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向死者表达敬意的方式各有不同。我应该买一束鲜花放在她的墓前，但她的尸体至今还没有找到。因此，我只是从我的钱包里抽出一张1万日元的纸币，交给了在“日本北极星计划”工作的藤原女士。“北极星计划”在东京开设了一条人口贩卖受害者的热线电话，那里的工作人员在致力于提高公众意识方面卓有成效。

藤原女士说，去年，打给“北极星计划”的电话数量增加了不少，大多数来电者都是韩国和东欧的女性。她感谢我的捐款，并问我是否认识会讲俄语的人。我答应试着帮她找一个。

我认为，我不再热衷于记者这一职业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我开始采访日本色情业非常肮脏的那一面的时候。等我真的意识到这种采访耗尽了我的精力的时候，我已经回天乏术了。

当犯罪采访记者的年头多了，人会变得麻木。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如果你为每个受害者感到悲痛或者对那些家庭的痛苦感同身受，你迟早会神经衰弱。谋杀、纵火、武装抢劫、家庭自杀……这些事件都成了家常便饭。这份工作有一种不把受害者当人看的倾向，我有时甚至会因为他们断送了你的休息日或一段计划好的假期而恼火。这听起来很可怕，但的确如此。不过，事情往往就是这样。

我认为，我对日本的“阴暗面”有了大量的认识。我采访过露茜·布莱克曼案，调查过一个连环杀手，险些触到了一具带电的尸体，目睹过一名男子自焚而死……我认为自己还是相当顽强的——在某种程度上吧。

我觉得自己已经变得非常愤世嫉俗了，甚至变得有点冷漠，但是，一个记者心开始凉下来，就很难再热血沸腾。我们都为自己编织了一层精神甲胄，来应付情绪的波动，保持克制的状态，应付若干个截稿时间……我们别无选择。

我采访过歌舞伎町，在六本木搜寻过情报。“女佣站”的女孩们从来不隐瞒她们的整个业务流程。我相当熟悉日本的性产业的合法性。事实上，我曾经认为性奴的概念完全是那些不了解日本性文化的西方清教徒官僚凭空臆造出来的某种都市神话。但是，我即将得到一次不折不扣的教训。

2003年11月的一天，我的手机响了起来。“喂！”我拿起了手机。

对方是个外国女性，我认识的外国人里面没有人日语说得还可以的。我听了一会儿，但还是没有完全听懂她在说什么。“你会说英语吗？”我终于开口问道。

“嗯，会说。显然你也会。很抱歉我这口烂日语让你遭罪了。”

“你的日语不成问题，相当不错了。不过，既然英语是我们的母语，也许用英语会说得更清楚点，对吧？”

“一个朋友把你的电话号码给了我，她是‘爱经’店里的脱衣舞娘，她说你可能帮得上忙。”

“说来听听。”

“那好，在我工作的地方，有一些新来的女孩——都是从波兰、俄罗斯和爱沙尼亚来的——她们看起来好像是……被迫的。”

“嗯……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她们是被强迫去工作的，她们得不到报酬。她们就……像奴隶。”

“像什么？”

“奴隶。在我看来就是这样的。”

“那你是做什么样的工作的？”

“我想你可能会说我是个妓女吧，”她直截了当地答道，语气里没有一点尴尬，“我表面上是个英语教师，实际上是靠跟男人上床谋生的。”

“你这么做是出于自己的选择？”

“当然。不过，他们带进俱乐部的这些新人……她们就不一样了。她们不想干这一行，但被骗了——被强迫——去干这一行。她们总是抽抽搭搭地哭，白天也不准出门。”

“我听懂了。”我说。我知道这种反应很差劲，但我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而且我需要时间来消化她说的情况。我问她想要我做些什么。

“你是报社的记者。写一篇报道吧。找出事情的真相，曝光那些王八蛋，帮着把那些女孩弄出来吧。”

这简直就像是个离谱至极的要求，而且还是一个突然打电话给我的人提出来的。我正想说我会去调查一下，忽然觉得她的声音有点耳熟：“你说是你的朋友把我的电话号码给了你。我们见过面吗？”

对方顿了一下。

“见过吗？”我又问了一遍。

“嗯……你在调查露茜·布莱克曼的时候，和那些在酒吧里工作的女孩交谈过吧，我就是那个当面侮辱过你的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已经掌握了从脱衣舞娘、舞女及其他从事晚间娱乐行当的女性那里获取消息的规则。显然，这个年轻女子在我学会那些规则之前跟我打过照面。也许是我当时出言不逊，或者说只是表现得不那么精明老练，不管怎么样，她当时叫过我混蛋，我记得很清楚。

她名叫海伦娜，这当然不是她的真名，但确实适合她。我们在六本木的一家星巴克的二楼见了面。她穿着一条黑裙子、一件紧身的黑皮夹克（里面是一件淡绿色衬衫）和一双及膝的黑皮靴。我必须说，她看起来不错。她的头发向后梳成一个马尾辫，看上去使用的唯一化妆品就是那熟石榴色的唇膏。她的上唇有一颗小痣。

我作了自我介绍，就好像我们是第一次见面似的，把我的名片给了她。她当时并没有把她的名片给我，那是后来的事情了。我们谈论了一下天气，喝了会儿咖啡，她就跟我讲起她的故事来。

海伦娜是2001年从澳大利亚来到日本的，刚开始是在“贝立兹”教英语，私下偶尔做一做女招待。一天晚上下课之后，她跟一个学生去喝酒，他是个五十来岁的商人，最后她陪他去了情人旅馆。完事之后，他在床上放了5张1万日元的纸币（约合500美元），说这是给她的“车马费”。

海伦娜渐渐找到了更多的顾客，最终，为了确保有份稳定的收入，她在一家名叫“美味小窝”的高级“绅士俱乐部”找了一份工作。她有自己的私人客户，而白天就为找上门的顾客提供服务。

“我是自愿当妓女的，我喜欢性，这样赚钱远比教英语容易得多。我自己做这一行并没有什么。让我烦恼的是，那些不想当妓女的妇女却被迫去做那样的事情。让我气愤的是，那些混蛋竟然逼迫她们去做那样的事情。

“有两个家伙在六本木操纵着这一切，还给我在涩谷上班的那家俱乐部提供女孩子。一个家伙是日本人——大家都叫他‘滑头’[这个“滑头”就是我采访露茜·布莱克曼谋杀案时遇到的那个人。]——还有一个是名叫维克托的荷兰和以色列的混血儿。他们开着五六家俱乐部，从海外招募妇女，大多是从贫困国家，通过广告或掮客，把她们带到日本来。他们强迫她们到性爱俱乐部去上班，而且剥削她们。那些妇女完全受这些混蛋的支配。因此，她们最终就成了性奴。

