记者（他叫西岛，又名“巴勃罗”）的电话，要我帮忙采访这事，尽管当时还算不上是一篇报道；东京都警视厅还没有正式公布，《读卖新闻》也是刚刚启动准备工作，露茜失踪的一些细节还相当模糊，巴勃罗提醒我暂时不要声张。

我很喜欢巴勃罗，他是个优秀的记者，而且很有教养。山本和巴勃罗当时都在负责东京都警视厅的警方采访，主要采访暴力犯罪和国际犯罪（分别由调查一科和国际犯罪科负责），巴勃罗是山本的得力助手。

巴勃罗不像日本人。他的家谱里有一个美国人祖先，让他有了一副近乎拉丁人的相貌。有个同事常常开玩笑说，国内新闻部里实际上有3个外国人：一个蒙古人（山本），一个犹太人（我）和一个墨西哥人（巴勃罗）。

电话里，巴勃罗的话坦率得令人振奋：“嘿，杰克，看来你真的派上用场了，换换口味吧。受害者是外国人，她的朋友也全都是外国人。我们需要一个人既能配合工作，还可以跟认识她和她家人的人交谈。这个人就是你了。你有兴趣吗？”

当然！我向他保证。

说实话，当时我觉得整个事情是被夸大了。我认为露茜也就是又一个被男友或她傍的大款带到泰国或巴厘岛去的老外女招待，只不过忘了通知别人罢了。

不过，我还是提交了申请——批准我把平时的工作放一放，去协助东京都警视厅采访组几个星期。7月9日，调查正式开始的时候，我去了东京都警视厅总部，警卫摆手让我进了门；我上到9楼，巴勃罗和山本已经在那儿等着我了，东京都警视厅记者俱乐部的主管兼队长三泽泥醉在沙发上。那里看上去和1993年的时候一模一样，只是麦当娜的写真集《性》早已不在书架上了。

山本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热情地跟我打着招呼：“杰克，好久不见了。还在吸海洛因？”

“不吸了，山本。我现在正把它卖给小学生呢，自己已经不用了。”

“真的？难怪你变得这么胖。”

这是真的——不是说我已经不吸（或吸过）海洛因，而是说我已经变得相当胖了。

而山本却掉了不少膘——也许掉得太多了。在警方采访的所有任务当中，凶杀案和暴力犯罪的采访是最艰苦的，这已经损害到了他的健康。关于种种风化行为的采访不容易进行，但你很少会在半夜被叫出去采访警方的突击搜查。风化行为不是不知不觉间发生的犯罪活动——我在负责采访第四管区的时候明白了这一点。警方突击搜查性爱俱乐部或没收色情光碟的社会影响充其量是象征性的，不是那种需要迅速而深入地进行报道的新闻。风化纠察队采取的大部分行动只要不公布就甭想登报。唉，但你总得写一些文章，尽管心里明白你的努力很可能都是白费力气。凶杀事件和暴力犯罪是不一样的。在一个很少发生杀人事件的国度里，这类事件几乎都会成为重大的新闻报道。这类事件的发生和发现的时间没有规律，还可能来得很不是时候，但作为新闻报道就得有真正的即时性——你必须迅速赶到现场，在激烈的竞争中抢到那轰动社会的独家新闻报道。我并不羡慕山本。

而巴勃罗兴许是因为没有一官半职，似乎活得非常滋润。他很快就让我参照他的记录熟悉了案件的情况。警方当时已经掌握了下列有关露茜的情报：

露茜失踪的当天，最后的目击者看到她穿的是黑礼服、黑凉鞋，挎着一个黑包。她的钱包是棕色鳄鱼皮的、对折式，里面有一些零钱。她戴着一条心形钻石项链和一块方形阿玛尼手表。她在英国航空公司当了近一年半的空姐。她父亲并没有不让她来日本；露茜手头有钱，她父亲还会给她寄钱。她曾跟她的父母说过，她有可能去日本观光，顺便打零工挣点钱。她并没有长期逗留日本的打算。

东京都警视厅不相信跟邪教有关的说法，尤其是考虑到以前的类似事件。处理凶杀案的警察认为她很可能是被陪酒屋一个顾客绑架并杀害了，“高木晃”这个人根本就不存在，极有可能是对她的失踪负有责任的人制造的一个假身份。

他们正从凶杀组调一些队员来调查这起案件，其中有几个警探会讲英语（或者说是英语讲得不怎么样却还想讲的人），都有处理性犯罪的经验。巴勃罗把负责这起案件的警探的名字给了我，里面有一个是我认识的人。

巴勃罗还在对情况做简要介绍的时候，山本来到了我们身边。

“那你们要我来干什么？”

山本接过话头：“我们要你去找和跟她一起住在外国人公寓里的人谈谈，同时开始在六本木附近寻找认识她、有可能曾经是她的顾客的人。你在那儿应该会有些朋友吧？”

实际上，我像躲避瘟疫一样躲着六本木。我的朋友大多是日本人。我觉得在歌舞伎町、涩谷、惠比寿甚至韩国街闲逛更开心。我有淳，不必（也不想）去六本木找一个放荡的、没有附带条件的女孩来搞。我不嗑药，也不迷恋大胸外国脱衣舞娘、迪斯科舞厅或昂贵的餐馆。我根本没有和其他老外交往的欲望。六本木跟我毫不相干，就像它跟巴勃罗或山本毫不相干一样。

我把这些话对山本说了。

他只是摇了摇头：“你是美国人，却不去六本木，不知道棒球的规则。你一定不是真正的美国人，其实是朝鲜间谍吧。坦白交代。”

巴勃罗加入进来：“连我现在都还偶尔去一趟六本木，我还是日本人呢。”

“巴勃罗先生，你看上去比我更像外国人。所以大家才叫你巴勃罗嘛。你是属于六本木的。我敢肯定，菲律宾女孩都会爱上你的。”

“阿德尔斯坦，真的？嘿，起码我不像伊朗人吧。”

