喘不上气来的时候是很难想事儿的；一个压酷砸彪形大汉把你按在墙上，一只手勒住你的脖子，另一只手猛击你的肋骨，而你的脚却怎么也够不着地面——在这样让你喘不上气来的时候，你就更难想事儿了。

尽管如此，你还是会惊讶地发现，有众多纷杂的想法那么快地掠过你的脑海。

我在一家被称为“俄罗斯酒馆”的店入口处，这在当时是东京圈内人口贩卖做得最凶的店。店里的妇女都是从俄罗斯、乌克兰等地带过来的——先跟她们说是当女招待，然后很快就把她们转交给压酷砸团体，压酷砸就把她们变成了契约妓女。

这家俱乐部位于池袋市一栋四层楼房的三楼，按“池袋”字面上的意思，这个地区可谓是名副其实了。俱乐部的名字是“莫斯科骡子”。

这是比较新的俱乐部之一。我从海伦娜那里听说了这家俱乐部的情况，就去看看。跟大部分贩卖外籍妇女的俱乐部一样，这里是不对外国人开放的。外国人的问题在于他们会同情在俱乐部里工作的其他外国人——会把此事告诉警方或非政府组织。

如果我把话音放轻一点，不流露出一点感情，再穿上西服，戴上厚厚的黑框眼镜，有时在极其昏暗的灯光下可以冒充一下日本人。我用我的方法混进了这家俱乐部，不料我正在采访的那个女人开始禁不住痛哭了起来，我一下子就露馅了。

门口的那个8根指头、满身刺青的麻脸巨人保镖一定是注意到了我们，他抓住我，把我拖到外面的入口处就开始狠狠地揍我。我快要坚持不住了，事实上我在想，我可能马上就会死掉，我可不想就这样离开这个世界。跟印第安战士不一样，我醒来的时候总是暗自思忖：“今天是个不死的好日子。”

我跟年轻的时候差不多，依然是个拙劣的武术家。尽管我后来空手道和合气道都学了，还是连常规动作都没能掌握好。我的空手道老师曾经给我的最高褒扬就是：“你什么都没做对，你的站位很糟，你的身型难看，你的步法凌乱——但往往把握住了根本原则，你做的动作……都会奏效。真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啊。”

我实在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想什么深奥绝妙的锁腕动作会使我的对手放开我的脖子让我喘口气。就在我想到喘口气的时候，我记起那位上了年纪的合气道老师（他曾经是个警察）有一次跟我说过的最有效的合气道动作。这种动作之所以有效，是因为世界上块头最大的人不吸氧也活不了。

我伸直手指，使出全身力气像连珠炮似的不停地捅他喉头下面的小坑——这是攻击要害的基本招数。猛戳肉质组织有一种很美妙的触觉，他后退了。这下我能喘过气来了。

他喘不过气来了；他开始作呕，然后跪倒在地上。就在他倒下去的时候，我把双手并拢成半贝壳形，使出全身力气拍击他的两个耳朵——这就是所谓的“爆破拳”。从理论上讲，它应该会打破人的耳膜，让人失去平衡，导致恶心，给人带来极大的痛苦。它好像真的奏效了。

他呻吟着，一边摇晃着身子一边往后退。我朝他的面门踢了一脚，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冲了出去，一路狂奔到池袋车站，跳上一辆出租车，让司机带我去六本木。我坐在出租车的后座上深深吸了一口气之后才意识到，我那该死的肋骨疼得要命。我以为手上都是汗水和血，后来才意识到手上沾着的是那个保镖把头发向后梳得光溜用的发蜡，有一种带药味的水果香。很可能是漫丹牌的发蜡。

我没想过报警。也许我可以声称那是自卫，但我担心自己可能做得过头了。我是个外国人，这意味我90%会先被推定有罪，再被证明有罪。我可不想面对可能要去坐牢的命运。虽然我过去在出现争议的情况下有可能得到强大的读卖新闻社的保护，但我现在是个无名小卒，是个没有名片、没有正式工作的人。我现在只是个无足轻重的人，是个在日本为外国政府做调查员、没有真正的后援的前记者。没错，也许有点危险，但我觉得这是一项值得去做的事业，是善与恶的对抗。我是好人，只是要多加小心。

第二天，我给一个在缉毒队工作的朋友打了电话。我看到有些女孩在她们的经理的怂恿下暗地里吸食可卡因或冰毒，我知道那儿有毒品。跟我交谈过的那个女人说，她就想回家。我思来想去，觉得只有那样才能让她回家。我实在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了。