“我听到的事情是这样的，起先，他们答应的钱数超出了她们的想象，可她们到了这儿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她们不得不去卖身才能填饱肚子，因为她们没有选择的余地。然后，她们的收入中还要扣除她们从未听说过的这样那样的费用。‘滑头’跟她们说，她们是在非法打工，所以只能为他工作，因为他是合法的——如果你能相信他的话。如果她们不想为他工作，就请自便，不过在六本木的其他地方是找不到工作的。我认识的一个女孩报了警，结果被威胁说是自投罗网，最后她还不得不为他妈的警察提供服务。

“维克托跟别人说他在这儿已经有6年了。他刚开始是做舞男，进而去卖淫，他感到非常自豪。他说，他知道日本男人喜欢什么样的女孩——金发蓝眼睛的。多花点时间弄清楚这件事，无论如何得帮帮她们，否则她们就别无选择，只能听人摆布了。

“维克托喜欢装成好人的样子——只要不涉及钱的话。其实他是个他妈的披着人皮的狼……‘滑头’呢，他是结了婚的，还有个女儿。”

海伦娜说的听起来像是确有其事，我也看不出她有什么理由要撒谎。但我不清楚她会不会撒谎。她是个旁观者，而不是受害者本人；这些都是道听途说，也许她别有用心。我告诉她，我得跟其中的一个女孩面谈一下。

这让她感到有点不安：“如果这些女孩因为跟你交谈被抓到的话，她们可能会惹上麻烦，真正的麻烦。你明白是怎么回事，对吧？”

我说：“我明白，我会小心行事。”于是，海伦娜答应把我介绍给其中一个女孩。然后我们便分手了。

我自己做了一些调查。

我突然想起关口来，但转念一想，这不是他管辖的区域。然后我又想到了带我充分见识了歌舞伎町的“异类警察”。“异类警察”打那以后就从新宿警察署调到东京都警视厅总部去了，他在那儿也许能打听到一些可靠的消息。他应该是个可靠的消息来源。不过，要得到我想要的消息，我就得出血——晚上到闹市区去逛逛？当然可以。到酒吧或脱衣舞俱乐部找个外国小妞？一点问题没有。费用不便宜啊，不过那时我已经有了一些关系。

我打电话给一个熟识的律师，他在为一家推广混合武术比赛的公司做事。那种比赛就像是拳击、摔跤和空手道的结合，非常受欢迎。我磨到他勉强给了我两个第二排的座位，然后转手给了“地狱第八界”脱衣舞俱乐部的经理，他答应晚上免费招待我。

我发了个短信给“异类警察”，约了碰头时间。

“异常警察”还是那么体面而率直。我们交流了一下近况，后来，一个名叫茉莉的胸部丰满的红发女孩过来把丰腴的臀部搁在他的胯上，用手指抚摩着他的小平头。我把海伦娜说的事情告诉了他，茉莉在一旁若无其事地啜饮着“异类警察”为她点的香槟酒。我一说完，“异类警察”就皱起了眉头。他把腿上坐着的茉莉抱了起来，用相当流利的英语告诉她：“请去给我拿几根烟来，安琪儿。我现在要跟朋友说点事儿。5分钟后再回来吧。”茉莉顺从地告退了。

“你知道的，”“异类警察”说着吸了一口烟，然后改用日语说道，“我会去调查一下。你的朋友说的很可能是真的。我认为现在这样的女性应该更多了，可惜我帮不了她们什么忙。这种事情一直困扰着我啊。”

“困扰你？”

“我喜欢干这一行的女人。我知道我是在花钱买她们的殷勤，但我还是喜欢她们。这是一场游戏。不过，如果一个女人不想干这一行，又被强迫去干，那我就不想跟她一起玩了。那样就不好玩了，就不是游戏了。你的朋友说得对：如果她们没有得到报酬，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他从口袋里掏出记事本，我把自己所能找到的信息都给了他：“滑头”的办公地点和那处房产的契据——房产是登记在“J商行”名下的。

5分钟过去了，茉莉也没有回来。我们闲聊着等她回来。

“杰克，你跟俱乐部的哪个女人上过床吗？她们好像都挺喜欢你的，我看得出来。”

“她们喜欢我，是因为我不跟她们上床。我不想跟她们上床，所以我跟平常的顾客就显得不一样了。”

“因为你不喜欢白种女人？”

“不是，是因为那样做不好。”

“为什么？”

“因为她们有时会给我提供消息啊，你总不能跟你的线人上床吧。我结婚前干过这种事情，可现在不行了。搞不好会把某种可怕的性病带回家去传染给我的妻子，那她就会恨死我，把我踢出门外的。”

“哦，要是有这样的辣妹——她手头有你实在想要的消息，但只有跟她上床她才会把那个消息给你——你怎么办？”

“嗯……我会为得到可靠的消息跟女人上床的。我是个彻头彻尾的消息‘男妓’。你呢，‘异类警察’？你有没有跟线人上过床？”

“当然有，这就像笔额外津贴嘛。我还没结婚，也没有孩子。”

“所以，如果我跟你一样这么干，你就会认为我是个浑球吧？”

“不会啊，我只是觉得你有点怪。不是说你是个奇怪的老外，而是说你是个奇怪的人。你是个有行为准则的人，而且遵守这个准则。这个准则很古怪，但毕竟是个准则。我很钦佩这一点。而且，你是个好人。好啦，别误解我的意思，不过我要告诉你的是……”

“说吧。”

“你迟早会破戒的。邪恶会成全你的。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会变黑的。”

“我会小心的。”

“哈。没门儿。你不会只为了金钱或消息跟人上床，而是因为这就像是件顺理成章的事情，就像握手。这是一条滑溜溜的坡道，你甚至不会因此而感到内疚。你不会去想这是不对的，是不正常的。工作使你产生了焦虑，你就应该要求换个职位了。你很幸运，至少你已经结婚了。我可能根本就不会结婚。”

“为什么不呢？”我立刻惊讶地问道。

“因为我已经在她们身上花费了太多的时间，性对那些人来说没有任何意义。结婚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什么重大意义了。我不能忠实于一个女人，我也不相信她能忠实于我。一夫一妻制就是扯淡。性就像交换贺年卡，是一种仪式。我明白这对我以外的人来说是不同的，对他们来说这是件大事。我跟正常的世界不合拍，而且再也跟它合不上拍了。我决不会娶一个普通的小妞，否则我们之间的差异会把我们的婚姻埋葬掉。我可以娶一个妓女，但她必须答应以跟我睡为主，否则就不会太平，而且我还可能会嫉妒。我也许可以娶一个在风化纠察队工作过的女警，但决不会娶女招待，她们都是吸血鬼。”