我和巴勃罗正在拿我们的民族特征互相揶揄着，山本从口袋里掏出一叠现金递给了我。

“这是干什么？”

“我很少去六本木，”山本解释道，“但我知道一件事，那儿是个昂贵的游乐场。可能的话，别忘了开发票。”

我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寻找，但我心想，露茜的老东家应该是个最合适的地方。遗憾的是，我到了那儿才发现门上贴着“闭店整修”的告示。这可不是个好兆头。

2000年7月12日，东京都警视厅正式公布它正在进行露茜·布莱克曼失踪案的调查。日本的报纸对此没有太大的反应，但没过几天，这一事件成了英国报纸的主要话题。

我每天晚上都在六本木的街头四处搜寻着认识露茜的人。我遇到了极为怪异而令人困窘的情况——谁都不跟我交谈。我很长一段时间都一头扎在周围都是日本人的环境之中，连英语都快说不好了，结结巴巴的，听起来很可能跟日本人讲得一样蹩脚，对方一定在怀疑我是警察。

7月20日前后，麻布警方收到了一封非常奇怪的信，看上去像是露茜·布莱克曼自己寄出来的。

那封信上盖的是千叶县的邮戳，据说露茜在接受精神训练。信中告诉警察和她的家人不要再寻找她了。麻布警方认为这是一出拙劣的恶作剧，要不然就是作案人企图误导调查。我在第四管区时认识的一个队里的警察把那封信拿来给我看，征求我的意见。这个警察虽然是日本人，却起了一个非常怪异的名字，怪到他自己不得不在名片上标出读音，别人才懂得怎么念。我还觉得他的甲状腺有毛病——毫不夸张地说，他的眼睛鼓得都快掉出来了。他的警察同事凭着职业习惯注意到了这一点，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叫“金鱼眼”。

我一看就知道，那封信是一个日本人冒充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写的。冠词的误用，行文的僵硬，加上爱用双重否定，明摆着就是个日本人写的。主意不错，但效果不佳。如果说我在日本教英语时有什么收获的话，那就是掌握了一套有关日式英语的怪癖的实用知识。我这样跟“金鱼眼”解释了，他看起来相信了我说的话。

第二天，蒂姆·布莱克曼开了一条电话专线来收集有关露茜的消息。

8月的第一周转眼之间就过去了。露茜是拿着90天的旅游签证来到日本的。如果她还在日本的话，现在就是个非法逗留的外国人了。

蒂姆·布莱克曼到日本来了，这是一场媒体的闹剧。在英国大使馆的记者招待会上，他声称会对能够发现或救出露茜的消息提供一笔150万日元（约合1.5万美元）的赏金。同时，警方正在尝试慢慢揭开那个“高木晃”的神秘面纱，但关于露茜目前的下落依然没有任何消息。

9月1日，露茜迎来了她的生日。她要是活着的话，应该22岁了。

我也还没有发现有关露茜的任何确凿消息。唯一似乎用得着的消息是一个被人们称为“雄二”的男子的情况。“雄二”留着一头有些花白的长发，经常出没于六本木、赤坂和银座的外籍陪酒屋。他穿着讲究，在到访的每个俱乐部里都大把大把地花钱，而且比较喜欢金发女人。6月下旬以来就再也没有人见过这个“雄二”了。谁都没有得到过他的名片，也没有人有他的照片。

要获得有关露茜的消息，最好的办法就是融入六本木的夜生活。而且我还不能说自己是个记者，否则什么消息也打听不到。许多外国人都在那儿非法打工，他们都觉得警察和记者不可靠。所以，我用了一个假身份。

我装不了在六本木四处游荡的反文化人士、嬉皮士、酷老外、唱片骑师或英语教师，我不是那种类型的，能让别人觉得我是个高收入但低俗的外国商人就不错了。这类人到处都有，学着模仿一下他们并不难。我穿了件比较像样的西服，不系领带，在酒吧里跟女孩子们攀谈，不问过多的问题。我曾经思忖要不要戴上一只耳环，不过那样似乎过分了点。

我给自己取了个假名字，挑了个和我的工作比较接近的职业：保险调查员。我做了张假名片，另外准备了一部手机，每个周末都在六本木的社会渣滓里寻找认识露茜的人或者带她去过海边的顾客。

我得到了有关“雄二”的消息，把这个消息转告给了我的上司，同时也转告给了“金鱼眼”。我本想让巴勃罗了解我的消息来源，但还是不能那样做。消息来源不能不留给自己啊。

我仅有的另一条确凿的消息是，“雄二”过去常去一个叫“抄本俱乐部”的地方。我去查了一下，这家俱乐部是一个叫“滑头”的日本人开的。

我一走进抄本俱乐部，就觉得这儿的气氛有点与众不同。咦，这不就是个典型的陪酒屋吗——灯光昏暗，有几盆假盆栽，天鹅绒的沙发和桌子，桌子上放着装有威士忌和水的雕花玻璃瓶。然而，顾客的衣着跟大多数俱乐部相比似乎寒酸了些，那里的东欧女性看起来并不开心——她们的笑容是挤出来的，个个都像惊弓之鸟。当时我并不知道俱乐部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到了后来我才知道。我随口跟其中一个女孩提了一下“雄二”，差一点被立刻撵了出来。我认为，这一举动证实了“雄二”曾经来过这里，而且她们都知道他正在或即将受到调查。不虚此行，我还得到了另一条消息。那个跟我攀谈过的爱沙尼亚姑娘说过一句话：“雄二？听起来好像你在说乔吉[“雄二”的日语发音是“Yuji”。——译注]啊。”

乔吉？雄二？同一个人用不同的别名？我被弄糊涂了。

我不能确定警方是在我把得到的消息给了他们之后跟“滑头”接触的，还是“滑头”自己跟警方取得了联系。不论怎样，在这前后，“滑头”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东京都警视厅。

