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伦娜的失踪给我的刺激很大，要是早知道她会发生什么事就好了。什么都不知道才折磨人。

我需要进一步了解后藤忠政的有关情况——他有多大的权力，谁是他的盟友和敌人。柴田的去世对我是个很大的打击，关口的去世带给我的打击就更大了。

下面就是我收集到的有关后藤的情况：

他在山口组渗入东京的行动中打了头阵，开了100多家幌子公司。他的个人资产估计不止50亿美元。他甚至一度成为日本航空公司最大的单一股东。

使他声名狼藉的事件据说是在1992年5月下令袭击了受人尊敬的日本电影导演伊丹十三。伊丹曾执导过一部名叫《民暴之女》的电影。与以往日本所有的压酷砸电影不同的是，这部电影把压酷砸描绘成唯利是图、举止粗鲁的粗人，而不是高贵的亡命之徒。后藤不喜欢这部电影，尤其是对压酷砸不会兑现他们的恐吓的种种暗喻感到不安。5月22日，他的组织里的5名成员在伊丹家门前的停车场袭击了伊丹，砍伤了他的左脸颊和脖子，使他身受重伤。

同年，日本政府实施了新的《打击有组织犯罪法》，伊丹直言不讳地表示支持，成了有组织犯罪团体的眼中钉。他是压酷砸的真实所为的活生生的例子，而不是电影里假装的那样。据说他在数年后从一幢高楼上跳楼自杀了。

我收集了数百页有关后藤组的材料。我用上了在读卖新闻社工作时学会的各种招数。为了得到这些材料，我不得不在道德上作出了一些妥协，因为我需要了解我的敌人。其中有一份材料对我非常有用，那就是2001年日本警视厅在日本各地的警察机构的协助下汇编的，有关后藤忠政和他的组织的绝密报告。这份材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线人为报答我帮的忙提供给我的。

在计划袭击/报复时，他们会毫不迟疑地采取极端的手段，从不考虑所牵涉到的其他人。他们会在妇女和/或儿童在场的情况下采取行动，强迫那些人观看可怕暴行，这样，那些人事后就不会提起刑事申诉了。

报复行动的实施是极为蓄意的，而且是经过长期的计划，不慌不忙地进行的。分工明确（初步调查、杀手、望风者等），没有人知道实际负责的人是谁。（因此无法进行深入的调查。）他们在进行犯罪活动时使用的是从外县拿（盗）来的带车牌的客运车辆（这同样加大了深入调查的难度）。

这份报告还指出，他的组织的另一个特点是“恐吓大众传媒”，还说到“各成员会利用该组织的名称（和影响力）对那些对不利的报道负有责任的人进行残酷无情的恫吓”。

总之，我怀疑，到2006年，甚至在我与柴田有联系之前，后藤以外的另外三个同伙也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接受了肝脏移植手术。

柴田给我的“美尾”这个名字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从某一方面来说，对我帮助最大的是后藤忠政本人。后藤维持组织秩序的那一套办法已经引起了他的亲信的反感。日本警视厅的报告生动而详细地描述了他维持掌控的办法：

（团伙成员受制于）某种奖惩制度。成员立功时定会得到授与荣誉或奖励（家庭生活开支、坐牢后的起诉金、现金奖励、汽车礼品等）。

个人的犯罪活动给组织上制造了麻烦时，后藤会把那个人降级。为了惩一儆百，后藤会在那个人的同辈面前殴打那个人，或者强迫那个人的同辈来对其施行处罚。

由于后藤的手法是毫不留情的，他的一个打手曾被迫将一个朋友打残了，就是那个打手找到了我。他非常不喜欢我，但他更恨后藤。他不是我在那个组织里唯一的线人，却是最可靠的。

2006年11月，我们在离东京很远的地方见了一面，他告诉我的事情使我完全不知所措了——后藤之所以能够进入美国，是因为美国联邦调查局放他进去了。

联邦调查局。

他给了我大致的日期，还告诉我安排这件事的人的名字：吉姆·莫伊尼汉，美国驻日本大使馆的法务专员（事实上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代表）。

我认识吉姆，他是我的良师益友。我不愿意相信这件事，但我知道这是事实。这下我明白了后藤不想让我写这篇报道的原因：为了得到美国的入境许可，他出卖了自己的朋友。这是一笔相当明确的交易。他向有关当局提供了一些主要帮派头目的名字、文件和幌子公司的名单，甚至还向他们指认了山口组在美国洗钱时使用的金融机构。即使是在那些温文尔雅的压酷砸世界里，出卖自己人也不会有好下场。事实上，这种事情会让你被组织上除名，甚至会要了你的命。

2006年12月，我在跟吉姆一起吃饭的时候，一边喝着冰镇健力士黑啤，一边尽可能礼貌地问他，到底为什么要跟那样的人做交易。

吉姆把情况尽可能详细地告诉了我，我理解了。他没有把所有的细节提供给我，但他给我作了充分的说明，把所有可以公开的信息都给了我。

然而，2007年夏天，关键的资料出来了。当时有个警探在北泽警察署里用自己的电脑下载色情照片，无意中将东京都警视厅有关后藤忠政的全部文件泄露到了文件共享网络WINNY[WINNY是一种利用P2P技术在Microsoft Windows系统平台上操作的共享软件。——译注]上。日本各大报纸都报道了那次泄密事件，我立刻下载了那份文件。

那是一次信息高潮。泄露出来的文件中列出了他的所有航班记录、他的大部分情妇（至少有9名，他一共有15名情妇）的名字及其他很有用的信息。这下我知道了他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做手术的日期和陪他去的人。文件中还记载着另外一些有趣的八卦消息。名单中有一名情妇是一个著名的女电影演员，这条消息自然成了喜爱名人八卦的日本媒体关注和报道的话题。没有报道的消息是，“燃烧系”——日本最强大的演艺人才中介机构——就在幌子公司的名单里。后藤对“燃烧系”的控制是他压制对他不利的报道的一个重要手段。跟后藤唱反调的电视台有邀请不到日本顶级女演员、歌手和艺人的风险。在日本，几乎每家报社都隶属于一家电视网，这是很常见的。这也就意味着这些报社也可能受到间接的威胁。娱乐节目的收入总是比新闻的收入多啊。