“听起来相当凄凉啊。”

“等着瞧吧，你会明白的。不过，让我告诉你一件事吧，这是我从所有既拈花惹草又信奉一夫一妻制的混蛋那里学到的：什么也不要承认，决不坦白。如果你爱的是那个最想和她在一起的女人——那个最重要的女人，那么，撒谎吧。忏悔是为忏悔者准备的，忏悔会让自己觉得舒服，却毁了别人的生活。这是很自私的事情。不要坦白。”

“这可不是我期望从一个警察那里得到的建议。”

“我只是跟你说说而已，因为我觉得你有颗善良的心。你跟我说这些女孩的事情时，我看得出来，这件事让你感到困扰。你和我一样，喜欢这些女人。所以，我要告诉你生活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秘诀——决不坦白。”

茉莉回来了，手上拿着几根烟。她坐到“异类警察”的大腿上，拿起香槟瓶子对嘴喝了一大口，点着一根烟，卖弄风情似的吸了一口，然后把烟插到“异类警察”的嘴里，她的左手托着他的后脑勺，转过头来对我微微一笑，接着就把视线转向我的背后。一个又高又瘦、肤色浅黑、身着黑丝绸便服的白种女子漫步走到我们桌前，轻轻地坐到了我的腿上。我给她点了一杯喝的，这工夫，“异类警察”做好了自己去密室观看私密舞蹈的准备。

“异类警察”传过来一些确凿的消息，而我自己也通过登门拜访，以交换的方式得到了一些消息。三天之后，我对“滑头”和维克托的生意经有了一定的了解。这些消息大都证实了海伦娜告诉我的事情，有些消息还填补了一些空白。

不出所料，在这种勾当前面做幌子的公司就是“J商行”，这是一家总部位于六本木、没有在日本当局注册的有限责任公司，是“滑头”今井拥有和经营的。维克托是他的合伙人。他们的业务包括把外国女性带到东京地区来，把她们送进性爱俱乐部和色情按摩院。“滑头”经营着六本木地区的四家俱乐部——天使俱乐部、乐趣小窝、神圣俱乐部和抄本俱乐部，向涩谷的那家“美味小窝”提供女招待，另外还经营着一项伴游服务。他是这个城区的涉外皮肉生意之王，每个月收入相当于2万美元。

“滑头”主要是从以色列招募女孩，也招募匈牙利、波兰及其他东欧国家的女孩。他在www.jobsinjapan.com网站上刊登了征集女招待的广告。有一个21岁的加拿大女孩按图索骥联系了他，最后通过一家德国的招募机构的筛选，来到了日本。2003年的时候，“滑头”的公司名为“瓦伦蒂娜娱乐公司”；这个名称有可能已经改了。一般来说，那些女孩得到的承诺是，她们的工作是当高级女招待，陪富商吃饭，每个月有400万日元（约合4万美元！）的巨额收入。公司同意向那些女孩的本国代理机构支付3 000欧元作为她们的机票钱和在东京的住宿费。

女孩一到东京，就有人接机并把她送到公司的公寓，与另一些女上班族同住。如果她届时还没有反应过来，那很快就会得知等着她的是什么了。他们会向她施加财务压力，对她撒谎，用隐晦（和不太隐晦）的话来恐吓她——不听话就会伤害到她的家人，并对她进行简明易懂的洗脑。

那些女孩在妓院里上满9个小时的班，一天可以挣到相当于100美元左右的收入，而其中的75美元会被作为入场费收走。实际上，一天下来，那些女孩手里只剩下25美元，跟承诺给她们的每月4万美元相去甚远。那些女孩都是持旅游签证的，只允许逗留3个月，而且不允许工作。对“滑头”和维克托来说，这种状况大有好处，他们既可以走马灯似的更换新的女孩，又可以不断收缴日益上调的机票钱。许多女孩离开这个国家的时候，其实还欠着“滑头”的钱呢。

维克托身材高大，外表英俊，据说跟一个日本女子结了婚，这桩婚姻给他在日本开展业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司法部的一个线人发现了一家注册在“滑头”名下的公司：“R&D”，这家公司成立于1993年，经营汽车进口、服装销售、咨询业务和保险经纪业务，现在显然不再做什么生意了。这家公司的董事小林高触犯了《卖淫防止法》——他把台湾妇女带到日本国内，让她们从事妓女的行当，1989年在静冈（那里是后藤组的地盘）被拘捕。据称“滑头”一直是这家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很显然，“滑头”早就有了贩卖人口的记录。

“异类警察”带来了一个相当令人不安的消息：“滑头”不能碰。我怀疑，这是因为他的情报给露茜·布莱克曼案提供了一个关键的突破口。一直到了东京都警视厅给六本木管区派去新长官的时候，“滑头”才失去了为所欲为的自由。“滑头”在他的人生中做了一次好事，却要别人从此为这一好事埋单。

维克托大多是在欧洲直接招募女孩。他还处理后勤事务，安排前往马尔代夫的性旅行——这才是真正的摇钱树。

到了12月初，我收集到足够写一篇报道的资料，就写了一份初稿交给我当时的主管山越（又名史蒂夫·麦奎因[好莱坞著名动作片影星，赛车获奖选手，曾从师李小龙学习少林拳。——译注]）。我实在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认为自己是日本的史蒂夫·麦奎因，而不是汤姆·克鲁斯什么的，但他对我的文章还是有兴趣的。

不过，考虑到这篇报道的轰动性，他想要先把20件左右的事情搞清楚。他把这篇报道和我一齐交给了“蝴蝶结”先生——国内新闻部里最可怕、最苛刻的编辑兼资深记者。

“蝴蝶结”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毫不含糊地把他想要的东西告诉了我。一个是要我去跟经纪人或人贩子谈一谈，听听他们的说法。另一个是要我去找到一个“无辜的受害者”。

“你说的‘无辜的受害者’是什么意思？”

“你认为我说的是什么意思，白痴？有些荡妇来日本就想一个晚上躺着赚上两三千美元，结果发现自己赚不到那么多钱，这根本就不是什么犯罪。我要的是一个受骗上当的女孩，一个无辜的女孩。我要的是一个凄惨的故事。如果只是个没拿到足额报酬的妓女对她的工作表示不满，你就写不成一篇报道。”

“我认为你没有理解我想说的。”

