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弄清楚后藤怎样进入美国的问题上开始有所进展了。我有了一个线索，而且发展了一个可靠的线人——知道很多内幕而且愿意开口的人。

2006年12月的一天，天气晴朗而寒冷，我去见了柴田正树——一个住在东京市中心的一家非常讲究的医院里的前压酷砸。柴田是个非常聪明的人，还曾经是高利贷帝王的朋友。毕竟，世界真小啊。

我正在做人口贩卖调查项目，同时进行着其他调查工作来维持进项。我很担心海伦娜，她完全消失了。

我在美国和日本之间来回穿梭着，孩子们似乎很满意他们的新家，英语学得也很快[我的儿子雷出生于2004年5月，当时我还在负责警方采访。他的名字源于日语中的“礼”。]。我们有些问题需要适应，而最大的问题是，美国没有像日本那样的全民医疗保险。碰到贝尼发高烧病倒的时候，日子就变得非常艰难；我心里很清楚，除非万不得已，不能送她去看急诊。在日本，我们即使在半夜里也会不假思索就去的。我有生以来还从未像现在这样盘算过医疗保健的费用问题。

日本的公共医疗制度可能并不怎么样，但在大部分情况下还是说得过去的，总比没有好吧。

然而，日本有一件事情很奇怪：几乎所有的餐馆都是一尘不染的——地板发光，台面清洁，桌布明亮。但医疗设施里就看不到这种景象了。大多数医院的地板上都积着一层薄薄的灰尘；床单是洗过的，但污渍还留在上面；窗户也好像有几十年没有擦了。你必须把鞋脱掉，穿上发霉的拖鞋，走过光线昏暗的大厅，两旁的过道摆满了医疗设备和医疗用品。

柴田住的那家医院就不一样了。你可以穿鞋，里面窗明几净，光线充足，你也许真的可以把饭菜吃个精光而不必担心二次感染。

我没有在访客留名簿上签名。我不想留下拜访过这家伙或认识他的任何证据。

柴田在他的有组织犯罪团伙里曾是个大人物，但他不再是任何组织里的人了。他被诊断出罹患肝癌的时候，突然想到自己以前过的是一种罪恶的生活。你也许会觉得奇怪，压酷砸群体为什么会成为肝癌的重灾区。这种现象和文身有很大的关系，大多数压酷砸在年轻的时候就文身了，而且用的针头也不干净。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得了丙肝，还嗜酒成性——这是一种相当致命的组合。此外，传统的文身方法几乎把汗腺全部杀死了，身体不容易把毒排出体外，这也加重了这个器官的负担。

柴田知道自己是不会去做肝脏移植的，他决定与这个世界言归于好，弥补他所能弥补的地方。他娶了一位曾在他的一家俱乐部里工作的马来西亚女子，跟她有了一个孩子。

幸运的是，柴田想找个人谈一谈，以此来抵消自己的罪过。于是，一个和尚介绍我们相互认识了。这就是所谓的“赎罪”。当然，他告诉我什么消息和我能怎么处理这些消息都是有条件的。他知道，他一死，报刊上就会披露有关他那些令人难堪的事情。我必须答应他，我会告诉他的儿子，他的父亲还有另外的一面，想过要更好地做人。我还要负责把一封未打开的信函交给他的儿子。

柴田看上去精神相当不好。一个人到了肝癌晚期，脸色会变得惨白。他的脸色微黄，看来还没到那个地步。

随着肝脏的功能越来越弱，体内应该滤除的各种毒素就排不出去了。这样，你自己就不知不觉地中毒了。有些人还会变得脾气暴躁，神志不清。

作为一名记者，在询问你想知道的事情之前，先聊上一会儿总是没有坏处的。我提到自己在来看望他的途中经过了八重洲富士屋酒店，想起了2002年的金永寿谋杀案。

他问我是不是想知道真相。不过，我得先把窗户打开，他想抽烟。我给他带了一盒铝盒的好彩牌香烟，这是他最喜欢的牌子，我是在免税店里买的，一盒10根。我还得站到他的床上去，把烟雾报警器断开。

富士屋酒店枪击案依然历历在目，我只要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就可以了。我又一次装成傻乎乎的老外——这种角色用不着体验派表演方法——成功地钻过警方的黄胶带，直接走到了尸体旁边。地上的血几乎覆盖了那段街道，那么浓，那么多。我仿佛都能看见血水坑上依稀冒出来的热气，空气中飘荡着类似铝箔的气味。

尽管受害者金的衣服上都是血，但一看就知道他的穿着入时——也许是阿玛尼牌的一套黑色细条纹西服。我不赶时髦，但好西服还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里面穿着一件做工精细的人字形图案的衬衫，深灰色的，显然是定做的，很合身。