在那份多达千兆字节的资料中，有很多东西证实了我早就有所觉察的可疑行迹。在跟美国司法部和日本警方及黑社会里的线人交谈之后，我现在能够把这一切都串联起来了。

在2001年的一二月份，昭和大学的医生告诉后藤，他如果不马上进行肝脏移植就会没命。后藤得了丙肝，心脏也有问题，但在日本不太可能等到肝脏移植。

2001年4月，后藤通过仁星（他是昔日岸信介[岸信介（1896—1987），日本政治家。第56、57届内阁总理大臣。在太平洋战争开战时担任工商大臣，是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的“二战”甲级战犯嫌犯，但是未予起诉。——译注]的“疏通人”，与自民党有很深的交情）找到了美国联邦调查局。（岸先生曾两次担任日本首相，岸的外孙安倍晋三在2006年9月出任首相。）岸信介转达了后藤的提议。

美国联邦调查局希望得到重要压酷砸的名字，因为日本警视厅一直以“隐私问题”为由拒绝提供这些信息。这样，美国联邦调查局就不可能有效地对压酷砸在美国的活动进行监视。

后藤答应给美国联邦调查局（也可能是另一个情报机构）提供一份详尽的山口组成员、关联幌子公司和金融机构的名单，外加有关朝鲜动向的情报。

作为交换，后藤希望得到去美国的签证，这样他就可以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接受肝脏移植手术了[据称，后藤是通过日本最有名的足球球员三浦知良（又名“知”）的父亲纳谷宣雄介绍给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他的医生的。（出于种种原因，“知”回避使用他父亲的姓。）]。后藤凭借自己的力量谈妥了跟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交易，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迫于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压力，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勉强答应了。于是，后藤获得了签证。

如果我是吉姆，我也会接受这笔交易的。这些情报的潜力是巨大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并没有为他提供肝脏，只是给了他一把进门的钥匙。其他的一切就都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责任了。据记者宫崎学（他是压酷砸的代言人，也是后藤的密友）称，除了与压酷砸有关的情报外，美国联邦调查局还对后藤掌握的有关朝鲜的信息特别感兴趣。当时朝鲜已经卷入了制造高仿真美元假钞的犯罪活动，这也引起了美国的极大关注。后藤一直与朝鲜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据称那个国家为他提供了毒品、枪支和金钱。

手术是在7月5日进行的[后藤忠政的移植手术是由世界知名的肝脏外科手术专家罗纳德·布苏蒂尔亲自主刀的。——译注]。然而，后藤只向美国联邦调查局提供了他许诺的一小部分情报。他一换完肝脏就乘人不备坐上飞机回到了日本，然后就再也不跟美国联邦调查局联络了。美国方面没有后藤返回日本的记录。

对美国联邦调查局来说，那次“行动”没有获得非凡的成功。

对后藤来说，那次手术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后藤在那年年底前返回了日本，眼睛不再有黄疸，而且显得再健康不过了。

在那年的山口组年度新年晚会上，后藤的健康状况堪称完美。他在庆祝活动中就像日本人常说的“鲸鱼般狼吞虎咽”，烟抽得像不停冒烟的烟囱。

有一次，他指了指他的胯部对另一个压酷砸老大稻川智广吹嘘说：“自从我得到了那个年轻的新肝，就没有立不起来的时候。”据说稻川接着对后藤说道：“你真是红运当头啊。你的器官捐献者多完美，是个十几岁的小年轻，而且在你排进器官移植等候名单后仅仅两个月就出车祸死了，巧得令人难以置信啊。”

后藤窃笑了一下，答道：“噢，那可不是什么巧合。”

稻川没有笑。

我一直不确定后藤指的是交通事故死亡，还是他很快就跳到器官移植等候名单顶部的事情。不知什么缘故，我无法想象他不会设法操纵这件事。

稻川自己后来也想去美国做肝脏移植，只不过他的签证申请被拒了。他得到了一次特别安排的面谈，在他向美国的官员申辩的时候，负责此事的特工直言不讳地告诉他：“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我们不让你入境，就去问问后藤先生吧。”

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不想再次上当受骗了。它不看好跟美国联邦调查局做的交易，觉得这笔交易得不到多少可采取行动的情报。

后藤告诉他的一个助手说，他为那次换肝一共支付了300万美元。（警方报告里的数字为100万美元，而且推测后藤的医生每次到日本来“出诊”都得到了10万美元，而且大抵是在帝国饭店进行的。）只有后藤的亲信知道后藤跟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交易。捂得真好。

就是在仔细推敲山口组的其他材料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后藤可能不是唯一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接受了肝脏移植手术的人。大概有三个人接受了这样的手术。

我认为我的报道好极了——不只是从美国人的角度，而且还从日本人的角度来观察这个事件。日本的器官移植制度非常严格，捐赠者不多，手术也很少。大多数需要进行器官移植的日本人要么出国手术，要么在等待器官的过程中死去。从美国人的角度来看，这种状况似乎也很可悲。为什么得到优先考虑的是日本的罪犯，而不是守法的美国公民呢？我真搞不懂。

我把自己了解到的事情写成了一本书，本来准备由讲谈社国际部出版，那是日本历史最悠久、名气最大的出版商之一的讲谈社旗下的英文出版部门。我还试着给一本周刊写了一篇报道，但得到的是直截了当的回答：“没门儿。”而且什么理由也不给。

我决定等待时机。如果不是出了一个小差错，我大概还在等着呢。

讲谈社国际部没有跟我打招呼就在它的欧洲网站上对这本书做了篇幅很长的介绍，我到2007年11月才发觉。那篇文章没有对书的所有内容作出详细的介绍，但若你是后藤忠政，你就会从中得到足够的线索，发现麻烦就要来了。我要求讲谈社把那个网站上的相关页面删除掉，但我既低估了后藤的心腹阅读英文的能力以及他们使用“谷歌快讯”的可能性。有一个后藤的助手后来告诉我，有人可能设法搞到了我那本书的目录说明，证实了他们的怀疑。到了2007年12月，传来我闯了大祸的消息。2008年1月，我得到了确证，后藤又在计划弄死我。