“我理解。我了解这种交易。我只是在告诉你该怎么写。你想写这篇报道，写一篇让人同情那些无辜的妇女、仇恨那些人贩子的报道。如果做不到我说的那样，你就写不成一篇报道，而只是在浪费我的时间，也浪费你自己的时间。”

我不喜欢他的态度，但我当时说什么也想要把这篇报道写出来。事实上，这正在成为我的一个奋斗目标。所以，我又去找海伦娜帮忙。她告诉了我跟一个逃出来的女人取得联系的方法。那个女人叫韦罗妮卡，她有幸在逃走前把自己的护照偷了回来。

韦罗妮卡个子不高，身材偏瘦，金发梳到脑后草草地扎了个马尾辫。她看上去精神不是很好，一层厚厚的浓妆也掩盖不了她眼睛下面的黑眼圈。她穿着一件带毛领的白色皮大衣，左耳长得像被压扁了似的。

她26岁，老家在离华沙约50公里的一个小村庄里。“我在网上看到了这则广告：‘到日本去当女招待吧！谁都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赚到很多的钱！我们正在雇用金发女郎。’我就联系了。

“我到华沙去见了这个艺人公司的代表，叫米克尔。他给我展示了一家俱乐部的图片——真是个奢侈的地方啊——他说：‘你去的就是这个地方，和日本男人跳舞，用英语跟他们聊天。一个小时就赚100美元。’我的女儿6岁了，我让我母亲照顾她，自己就离开华沙飞到东京来了。他们让我到全日空饭店去，我在那儿第一次见到了维克托。他是荷兰人，很英俊，表现得完全像个绅士，我觉得很安心。

“维克托开车把我送到住宿的地方。他说，我坐了那么长时间的飞机，一定很累了，可以先放松一下，明天开始工作就行。他把我带到那间公寓——位于西麻布一栋大楼的4楼。我清楚地记得那个地址。公寓里已经住了一个哥伦比亚女孩和一个加拿大女孩。三个人住在一间小屋里，我开始觉得有点不自在了。维克托拉出一个抽屉，让我把值钱的东西——包括我的护照——都放到里面去，说这样才不会被偷走。我照他说的做了。

“第二天下午5点左右，维克托和一个叫‘滑头’的日本男人来到了公寓里。接着他们就把我们带到了‘小窝’。那个地方跟我在波兰看到的图片完全不一样。维克托非常粗暴地告诉我们，我们就在那儿工作。我生气了，心想，这是什么鬼地方啊？后来那两个家伙向我们说明了工作内容：我们要提供性服务——给那些男子按摩、手淫。口交就有4 000日元（约合40美元）。不管我们有没有顾客，他们每天都要向我们收7 500日元（约合75美元）。如果我们不交，这个金额就成了我们必须偿还的‘贷款’。机票钱是他们向我们收取的第一笔款项，他们说我们已经欠了他们30万日元（约合3 000美元）。那间公寓的费用是每天1万日元（约合100美元）。‘别拖拖拉拉的，’他们说，‘如果你们想要更多的钱，可以和顾客上床，这样可以赚到2万日元（约合200美元）。你在这个国家可以待上3个月，所以，只要你们工作，就可以还上所有的贷款。’

“我被吓坏了，心里反感到了极点，但我无能为力。我离开了酒吧，但我对东京一点都不熟悉，连回公寓的路都不知道怎么走。不过，不知怎的我还记得几处地方，两三个小时之后，我终于摸回了公寓。我以为我可以抓起护照和机票，做好回家的准备。没想到回到房间一看，抽屉里的东西都被拿走了。我没有办法，只好等着。

“我见到维克托的时候，他的脸上显得那么……洋洋得意。我很生气：‘你到底想干什么？还我护照！把回程机票给我！你是个贼，如果你不把那些东西还回来，我就去报警。’他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还对我说：‘是我们买的机票——机票是我们的，不是你的。我什么也没偷，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婊子。去报警试试。你没有护照，对吧？他们会以非法移民罪逮捕你的。这儿的警察比地狱猎犬[神话传说中的一种有着三个头的恶犬。——译注]还可怕。请啊，随你的便，尽管去吧。他们会把你驱逐出境，但你欠我们的钱是不会不了了之的。恰恰相反，我们会向你索赔的。我知道你家住在哪里，我的朋友也都知道。’

“我把女儿留给了我妈妈，把这一切介绍给我的人知道她们住的地方。听了维克托的威胁，我心里很害怕，我认为他们会伤害我的家人。我想，如果我逃了，在我躲起来的时候，我的女儿会被人杀了……我妈妈也会。如果是现在，我应该会去找使馆。但我当时担心维克托也会想方设法让我陷入困境，我想他搞不好在使馆里都有朋友。天哪，我真傻。

“我没有地方睡觉，没有钱，走投无路。只有‘工作’了。这是我第一次做那样的事情。他们解释说，只做按摩是1 000日元（约合10美元）。我讨厌做那种事情，但还是做了。触摸男人是其中的一部分，但顾客总是要求口交。那样做会得到更多的钱。第一周，我只做按摩，但维克托和‘滑头’要求住一天公寓交1万日元（约合100美元）。于是，我就试着做了一次口交，但我跟不认识的人就是做不来。我开始剧烈地哽咽起来，开始恨我自己了。有一天，我哭了起来，去乞求那个店里的经理。他说他不知道他们把我的护照拿走了。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跟维克托说的，但他帮我把护照要了回来。经理跟我说，我可以试着在别的地方找工作。他后来还把电话借给了我，我就打电话给我妈妈和女儿，让她们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她们说维克托曾经给她们打过一次电话。我真想马上回家去，回到她们身边，但我做不到。我没有钱。

“我到另一家陪酒屋去找工作，但维克托几乎马上就得知了这件事。他到这家俱乐部来对我说：‘你不能在六本木工作了，我看着你呢。没有人会给你这种忘恩负义的婊子活儿干的。’当时‘滑头’也跟他在一起。

“我不是来日本当妓女的，我得到的承诺是当女招待。那个店里的经理给了我机票和护照，所以，第二天我就决定逃走。我跟一些处境相同的女人谈了，准备去报警；但大家越想越害怕，最后还是没有去成。她们都说‘他们会逮捕我们’、‘现在我们连债都还不上，去了还得请律师’、‘日本的监狱很可怕’……

“维克托是不可饶恕的，‘滑头’也是。下地狱都太便宜他们了。

“他们还为商人组织性旅行，你知道吗。他们在马尔代夫有一艘大船，那些女孩都是三陪。那些男人只要愿意，就可以每天晚上跟不同的女孩上床……另一个波兰姑娘告诉我，她在一个这样的旅行团里干过。她得到的承诺是5天20万日元（约合2 000美元），但维克托不断以‘租金’为名克扣工钱，结果只付了一半该她的钱。‘这对你来说就像度假一样嘛，’他跟她说，‘我想，付10万日元让你去度假就够意思了吧。’