金是个老派的人。我数了一下，十根手指都在，不过左手的小指看上去有点可疑——可能不是原来的，而是用一个脚趾通过修复手术复原的。只要脱下他的鞋子就会知道真相，但那样做一定要冒更大的风险。

我照了两三张照片之后，被一个惊慌失措的警察抓住胳膊、两脚腾空地拖回到犯罪现场胶带的外面去了。他拖着我往外走的时候，我发现双脚留下了一道血迹，黏糊糊的，就像蜗牛的黏液一样。我想搞不好会有人来指责我破坏了犯罪现场的完整性，不过这起枪杀案发生在世界最大的火车站附近的酒店前面，现场早就被破坏了不少，开枪的人也被拘留了，我并不觉得太内疚。

我在脑海里重现着这段情景的时候，柴田在默默地等着我。

“我说，当时你在那儿？”

“是的，我在现场。我看到了尸体。”

金永寿，真实年龄不详，但很可能还不到50岁，韩国血统的日本公民，是大阪的压酷砸团体侠友会（属于山口组家族）的头子。他跟六甲联合团伙（同样属于山口组）的头子龟谷直人在富士屋酒店前进行着激烈的谈话。他们两个人本来是密友。

金突然不谈了，迅速钻进停在他们旁边的一辆黑色大轿车的后座。陪着金的30岁的下属兼司机高贯健一也坐进了驾驶室，只剩下龟谷一个人站在车旁。

汽车正准备开走，龟谷突然掏出一支手枪，朝着汽车的后座扫射起来，当即就把金打死了。司机跳下车来，也中枪了。龟谷徒步逃离了现场，但跑出五六十米远就被正好在附近转悠的警察捉住，并以谋杀未遂的罪名逮捕了。这表面上看似一起相当简单的凶杀案，却是极不寻常的：这种派系间的暴力事件并不常见。

“你想知道真相吗？”

“是的，我想知道。”

“好吧。”然后柴田却没说什么，似乎陷入了沉思。我提醒他，我想知道真相，他点了点头。

柴田深深地吸了一口烟，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他用左手的拇指和食指捏着烟，手指形成了一个圆圈，小指颇为优雅地翘着。然后讲了起来。

真相令人难以置信，它牵涉到大阪检察官办公室的贿赂款、媒体对事实的隐瞒和骇人听闻的掩盖行为。尽管如此，它并不完全合乎情理，有点像日本比比皆是的阴谋论。我可以说得详细些，但还是让我活到天年吧。不过，我当时还想进一步了解一下。

“证据在哪里？”我问这个聪明人。

“我就是他妈的证据。我说是真的就是真的。”柴田断然回答道，然后把烟头捻灭在窗台上。那一瞬间，尽管他的面颊显得苍白而消瘦，我还是能感觉到一种强大的魄力，正是这种魄力使他成了他那个时代里会吓得你屁滚尿流的执行杀手。他的脸色显得那么紧张。

房间顿时变得非常安静，静得都可以听到烟丝燃烧的“咝咝”声。

“我还是没有完全弄明白。”

“你是记者，自己去想吧。”

“前记者。”

“是啊，是啊，反正都无所谓了，都成为历史了，没人在乎。不过，你难道不觉得奇怪吗？你难道不想知道龟谷为什么对自己的动机只字未提吗？你难道不想知道他为什么只被判了20年而不是终身监禁吗？”

“嗯，我认为，要是他杀了平民，就会被判终身监禁。”

“你们这些王八蛋。只要是压酷砸杀了压酷砸，那谁也不会管的。”

这话让我踌躇了一下。“你知道吗，”我说，“有一次我也跟埼玉的一个警察说过同样的话，然后我们就打了赌。结果是我带着他一家人出去吃了韩国烧烤，而他们点的竟然是和牛[即神户牛肉。]！你想听吗？”

他点了点头。

那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当时关口的身体还很好。

1994年11月16日，国粹会和山口组之间的敌对状态已经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程度。国粹会先动手了，开枪重伤了两名造访他们的东京事务所的山口组打手。第二天，山口组进行了报复，那场火并扩大到了两个县——佐贺和山梨，然后蔓延到东京的新宿，最终蔓延到了埼玉县。

那天，我正期待着有什么事情发生，老天没有让我失望。我当时正在警方记者俱乐部里消磨着时间——向《东京新闻》的一位资深记者学习麻将的高招，这时，一个公共事务官跑了进来，大声叫着“发生枪击事件啦”。有人中枪了，是两个人，而不是事务所的门。我搭便车赶到了犯罪现场。