我的线人让我在歌舞伎町跟他见一面。我去了，在他中意的酒吧里见到了他；他喜欢那个地方，因为那儿有很多波旁威士忌可供挑选。他等到我醉得不行了，才把事情摆出来给我听。

“杰克，你遇到大麻烦了。后藤知道你在写一本书，他很不高兴。我要是你的话，就会非常小心的。”

我没有否认，耸了耸肩：“他想要干什么？威胁要弄死我？他以前已经干过一回了。”

“他不会威胁你。他的确会这么干的，而且会让你看起来像是自杀。”

“用什么方法？我又不是那种会自杀的人。”

“你认为伊丹十三是怎么死的？”

“那是自杀。当然，我的意思是，我第一次听到他的死讯时，我还以为他是被害的，但我后来听说不是他杀。因为《星期五》周刊准备曝光一桩婚外情，他很沮丧，便从屋顶跳了下去。如果有疑点的话，我相信警方会展开调查的。”

“你读报道了吗？你知不知道记者采访他的时候他只是莞尔一笑？他说：‘哦，她已经知道了。’这样的话听起来像一个既沮丧又懊恼的人说的吗？”

“我不知道。我不清楚其中的细节。不过，他留了一张字条吧。”

“没错，一张用文字处理机打出来的字条。那种字条谁都可以写。”

突然，我的波旁喝起来没有那么香了。

“那到底是为什么？”

“他准备拍另一部电影，讲述后藤组以及它与宗教团体创价学会[创价学会原来是以推进教育改革为目的创立的“创价教育学会”，后来演变成宗教团体。名誉会长为第三代会长池田大作，他也是国际创价学会SGI的第一任会长。——译注]的关系。后藤很不高兴。他手下的五个人捉住了伊丹，用枪逼着他从屋顶跳了下去。这就是他自杀的方式。”

“你怎么知道那是真的？”

“问这样的问题很无礼的。”他的手指把玻璃杯攥得那么紧，我都害怕他会把它捏碎了。

我连忙道歉。

“那我应该怎么办？”

“小心点。如果可能的话，现在就把它写出来。”

“我知道大部分的事。”

“如果你不知道所有的事，谁也不会相信你。那一点用都没有。你必须把一切都写出来，包括其他的那几个人。”

“没错，我听说是有其他几个人。可他们是谁呢？”

“我不知道，但你应该知道。我可以把你介绍给能帮你搞定这件事的人。她非常不喜欢后藤。”

“她？”

“众多女人中的一个。她有她的理由。”

“那对她来说不是有危险吗？”

“我想她不在乎吧。”

他把她的名片给了我，背面是她的地址。他又给了我另一张名片，我认出她是那份被泄露出来的警方材料上的一个。

“为什么是这两个女人？”

“我想，他向她们吐露了秘密。你对女人很好，她们会跟你说心里话的。她们喜欢你。我听说你对一个女警非常友好。”

“我对大家都很友好。我是个好人。”

我叫人结账并付了钱。我们往外走的时候，我问他为什么后藤不趁现在就把我除掉。

“他在等着什么东西来下决心，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他大概还不清楚你知道了多少，你把你掌握的消息告诉了谁。他不着急，在观察着你，收集有关你的信息。也许他会在你有机会写出点什么之前尽力败坏你的名声——在你的公寓里放上毒品，然后打电话报警；让一个女人出来声称你在电车上调戏了她。有的是办法不用杀你就让你变得无能为力，因为弄死你，会引起众人的关注。你知道他还在受审吧？”

我当然知道后藤还在受审。事情是这样的：

2006年5月，作为一家房地产公司总裁的后藤和另外8人因涉嫌非法转让涩谷区的一幢大楼的所有权被捕。据警方称，作为上市公司“菱和生命创造”的首席执行官的后藤伙同其他犯罪嫌疑人通过虚假注册，转移了一幢12层楼房的所有权，后藤组的一个幌子公司拥有这幢名叫新宿大厦的楼房的部分所有权。这次逮捕行动源于一年多以前开始的一项调查——2005年3月，58岁的某楼宇管理公司顾问、新宿大厦的部分所有者野崎和辉被人捅死在东京都港区的街道上。

警方以违反物权法的罪名逮捕了后藤，因为他们认为他应该对野崎遇刺案负责。大家都知道这一点。

那次杀害是按后藤组的典型手法进行的：小团体，没有目击者，很少或根本没有微量迹证。我想，如果时候到了，这可能也是我的下场——在某条偏僻的小巷里遭捅，最后流血过多而死。

我告诉他，我非常清楚这次审判。我很想知道为什么我没有遭遇到野崎先生的命运。

“大家都知道你，他们认为你在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起码后藤是这样想的。而且你还是个犹太人。他认为对你下手太重可能会带来不良的后果。”

“这跟我是犹太人有什么关系？”

“你有可能是摩萨德嘛。”

“我简直不能相信我们会在做这样的交谈。”

“我已经把所有能说的都告诉你了，你自己看着办吧。祝你好运。不要低估了那个人，他可没低估你哦。”

我相信他说的是对的。

事态急转直下。有人告诉我说，后藤已经决定，如果他被判有罪——按他的情况会被判死刑——他就会派人弄死我。

2008年3月5日，警方把我保护了起来。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工陪我到日本警视厅去了，他们讨论了所能采取的措施。联邦调查局联系了当地的美国执法机构，让他们监视我在美国的家。在这次会议上，他们要求我说出我在后藤组里的消息来源，我拒绝了。他们警告我说，这样的话，日本警方这边将很难为24小时保护措施找到正当理由，而我只能说“那我尽力吧”。