“我不明白，为什么日本的警方会容许这种事情发生呢？他们知道有这种事情，但他们认为到日本来的妇女都是妓女。我想，等我回到家里，我就会去报警，但我现在担心的是我的家人。

“这个俄罗斯女人卡琳娜11月的时候跟我在同一个这样的旅行团里。她脾气暴躁，总和顾客干仗。一天晚上，她不见了。维克托告诉我们，她假装胃疼，他们把她带到岛上的医院去，结果她跑掉了。谁都不相信他的话。我看到她踮着脚尖走出她过夜的那个房间，绝对不像是要逃走的样子。我见她没有回来，就到她的房间里看了一下：里面已经没有她住过的迹象了，但床边上有血迹，看上去就像有人打扫过的样子，我还闻到了清洁剂的味道。我非常害怕，但又不能去问别人，一问就会有危险，更不能跟其他女孩说了。船上有个家伙是日本黑帮里的。卡琳娜失踪后的第二天，他的脸上出现了一道很深的刀伤。也许是她反抗了，他就把她杀了。我是这样认为的，也许这只是一个巧合，但我不能不这样想。

“最后，他们额外给我加了一点钱，我认为这是封口费。大概等大家都回家了，他们就只想把这可怕的经历忘掉吧。

“去找日本警方报案一点用都没有。即使我告诉波兰的当地警方，他们也只是把我当成妓女。

“我再也不想跟男人在一起了，甚至不想跟任何人在一起。这就是我现在的心情。我只是……肮脏的人，甚至不是个女人，什么都不是了……”

韦罗妮卡讲了很长时间，我边听边飞快地做着记录。她不得不说出口的事情和我在别的地方听说的没有太大的不同——来日本的动机不同，细枝末节也不同，但那可怕的经历基本上是一样的。

我想先去追踪维克托，这样就得搞到他的电话号码。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在“迪斯帕里奥”店里泡了一个晚上，给我见过的最疯的以色列女孩琪琪买酒喝。她晒得太黑了，看起来就像黄褐色的果挞[Pop-Tarts是美国家乐氏公司（Kellogg Company）生产的一种果酱馅饼。——译注]，发型是地地道道的非洲式圆蓬头。她是维克托的前女友。

我试图迷惑她，套出维克托的电话号码，但她不是得到了警告，就是天生谨慎，或许都有吧。我还没有做足功课，钱就快花完了。那天晚上，两个小时、两万日元（约合200美元）都赔进去了，琪琪也喝醉了，但还是什么也没说。唉，她一直在说，但就是没有说我想听的。她几乎坐不直了，我把她扶起来，开始为她按摩肩膀。

“你的按摩真棒啊！在哪儿学的？”

“瑞典式按摩学校。85届的。”

她笑了：“你这个骗子！别停。”

我按摩了她的脖子，慢慢移到她的手上按摩了几分钟，然后就准备鸣锣收兵了。“琪琪，我该回家了。”我说道。

她把头枕在我的大腿上，仰望着我：“别走嘛。”

“我还有报告要写呢。如果你下班后给我打电话，我就会来见你，给你来一个全身按摩，不带胡来的。”

她扬起眉毛：“全身的？好啊，我要。”

凌晨3点，她打来了电话，醉醺醺地叫着要按摩。我又回到了“迪斯帕里奥”，我们一起去了一家情人旅馆。一进房间，她就脱光了衣服，扑倒在床上，喘着气说：“我累坏了。给我按摩！”

于是，我给她做了按摩。按摩了大约20分钟，这个时间刚好可以让她得到足够的放松，却不足以让她入睡。理想的按摩是不应该导致性兴奋的，但我没有在给她做理想的按摩，而是在让她兴奋起来。我的手段奏效了。

她翻过身来，抓着自己的乳房：“你按得我那么舒服，你可以操我了。”

“我操不了你。我心里有事。”

“比如说？”

“比如说维克托的电话号码。”

“你要那该死的电话号码？你为什么要那该死的电话号码？”

“他欠我的钱。”

这句话似乎让她觉得合乎情理了。她做了个鬼脸，恶狠狠地说出了那个电话号码。我赶紧记了下来。

“现在你可以操我了吧。”她说。

“我不准备收你按摩费了，但我要收你快乐收尾费。”

她坐了起来，盯着我问：“什么？”

“我是说，我不准备操你，但可以让你飞起来。不过，这超出了正常按摩服务的范围。我得向你收费。”

听到这话，她笑了，伸手够到她扔在椅子上的衣服，掏出一叠1万日元（约合100美元）的纸币，朝我扔了过来。

“把你的钱拿去，贪婪的小鬼。现在就让我飞吧。我要高潮。”

我的手指修长——一件与生俱来的礼物。我用手指让她高潮了。

随即她瘫软了下来。我给她盖好被子，叠好衣服，把钱拿了出来。如果不是今天这样的情况，我可能会考虑跟她上床。如果我没有得到电话号码，而我认为跟她上床就会得到我要的电话号码的话，我应该就会那样做了。我这样想了一下，自己都觉得有点惊讶。我很可能会因此而感到内疚，但我应该会那样做的。

不管怎么样，我得到了我想要的东西，心里很高兴。我决定先回公寓看看贝尼和淳之后再去上班，也许我们还可以一起吃个早餐。我叫了一辆出租车，让司机送我回家。唉，我认为自己是让司机开回家去的，其实是让他开到东京都警视厅总部去了。出租车停在总部前面的时候，我才突然意识到自己说错了目的地，但我不想再坐回车里去了。

唉，这段时间我觉得这里更像家了。乐观点吧，这样谁都不会被我吵醒了。我坐着电梯回到记者俱乐部，从衣物柜里取出衣服，洗了个澡，倒在俱乐部后面的榻榻米房间里睡着了。我几乎有点庆幸自己犯的这个错误了。

我从露茜·布莱克曼案的报告中找到了“滑头”的电话号码。不过，在采访他之前，我想让他去给自己挖好坟墓。我让“迪斯帕里奥”酒吧里的一个女孩给他打电话。下面就是磁带录音的文字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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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你是‘滑头’吗？”

“我就是‘滑头’。”

“我名叫辛迪·塞梅娜拉。我想找一份女招待或伴游的工作，有个朋友告诉我找你就行。”

“如果你要面试，就来面试吧。你是哪里来的？”

“我是加拿大人。”