犯罪现场在鸿巢市中心的一栋七层公寓大楼里，国粹会事务所的门上挂着“东欧侦探社”的牌子。这是该地区作为国粹会事务所的幌子的三家私人侦探社之一，连黄页里都有它们的广告。

几个压酷砸模样的凶汉在事务所进进出出，朝着他们的手机大声喊叫着，对那些正在涌入现场、忙着用黄胶带把整个一楼隔离起来的警察视而不见。人行道上有血，但没有尸体。

我尽可能多地抢拍着照片。有一个压酷砸，戴着一副超大的墨镜，穿着一身白丝绒运动服，一边瞪着我，一边对着手机说着什么。他猛地挥了挥手，仿佛在说：“别他妈的拍我。”但我还是拍了。

这下可把他惹着了。他朝我跺着脚，操着下流话破口大骂起来，但他那些卷着舌头发出带“r”音的那种典型的压酷砸式咆哮我一句也听不懂，那一定是从拙劣的压酷砸电影里学来的，就像意大利黑手党指望在好莱坞电影上看到自己一样，日本的压酷砸也在干同样的事情。事实上，压酷砸通常拥有拍压酷砸电影的制片厂，也就是说，在一部压酷砸电影里，有时扮演压酷砸的群众演员其实就是压酷砸。反过来说，在我面前的这些相貌可怕的家伙肯定不是演员。

我指着我的《读卖新闻》袖标：“我是记者，我有权利拍照。”

我的灵敏反应并没有镇住他，他伸手就来抢我的相机。

我把相机往回一收，他没够着；我又伸出一根手指朝他摆了摆，然后走了。我为什么敢这么神气活现？因为我最喜欢的警察关口这时来到了现场。他身穿黑色牛仔裤、深蓝色毛衣和长皮夹克，头发向后梳成服帖的背头，而且戴着皮手套，看上去比压酷砸更像压酷砸。

正当这个白丝绒先生靠过来准备一拳把我打趴下的时候，关口大喝了一声那家伙的名字，对他说道：“别待在这儿碍事，把那讨厌的手机关了。”那个男子后退了几步，但还在瞪着我。

关口走过来检查了一下现场的子弹，低声说：“杰克，不要再冒险了。别招惹那些家伙，他们可没有什么幽默感。”然后加了一句：“晚上过来坐坐吧。”

我点了点头。我们定过一个规矩：绝不在犯罪现场交谈。我在附近转悠了一下，想听一听一般人的看法。二楼一间酒吧的女招待告诉我说：“我知道楼下的那些人并不是真正的侦探，但我没想到他们是压酷砸。他们一直都安分守己的。”

“现在你知道了，会害怕吗？”我问道，小心翼翼地套她的话。

“嗯，”她说着，慢吞吞地抽出一根七星牌香烟，“那倒不会。这就像闪电，从来不会闪两次的，对吧？”

一条完全用不上的评论。

有幸听到三楼的一位退休教师说了一些比较靠谱的话：“我总担心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不就来了。我很害怕，想搬走。警方为什么不能想点办法来对付这些危险人物呢？”

这条评论应该能用上，不过也有些问题，需要编辑一下。因为如果警方知道压酷砸的事务所在哪里，当地居民也知道压酷砸的事务所在哪里，那政府还有什么理由不让它们关门走人呢？对啊，为什么不呢？但那完全是另外一码事了。我想，这句评论的最后版本应该是：“我当然希望警方把那些人抓起来。”

住在隔壁的一位家庭主妇补充了一句：“如果有一颗子弹打偏了……我可不愿意这样想。没伤着人真是万幸。”瞧，这句话更到位，虽然与事实不符——因为有两个压酷砸现在还情况危殆。在公众的眼里，就只有两个压酷砸吃了枪子儿等于“没伤着人”。

我把报道发了出去，小睡了一下，然后就出发去见关口了。

关口10点左右才回来，我已经在他家里了。我把双脚放在“被炉”底下，坐在他的大女儿友纪的身边，被她甜言蜜语哄着帮她完成英语作业。小女儿小智一边看着电视上的一档难看的音乐剧，一边吃着蜜饯鱿鱼串。关口夫人在看着报纸。房间小得我伸直两只胳膊就几乎能够摸到两边的墙壁，却让我觉得很舒适。