我被带到东京都警视厅去见了有组织犯罪管制调查三科的警探们，那些人将负责保护我。过去，那些人都是我采访的对象，而不是我为了活命而要依靠的家伙。

在去东京都警视厅的办公室之前，我发送了一封快速电邮[指用某种快速发送邮件的超小软件发送的电子邮件。这样，无需使用大的电子邮件套件即可完成邮件的快速发送。——译注]给那些我认识的警察，提醒他们要假装不认识我。其中一位警探很快就给我回了电邮：“在这样的时刻，当一个好朋友遇到麻烦，我才不在乎这会不会影响到我的职业生涯呢。我和其他几个人，我们现在就要去跟上司说，我们认识你，你是个正直的家伙。那次‘肥皂乐园’行动的情报我们还欠着你的人情呢，我们支持你。”

我跟那些警察走得并不是非常近，把他们当作泛泛之交，但这次让我深感荣幸。我这才发现，自己认为是好朋友的人根本就不是非常要好的朋友，而自己认为只是相识的人里面却有一些是曾经拥有的最好的朋友。我们的生活中不会经常有衡量朋友的忠诚度和奉献精神的机会，一旦有了，结果可能绝不是我们所预期的那样。

在东京都警视厅，我们谈得很愉快。一位在场的警探在我要走的时候握着我的手补充道：“后藤真是个讨厌鬼。这家伙跟17起以上的谋杀案有瓜葛，还与在成城发生的谋杀未遂案有关——就是后藤的打手找不到他想整死的家伙，就捅伤了那家伙的妻子的那次。你在让他活得不自在，你在做我们应该在做的事情。祝你好运。”

他的话让我心里很舒坦。

我有些文件要填，而且必须回到日本警视厅去交。交完出来的时候，一位我还在埼玉的时候就认识我的日本警视厅官员邀我到楼下的咖啡厅去喝杯咖啡。

我们一边喝着相当不错的卡布奇诺，一边聊着过去的事情。这个曾经的首席法医在担任埼玉县警察署的负责人之后，又去当了当地交通安全协会的主席，他对自己的工作很满意。另外几位曾经参与养犬人系列杀人案的警察也已经退休了。

他给我带来了一些好消息一些坏消息：“你可能在想应该回家了。别回去。如果你回家去，他知道你住在哪里，你会让你的家人遭殃的。他很可能会雇某个帮派分子去干这种事情，如果你的家人在你身边，他们就会被卷进去。如果他找不到你，很可能会去找你的朋友。”

这不是我想听到的话，我想回家。他还没有说完。

“后藤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那一年，日本警视厅查到有近100万美元通过他的赌场账户转走了。他在东京就有一个账户，是一个大赌场的日本分部的。你报道过梶山的案子，应该知道那种账户的用途。你的消息很可靠。”

“你有什么建议吗？”

“其实我本不该说这番话的，不过，情况是这样的：你对他的名声和地位构成了威胁。如果他把你除掉，也许他可以保持沉默。一旦你把书出版了，弄死你的意义就没有那么大了。你是个记者，对不？是写出来的时候了。”

3月7日，我去东京地方法院旁听了后藤的审判，把日本警视厅惹恼了。据负责那起案件的警察称，主要证人受到了严重威胁，拒绝作证了。我设法进去旁听了几分钟的审判，就坐在后藤的背后。

如果我真的想伸出手去掐死他，或者把铅笔戳进他的喉头的话，是可以办到的，我没有那样做。但我忍不住有点想用手去碰碰他，哪怕只是一秒钟，看看是不是他。他好像没有注意到我。

我不得不中途退场了，本来就不应该待在那里的。我在法庭外面的大厅里等着。

当无罪判决向等候在大厅里的新闻媒体公布之后，一个负责此案的警探对我说：“你知道吗，在这次审判中出庭指证后藤的每一个人都会消失。他们会一个接一个地死掉。”他摇了摇头。

紧接着，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后藤走出法庭，跟他的保镖一起向电梯走去——没有走后门，也没有耀武扬威。没有一个记者想要上前去跟他说话。当然，他们都在看着，但没有一个人跟在他后面；后藤的律师一出现在大厅里，他们就朝那个律师跑去，尽快地远离后藤。有那么短短的一瞬间，电梯前只有我、后藤和他的保镖。这是唯一一次，我跟那个人面对面站在了一起。

我第一次能够理解他为什么如此强大了。他个子不高，既不强壮也不显眼，但他直视着你的时候，就让你有一种用手卡住你的喉咙的感觉。我们都认出了对方，他用日语对我说了些什么，但没有让我听清他的恐吓。看来是对我的恐吓，可惜我哪种语言的唇读都不擅长。我同样无声地作出了回答——竖起中指。这就是我们要对彼此说的。

后藤的保镖把他那恼怒的老板轻轻推进了电梯，我就跟在一群记者后面，来到了后藤的律师、前检察官牧义之召开记者会的地方。

牧抚摸着他那带灰色斑点的下巴，喋喋不休地诉说着对后藤的逮捕和起诉的不公正。他还想方设法地暗示，如果后藤有意的话，任何一家把他的委托人报道成好像是被推定有罪的报纸都可能会被起诉。这是后藤通过牧把枪口对准了已经唯命是从的记者们。

“由于后藤先生被非法逮捕并经受了这么漫长的审判，他经历了一次心灵的地狱。我希望媒体能多少反映一下我的委托人所受的痛苦……”

我实在忍受不了这样的胡说八道，举起手来问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更像是一段长篇大论，这种做法不是非常专业，一个人不应该把对与错的问题带到法庭里来。我们不应该指责为压酷砸辩护的律师本身是变节者或者罪犯，他们只是在做自己的工作。不过，我有点无法让自己从审判结果中摆脱出来。老实说，他所说的也是对死者的一种侮辱。如果压酷砸中有人应该受苦的话，那人就是后藤。

“对不起，你所谓的他的痛苦究竟指的是什么呢？正是这个人组织杀人、贩毒、传播儿童色情制品、对外国女性进行性剥削。后藤组，也就是后藤给无辜的人们造成了巨大的痛苦，为什么还要别人在意他的痛苦？作为一名前检察官，你怎么还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牧吃了一惊，不是因为我提的问题，就是因为我表现出来的愤怒。他明显退缩了一下，我身旁的记者都纷纷挪开，仿佛我是一条疯狗。牧清了清嗓子说：“为我的委托人辩护是我的工作，而且毫无疑问，后藤先生并没有犯下任何非法的行为，这……”