“没问题。”

“我要到哪里去找你面试？”

“你现在在哪里？”

“我在六本木。你那里有什么样的工作？”

“我也在六本木。七八点钟怎么样？”

“真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工作。”

“俱乐部什么的怎么样？有家夜总会。”

“嗯，我想知道你有没有女招待的工作。”

“是吗？当然有。女招待的工作，当然有。也许你可以在酒吧工作。如果你要面试，就来面试吧。”

“我很想知道是什么样的俱乐部。”

“绅士俱乐部。我的俱乐部。没问题。非常近。我的俱乐部开了11年了，真的很酷哦。你是怎么要到我的电话号码的？”

“我的朋友安娜过去在你的俱乐部里工作过，也有可能是别人开的俱乐部。她告诉我也可以打电话给维克托。不过，我没有适当的签证，我只有旅游签证。没问题吗？”

“没问题。我会负责处理好一切的。没问题。”

“我在加拿大有当伴游的经验。”

“我也有那种工作。”

“那正是我想要找的。”

“你现在在哪里？”

“在全日空饭店附近。”

“你知道杏仁咖啡厅吗？你能到那儿去吗？”

“我还听说在马尔代夫有出游的工作。那样的也可以。”

“我们见面再谈吧。一小时以后怎么样？”

“报酬怎么样？能得到多少报酬？”

“哪种工作？”

“伴游的工作怎么样？”

“如果你干得不错，我想一个月有150万日元（约合1.5万美元）。”

“是手交还是口交还是……”

“什么都有，什么都有。”

“我能拿到全部回报吗？换句话说，你收手续费吗？”

“我们再谈。”

“我只想了解一下。”

“如果你真的很出色的话，一个月可以赚到两三百万日元（两三万美元）。可能的。”

“你提供住处吗？”

“我马上会有一个新店，一家新酒吧。”

“你能不能给我住的地方？我现在住的地方真的太小了。”

“我们有住的地方。我们会给你住的地方。”

“我能搞到艺人签证或工作签证吗？”

“恐怕不能。”

“这些听起来相当不错。拿旅游签证去工作真的没问题吗？”

“没问题。没问题。”

“这里卖淫是合法的吗？”

“（笑）我不想在电话里说。我们见面再谈。你到了杏仁咖啡厅就给我打个电话，我就会过去。一个小时以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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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木的那些人或多或少都认得我，但“滑头”大概记不得我了，不过为了保险起见，我还是把磁带给了后辈记者町江，让他去采访“滑头”。我认为町江去不会有什么危险。我自己并不介意有什么危险，只是认为这是最好的策略。但町江办事没有魄力，带回来的东西很可能会让那篇报道陷入僵局。我只好抛开谨慎行事的念头，借着后续调查的名义跟町江一起去见了“滑头”。

我们见面的地点是在凯蒂俱乐部：漂亮的立体派风格的室内装饰，黑色的大理石桌子，从那里还可以看到东京塔。自从上次跟町江谈过之后，“滑头”一定已经编好了他的故事，而且仔细入微地推敲了一番。他那种逍遥自在的姿态着实魅力十足。我本以为要面对邪恶的化身，没承想却碰上了戈培尔[纳粹时期的德国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译注]。

“维克托只是为了让她们恪守自己的诺言才拿了她们的护照。”他开始了。

他的英语不太流利，但还是能让人听懂大概的意思。后来，他改说日语，承认他有那么一两次把维克托（他说维克托是他认识了8年的熟人）交给他的护照扣押了好几天。“所有的女孩从一开始就被告知，她们来到日本以后将会在妓院工作。至于韦罗妮卡[我在采访“滑头”之前确认韦罗妮卡已经离开这个国家，没有危险了。]，他们把所有的条件都跟她说清楚了，但她拒绝了自己答应过要干的工作。在她身上不存在上当受骗的事情。”

没错，他和他的同伙通过互联网甚至在www.jobsinjapan.com网站上招募女孩，然后通过一个地下网络把她们送到日本来。“我在德国的代理人要我给那些愿意当妓女的妇女找工作。”他漫不经心地说道。

他看起来没有一点防备之心，他是在跟我说话，但他并没有对着我说，而是在想让他的同胞町江相信，他是个被误解的商人，所有的情况都被歪曲了。

“维克托对事情的说法完全不一样，”我突然插嘴道，并没有完全讲真话，“他说你是无赖，是你对那些女孩撒谎，赚取她们的钱。如果你不相信我，就打电话给他——这儿有他的电话号码。”我把我的手机递给他，屏幕上显示着维克托的电话号码。

这一举动让他措手不及，他低声诅咒了几句，用力拉了拉他那条马尾辫，气得鼻孔一鼓一鼓的。“维克托是个他妈的骗子。”他最后用英式英语咬牙切齿地说道。

他决定开口了。等他说完，我们的报道也有了足够的证据。我们掌握了他承认自己窃取他人护照、偶尔胁迫他人、给外国妇女拉皮条、违反日本法律的事实。

那篇报道在2004年2月8日《读卖新闻》的早刊上发表了，对此的反应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还不错，我也兴奋了起来，天真地希望有些事情会发生——说不定能伸张正义呢。

我到底在想些什么啊？难道我真的相信东京都警视厅会突袭“滑头”和维克托，停止他们的买卖，把妇女解放出来？

“瘦子”给我打来了电话，他是个快要退休的警探，负责新成立的有组织犯罪管制一科，主要是处理非法婚姻和非法移民骗局的。他读了那篇报道，想找我谈谈。

我很激动，抱着我的档案、资料和记录，带着我的电话号码，早上10点就跑到“瘦子”的办公室去了。

他的态度很热忱：“干得不错嘛，杰克。文章非常有趣。”

“谢谢你，”我沾沾自喜地说，“那你们是不是准备去收拾那些混蛋了？”

“我是想这么做啊。你能不能让其中一名女士站出来跟我谈谈呢？”

“我想没问题。但你会保护好她的，对吧？”

“那可做不到，恐怕我们不得不以拿旅游签证非法工作的罪名拘捕她，然后把她驱逐出境。但是，有了她的证词，我们就能以违反移民法或者其他什么罪名突击搜查或拘捕那两个家伙，以此端掉他们的生意。”

我不喜欢这种腔调：“你为什么要拘捕那个女人？挺身而出的人反倒要坐牢？”

“嗯，这是法律。我们必须按法律办事嘛。”

我飞快地翻了一遍我手头上的档案，抽出一张从日本警视厅那里拿到的官方指导。“瞧，”我说，“这上面说了，日本的所有警方都要尽全力阻止人口贩卖活动，妥善处理这种犯罪行为的受害者。”