关口走了进来，把外套扔在榻榻米上，随即坐到地上，跟我们坐在一起，把脚也伸到了被炉底下。

“您辛苦了。调查工作进行得怎么样？”我不失时机地问道。

“嗯，国粹会的那些家伙不配合，他们不开口。不过，无论那个开枪的人是谁，他的胆子可够大的了。”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看看所有其他的枪击事件吧——好几枪都射在门上，搞什么名堂？不过这家伙，这家伙干的这事儿，简直就是个神风特攻队队员。他按了门铃，走进事务所，然后说道，‘谁是头儿？’他没等别人回答，就走到坐在那儿的一个国粹会的家伙面前，举起枪来——‘砰砰’——正中胸部和腹部。然后，他转身用同样的手法干掉了另一个家伙，随后便走出门去。他是走出门去的。后来，有个想要成为压酷砸的18岁小阿飞在大街上抓住了那个杀手，想要抢那家伙右手拿着的那把枪，他们打了起来。那小子根本就不是对手，那个杀手用另一只手拿刀捅了那小子的腹部，然后离开了那儿。大楼的管理人听到了吵闹声，跑到楼下，把那三个受伤的家伙扶上他的汽车，开车送他们去了医院，还报了警。犯罪现场调查组的人还在那儿呢。”

“知不知道用的是什么枪？”

“大概是托卡列夫[20世纪前半期，世界上最有威力的手枪之一，这种枪具有结构紧凑、威力大的特点。中国仿照托卡列夫制造了五四式手枪。——译注]，俄罗斯枪。现在压酷砸都人手一支了吧。”

“这些家伙是因为什么干起来的？”

关口点着了一根烟：“你都不会相信这些家伙是为了什么屁大点的事情打起来的。我听说是这样的：山口组的两个家伙登门拜访了东京都台东区的国粹会事务所。山口组里有个名叫中井的家伙，他的朋友出了交通事故，牵涉到国粹会的一个家伙。于是，中井就跟他的朋友一起上门去调解纠纷，拿钱消灾。显然，中井是个大嘴巴，他说的一些话把国粹会的那些家伙给惹恼了。其中有一个是韩国人——没错，所以脾气火爆——就把枪掏了出来。接下来，山口组的那两个家伙就倒在了地上。”

“一场交通事故引起的火并？”

“是，但也不是，事情不会只是那么简单。山口组控制着关西地区（日本西部），拥有约40%的市场份额。他们这些年一直在想把手伸进东京（属于关东，日本东部）。国粹会的那些家伙觉得自己受到了冒犯——关西流氓竟然踏上了自己的地盘。谁都不想让他们到这儿来。在埼玉，他们还一间事务所也没有，目前还没有，所以，我觉得那场纠纷背后有着更大的意图。好像在说，别过来。不过，这已经不太管用了。覆水难收嘛。”

这场火并发生的时候，国粹会还是埼玉县里继住吉会和稻川会之后的第三大犯罪团伙，有18个事务所，大约230名已知成员。现在，每个事务所前都有警察在站岗了。

据关口说，压酷砸用私人侦探社做掩护并不稀奇，但他们比较喜欢使用的幌子是房地产中介和建筑公司。国粹会装私人侦探装得挺不错，他们会接下一起出轨的案子，尽可能从客户那里捞钱，如果发现配偶在欺骗对方（事情差不多都是这样的），他们就会敲诈背叛者——威胁说要把真相告诉他们的顾客。这是个不错的小敲一笔买卖。

11月18日上午，东京都警视厅接到了一个电话，有人自称是那个开枪的人。

“鸿巢枪击事件吗？我就是他妈的开枪的。”

他说下午会带着枪来自首，而且如约而至。他叫菅谷武彦，当时27岁，是山口组的成员。

埼玉警方派关口去审问菅谷，关口在他面前使出了审讯技能。据说，压酷砸们当场供认，以免在审讯过程中把其他罪行的相关罪证也泄露了出来。（尽管关口在其他受过常青藤盟校的教育、有着妄自尊大的背景的调查人员里显得鹤立鸡群，他在白领罪犯里的口碑还是不坏的。我听说是这样的，他对待压酷砸总是带着敬意和尊重，仿佛他们是重要人物，而他把官僚和企业的犯罪分子当作人渣——仿佛他们才是压酷砸。）

我是过了一天才去见关口的。这时，一起涉及压酷砸伪造扒金库收据、从扒金库巨头那里骗走数百万美元的案子即将告破。火并已经结束，而且由于开枪的人已经被捕，这个事件已经成了旧闻，但关口的工作并没有结束。