救了我的肋骨的是一件防刀背心。如果一个人在日本被害，他很可能是被刀捅死的，而不是被枪杀的。对使用枪支犯罪的处罚过于严厉，反而鼓励人们去用刀犯罪了。近年来，对使用枪支的处罚又严厉了许多。持有枪支是一种犯罪，开火就是另一种犯罪，如果使用枪支把人打伤或打死还要加重处罚。这种趋势在压酷砸中间掀起了一股选择日本刀作为武器的复兴潮，这也是我穿了防刀背心的原因。

调查研究进行得挺顺利。这项工作不是追踪受害者，而是追踪加害者——弄清性奴业的全貌或捕捉它的细部缩影。我的任务是找出把那些妇女带到日本国内的途径、主谋和受益者以及协助、教唆人贩子的政客和官僚。我设法让一个前移民局官员说出了一个日本参议员的名字——小林幸喜，这个参议员曾经亲自给他施压，让他停止突击搜查那些非法的性爱俱乐部。我找到了一个被认为是人口贩卖的游说团体——全艺联——它还在自民党总部召开过年会。这是个令人兴奋的消息。

我辞去警方记者没多长的时间，我的消息网络还完好无损。我自然需要一些人来帮我完成这项工作。我打电话给海伦娜，邀她出来吃个饭。听说她跟未婚夫分手了，心情有点沮丧。我不仅仅是想得到她的一些帮助，也希望能够让她振作起来。我也很想念她。西麻布地区有一家很棒的日本料理店，里面的包间安静明亮。我们说好了在店前碰面。

我在店外的台阶上等着她，她的摩托车差一点把我碾了。我不得不往后退了一步。她停下摩托车，跨下车来，脱下头盔，甩开长发，活动了一下脖子，笑了。她穿着普普通通的皮夹克，一条紧身的蓝色牛仔裤，一件好像从一个瘦小的伐木工人身上偷来的格子衬衫。她抹着乌黑的口红，看上去很好——虽然显得有点疲惫，但还是很好。

“嘿，混蛋，好久不见。”

“混蛋？你不能跟我好好说话啊？”

“你是这儿唯一的混蛋，混蛋。你知道这是我对你的爱称，杰克。”

“知道啦。”

不知什么缘故，她一定要我跟她骑摩托车出去兜风。我还在当记者的时候，有几次就是她载我回家的，我发现自己下车后就几乎站不稳了——我一路上腿太用力箍着摩托车了。我坐上车，她让我搂着她的腰。她拿起头盔，把它扔到饭店旁边的草丛里。我反对她这样做。

“活出极致来吧，杰克。那对你有好处。相信我！”

她加大了油门，在放开刹车之前，她回头看了我一眼说：“很高兴看到你回来了。我知道你不会离开多久的。”

接着，我们就出发了。我一坐这种玩意儿就感到极不舒服，我想，她就喜欢看到我的那种样子吧。她飞快地穿过小巷，闯过红灯，急转掉头——我根本不知道她要开到哪里。

这是一个寒冷的夜晚，但坐在那辆摩托车后面的感觉不错。我们漫无目的地开了大约20分钟——经过国防部的废墟，驶过六本木大街，最后又回到了饭店门口。

她一个箭步跳下摩托车，我自己爬了下来。

她微笑着看着我，然后抓起她的头盔，我们默默地走上楼吃饭去了。我跟她详细地说了我在做什么，把家搬回去的计划为什么还没有真正实现。我们谈到了共同的朋友。我跟她谈了我正在进行的这项调查研究，她则谈到了她自己的工作。

她依然不以她的工作为耻。她讲起自己的工作来就好像我跟我在日本报社的记者朋友谈挖新闻的本领似的。后来才知道，她的一个常客竟然是跟我有一面之交的记者同行。

“你对这种工作不会感到厌倦吗？”我一直都想问她这个问题；在我看来，以她的能力，她能走得更远。

“你知道吗，我喜欢这种工作。我试过当英语教师，收入也可以，但我讨厌那种工作。特别讨厌和过分关心语法的人打交道。什么是过去完成时祈使句？谁会在乎这个，对吧？我第一次靠性挣到钱的时候就意识到了，我宁愿躺着挣钱，也不愿意站着挣钱。5万日元——我当英语教师每天8个小时干上3天还赚不到那么多呢。”

这是真的。

“阿德尔斯坦，”她一边用筷子敲了敲我的脑袋让我注意听，一边跟我说道，“你累死累活才挣那点钱，而我一分钟就赚100美元，你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