几年前，“滑头”店里的一个女孩被酒吧的常客“雄二”强奸了。“雄二”当时邀她开车去海边兜风，结果把她带到横滨的伊豆滨海大厦去了。最后，他把她带到他在逗子的公寓里，用下了药的酒把她迷倒后强奸了她。她事后满腔愤怒，想要去找警方报案，显然是“滑头”劝阻了她。这事发生之后，“滑头”并没有禁止“雄二”到陪酒屋来，而只是告诫女孩子们要提防他。“滑头”一股脑儿把他的店员被带去的码头名称和他知道的所有情况都说了出来。这些消息结果成了调查的突破口。

在跟当地居民交谈中，我经常听到的另一个名字是织原城二。织原是个很有钱的地产主和开发商，时年48岁，他定期频繁出入六本木的外籍陪酒屋。我觉得他很像“雄二”。我把自己听到的这个名字告诉了警察，但他们已经听说过他了。

到了10月1日，织原确实成了犯罪嫌疑人。10月12日，警方以在另一起案件中犯有性侵罪为名逮捕了他。

新闻稿非常简明扼要：

新闻稿发布之后，警方举行了一个很短的记者招待会。下面就是会上的问答：

探长：露茜案和织原的犯罪行为之间的联系尚未得到证实。但是，罪犯接近受害人的方式很相似，都是邀请女性到海边去。这就是有必要把我们的警探队伍扩大到100名左右的原因。因为证据来源众多，这将是一次大规模的行动。

问：现在已经接到多少其他的投诉了？

答：不少。有些女性已经打电话来了。如果我们扩大调查范围，有些人的情况可能会有利于警方的指控。

问：所有的受害者都是外国人，你怎么看？

答：其中也有一些是日本人，现在正在商议之中。她们正在考虑要不要报案。

问：她们都是女招待吗？

答：案发当时是。

问：有多少物品已经被查抄了？

答：很多，约有数千件。能装满1吨位的卡车。具体的数字我说不准。

问：那里面大部分是什么？

答：有一些是我们认为诱使他犯罪的书籍。有一些文件和录像带。别忘了，我们处理的不是单一的性侵案，而是连环性侵案。

问：他下的是什么药？

答：已经证实是催眠药物。

问：酣乐欣？

答：是这一种和另外几种药物。

问：在哪里发现的？

答：在跟他有关的一些地方。

问：调查的规模有多大？

答：约有100名警探参加。

问：谁是主要警探？

答：（说了4个主要警探的名字。）

问：谁是这个部的头头？

答：（说了4个人的名字。）这就是第一科投入到这起案件中的全部警力。

问：特别调查总部是不是设在麻布警署？

答：是的。查抄的物品都放在东京都警视厅总部。麻布是负责收集情报的。

我认为“金鱼眼”对织原的总结十分精辟：“他是个死变态。”

检察官后来得出结论说：“早在1973年，织原就多次引诱女性到他在逗子的公寓，给她们喝掺有会导致嗜睡或人体机能受损的药物的酒。等她们失去了知觉，他就对她们实施非法性行为（或性侵），还将这些行为录在录像带或其他媒介上。他称这是‘征服游戏’。”

在挺身而出的第一批受害者中，有一个女性的案例可以说是织原的犯罪行为的一个样板。它显得干巴巴的，而且不带感情，但这就是他的犯罪模式。

下面就是检察官在织原的一次庭审时的开场白：

这就是织原干的事——据说不下100次。[2008年12月，织原被控犯有八项强奸罪和一项强奸致死罪。]

10月16日以后，随着一天天过去，越来越多的证据浮出水面，证明了织原是一个连环强奸犯，警方也把他跟露茜的失踪联系起来了。露茜失踪之后，织原出现在三浦一间他多年没有居住的公寓里，有人目击到他的手上沾着水泥，他还不让公寓的管理人进他的房间。他在想要换掉管理人的门锁时被逮住了，原来他误将管理员的房间当作自己的了。有人还在附近的海滩上看到他，手上正好拿着一把铁锹。

管理人起了疑心，向警方举报了他。警察来了，织原也不让他们进屋，后来在他的公寓里发现了水泥的痕迹。

很多人自然会觉得不可思议，警方当时为什么没有搜查他的公寓。没有合适的答案。

织原在被捕前的10月里买了一辆昂贵的摩托艇，这下不必费心去察看了。东京都警视厅认为他是准备用这艘船来销毁把他跟犯罪行为联系起来的证据。

警方分析了从织原的几个住处拿来的药物，发现了好几种不同类型的安眠药，这些药物很有可能被用在性侵上了，而受害者里不仅有外国女性，也有日本女性。

一旦受害者里还包括日本女性的消息泄露出去，舆论就会一片哗然。

最确凿的证据是录像带。警方能够确认的织原录下的性侵女性的录像带有100多盒，其中大多数是白种女性，都录在8毫米盒带和VHS盒带上。警方已经把他在世田谷区的旧宅以及他在神奈川县逗子地区的新公寓里的录像带都收了上来。所有女性看上去都是不省人事的样子，没有能力抗拒织原的强暴行为。

这些录像带里没有出现露茜。录像带按年代顺序标着日期，虽然记录不完全，但没有一盒录像带是在露茜失踪前后录制的。10月底，东京地方检察院以众多指控中的第一项正式起诉了织原。

遗憾的是，织原还是没有开口。对此谁都不应该感到惊讶，他毕业于庆应义塾大学的法律系，既精通法律，也熟悉警方的套路。

警察试了一下常规手法：“如果你不告诉我们露茜埋在哪里，她的灵魂将永远得不到安息。”

一点都不管用。织原不仅从一开始就矢口否认自己认识露茜，他还声称，所有受害者都是得到了报酬的妓女，是心甘情愿跟他发生性关系的。

关键还是这个问题：有没有人看到织原和露茜在一起过？

大家期望我能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这个目击者，我们不仅有了独家新闻，还有了跟警察交换的东西——他们想要得到的消息。这就等于有了两个独家新闻。