关口夫人在为我们炒饭做夜宵时，关口和我则挤在被炉底下继续谈着这起案件。关口说，他越来越觉得菅谷是个难对付的家伙。这小子一直声称那起案件是他的自主行动，不是别人唆使他去干的。关口有理由相信事情并不像他所说的那样。在山口组里，如果你干掉了一个敌对团伙的成员后去自首，你一出狱就会被晋升到行政级别。这是一个成年礼。但在很多案件中，真正的杀手却逍遥法外，组织上会派一个人去顶包。关口要确定菅谷是不是真正的杀手；幸运的是，由于受害者还活着，关口有最可靠的目击者。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试着做了一下我并不拿手的吹烟圈。然后，我作出了那天的愚蠢评论：“很好，但谁会在乎呢？菅谷会被定罪，但待上三四年就会出狱。只要是压酷砸杀了压酷砸，那谁也不会管的。如果压酷砸并没有被杀，而只是被打伤的话，就更不会管了。”

“是啊，我觉得这是个问题。”

“是个问题？”

“为什么那些家伙应该比别人更容易脱身？犯罪行为是一样的。因为他们知道法院会对他们区别对待，这样会怂恿他们去火并。那些家伙更愿意互相开枪，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坐不了多长时间的牢。”

“嗯，也许你说的没错，不过，菅谷还是只会被判个4年——顶天了。看看统计数据就知道了。”

“我是审讯员。我能让这个家伙服10年刑。”

“10年？做你的梦去吧，关口先生。”

“10年，最起码的。”

“那我要跟你打赌了。如果你让这家伙服10年刑，我就带你和你的家人出去吃烤肉，你们爱吃什么样的牛肉就点什么样的。如果他被判的刑期不到10年，你必须把埼玉县内的所有压酷砸的事务所及其高管的名单给我。”

关口捻灭了烟头：“你会后悔打这个赌的哦。别看我只有两个小女孩，但她们吃起东西来就像5个小男孩。准备埋单吧，阿德尔斯坦。”

看着这两个男人在较劲胡闹，关口太太咯咯地笑了起来：“我来做证人吧。杰克先生，我认为你这次赢不了。”

我让她放心，我有生以来打赌就没有输过，然后拉着长音说：“侵犯人身的量刑从来没有到过10年，即使是在违反枪支条例的情况下。”

“谁说这是侵犯人身？这是谋杀未遂。”

我没有想到这一点。不管怎么样，这就得证明犯罪的意图了。“菅谷说过‘去死吧，你这个混蛋’或者‘我要杀了你’这样的话吗？”

关口皱了皱眉头：“没有，他没有说过。”

“哦，那你准备怎样去证明意图？”

“法理是‘故意的过失’[原文是“未必の故意”，这是日本法律中特有的量刑标准，和中国法律中的“故意犯罪过失”有所不同。——译注]。通情达理的人都知道，如果你近距离开枪打中一个人的胸部和内脏，那个人极有可能会死。”

“菅谷不傻，他就会说本来是打算吓唬他们一下的。否则把枪顶到他们头上不就完事了。开了两三枪，他跑了——惊慌失措，没有杀人的意图。”

“你大错特错了，杰克。这家伙是个打手，他才不在乎他们是死是活，他们死了他才高兴呢。”

“也许是这样，但有人会蠢到承认这一点吗？”

“哦，他会向我承认的。”

“祝你好运。让我来拿名单的时候告诉我一声。”

我们用我们打的赌继续互相揶揄着，但关口对一件事很在意：他讨厌山口组，很高兴他们没有在埼玉活动。“他们一旦在一个县里扎下根来，就会像癌症一样蔓延开来。我会随时让住吉会去对付那些家伙的。”

长话短说，除了违反枪支武器法之外，关口还让菅谷受到了谋杀未遂的起诉。他诉诸菅谷的“男子汉的骄傲”，让其说了实话。菅谷被判了10年刑，我不得不带着关口一家出去吃烤肉——吃了一顿上等的日本牛肉，损失了3万日元（300美元）。

柴田笑了。

“杰克，有时你真是个笨蛋。跟警察是绝不能打赌的。连我都听说过关口这个人。他不是我们的朋友，但每个人都尊敬他。而菅谷那家伙——我也很佩服他。压酷砸过去就是那样的——你犯了罪，也坐了牢。这就是极道。你既不抱怨，也不辩解，就像那个小崽子当时做的那样。你活着得像个人样，受罚也得像个人样。

“现在的小混混都怕去坐牢，太他妈没志气。所以，我们就把脏活包出去给中国人和伊朗人干。那些人被抓了也什么都不说，只是被驱逐出境而已。菅谷即将出狱，他会发现没有哪个组织会要他，也没有什么地方会欣赏他的付出。”

“你真的这么认为？”

“现在什么都讲钱。对上司的忠诚、荣誉、忍耐、义务——这些都不重要了。菅谷开枪打的国粹会现在已经成了我们这个团体的一部分。我们去年跟他们合并了，所以我们现在来到了东京。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控制整个国家，虽然我认为这未必是一件好事。”