他还在继续用低沉单调的语调往下说，我转身走开了。几秒钟后，我听到记者堆里响起一阵窃笑。我想应该是牧拿我开涮了，我觉得我自己也有点像是个笑话。不过，我看到他退缩了，那种感觉不错。

后藤受审后的第二天，我又开始工作了。我把自己的所有笔记整理了一下，交给了我所认识和信任的记者们。有些记者我认识但不信任。我不想要什么独家新闻了，我就想让这个故事公之于众，我不在乎它归功于谁。

尽管我准备豁出去了，但还是遇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有几位日本警视厅的人到我的住处来喝酒，他们中间有一位名叫晃的，他在群马县警方供职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有的时候，我会到他训练剑术的地方去跟他一起练。我也没有练那种武术的天赋，不过，在大汗淋漓的几个小时里跟警察混在一起，忘了各自的职业界限总是有益无害的。意外的好运是，“异类警察”转到日本警视厅来也已经有一年的时间了，现在他在有组织犯罪管制局供职。他带来了一大瓶男山清酒[宽文年间（1661—1673）在伊丹开始酿造，是江户时代以来传承至今的古今第一名酒。——译注]。大学时代的好友、现在是兼职研究助理的亚沙子也来了，她在那里忙着倒酒，跟警察调情，开着玩笑。我们在有榻榻米的房间里盘腿围坐在一张古色古香的折叠式炕桌旁边。

我们谈论着后藤的审判和令人不快的结局，谈论着对后藤的律师牧的看法，大家都认为他是个失了良知的讼棍，但我稍微替牧辩护了一下，指出他曾经有过好的初衷，十多年前曾出过一本关于日本法律制度的非常出色的书。

酒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异类警察”放下他的酒杯，对他边上的另外三个家伙点了点头，仿佛在说：“嘿，到时候了。”然后清了清嗓子。

“杰克，警队里有个听后藤使唤的家伙——K中尉。他一直在打听你。我们都知道他被收买了，但他在不涉及后藤的事情上可以搞到可靠情报，所以他就这样留在警队里做事了。”

我放下自己的玻璃杯，又斟了一杯。

“这是什么意思，能确切点吗？”

“这就是说，后藤了解你的一切。你住的地方，你的家人住的地方，我们存档里有关你的所有信息。而且他有可能——实际上极有可能——还有你的通话记录。因为你把手机号码印在名片上，这种事情对他来说可能易如反掌。”

晃点了点头，补充道：“听说他雇了G侦探社来对你进行全程监视。后藤至少拥有两家私人侦探社，敲诈勒索是他的专长。如果你有了见不得人的事情，他们就会立刻出动。”

很显然，压酷砸团体里并非国粹会才有自己的私家侦探。

“异类警察”让我把手机拿给他看，我从口袋里掏出手机，递给了他。他查看了一下通讯录就还给了我。

“你需要弄清楚过去两个月里你跟谁通话最频繁。因为如果后藤找不着你或者想知道你在哪里的话，那些人就是他会去跟踪的人。K中尉就是后藤的代理人。如果K有了电话号码，他就可以找到地址，只需要打几个电话。即使他找不到，G侦探社还有办法。你应该提醒跟你走得很近的人当心点。”

“异类警察”又给我斟了一杯酒：“干了。我不信那老头真的会干出什么事来，但我们认为你应该充分了解这一点——并非所有的警察都是你的朋友。”

“好的，”我说，“为好朋友——干杯！”

“对了，顺便说一下，”“异类警察”一边为每个人（包括亚沙子）把酒斟满，一边说道，“显然K在找你的照片，但看得清楚的不多。他知道我认识你，就问我有没有。我说没有。他可能会设法见你，别答应跟他见面。”

“为什么不能？”

“K中尉是个有过目不忘能力的素描画家。有的时候，素描其实比照片更容易辨认人。你只要跟那家伙见一次面，后藤组总部的墙上就会挂上一张跟你惟妙惟肖的肖像。而那些被派来收拾你的家伙手里也许就会有一张钱包大小的拷贝。”

“真了不起。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写那篇该死的报道吧，别浪费时间了。打消他们想让你闭嘴的念头，就这么简单。然后你就可以带我去脱衣舞酒吧找遍所有带奶牛乳房的白种姑娘啦。你欠我的，阿德尔斯坦。”

亚沙子听到这话笑了起来：“杰克，没想到你还经常光顾这种地方啊。”

“异类警察”咯咯笑着说：“那你就完全不了解他了。”

喝到一半，“异类警察”和我偷偷跑到外面去抽了一根烟，他问我最近怎么样。

“还行吧。”我只能这么说了。

“我去查了一下你那个朋友的情况。”

“有结果吗？”

“什么也没有查到。她干活的那个地方被突击搜查了，可能是在2006年2月。店铺是重新开张了，但没了老外女郎。我试着去查了她的行踪，叫人帮忙去入国管理局查了一下，那里没有名叫海伦娜的人的出境记录。或许她另外还有一个名字？双重国籍？”

“不会吧。”

“你跟她上床了吗？”

“没有。”

“为什么没有？”

“因为她是个好朋友。我的意思是说，她一直是好朋友。”

“你和她有问题吗？”

“那倒没有。”

“你在跟别人睡吗？”

“我是绅士，原则上是不会回答这个问题的。”

“我没说错吧？”

“你说什么了？”

“你知道的。”

“哦，知道了。权宜之计。不过，有一件事你说错了。”

“哪件事？”

“那不是滑溜溜的坡道，是要人命的滑水道。”

“杰克，有的时候，你知道吗，你必须以毒——”

“——攻毒。这个成语我很熟悉。”

“做你该做的事，把这个麻烦了结了。这比什么都要紧，你懂吧。”

“我懂。”我让他放心。他一点都不像关口，但他还是有他自己的精明之道——也许不是个好警察，但是个好人，是个好朋友。为了我，他不顾自己职业的安稳，打破了警官之间互相袒护的潜规则。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做得到对他的仁义受之无愧，但我很高兴得到了这份仁义。