“因为大多数日本人也就坚持两分钟，也许是因为他们面前的大块头外国女人让他们兴奋过头了。我不知道。他们插进来，还没等到你有感觉就完事了。会把你逼疯的是那些只想说话的家伙。比如NHK的这个家伙，他从来没想做完就得。我真希望他是这样，否则我就得又当保姆，又当心理医生，还要当英语教师。我听着他没完没了地说的时候，心里其实在想：‘妈的，赶快操吧，完事了就给我滚。’有的时候，我实在受不了，干脆把他的拉链拉开，把他的家伙掏出来，口交了事。大多数男人在你嘬他那家伙的时候就闭嘴了。你大概也是这样的吧，不过你是再怎么也不会闭嘴的。”

听了这话，我笑了：“你说得对。要按分钟计酬的话，我的工作远远赶不上你的。但这种工作就不会让你感到有点沮丧？”

“嗯，那时可卡因就派上用场了。来上一点就会让我嗨起来，而我已经准备好了。”

听了这话，我笑不起来了。

“上帝保佑，海伦娜，”我对她说，“你很聪明，别干那种蠢事。你怎么了？”

她耸了耸肩，歪着头眨了眨眼睛。

“唉，那样操得更——舒服嘛。生意变得这么无聊，我需要有点什么来让我熬过白天，有的时候还得熬过黑夜……”

“你难道想跟去年那些可怜的家伙一样死去吗？那些家伙还以为他们买的是可卡因，结果吸了过量的纯海洛因，你还记得他们吧？干那种蠢事会要了你的命。你一定知道我在说什么，对吧？”

“我知道，我知道。我读了你那篇报道的译文，你寄给我的……”

我又教训了她几句。我提高了声调，有点生气。她有点闷闷不乐，眼睛盯着地板。

“我知道你生我的气了。对不起。”

“你不必道歉。只要不碰那些东西就好。”

“我知道。我不碰。我不碰。”

我换了话题。我们谈到了《门》——我让她读的一本夏目漱石的小说的英译版。她很喜欢那本书。我们在这篇小说是否有圆满结局的问题上看法不一。她让我跟她一起回她的住处喝杯睡前酒，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

她住在涩谷附近。我要她答应我会安全行驶，她点了点头，和尚念经似的说道：“我发过誓，如果我敢说谎的话，就让我去死。我会当个模范驾驶员的。”

我想，我应该在坐上去之前先给“模范驾驶员”下一个定义。要是参加印地500英里大奖赛[每年在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举行的国际性的赛车比赛，世界三大赛车赛事之一。——译注]，她说的可能是实话。

到了她的住处，她把一张Death Cab for Cutie乐队的专辑放进她的立体声音响，我们坐在沙发上聊天。她点了几根蜡烛，往咖啡杯里倒了一些上好的澳大利亚红酒，端过来给我。她把她的腿架在我的腿上，身子靠着我，我一点都不介意。我搂着她的肩膀，觉得非常惬意。整首歌唱下来，我们就那样待着……在我人生中的最近几年里，让我觉得自己真的是在与这个世界和平相处的时刻为数不多，这是其中的一次。

“跟我说点什么吧，你真的还好吗，海伦娜？我听说你跟未婚夫分手了。怎么啦？你想谈谈吗？”

“操，不想谈。操他妈的狗杂种混蛋。”

“你的嘴真脏。”

“你想象不到的。如果你真的很好的话，我会让你知道我的嘴到底有多脏，相信我，你不会后悔的。”

“我认为你是想谈一谈的。如果你能停5分钟不讲脏话，我愿洗耳恭听。”

“你真的觉得没关系？”

“当然。”

她告诉了我发生的事情。她一直在和卡尔约会，卡尔是一家外国公司在日本设立的办事处的一个交易员。他长得不错，喜欢冲浪。我只见过他一次，并不十分了解他。他好像真的很喜欢她，他们已经订婚有一段时间了。

卡尔在她的钱包里发现了她工作的性爱俱乐部的名片之后，起了疑心。他让他的一个日本同事去那家俱乐部看看。他自己去不了，因为外国人是禁止入内的。

“嗯……”海伦娜说到这里有点迟疑起来，“他的日本朋友来到了俱乐部，操了我，还录了整个过程。够恶心的吧？我的意思是说，他干了件多么变态的事情啊。我真他妈的丢尽了脸。你想啊，卡尔不必偷偷背着我做那种事情就应该想到的。他以为我们去巴厘岛的钱是从哪来的？是我付的钱啊。一个英语教师的工资能付得起豪华度假酒店的费用吗？”

“后来呢？”

“有一天晚上我下班回家，他在等我，在公寓的外面。他起初面带微笑，跟平常一样。我什么都不知道，然后他说，‘喂，我有一样东西你应该听一听’，然后他就把磁带放进立体声音响里去播放。天哪，真他妈的太可怕了。我想要解释。”