他哼了一声：“杰克，那纯粹是日本警视厅在胡说八道，完全脱离现实。我们不可能对在这儿非法工作的人不闻不问，还为她们提供庇护，即便她们是受害者也没有办法。我们没有确定人口贩卖的受害者的标准，这就是不可能对人贩子立案的原因。受害者会被当作非法劳工强行遣返。没有证人就无法立案。如果我们没有逮到一个被那些人骗来干活的妇女，那就是失职啊。”

我有可能会救出一帮妇女，使她们不再受到剥削，但我就不得不出卖我的消息来源，包括海伦娜在内。我就不得不牺牲她们，我不能这么干。我感到既愤怒又沮丧，把维克托和“滑头”的电话号码给了他之后就收拾好东西准备离开。

“瘦子”探过身子来很小声地对我说：“我知道你会觉得这种事很不像话，我也一样。这简直就像是把人当奴隶。但是，这是卖淫活动，其实并不属于我们的管辖范围。我只能根据这些妇女持有的签证种类，按照非法移民或违反外国人劳动法的情况来处理。人口贩卖属于灰色地带，我建议你去找风化纠察队队长谈谈。”

我去见了风化纠察队的头儿。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张我的报道的复印件。他是个卷发矮个子，戴着方形无框眼镜，声音低沉。我想到他的时候总叫他“卷毛”。

“阿德尔斯坦，干得漂亮。你应该当警察啊。”

“谢谢。你觉得怎么样？你们会不会去把这些家伙逮起来？”

他咧了一下嘴，从牙缝里吸了口气，发出“咝——”的声音——上了年纪的日本男性被问到他们不想回答的难题时往往会这样：“这有点像是移民问题啊。你跟有组织犯罪管制一科谈过了吗？”

“他们说，如果是卖淫活动，就属于你管的了。”

“真的？”

“是的。”

“卷毛”拿起我的文章从头到尾读了一遍。

“杰克，我们风化纠察队管的面很广——毒品、枪支、扒金库，给合法的妓院发许可证，突击搜查不法妓院，诸如此类的事情。不管有没有受到胁迫，这显然是卖淫活动了。那些女孩里有未成年人吗？”

“听说没有。”

“得，这就很难让儿童保护队接手这个案子了。我就是问问而已。”

“你的意思是？”

“好吧，把你掌握的情况告诉我，我们可以试着按违反卖淫法的案子处理，不过，这很费时，而且对被告的处罚也很轻，即便我们让被告得到有罪判决。”

“行。”

“还有一件事……那些妓女——她们都是外国人，对吧？”

“是啊。”

“唉，我们科里没几个警官会应付外语啊。也就是说，我们得去请刑事调查司的国际犯罪组做后援了。说实话，他们对协助低级别的卖淫搜捕活动可不怎么热心。”

“那就是说，你们什么也做不了？”

“不，我是说要花很多的时间。在后勤方面……有预算问题……人员问题……语言问题。”

“好吧，我可以把我手头上的资料给你。”

“我会收下，或许我对此也无能为力啊。”

“显然有犯罪活动发生嘛。”

“显然有犯罪活动发生的地方多着呢。但我们的人力只够去做一些象征性的拘捕，让大家安分点。我们会管的，但对我们来说，这可不是个简单的案子。”

不必再多说了。

我第一次感到自己对警察大失所望。我明白了，他们只能执行现有的法律，而我却要他们去做他们无可奈何的事情。

维克托继续把妇女带到日本来，“滑头”继续赚着钱。两三家俱乐部在那篇报道登报之后停业了，有些人不去参加那种马尔代夫观光旅行了，但事情并没有发生什么实质性的改变。海伦娜对我不满意，我对自己也不满意。我感到非常愤怒和沮丧，于是便带着完全败下阵来之后手头上剩下的所有资料去了美国大使馆，把它们交给了那里的一位国务院联络人。我想这些资料起码有可能成为人口贩卖年度白皮书里的一点有价值的素材。

我特意把那篇报道全部翻译成英文，而且很高兴地看到那篇翻译稿在互联网上相当迅速地传播开来。我听说维克托开始在招募妇女这件事上遇到麻烦了。

那年6月，美国国务院把日本列入了解决人口贩卖问题上做得最差的国家的观察名单，我真的高兴坏了。特别是在行动的意愿上，日本的排名仅仅比朝鲜略高了一点。对日本人来说，这就像是刚刚起步的状态，但不要低估了国耻的力量，它能使日本政府摆脱懒惰，行动起来。

另一方面，我感到很欣慰：那个月的下旬，美国大使馆在联合国大学举行了一次关于人口贩卖问题的研讨会，我受邀成为专题讨论小组的成员——不是以记者的身份，而是以与会者的身份，我感到很荣幸。

在这次会议上，日本警视厅的代表发言，概述了日本在打击人口贩卖方面所做的惊人之举。我在问答环节忍不住举起手来，对他的发言做了长篇的指责。我叙述了自己跟东京都警视厅打交道的经历，然后用我遇到的那些障碍为例，解释了为什么日本警视厅的官方指导是一份毫无价值的自我宣传。之后提出的问题也毫不留情，只是没有之前那么言辞激烈而已。

第二天早上，我在会议上的发言稿以“日本：人口贩卖的帝国？美国希望日本将人口贩卖定为刑事犯罪”的标题见报了。要知道，记者通常是无法为自己的报道选择标题的，但我特别留意了一下，用上了我自己想用的标题，只不过我得给那个搞版面设计的家伙买上一瓶8 000日元（80美元）的清酒。

那天一到会场，我就看见三个气势汹汹的日本官员站在那儿等着我。一个是日本警视厅的，一个是司法部的，还有一个是外交部的。那位外交部官员是个女性，显然她被选中站在那里是因为她会讲英语。她站在另外两个人的前面，拿着报纸在我面前挥了挥。“这个标题是不可原谅的。”她失去了自制，竟然用日语对我这样说道。

我从她手中接过报纸，端详了一下标题。“你说得对，”我说，“这个标题应该改一下。‘日本：人口贩卖的帝国’后面的问号应该是感叹号。而且，提到美国的部分并不重要。整个标题应该改成‘日本：人口贩卖的帝国！和朝鲜一样糟糕？’”

我连连获胜了。尽管这种事情很棘手，我还是找到了一项真的可以为之奋斗的事业，获得了一种跻身于十字军东征的兴奋和力量。自以为是的愤怒才能真正激发起你的兴趣。我做了一些并不值得自豪的事情，但和我所报道的那些贩卖人口者相比，我就是活佛了——至少在我心里是这样觉得的。