山本非常期望我能找到点蛛丝马迹。

“阿德尔斯坦，”我们坐在六本木“传道”店的柜台前，他拍着我的后背说，“你知道‘鱼有鱼路，虾有虾路’这句谚语吗？”

“知道。我想那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意思吧。”

“对。你是老外，受害者是老外，受害者的家属也是老外，那些证人呢，很可能也都是老外。织原本人很可能是韩裔日本人，他也算是个老外，所以，你是从非警方的角度跟踪报道的最佳记者人选了。带点好东西回来给我吧。”

“我会尽最大的努力。”

“别尽最大的努力啦，开动你的大脑吧。要的是结果，光努力有屁用。我会体恤你的努力，但只有结果才算数啊。”

“好吧，那我就要干蠢事了，不过，我会带点有意思的东西回来的。”

“那就对了。”

他又给我买了一杯喝的，然后先走了。他要到一个警探家里看看能不能撞见他。

迄今为止，我已经花了好几个星期在六本木的女招待酒吧和脱衣舞酒吧里转悠了。刚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点刺激好玩，酒精和外激素[即费洛蒙，是生物体所分泌的一种化合物质，用来刺激一定距离外的同种生物。——译注]足以让你忘了你最终要寻找的是悲惨、邪恶的东西。裸体、性感舞蹈、逢场作戏、酒精、汗味和香水味、被明显高于我的工资水平的女性爱抚、让她们为我揉肩膀、让《读卖新闻》为这一切埋单，怎么会不愉快呢。

不过，一个星期过去，这种吸引力便消退了。你会注意到那些女人眼睛下的皱纹，了解到她们的背景，看到她们胳膊上的瘀伤。你会听到日本经营者像挑选牲口一样对那些女人逐个评头品足。如果你平易近人——我就是这样——那些女孩就会开始跟你讲述那个世界的真相。她们并不开心，许多在那儿上班的女孩把你看作要打垮的仇人、要榨取的无赖……我再也不觉得好玩了。

我的女儿贝尼在那一年的9月出生了，我宁愿待在家里，跟淳待在一起，和小婴儿逗乐，可我却做不到，而是每天晚上泡在低级庸俗、光线昏暗的酒吧里。淳知道我要去的是什么样的地方，她理解这种工作，不太会为此而感到烦恼。她自己曾经当过记者，心里很清楚，只要我成为社会部的记者，一旦我们有了孩子，她基本上就成了单身母亲。

我记得有一天晚上坐在名为“隐密之眼”的店里，我的腿上坐着一个大胸脯的印度女子，她把乳头挤在我脸上的时候，我脑海里想的只有一件事：贝尼现在有没有在吃奶？

我去了好几次名为“轮廓”[2006年秋，“轮廓”受到了麻布警方的突击搜查。有一个在那儿上班的女孩认识露茜，她被拘留并遣送回澳大利亚，而且五年内不准再回日本。]的店里。织原是那儿的常客，而且店主手头有一张他未满20岁时的照片。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就坦率地表明自己是个记者，我知道店主看得出来。不过，只要我付陪伴费，他就让我跟那些女人交谈。有的女人认识织原，还有的女人认识露茜。露茜个子高，很友善，在六本木的部分地区小有名气，挺受欢迎。我找到了一个既认识织原又认识露茜的女孩，但谁都没有见过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的上司再三叮嘱我：只要找到跟这两个人都有联系的人，我们就可以发独家新闻了。

据“轮廓”的经营者称，织原到俱乐部里来的时候总带着保镖——一个面目凶狠的家伙，那个人也是他的司机。织原是个五短三粗的家伙，老板娘说，织原和他的保镖看上去几乎一模一样，只是织原那头有些花白的头发长一些。

她又加上一句：织原也长着一张韩国人的脸。

“韩国人的脸是什么样子的？”我问老板娘。

“就是像织原的保镖那样的脸啊。”

她补充说，织原的脸与其说是圆的，还不如说是方的；他的话不多，看似有点阴郁。这种信息没有太大的用处。

我去了“七重天”，心想露茜也许和那儿的一些女孩交了朋友。当时，在六本木打工的外国人的社交圈非常小。

这家俱乐部的基本格局和这个地区绝大多数的脱衣舞俱乐部差不多，有一个圆形的木制小舞台，舞台上立着一根稍微有点高的杆子，背后有一帘帷幕。店里很暗，扩音器嵌在天花板里，舞台周围放着几组座椅和沙发。最左边是私密舞区，用厚厚的帷幕隔开，里面有三个小隔间，每个小隔间里都放着几张没有扶手的椅子。

观看私密舞蹈的时候，顾客坐在那里，舞女在他身体上方扭来转去，模拟真实的性交动作，跳一曲7 000日元。她可能会舔舔你的耳朵或摸摸你的胯部，仅此而已。你可以捏她的胸脯，但只有常客或付了三次以上私密舞蹈费的人才可以吮乳。这是心照不宣的规矩。

有个叫闵蒂的女孩总会跟我说话——“多嘴的”闵蒂。她是这儿唯一的红发女孩，个头不高，胸脯丰满（也许是天生的），某种程度上讲很有爱尔兰人的魅力。她可以给顾客喂奶，那样子就像挤奶女工在给一头奶水充足的奶牛挤奶。我给她买了些喝的，她就坐在我的腿上，在我的耳边低声说着发生了什么事。她说，那天晚上俱乐部刚要开始营业，来了两个东京都警视厅的警探，他们给经理看了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有两名男子，一个人用胳膊搂着另一个人的肩膀；照片中央的那个人看得很清楚，但另一个家伙的脸被剪掉了。