我有点摸不着头脑：“你本身就是个压酷砸，你的团队自豪感跑到哪里去了？”

他笑了。“也许我会对自己曾经是这个组织的成员而感到骄傲。不过，人越接近死期，怀疑的事情就越多。你会开始怀疑，你以前认为理所当然的一切是不是那么美好。我加入的这个组织和以前不一样了。规模变得过大就会失控，事情就会变质。很多压酷砸都没了规矩，他们不尊重普通市民，什么都不尊重。他们参与了各种下流卑鄙的勾当，尤其是后藤组。”

“比以前还多？”我问道，真不愿意破坏了他的怀旧情绪。

他静了下来，把双手放在膝盖上，做了一次深呼吸。“也许吧，”他说道，“也许始终都是下流卑鄙的。我不知道。我一生中做过不少的坏事，但也做过一些正确的事情。我从未背叛过我的上司，从未出卖过一个朋友，从未临阵脱逃过。也许这些远远不够，但还是可以评判我的为人的。”

“可以说明一些问题。”

“当然可以。好啦，你想问我什么事情？”

“我有两件事情。”

“我没有要你去数数。问吧。”

“我的一个朋友不见了，有两三个月没有见到她了。”

“把名字给我。”

“海伦娜。”

“你有她照片吗？”

我给了他一张。他看了一眼照片，目光转回来看着我。

“说详细点给我听。”

我把详细情况告诉了他——她是谁，我曾请她做了什么。当我提到后藤组和那个非政府组织的名称时，他突然往回缩了一下，嘴里喃喃地说了些什么，然后示意我到他坐着的窗边去。我几乎听不到他在说什么，就把身子探了过去。

他狠狠地掴了我一个耳光，力量大得惊人，我向后一仰，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我的耳朵里嗡嗡作响，觉得那只耳朵已经聋了。他站起身来，怒视着我，示意我起来。他的呼吸显得有点沉重，但似乎没有什么大碍。我的感觉却不太妙。

“你到底在想什么？”他对我尖声喊道。

“我不知道。”

“你应该知道。你不是个小孩，你是个男人。你不应该让她去调查那个组织。你怎么了？”

“该死，柴田。我告诉她不要再查了。”

“那你应该知道她不会停下来的。你喜欢这个女人，也许不仅仅是喜欢，她也一定很喜欢你。那你为什么还要冒这个险？有的时候你真他妈的聪明，杰克先生，有的时候你却只是个他妈的白痴。”

他伸出一只手来把我拉了起来，他的手劲很大。然后他又坐了下来。

“我会去查一下。我认为你得不到你想要的答案，但我会去打听一下。好了，另一件你想知道的事情是什么？”

我坐在床上，想要挺直身子坐稳，但我的平衡器官好像有点不听使唤了。

“我知道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做肝脏移植的不止后藤一个，我听说还有别人。我想知道另一个人的名字。”

柴田递了一根烟给我，我接了过来。他已经快把那盒好彩抽光了。

他摇了摇头，盯着地板看了几分钟，然后抬起头来盯着我的眼睛看。我不知道他在看什么，但他又点了点头。

“我知道你想干什么了，我认为这是不明智的。但我明白你的心思。你一定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吗？这可是一条‘野兽之道’啊。”

“野兽之道？”

“有的时候，山上的动物会反复走相同的路线，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条道路。如果你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可能会以为这是人类开辟的道路——它看上去是那样的。如果你走上这条道路——野兽之道——就哪里也到不了。人在荒野中迷了路，走上这种道路只会越走越迷糊。有的时候，他们走不出去了，就死在那里。它不是人走的路，是一条危险的岔道。你确定那是一条你要选择的道路吗？它是不会把你带到你想要去的地方的。”

“喂，我只是在作报道。我不打算做什么傻事。”

“是的，你根本没有打算。想一想吧。看着正道，别走错路了。”

接着，这老家伙又朝我脸上抽了一巴掌，手更重了，而且在我这次摔倒的时候还飞起一脚踢在我的肚子上。我竭力不让自己吐出来，但身子缩成一团，像个胎儿，觉得自己非常傻，又有点害怕。其实是真的害怕了。

“我现在不是在开玩笑。你不能掉以轻心，不要相信任何人。如果你认为这很痛苦，那么如果后藤知道你们在干什么，他会让你或你的朋友痛苦一千倍。别干蠢事。”

“我明白了。”

“那就好。别坐在地上偷懒，再给我拿些好彩来。这一盒抽完了。烟盒在电视那边。”