她停了下来，端起满满的一杯酒，一饮而尽。我又给她倒了一杯。她不看我了，把目光转移到墙上去了。

“他是真的生气了。他骂了我很多非常难听的话，然后还打了我，打了好几下。最后，他把我推倒在床上，掀起我的裙子，拉下我的内裤，操了我，嘴里一直叫我妓女。他完事了，走了。别的就不必再多说了。”

我知道了我要问的事情的答案，我的问题卡在喉咙里，可刚开口就被她打断了。

“嗯，我真的没有时间填写同意书——真有点糟糕。”她哭了起来，又含着眼泪笑了起来，“你知道吗，他也啜泣了一阵子呢。真是个脓包！我觉得他还是真心爱我的，我也哭了。我很伤心，伤心透了。”

有的时候，沉默是金。平常，我无论如何都会说上两句的；但这一次我沉默了。我把她搂紧了点，抚摸着她的头发，握着她的手。CD已经停止了播放，我所能听到的就是外面汽车驶过的声音和海伦娜克制的几乎有点怯懦的哭声。我就这样搂着她，一直待了很长一段时间。

第二天，我们在星巴克见了面，一起喝咖啡。一切似乎恢复了正常。我有一些可靠的线索，该谈正事了。有一个叫做“国际演艺协会”的非营利性组织就在离奢华而极其昂贵的六本木新城公寓综合楼不远的地方运营着。它本该是促进国际友谊的，其实却干着为性交易提供外国妇女的勾当。它的一个职员还有曾因为跟贩卖外国妇女和卖淫有关的违反劳动法行为被起诉过。我想不通这个组织怎么能够得到非营利性经营许可。

我让海伦娜帮我去调查一下这个组织。她有很多的关系，而且认识六本木的每一个人。我提醒她要非常小心，但我想她没有真正地把我的话听进去。她兴奋不已，想尽力协助我把这件事做好。

我们的分手让人觉得不太自在。

“听着，”我对她晃了晃手指说道，“如果你听到什么消息，那很好。但不要做过了头。我不太清楚运营这个非政府组织的人的情况，只知道他们不怎么样。”

“我知道了。我会小心的。”

“稍微打听一下就好了。只要有一点点觉得自己处境危险或者什么的，就马上终止一切行动。你有我的电话号码，随时给我打电话，不论我是在美国还是在这儿。”

“我保证会小心的。”

“很好，就这样。”

我问她计划还要在日本待多久。她说她准备在春天离开。她在澳大利亚买了一栋房子，正在考虑回大学读书——也许去学点“文学或其他没用的东西”。

我给了她一些材料之后就起身准备离开。她拍了拍我的肩膀，伸出双臂，扭了扭屁股。

“来一个离别的拥抱？”

“当然。”

3月，我在美国的家中接到了她打来的电话。她告诉我说，她一直在打听消息，她认为国际演艺协会是后藤组的一个幌子组织。

我手上的听筒差一点掉了下来。

我叫她别再往下查了，她就不高兴了——或许是认为我的反应过激，或许是认为我瞧不起她。她本来是个遇事很容易激动的人，而我一定是指责了她的这种状态。总之，我们的谈话慢慢变成了争吵，然后她就把电话挂断了。

我试着跟她取得联系，但她不接电话。第二天，我又打了一整天的电话。我还打电话让一个朋友去看看她的情况。他答应了，也去了——她的公寓里没有人。我害怕如果我打电话叫正规警方去找她，她会因为妓女的身份而被捕。我必须亲自去找她，一天也不能耽搁了。我花高价买了去日本的机票，这把淳气得大发雷霆。

在漫长的旅途中，我不停地发送电子邮件给她。抵达成田机场后，我立即跑到她过去干活的地方。只是我到了那儿时她已经不在了，根本就没有外国妇女在那儿干活了。她的电子邮件账户也没有回应，她的电话也停了。我去了她的公寓，房东说她已经有两三天没有回来了。

一周之后，我确信在她的公寓和她平时教英语课的地方（我也去查了）完全找不到她的踪影了。她没有留下托运地址，所有的东西都原封不动地留在公寓里。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做了自己唯一能够想到的事情——去工作。国际演艺协会与后藤组有关联，我必须去看看，就这么定了。我必须把海伦娜的线索追查到底。

假如后藤对她的消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虽然我还没有了解到他有责任——我必须去了解清楚。即使他没有责任，我也应该回去调查他很久以前进行的肝脏移植的真相。这偏离了人口贩卖调查研究的方向，但并没有完全跑题。我知道这样做会让自己冒生命危险，有可能会再次得罪后藤，但我真的不太在乎了。我大概已经得罪他了吧。

就像日本人常说的，既然已经服下了毒，再舔一下盘子又何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