警方问经理是否认识那名男子，经理说他认识。闵蒂没有听到后面的谈话。那名男子就是织原。

《读卖新闻》还想要一些消息。

说得轻巧。那些女人都不喜欢记者。一个非常有魅力的潜在消息来源就当面叫我“混蛋”。真要命！

10月14日晚上，我换了一种新战术。我发现自己当顾客挖不到更多的消息，所以得找个代理——女孩子会放松警惕的人。我打电话求克里斯汀帮忙，她是个身材高大、体态丰满、金发碧眼的蒙大拿州女孩，嫁给了我大学里最要好的朋友。她非常高兴扮演私家侦探的角色，当天晚上教完英语就到六本木跟我见了面。

我们精心设计的借口和计划是这样的：克里斯汀要找一份当女招待或脱衣舞娘的工作，而我则是她的男朋友。都市新闻部的钱烧完了，借着“面试”的口实造访俱乐部可以免费进店，还可能得到一些有价值的情报。

我们到“七重天”的时候，闵蒂正独自一人坐在那里。经理让我们在里面等着，他去打电话给老板安排一次临时的面试。他们一直在招新的大胸金发女郎来招揽生意，克里斯汀的条件正好符合。

我和克里斯汀刚坐下来，闵蒂就一屁股坐在了我们两个人的中间。

她转过头来问我。

“哦，你的这位可爱的朋友是谁啊？我是闵蒂。”

“我是克里斯汀，”我的朋友答道，“我想到这儿来上班，这儿的工作怎么样？”

“嗯，”闵蒂说，她已经转过去跟克里斯汀促膝而坐了，“如果你喜欢男人，这儿的工作不错，薪酬也不错。不过，男人，男人，天天都跟男人打交道，都有点腻了。男人都那么薄情，那么冷酷。”

闵蒂一面感叹着男人的冷漠，一面把手放在克里斯汀的膝盖上，然后顺着往上摸到克里斯汀的胸脯，轻轻揉捏着；她随后俯身向前，嘴唇朝克里斯汀的脖子靠去……我拉了闵蒂胸罩的背面一下，啪哒一声，她退了回来。克里斯汀显得很困窘，抿了一小口酒保给她端来的橙汁。

“你干吗要这样？”闵蒂瞪着我，鼓起下唇，噘着嘴。“我知道，”她突然显得很快活地说道，“你嫉妒了，不想让我分享你的女朋友，对吧？我会给你一个很特别、很长的私密舞蹈，只要你知道在我的心里你还是很特别的就好。”

“我今晚到这儿来可不是看私密舞蹈的。”

闵蒂并没有觉得狼狈，她悄悄用胳膊搂住克里斯汀的肩膀，把玩着她的头发，又加了一句：“我也会很高兴给一个女人跳私密舞蹈的。”克里斯汀盯着闵蒂看了一会儿，然后放声大笑起来，差一点把橙汁从鼻孔里喷出来。我告诉闵蒂，如果她能给我搞到织原的照片，我会付4次私密舞蹈的钱，而她可以坐在那儿涂她的指甲。她的眼睛亮了起来。

克里斯汀注意到，闵蒂手腕上戴着一块镶钻的劳力士手表。闵蒂解释说，那是一个顾客给她的。

“你们绝不会相信这个给我手表的混蛋。他以为给了我一块昂贵的小表，就可以拥有我这可爱的小屁屁。他大错特错了……”

闵蒂在我们到来之前就已经喝了有些时候了，我想她的大脑早已管不住自己的嘴了。或许是因为克里斯汀在场吧，但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她一个人自言自语起女招待或脱衣舞娘的事情以及她们对顾客的看法来……这可不乐观。

离开“七重天”，我和克里斯汀到“运动夜总会”去了。尼日利亚籍保镖“黑桃”杰克正站在店门口。他和露茜曾经是密友，我每次经过他的身边，他都会问有没有什么消息。他知道我是记者，但没有声张。“黑桃”杰克给了我几张“隐密之眼”俱乐部的打折券，正巧克里斯汀的朋友多尔茜跟我们会合了，于是我们都进去喝了几杯。

多尔茜到女洗手间去逛了一圈，那儿就像俱乐部里的中央车站，每个人都会经过那儿。有几个女孩在小隔间里吸着可卡因，多尔茜跟一个身上满是刺青的澳大利亚女孩杰西聊了起来，杰西见过织原的两张不同的照片，警方拿着那些照片在四处打听着消息。杰西认识露茜的前男友尼克，她告诉了多尔茜可以找到尼克的地方。

尼克在一家书店（早已歇业）附近的拐角处派发着“夜店”的传单，他们在那些店里的柜台后面偷卖摇头丸。我问他什么时候最后一次看到露茜。

他带着很浓的澳大利亚口音对我说：“你一定是个记者。如果你想知道露茜的事情，先给钱吧。”

我给了他5 000日元，让他看了织原的素描，他没有反应。我告诉他，我会出钱买织原的照片，然后便走开了。

我掉头又走回了“七重天”。莱拉正在派发这家俱乐部的传单，她是个正在上智大学学习日语的瑞典学生，我在上智校友集会上碰到过她，所以她也知道我是记者。她一米八的个头，铂金色的长发，很显眼。她没有当脱衣舞娘，而是在做女招待，有时也出来拉客。她递给我一张警方那天走访过的俱乐部的名单。她会说日语，也很注意听其他女孩在说些什么，所以，她的表现说明她是个有用的线人。

我谢谢她给我清单，她示意我跟她进附近的一家小咖啡店。

“杰克，”她说，“很多人现在都猜到你是记者了，你应该小心点。大家都认得你。我认为你现在做的事情太酷了。我也想当警方记者。你能不能把我弄到读卖新闻社里去？”

“如果你继续像现在这样努力学习日语，我或许能帮帮你。把你弄进去？我只是个小老百姓，是个小兵，什么门路也没有。”

“哦，没关系。不管怎么样，这就够令人兴奋的了。顺便问一下，日本有没有真正的中国黑帮，比如蛇头？”

“你得去问山本，我的老板。他知道那方面的事情。”

“那我们三个人应该一起出去喝一杯啊。顺便问一下，你去过‘抄本俱乐部’了吗？有一个受害者就在那儿上班，我听说的。”