而我还是愤愤不平。我气愤的是，虽然当时日本国内的人口贩卖活动很猖獗，日本警方和日本政府却对这个问题漠不关心，根本不想去处理。其实，我不能过分责怪警方。法律就是法律，没有写入法律的真正的打击人口贩卖的条例，他们该怎么办呢？这个问题的根源不在于警方，而在于他们的上级机关。

我的想法很像一个调查黑社会枪击案的优秀打黑警察。谁在乎开枪的人？他只不过是在执行命令。如果想要取得成效，就要严惩下令开枪的那个人。

我决定尽我所能去撬动日本政府。

这起案件的令人遗憾之处在于对剥削外国妇女的行为所表现出来的冷漠和默许。我需要证据来证实我的案例。我的脑子里有了一个想法。以联合国为后盾的国际劳工组织（ILO）已经开展了一项由日本政府资助的研究，调查日本的人口贩卖状况。这份研究报告毫不留情地指出：日本既没有惩处人贩子，也没有妥善处理受害者。但日本政府责令国际劳工组织保守秘密，这份报告永远得不到公开了。

但是，我知道了它的存在，并通过某些渠道得到了一份拷贝。这个消息变成了2004年11月19日的《读卖新闻》的头版报道。我必须争取到像样的报道，而这样做是值得的。第二天，我紧跟着又发了一篇文章。我的消息来源告诉我，政府已经准备宣布一项对付人口贩卖的行动计划，而我的文章也促使政府对政策作出了大幅修改来加强对受害者的保护措施。我觉得，作为一名记者，我终于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不管这件事有多小。

我没有放弃使维克托和“滑头”受到惩处的努力。最终，这两个人都进了监狱。缉毒队瞄上了“滑头”，突击搜查了他开的那几家俱乐部，他的生意就玩完了。有人向日本海关的官员和荷兰警方提供了大量有关维克托的业务的消息，维克托也进了监狱。显然还有人把他的名字给了当地的压酷砸，他们以侵犯了他们的地盘为由把这个混蛋赶出了六本木。

我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不，我应该改一下措辞：海伦娜和我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她鼓起了勇气跟我联系，在第一篇报道上比我出了更多的力，如果有正义可言的话，当时她的名字也应该出现在那篇报道里。

最终，马尔代夫的性旅行停了，“滑头”的俱乐部都被搜查、取缔了。正义或多或少得到了伸张。

在调查人口贩卖的过程中，我的内心发生了一些变化。我说不清那些变化是什么时候发生的，连为什么会发生也搞不清楚。我不太善于一边和受害者交谈一边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她们的经历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有一些景象还会让我觉得忐忑不安。一个泰籍性工作者的六岁男孩骨瘦如柴、满口没牙，那些人贩子却不允许她带儿子去看牙，因为他们不想让当局知道他们都是非法逗留在日本的。

那个惨遭顾客殴打的韩国女子，乳房上留着别人把烟头捻灭在那上面的伤痕。干出这种事情的男人可能是个低级别的压酷砸，还带给她艾滋病和一个孩子。她认为那是上帝对她的诅咒。我很难不同意那种看法。

还有一个爱沙尼亚女人，因为对顾客唾了唾沫便被人用酒瓶鸡奸，手段残忍至极，以致她不得不做了手术。还有很多这样的事情。

而在几乎所有这样的案例中，那些妇女永远都不知道是谁让她们成了受害者，不知道她们被关在什么地方，不知道那些涉案的日本人的名字。她们记得自己受到的折磨，却几乎记不起能够找到那些责任人的线索。这就像是在和“幽灵”干仗。在大多数情况下，性爱俱乐部的老板被捕之后，当局就会立即以违反签证规定为由将那些妇女强行驱逐出境，这样，检方就得不到进行其他指控的证据。我力争让警察们明白，他们应该以绑架、强奸、殴打及其他任何可能的指控逮捕人贩子，但警察们总是告诉我说：“要这样做，我们就需要证据，而这些妇女不足以成为证人，因为她们听不懂日语，不能提供可靠的证词。此外，她们一直在日本从事非法工作，这本身就是一种犯罪，必须受到驱逐。她们一旦被驱逐出境，就很难立案了。”

这就像是禅宗的“问答”。我一直在跟执法人员进行着同样的对话。我知道，如果法律更改，事情就会有所改变，但这种事情好像永远也不会发生。

我结交了多方面的消息来源，就是为了能和受害者交谈，但我怎么也找不出有关加害人的消息。我没有财力和物力去做这种事情了。我开始从工资里拿出大笔的钱来帮助我遇见的受害女性。有的时候，这就意味着要带她们去可以做人工流产的地方——不会记录在案的那种地方。

我不知道该怎样去看待流产这件事，但我心里明白，我认为哪个女人都不该把强奸她或买了她违心服务的男人的孩子生下来。有的时候我还不得不给她们掏机票钱。我倾囊相助。而正因为如此，我在打破所有的客观性原则。别陷进去。我陷进去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性失去了兴趣。它似乎成了一种下流、肮脏、野蛮的事情。只要是跟性有关的事情都会让我隐约觉得不舒服。我并没有阳痿，只是提不起兴趣来。慢性疲劳也使病情加剧了。

我本该跟妻子谈一谈所有这一切的，但我没有。我根本就不着家，哪有时间谈？我晚上打个电话回家跟孩子们道声晚安，心里想着白天给她发个电子邮件，却又常常忘了发。我觉得隔阂在慢慢地产生，就像在观察别人一样注意到了它的发生。我本可以跟她解释原因的，但我不想这么做。她似乎对我的工作并不感兴趣，而我也就不想谈了……我们吵了起来。她指责我喝酒花了太多的钱，而我又不想说我一直给那些她不认识的女性钱。为什么？我怕她会不让我这样做。她可能并不会阻止我，可能还会表示支持。我只是没有给她一个机会。

说谎成为工作的一部分时，一个人就忘了爱应有的功用。

很晚回家的时候，我开始到里头的房间里睡了。我们本来是和孩子们睡在一起的，这样也很少有机会亲热。我们甚至没有一间真正的卧室，客厅里只有一个榻榻米，我们就把被褥铺在那里睡。

即便早回家（这种时候很少），我也开始找个借口睡到里屋去了。我觉得那儿比较舒服，而且睡着的时候我再也不喜欢有人碰我了。

我知道自己的精力正在枯竭。我的父母跟我谈话时发现我总是走神。我开始考虑停职回家了。我觉得这样做是有益的，也是明智的，对自己、对我们的婚姻、对孩子们都应该是最佳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