我把烟拿了过来，但我不想交到他手里。我绝不会走到他打得到我的距离之内了，而是把那条烟朝着他的头扔了过去。他伸手接住烟，咯咯地笑了起来。然后，我们又谈了很久。临走的时候，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烟雾探测器重新装上了。站在椅子上真的很难保持平衡。一定要有人狠狠地扇你，你才会想通一些事情。

2007年，柴田死了。但他在去世之前跟我通了电话，给了我一个名字：美尾久敏——美尾组的创始人。他也是高利贷帝王梶山的后台老板。这就很好理解了。后藤教会了梶山把钱转移到拉斯维加斯的办法，后藤也认识美尾就不足为奇了。我现在可以肯定，后藤的案子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发生的一些事情非常蹊跷。我遵守了与柴田的约定，把那封信函交给了他的妻子，她答应等她的儿子长到看得懂的时候交给他。我有朝一日可能会回去确认一下他是否得到了那封信。

他没有给我带来任何有关海伦娜的消息。

柴田走了的那年秋天，关口也走了。我突然失去了两个主要的消息来源——压酷砸的和警方的。我的那篇准备揭穿后藤的老底的报道一下子变得希望渺茫了。

关口那年48岁。回想起来，我认识他和他的家人已经快14年了。他在8月底一个雨天的下午3点45分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我们全家人当时已经回到日本，跟我的岳母住在一起。这对孩子们来说有好处——他们的英语已经非常熟练，现在该温习一下日语了。

就在我们准备返回美国的前一天——8月29日左右——我们一起在中餐馆吃饭的时候，关口的妻子打电话来告诉我说，他去世了。我当时就想取消航班，留下来参加葬礼。

我的决定让大家——除了孩子们——很生气，我跟淳和我的岳母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她们都认为我应该等下一次来日本的时候再去守灵拜访他的家人，我不同意。没有人想得到，一个满脑袋怪念头的犹太小鬼和一个比他大10岁的打击有组织犯罪的警察竟然会成为这么要好的朋友，然而，经过了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这样的事情就是发生了。我想留下来，但淳一直不答应。我问淳能不能由她自己带孩子回家，我会把她送到成田机场，然后叫人到美国的机场去接她，开车送他们回家，但我受到了指责，说我把个人的需求凌驾于家庭的需求之上。

我们吃完饭，离开中餐馆回到淳的家里。我想，我至少应该去看望一下关口的家人，同时表达我对死者的敬意。晚上10点，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冒雨前往地处荒凉的甲南的关口家。淳跟我一起去了，但我们一路无话。雨下得太大了，出租车在路上不得不停了一两次，光车费就花了近250美元。

半夜跑到关口家里去，恍若回到过去的时光，但这次不同往常了。我穿着一身我带在身边的黑西服，还从淳的母亲那里借了一条黑领带。

我知道，葬礼和守灵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仪式，但对仍然活着的人来说并非如此。我答应过关口，他去世的时候我会去参加他的葬礼，跟他告别；我会穿上一身道地的西服；我会尽量穿对袜子。我至少欠了他一炷香。你会以为人们会理解，有时承诺在死后也是必须遵守的。这是我人生中少有的几个遗憾之一：我曾答应去参加他的葬礼，但我没去成。

我到他家的时候，他的遗体已经运回来了，但不是按日本常见的佛教的方式摆放的，看来准备举行的是神道教葬礼[神道是日本的传统民族宗教，最初以自然崇拜为主，属于泛灵多神信仰（精灵崇拜），视自然界各种动植物为神祇。日本国内约有1.06亿人信仰此教，占日本人口的比例近85%。一般说来，日本人都以神道的方式举行婚礼，而在死后按佛教的仪式来举行葬礼。——译注]。我到那儿的时候，他的遗体停放在客厅里的一个蒲团上——神道方式。我对神道教仪式一无所知，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和我所认识的其他人相比，关口教了我更多有关报道、审讯、荣誉和信任的东西。我几乎把他当成了第二父亲。我是先把我的贝尼带去给他看过之后才带去给自己的父母亲看的。看来即使死了，关口仍然可以让我学到一些关于日本的事情。

看到他那样躺在榻榻米上，心里有一种怪异的感觉。他们拿下他脸上盖着的白布，让我瞻仰他的遗容。他看上去似乎在笑——那种在我面前摆着一则消息、说一则烂笑话或者又赢了一次我跟他打的赌的时候常有的沾沾自喜的傻笑。

前几个月里，他一直在剧痛中度日，连静脉注射吗啡都不管用了。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他的全身。有一阵子他坚持每天到离他在埼玉的家大约三个小时、位于台场的有明癌症研究所去。他看的是门诊，所以，在接受了化疗和放疗的摧残之后，他还得乘着电车艰难地返回埼玉，遇到上下班的高峰时段，车上连座位都没有。