我让她放心，告诉她我已经了解到有一个受害者过去确实在那儿工作过。但她给了我另一个名字——梅丽莎。梅丽莎曾经和露茜一起在那家俱乐部里上班。莱拉跟她详谈过，她把听到的事情都告诉了我。

据莱拉说，梅丽莎曾经看到露茜在失踪前一周跟一个留长发的日本男子在“卡萨布兰卡”俱乐部里交谈过。那个男子看上去很有钱，点的都是昂贵的白兰地和香槟。他跟露茜谈了将近三个小时，气氛非常友好。他是用现金付的账。

他不喜欢别人跟他用日语交谈，如果你这样做，他就会显得极不友好。他喜欢讲英语。

警方已经多次向梅丽莎询问过那个顾客和他跟露茜之间的情况。梅丽莎不再到六本木上班了——她没有合法的签证，更何况警方找她谈过，她害怕自己再不小心点就可能会被遣送回国。

我一再对莱拉表示感谢。现在我知道警察了解到什么了。露茜和织原曾经见过面，而且有目击者来证明这一点，他没有办法否认了。我打电话给山本，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他对我表示了感谢。我也感谢了他对我的谢意，然后挂断了电话。我告诉他的消息足以让这篇报道成为一个重大的独家新闻。我解脱了：我们报道了这条消息，它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独家新闻。这样，我在六本木烧掉的巨额现金就算是值得的了。这篇文章惹恼了东京都警视厅，他们本想给织原来一个猝不及防（差不多一周之后，其他报纸才报道了这条消息）。

我凌晨3点回到了家中，贝尼正哭得死去活来，淳看上去已经完全累垮了。她抱着贝尼，踱来踱去，想哄她安静下来。我从她手中接过贝尼，把那个小鬼搂在我的怀里，一边轻轻地踩着踏步机。我放上U2最流行的曲子，调低音量，轻轻地走着，一直走到贝尼开始打哈欠，闭上眼睛。她还一点头发都没有，眼睛肿得只能看见黑眼珠，看上去就像《X档案》剧集里的外星人宝宝，但我并不为此而担忧。就算她是个外星人，她也是我的亲生骨肉。她让我想起“异类警察”来，我突然想到了他。

我在半夜里抱着她，有了一点时间来反思一些事情。我想到了蒂姆和简·布莱克曼[简实际上是布莱克曼的前妻，当时已改名为简·斯蒂尔（Jane Steare）。——译注]。他们对露茜一定也有这样的记忆吧。

我想到了织原，这让我觉得要呕吐。我意识到，有了自己的孩子，我个人对这个报道产生了同情之心。对于记者来说，这未必是件好事。如果报道带上个人的色彩，那它就会开始让你分神了。

把贝尼放进淳边上的被窝之后，我做了最后一件事——打电话给布莱克曼聘来调查露茜失踪的私人侦探戴伊·戴维斯。他告诉我，警方曾要求布莱克曼先生提供一份露茜的笔迹样本。显然，他们正在试图确定是谁给他们写了那份想要摆脱警方追踪的假短笺。我想，尽管蒂姆已经告诉警方那不是露茜的笔迹，他们觉得还是需要确认一下。

调查似乎进展得很顺利。警方以多项指控逮捕了织原，包括1992年对澳大利亚女孩卡里塔·里奇韦犯下的过失杀人罪以及数起强奸案。在卡里塔的案件中，织原用氯仿麻醉了她，然后拍下自己强奸她的过程。她死于肝功能衰竭，她的父母却被告知死因是食物中毒。不知道有没有进行尸检——警方很少这么做，即使对死因可疑的日本人也一样。

警方搜查了织原带女性入住的那栋公寓大楼和三浦附近的区域，但一具尸体也没有找到。这样的情况早已不是第一次了。

同样，织原不承认自己杀害了露茜。警方以其他的性侵指控再次逮捕他，以为这样最终会撬开他的嘴，但他们没有如愿。

11月10日下午6时许，织原的律师向媒体发表了一项声明。织原在声明中列举了受害者的名字，诋毁了她们的名誉，同时重复了他对警方说过的那些假话。他在声明中确实承认自己起码还是见过露茜的，这显然是企图让媒体对这封信产生兴趣。“这是一个完全不知悔改的反社会者才会干的事情。”一位跟我交谈过的罪犯侧写师这样说道。

声明的开头是这样的：

他接着以名字的首字母为序列举了每一个控告他的人的名字，指责她们是妓女，是海洛因瘾君子，是骗子。唯一令人感兴趣的是一个名叫TM的人：织原声称，他一直保护她免受佐川一政[日本作家，世界十大食人罪犯之一。——译者]的追猎，从来没有跟她发生过有偿的性关系。

1981年，佐川一政在出国留学期间开枪打死了一名荷兰女孩，奸尸后吃掉了她的部分身体。法国的法院宣告他患有精神病，将他遣返日本；他从未在监狱里服过一天刑。从织原身上联想到他没什么可奇怪的。

织原还试图澄清一些大家都感到困惑的问题。其中一个与在他的肉柜里发现了他的宠物狗冻得硬邦邦的尸体有关：

他接着解释了他为什么会有大量的人体生长血清。

他还坚称自己在服用安眠药，但只是为了让自己进入潜意识状态，把自己的潜能发挥到极限。他还用这些药来解决他的失眠问题，但从来没有用在性游戏上。

他一直在用水泥修补公寓大楼里脱落的瓷砖。

他逐项否认了有关他的控告——否认自己认识“高木晃”，否认那些说他着女装、曾因偷窥举动而被拘留过的报道……

他威胁说要起诉媒体的误导性报道，以诽谤罪提出刑事控告。最后，他通报我们，警方正在策划对他生活过的地方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搜索，还特别提到，警方会投入机动警察部队和直升机，所有行动将在7天内进行。