一直喝到11点30分，大家才匆匆离开，去赶末班车回家。他们走后，我给自己倒了一杯酒，点着一根烟，放上迈尔斯·戴维斯[小号手、爵士乐演奏家、作曲家、指挥家，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音乐人之一。——译注]的音乐，关了灯，沉思了起来。

当你自斟自酌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有问题了。整个世界仿佛死掉了，唯一听得到的就是香烟噼啪作响的声音，风轻轻摇晃着挡雨的百叶窗，CD在BOSE音响里轻轻地旋转着，播放着Final Take 2。

我想，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这么寂寞过。

有种意识袭上我的心头，就像肚子挨了一拳：我的行为已经危及自己所关心、喜欢、爱着的或只有一面之交的每一个人。他们对我感觉如何其实并不重要，问题在于我用那该死的电话通过话的每一个人现在都成了某个人潜在的筹码，而这个人却是个把人当炮灰用也不会觉得良心不安的人。

我真的需要有人说说话。我有点醉了，脑子也不是很清晰了，我拨通了关口的手机（他的号码还留在我的通讯录里，我一直没有把它删掉），它响了几次以后，我才意识到他不可能接了。现在，没有人会来给我指明方向，没有人会给我有益的建议了。没有了良师益友，一切都得靠自己了。

关口会怎么做呢？

这是我私下的口头禅。对了，他首先会评估一下事态。我评估了一下，看来事态并不太妙。

大部分压酷砸不会让平民卷入冲突之中，这是他们至少应该做的事情。一般都认为袭击跟你有过节的人的妻子、情人、挚友是不光彩的。真正的压酷砸是不会去痛打一个赖债者的兄弟的，他会去痛打赖债者本人。

后藤忠政是另一种压酷砸。他以刻薄、无耻著称，而那个狗日的警察实际上就是在给他火上浇油。现在，我必须弄清楚他最有可能烧到的是谁，也许这种事情真的会发生。

我需要采取一些应急措施，而且不能等了。我上楼抓起名片盒，回到楼下，把所有的名片倒在地上摊开。我打开笔记本电脑，把手机上有的每个人的名字都敲了进去（我还没有聪明到把那些名字用数据线传输到电脑里去），然后按照潜在的风险给我的朋友排序。因为没有自己的通话记录，我仔细查阅了两个月的电子邮件，试着从中重现我去过的地方，跟我在一起的人。

在那些名片中，我找到了海伦娜的。皱巴巴的，在我的钱包里来回拔插得边缘都磨毛了，在我的口袋里装得都褪色了，上面满是折痕，字迹也模糊了。

我还记得她把名片给我的时候，我不得不去争取拿到它。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把自己的名片给了她，可直到第三次还是第四次见面的时候，她才觉得我足够可信，可以知道她的真实姓名。她当时穿着一件黑色皮夹克，里面是一身简简单单的红连衣裙，脚上穿着长筒靴，头发梳到脑后扎成一条马尾辫。她用双手递过名片来的时候，滑稽地模仿了一下日本式的鞠躬，嘴里还说道：“我叫海伦娜，妓女，不过不是普通的妓女，是职业妓女。”她说着说着就笑了起来，被她自己的玩笑逗得眼睛一闪一闪的。

我一直杂乱无章地记着日记。记日记是件好事，因为我们的忘性都太大。作为记者，你见的人那么多，采访的悲剧那么多，写的报道那么多，很难记得发生了什么事，去过了什么地方。但有些小物件里储存着的回忆却比电话簿大小的日记本里的多。我把那张名片拿在手中，觉得它饱含着沉甸甸的回忆。

我们曾把那张名片当作她的大富翁游戏里的“公园广场”。一个阴雨的周日，我在办公室里做了一些事情之后，顺路去了她住的地方，我们玩了一局“马拉松”。因为一直找不到“公园广场”的卡片，她就把她的名片放在那个位置上。我争辩道，那上面租金等相关的信息一个都没有，她便凭着记忆把所有的数字都说了出来，还说道：“我了解‘公园广场’，宝贝儿。这个女人只想要高档的房地产，我就是这样的，结束的时候让你输到光屁股。”

果然不出所料，游戏结束时我便成了日本的雷曼兄弟。她真的很擅长战术游戏——大富翁、战舰、奥赛罗。这很伤我的自尊心。我想，那些游戏就是她的唯一爱好吧。

在那堆名片里，我找到了那张“公园广场”的卡片。我想，我就是当时拿错卡片的人吧。

我想不起最后一次玩大富翁是什么时候了，然后，我想起自己多么思念有她在一起说话的日子，于是，我一时间觉得自己喘不过气来。

我不愿去想这样的事情，但还是想到了。

如果我没有在2005年的时候打退堂鼓，或许后藤已经失权，这样的事情也不会发生了。当时，那个决定看起来是正确的——战略性撤退。不过，真的是那样？还是一种怯懦的行为？或许只是出于懒惰？那一幕在我脑海里重现了好多次。

于是，我下了决心，只要能把他打倒，我什么都愿意做。我厌倦了东奔西跑，实际上我也没有多少钱。我没有900来号人为我工作，也没有几百万美元藏在银行里。但我有一些好朋友，一些消息，一些联络人和满腔的怒火。

不过，在放手大干之前，我必须打几个电话，发几封电子邮件。听到我不得不说的话，很多人非常不高兴，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再也不是朋友了。如果说我一点都不痛苦，那是在撒谎，但我明白，友谊中一般没有成为人肉靶子这种默契吧。

我把那篇文章写了出来。

事情看起来就这么简单：要么登出来，要么死。真的。

问题是，没有人会登我的文章，连我本来指望的人都不会了。

“这篇报道过时了。”“我们不想惹日本警视厅，如果这是真的，他们就显得非常愚蠢了。”“我不认为美国联邦调查局会为我们证实这件事。”有家报社似乎对发表这篇报道感兴趣，但那家报社想要做的就是抨击美国联邦调查局，我认为那样做根本达不到真正的目的。我不认为美国联邦调查局做那笔交易有错，而我也不想让吉姆受到冷嘲热讽。我不能同意。