我坚持要出钱让他治疗后在离医院不远的台场太平洋大酒店里逗留一下，他在回家之前需要休息。当然，他不同意并拒绝了。他不能接受那样的礼物。作为一名警察——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还在工作——他不想从我这里得到些什么，更不用说值钱的东西了。我告诉他，那个酒店是雇我做事的一家公司开的，我免费得到了那个房间。

这当然是个谎言。我认为他知道这是个谎言，也知道我对此心知肚明。但这个谎言是必要的，这使他能够接受这个礼物，而我就是想要他接受这个礼物。这在日本是很常见的事情——首先必须维护好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也就是“表面原则”，然后再考虑真正的意图。这个“表面原则”就是，他只是借用了一个房间。这样，不论对他还是对我都说得过去。“说谎也是一种权宜之计”——这是来自一段佛经的谚语。

那段佛经里有个故事，讲的是一群孩子在一所房子里玩耍的时候，房子起火了，非常危险，如果那些小孩再不出来就会被烧死。但那些小孩玩得太起劲了，不愿离开那所房子。人们吆喝着让他们出来，他们就是不听，还把里面的门闩插上。这时，有个人跟那些孩子说，到房子外面来就有好吃的糖果在等着他们。这是个谎言，却让孩子们离开了那所房子，他们因此都得救了。

“说谎也是一种权宜之计。”有的时候的确如此。

可惜的是，我没有力量让他离开那所房子。我能够为他做到的就是在房子烧塌的时候让他觉得稍微舒服一些而已。

我知道怎样在佛教葬礼上致告别礼，但这次我就不知所措了。我按关口夫人的指导做完仪式——给他喂了水[让死者嘴里含一口水，以免在黄泉路上受饥渴之苦。神道教仪式中的这一环节是由近亲进行的，说明他被视为这个家庭的亲人。——译注]之后鞠躬。我在他的头旁边摆着食品的桌子上放了一根香烟。

让他得了癌症的不是香烟，而是背叛。几年前，警队里的另一个警察向一家报社泄露了对他不利的消息。他是关口的一个同事，对关口取得的成就一直心怀不满。

关口的“罪行”是，在把一个压酷砸带到派出所实施拘捕之前，打开了他的手铐，还给他买了一碗拉面吃。关口还制止了一起险些发生的监狱暴动，而他所做的就是把一个压酷砸拉到拘留所外面，让他抽了一根烟。所有这些事情都违反了警察规定。企图加害关口的那个警察把这些事情告诉了《每日新闻》的记者，结果被报道出来了，而且所有的报纸都在跟进。总之，他成了“不良警察”。

他被剥夺了警探的职位，降职，受到了训斥，调去管交通了。他在那儿干了好几年也无人过问。这件事给他的打击很大，他很可能就是在那段时间得了癌症。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原因——让他经历了背叛、羞辱，最后产生了挫败感。

在他去世前的几个月，他曾请求我为他做几件事情。我至今遵守着大部分的约定。我答应过他，我会定期去看望他的夫人和他的女儿们，我还在这样做着。难以相信他的女儿们现在都成年了。我看着她们，还觉得她们是那两个试图让我相信我不可能是犹太人的6岁和9岁的小女孩（因为她们在学校里学过，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被杀光了）。年纪小的那个还曾想把我带到学校去做“展示和讲述”课[指学生们以所带实物展开讨论的一种课堂练习形式。——译注]上的展品呢。

关口活得规规矩矩，死得也从从容容。我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看起来气色很不错；就是那个时候我相信他快要死了。大多数人似乎都会有回光返照的现象：半疯半癫的人变得神志清醒起来，癌症病人显得气色好看起来。在去世的前一天跟家人说话的时候，他的话语充满着乐观和自信，他们的交谈很愉快。他是在家人的陪伴下平静地离开这个世界的。这是关口太太告诉我的，我很高兴听到这样的话。

按照佛教的说法，49天之后，你就会脱胎换骨；不过，按照神道教的说法，50天后，你就会成为神——关口的家人是这样说的。我看着他，心想，真希望这会灵验。

有神在你身边总归是好的。

我知道自己遇到了麻烦。我知道我的家人被我拖入了危险的境地。海伦娜仍然下落不明。

我还能记得关口脸上的笑容，看起来好像他是在假寐。在我的想象中，我能听到他在跟我说话。我想让他告诉我该怎么办。我想听到他这样说：“杰克，有的时候你不得不先后退再反击。问问你自己，现在几点了？”

嗯，上帝知道我讨厌被人打屁屁。后退好像不再是一种选择，说不定是反击的时候了。反击的胜算似乎更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