负责此案的探长对这项声明火冒三丈，甚至想掐死织原的律师。那天，在麻布警署，他让大家知道他真的气坏了。

“我警告过那个律师一千遍了，如果他写的东西牵涉到受害者，那就是刑事诽谤，可他还是那么干了。这个律师到底在想什么？我们不应该在一次关键的审讯中间停下来给他时间跟那个律师见面，写这种胡说八道的东西。如果这个公开出去，受害者提起刑事诉讼的话，我愿意把这个律师当作刑事诽谤的帮凶拘捕起来。我会这样做的。有了这封信，加上已经见报的所有胡说八道的东西，想要知道谁是受害者简直太容易了。这完全不是新闻报道写的那种错误、跑题的东西，而是诽谤。

“他说到的那个地区的大规模搜索是胡扯。

“他在审讯中用了‘征服性游戏’这个词？我根本就不知道。

“一些受害者收了钱没错，但那种行为跟犯罪行为无关。她们并没有事先同意；受害者醒来的时候，他已经完事了，他给她们钱是想收买她们，让她们沉默。那些受害者，她们失去了知觉，所以什么都记不得了。

“等她们醒过来，发现事情有点怪，不正常，织原就搬出他常用的借口，‘哦，你病得不轻哪。’然后给她们钱打的回家。

“即使他给了她们钱，事实也不会改变。他欺骗了这些女性，让她们喝下了药的酒。这是谋杀未遂。我要让这个混蛋受到谋杀未遂的指控。

“如果你认真看完这封信，你就会看到，那里面只有对他有利的消息，压根不谈录像带的事情。一句话都没有。

“还有那个瓷砖的解释？瞎扯淡。大家都知道，修补瓷砖根本用不着水泥，什么样的强力胶都行。”

如果织原的动机是要干扰和激怒警方，那他的那封信达到了目的，这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他在嘲弄警察，嘲笑受害者。真是个不知羞耻的家伙。

2月9日，根据一条新的“密报”，东京都警视厅派了近百名警员回到三浦的海滩上，他们之前在那儿搜寻露茜的尸体近4个月。警方对这次行动的解释是，在分析了织原在露茜失踪后不久租用的汽车里程表上的距离之后，他们已经推测出了织原可能掩埋尸体的地方。《每日新闻》的一位资深警方记者说，他认为警方在第一次行动中已经找到了露茜的尸体，就等着织原证实了他们的发现后再正式公布，这次行动只是为了确保这个案子证据充分，滴水不漏。或许是这样的吧。

那天早上5点，我被叫醒了，他们让我到都市新闻部去等着，一旦找到了尸体，就要采访这个报道中牵涉到的外国人。

我希望东京都警视厅已经通知了蒂姆，但我知道他们不会这样做。那些警察都不喜欢他，他老是对他们的做法挑三拣四的，尽管他完全有权利这样做。

队里的人个个牢骚满腹，怒火中烧，而且疲惫不堪，谁都不会去平静地对待那些说他们无能的指责，那些实际的或察觉到的批评。双方明显各自持有不同的看法，结果蒂姆就几乎得不到任何消息了。

与此相反，警方在开始搜寻的一周前就把简·布莱克曼叫到日本来了。他们让她待在酒店的房间里，远离记者，甚至不让她接其他家庭成员的电话。她一直由苏格兰场的受害者支助人员陪伴着。日本警方曾向她盘问过露茜的生活细节：她有什么特殊的身体特征，得过什么病，平时吃什么，有什么习惯。布莱克曼夫人知道有事情要发生，但警方一点风声都没有透露。蒂姆对此一无所知。

这次，警方没费多大工夫就找到了尸体，尸体被埋在沿海的一处洞穴内临时搭建的围墙里。据说腐尸的味道非常冲，几个年轻警察都感到身体不适了。他们找到了封在混凝土中的露茜的头颅，鉴定结果当天出不来，但大家都知道那是谁。“金鱼眼”从现场打电话给我，让我知道了事情的经过。他知道我和蒂姆有联系，我估计他是想让蒂姆知道这个结果。

终于到了披露消息的时候，我不觉得难以启齿了。嗯，不像我原来想象的那么难。蒂姆·布莱克曼接起电话的时候，他已经知道我为什么打电话，我要说的是什么。

“蒂姆，我是《读卖新闻》的杰克。”

“哦，杰克。”

“我不知道该怎样告诉您这个消息会好受一些，就直接说了吧。事情正像您所担心的那样，警方今天早上找到了她的遗体。”

他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

“被埋了？”

“身体部分被肢解了；按照腐烂的情况来判断，她看样子已经死了好几个月了。正式的鉴定结果还没有出来，但所有迹象都表明那是她的遗体。我为她的不幸感到难过，请节哀。您还有什么想知道的事情吗？”

“没有，杰克。非常感谢你的来电。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也好。”你在他得体的回答中几乎觉察不到一点颤抖、咕哝什么的。我正准备挂断电话，他又开口问了一句：

“嗯，我有个问题，他们在哪里找到了尸体？”

“他的公寓附近，藏在沿海的一处洞穴里。”

又是很长一段时间的沉默。

“您没事吧，蒂姆？”

“啊，没事，该来的都来了，嗯，没被吓到，可这……毕竟……不是我所希望的。他们以前搜过那片海滩了吗？”

“搜过的，蒂姆。我不知道他们当时为什么没有找到她，但就是没找到。您有什么想要对报社或者对警方说的吗？”

“我非常高兴知道警方找到了露茜。我们得去日本收拾她的遗骸，等一切都得到确认之后给她办一个体面的葬礼。”

“我知道了。蒂姆，要是我说的话能减轻您的痛苦就好了。我所能做到的就是让您了解到调查的最新进展。”

“好——的，”蒂姆有点迷迷糊糊地拖着长声说道，“请记得告诉我。你太好了，让我们及时了解到调查中发生的一切，比日本警方强多了，真的。谢谢你。”

“嗯，下次再谈。”

“好，好，谢谢你的来电。”

“等一下就会有很多媒体打电话来询问您对这件事的看法，我想很快就会来了。”