只有一个人（某出版社的一位资深编辑）对我说了实话：“这是很吓人的玩意儿。我们发了这个，那就不但要跟后藤的律师打交道，而且还不得不花一大笔钱来加强公司的安全保障。报复是一定会有的，人员也会受伤，搞不好我们的办公室都会被扔汽油弹。而且坦率地说吧，我们一直在为创价学会印一些东西，那样的话，后藤还不让那里跟我们终止合同？对不起了。”

我想，那时可能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时期了。万事几乎俱备了，东风却怎么也唤不来。有家杂志向我保证，只要我能再找到一点确凿的证据，它就准备刊登这篇报道。我悄悄去了一趟美国西海岸，跟一个为后藤组洗过钱的艺术品经销商见了一面，结果却糟透了。

我得不到那份杂志希望和要求的东西，越来越觉得事情要落空了。我在一家20世纪20年代建的旧饭店里待了一个晚上，翻看着《完美自杀指南》，考虑要不要尝试一下。这似乎是一种选择。在若干年之后，日本有很多人寿保险的保单连自杀的情况也属于偿付范围里的了。要是自己了断，我既可以为我的家人留下一笔钱，后藤也没有理由去招惹我所担心的每一个人了。十年前，我根本想象不到自己还有可能步入那些将自杀指南付诸实践的不幸者的行列。我对自己非常不满意，而且很担心——什么事都担心。

我可以说是有点沮丧了。如果不是某人恰好在某个时候来了一个电话，我可能已经那样做了——我真不好意思承认。

最后，我决定自己动手用英语写这篇报道。我抽着烟，看着太阳从机场上空升起，做着回日本的准备，然后我突然明白该怎么做了。我早就应该明白，想先用日语发表这篇报道是不可能的。我一开始就应该采取别的手段。

我估计自己能让这篇报道发表在日本外国记者俱乐部（FCCJ）的报纸上，结果又错了。提交了这篇报道之后，我意外地接到了一个编辑通过电邮发过来的一份备忘录，大意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给一个臭名昭著的压酷砸发放签证，这样他就可以得到肝脏移植？听起来完全令人难以置信。也许这家伙有点疯了。”

我心里很不痛快。是的，我敢肯定自己被别人看成疯子了。你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

我向自己认识的所有人求援，后来一位世交把我介绍给了《华盛顿邮报》“观点”栏目的编辑约翰·庞弗雷特。他也认为我有点疯了，但我没有责怪他。他要证据，我把手头上的所有资料都给了他，有一百来页。

我从来没有哪篇报道接受过跟这篇报道一样苛刻的审查。我每天花好几个小时回答问题，核查事实，辨别我的材料的来源，这样过了一个多月，这篇报道才得到了庞弗雷特先生的首肯。最后，《华盛顿邮报》通过独立消息来源从美国联邦调查局证实了我说的是真话。5月11日，《华盛顿邮报》刊登了这篇报道。日本外国记者俱乐部也改变了立场，发表了我的文章，但略去了后藤的名字。

在这篇报道发表之前，我还做了一件事情。我跟山口组（理事会）另一派系的一个家伙取得了联系。我知道后藤被山口组的高层看作是惹是生非的人。

我跟理事会里的那个家伙解释说，我正在写一篇后藤忠政跟美国联邦调查局做交易的报道，是用英文写的。我请他把这篇文章递上去，请山口组总部给一个意见（虽然我并不认为他们真的会给）。我对他说：“我想知道山口组总部是否同意了这笔交易，如果是，为什么？你们是否认为这件事有问题？”

我把用英语写的报道和我翻译的日文版给他看，他当场看了，但没有任何反应。

几天后，他打电话给我，态度非常礼貌。

“我们没有正式的意见。你也知道，山口组不再接受任何采访，我们也不会发表评论了。不过，上面已经授权我跟你说，非常感谢你促使我们注意到了这件事，我们并不知情。我们其实宁愿内部处理此事。我们了解到你在这篇报道上花了很多的时间，愿意对你所付出的时间和努力给予补偿。”

我摸不透他在说什么，就直言不讳地问道：“我不是日本人，是外国人。你的措辞我听不懂。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我可以给你30万美元，条件是不写那篇报道。只要把你的银行名称、你的账号和你存款的分行名称给我，明天你就可以拿到钱。”

“我不能接受。”

“我可以为你在一周内准备50万美元。但我必须把它存到两个不同的银行账户里去。如果你没有两个账户，可以很容易地再开设一个。”

“不是金额的问题。谢谢。我会把最新消息随时告诉你。”

“嗯，我不认为你在做最明智的决定。你可以实现我认为你想实现的事情，轻而易举地成为富人，开始新的生活。”

“我喜欢我现在的生活。我很感谢这个提议，而且感到非常荣幸。但我不得不谢绝你的好意。”

“请随时与我联络。”

我答应说我会的。

如果说我对拿了钱走人不动心，那是在撒谎。但是，如果我那样做了，他们就把我捏在手心里了。

在这篇报道发表之前，我给读卖新闻社送去了一份拷贝。我觉得这样做似乎比较合适。读卖新闻社没有理我，日本的其他报社也一样。我早就料到事情会是这样的。

这就是我在《华盛顿邮报》准备发稿之前就已经开始跟《洛杉矶时报》接洽的原因。我趁该报社的旧金山分局局长约翰·利翁纳在那一年5月来日本的时候去见了他，他很快就觉察到这是一篇有价值的报道。我跟他和查尔斯·奥恩斯坦一起忙活了好几周。《华盛顿邮报》的文章中没有提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这让他们觉得非常满意。5月31日，这篇报道成了他们的报纸的头版消息。这下日本媒体不能不闻不问了，只是有些报刊还是装作不知道。几乎所有报道了这一消息的日本媒体都畏畏缩缩地写道：“据《洛杉矶时报》的一篇文章称……”这是日本媒体在报道棘手的新闻时的标准策略：归咎于别人。“我们没有说——是《洛杉矶时报》说的！”我没有看到任何一篇文章说有人想要独立核查这个消息或做进一步的调查。