“好的，谢谢你的提醒。我可以把电话关掉一段时间。晚安。”

“晚安，蒂姆。”

数小时后，我不得不又给蒂姆打了电话，《读卖新闻》想要一个正式的评论。这就是记者的生活状态。我第一次觉得自己是在往他的伤口上撒盐，但工作就是工作。

蒂姆已经准备好了一段评论：

“在我的内心深处，我宁愿认为露茜还活着，但我必须面对现实，事实可能并非如此。如果我停下来想一想所发生的一切，我无法否认那具存疑的尸体事实上极有可能是我的女儿露茜。这样说可能会让人觉得反感，但我确实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不知道她是活着还是被害了……才是最难熬的。我只希望再也没有人遇害了。”

2月10日，警方验明那具尸体就是露茜的。4月初，警方正式指控织原犯有强奸、导致她死亡，然后毁尸并遗弃在洞穴里的罪行。但在织原的第一次审判中，法院却认定他在涉及露茜的一切指控上都是无罪的。有时候，日本的法院真的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不过，织原还是因8项强奸罪及其他指控被判处终身监禁。这起案件正在上诉中，很可能会年复一年地审下去。[在2008年12月的最新裁决中，织原被法院宣判犯有肢解和遗弃露茜尸体的罪，而不是犯过失杀害或强奸罪。从技术上讲，涉及多起强奸案的织原，将不得不面临终身监禁的惩罚。但根据日本法律，他在服刑7年后便可申请假释，况且他在案件审理期间已被关押了4年半。如果织原的律师上诉成功的话，他或许根本不用再等那么久便可重获自由。为此，织原的律师代表织原向布莱克曼送上了巨额的贿赂（或许权且称作“抚慰金”吧）——1亿日元（折合84.3万美元）——对他们的痛苦以示“同情”。织原的律师说，织原只想用这笔钱表示哀悼，并不意味着他认为自己对露茜之死负有责任。出乎意料的是，蒂姆没等日本法院对案件作出判决，就接受了被告方的“抚慰金”。结果，4月24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驳回了露茜遭强奸、肢解一案相关的一切指控，尽管法官声称那笔“抚慰金”没有影响到判决结果。可就在作出审判的前一天，布莱克曼的前妻斯蒂尔在伦敦表示，当初也有人要把这笔钱给她，但她拒绝了。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就我来说，布莱克曼接受了1亿个银币，而30个就让犹大把耶稣出卖了。”英国媒体上充斥着谴责与批评的字眼。一位长期关注日本媒体对这起案件报道的旅英日本人说：“你可以说，这笔钱没有左右最后的判决，但大概没有人会相信这么烂的借口。在日本，没有人会在这种官司中接受任何钱财的。”法官在同一审判中裁定织原在1992年奸杀了书中提到的那个澳大利亚女子里奇韦。两起案件的唯一区别就是，里奇韦的家人没有接受被告方的金钱贿赂。依照日本法律赋予的权利，露茜的父母计划对此无罪裁决提起上诉。但他们或许已经知道，他们胜诉的概率几乎为零，尤其是考虑到蒂姆曾作出了接受“抚慰金”的愚蠢决定。《每日镜报》专栏作家里德说：“布莱克曼可以用这么一大笔钱买个世上最好的枕头，但很难保证他以后能睡上个安稳觉。”Richard Lloyd Parry写的一本关于这个事件的专著People Who Eat Darkness: The Fate of Lucie Blackman也谈到了这方面的问题。2010年12月，日本最高法院终审驳回织原的上诉，织原最终被判终身监禁。——译注]

在日本，很多人都想回避露茜·布莱克曼案，他们认为那只是在一个世界最安全的国度里发生的有点畸形的罪案。这是一起非同寻常的罪案，但它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我总觉得最大的问题在于：这个人涉嫌强奸了一个又一个女人，犯罪区间长达10年以上，怎么每次都能金蝉脱壳？为什么警方不能尽早将他捉拿归案？

警方并不是只对涉及外国女性的犯罪事件采取消极的态度，而是对所有涉及女性的犯罪事件都是如此。他们似乎仍然没有领悟到，织原案表现出来的这种纠缠行为有可能导致严重的伤害，甚至死亡。

我现在不为报纸写稿，可以真实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了。我觉得，对日本警方来说，针对女性的性侵事件一直是优先等级很低的犯罪事件。强奸罪的刑罚极轻（最高徒刑通常为两年），而且初犯者被判缓刑的可能性极大，它根本就不像是一种重罪。

女招待在很多地方的警方眼里并不是受害者，而是害人精，是贪得无厌、玩弄伎俩的妓女，那些外国籍女招待尤其如此。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改变那种心态。即使受害者是一名妓女，她仍然是受害者。妓女有权利说不，而那些违背个人意愿喝下了迷药的女性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在过去的5年中，东京都警视厅已经在派女警官负责调查性侵行为，这是一个好的开端。过去，男警官往往像对待罪犯一样对待受害者，问一些诸如“你是怎么怂恿他的”或“你为什么不拒绝他”之类的问题。我曾经跟三个遭遇强奸的女性交谈过，她们都曾在警方那里有过极不愉快的经验——她们每个人都被迫等了3至8个小时才被送到医院去检查；在那段时间里，警方允许或者说是鼓励她们去洗个澡，于是，物证自然就被破坏掉了。

尽管我早已听说过确实有性侵犯罪取证套盒这样的东西，但它并不属于警署的标准配备，而且极少数警员知道它的使用方法。在一个不把强奸视为严重犯罪的国家里，像织原这样的人得以兴风作浪实在不足为怪。

英国大使馆里的一个消息来源告诉我，露茜失踪前许多年就有人向警方投诉过织原。我不知道这个消息是否属实，我在东京都警视厅里找不到能够正式确认这种说法的人。但我心里清楚得很：要是有人认真对待过那些投诉，不仅织原早就已经入狱了，露茜·布莱克曼也还会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