报道问世了。然而后藤那边却没有一点动静。我不知道他会如何辩解，但这个消息看不到有什么效果。我呢，晚上却好睡多了。现在我成了非常显眼的目标，而正因为如此，我受到扼杀、跟我有关联的人受到伤害的可能性都小了不少。但很显然，要把他打倒，我必须把一切都详细地写出来，而且必须用日语写。

我的一个好朋友，也是压酷砸粉丝杂志的前编辑铃木友彦找到了我，问我是否有兴趣为宝岛出版社的《被禁止的新闻报道》集撰写一个章节。我问，我们能不能一起写——这种问法非常可怕，因为这意味着他也会惹怒后藤组。但他没有退缩，而是警告我说，我要做好承担巨大风险的准备。我说，我愿意做这件事。

就是那个时候他对我说我需要一个保镖。我认得那家伙，名叫望月昭夫。他一直是远藤安亘（关根元在20世纪90年代杀害的压酷砸犯罪头子）的好朋友。他们并不属于同一个有组织犯罪团体，但压酷砸之间的友谊有时会超越组织上的束缚。一个住吉会的成员可以跟稻川会的成员结为“拜把兄弟”，一个山口组的成员可以跟国粹会的成员称兄道弟。望月和远藤就是这样的一种关系。好就好在我们都互相认识。我问铃木，望月为什么愿意做保镖。

“他不再是个压酷砸了，去年就脱离了组织。他有个1岁大的儿子，但没有工作。他是理想的保镖兼司机。他是个好汉。”

“是的，我认识他。不过，他过去可是个犯罪头子啊！我想有……好像……一百来号人为他干活吧。”

“没错。”

“那不是降格了，为我干活？”

“一点不错。不过他不是那种9根指头全身刺青的中年压酷砸，会有很多选择。没事的！”

于是，我雇了望月。我在为加州的一个公司做报酬优厚的扒金库产业调查项目时攒了一点钱。我真的觉得自己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了。

到了7月，那本文集即将付梓，望月跟着我也有一段时间了。我想在提交最终稿之前征求一下他的意见。他相当了解后藤，我认为向他求教很合适。

他读了手稿，读的时候表情不太妙。他是个非常有礼貌的家伙，过了一会儿才把他的想法说出来。

“杰克，你知道吗，如果你这样写，他可能会想把我们两个都杀了。当然是先杀了你咯。他真的会恨你。即使你不想这么做，也没有人会认为你没价值。你可以一走了之。”

望月先生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根烟递给我，然后用手罩着他的“之宝”打火机的火焰为我点着。

让一个前压酷砸犯罪头子在早上为你点烟、冲咖啡，感觉有点怪怪的。

当然，他现在不是犯罪头子了，是在为我干活。我觉得说他跟我一起工作更合适——不过望月先生并不这么看。我给他发工资，这样我就成了老板。他50岁，我39岁。他比我年长，也比我强壮得多，却在听从我的指挥。我一直不太理解压酷砸打手的心态，但我欣赏他们那种职业道德。

他跟往常一样穿着一件长袖衬衫，盖住了刺青，却掩盖不了左手那根残缺的手指。他不应该是个压酷砸，而应该是个艺术家。他曾经是个艺术家，而且还是个不错的艺术家。但他交友不慎，在“肥皂乐园”里债台高筑，结果稀里糊涂地成了压酷砸。有一次，他的手下把事情搞砸了，他砍掉了自己的一部分小指以示赎罪与自责，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扼杀了他重返艺术家生涯的机会——他从事的那种艺术需要十根手指齐全才能够胜任。他也因为违抗命令被逐出了压酷砸团体。他不喜欢上层管理人员那种“不惜一切代价赚钱”的做法，他落伍了，还活在所有压酷砸都信奉某种原则（虽然在道德上可能有瑕疵）的那个时期的遗风里。一年前，他曾掌管着一百来号打手；现在，他在为一个更像是日本人的美国犹太怪小子点烟，而且还冒着风险做我的全天候保镖。

我想，我们都是因为我们自己的问题被放逐了，我们当然还没有做到我们想做的地步。我浅浅地吸一口烟，深深地吐了出来。我的肺已经跟过去不一样了。我看了望月一眼，他在等我回答。

“我就乐意这样做。妈的，他反正要杀了我。他正在等着事情平息下来呢。如果这个机会能把那个人彻底搞垮，有可能让他被撵出山口组，我就想这样做。”

“那我就替你提防着点。”

“我很感激，但这对你来说有什么好处？”

“一个新的人生。我喜欢为你干活。”

“我给你的工钱太少了。”

“没错，是少了一点。”

“我还以为你以前的组织的事情一旦解决，你就会想回去当犯罪头子。”

“不会的，我改变主意了。过去的这几个月里，觉得跟妻儿在一起过日子真不错。我也喜欢你让我干的活儿。现在我可以在雨天走过街头，也不必提防什么了。”

“我的钱只够雇你到年底。”

“嗯，到时候我会去找个新的工作。”

“谢谢你。有什么建议吗？”

“去掉‘背叛’这个词。‘背叛’这个词重了点。如果你说后藤‘背叛’了山口组，不啻是在火上浇油。找个更理想的词吧。”

我接受了他的建议。

那本文集即将出版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请求。

我们当时正坐在楼下客厅里抽着烟，听着他喜欢的一个不起眼的日本摇滚乐队的曲子，他请我帮他一个忙。

“杰克，我想让你知道，如果你出了什么事，我会去找出是谁干的，然后杀了他们。你大概知道我会这么做吧？”

“不，我不指望你这么做，你也不必这么做。”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你应该知道这句话。在压酷砸的世界里，这就是说，一个人让你过夜，给你饭吃，你就欠那个人的人情。你收留了我，照顾了我和我的家人，我就欠了你的人情。我一贯不欠别人的人情的。真正的压酷砸就是这样做的。”

“我很感激这种情义，但……”

“那就尊重我所说的吧。那就是我会做的事情。如果我不那样做，我还算什么男人？我压根就不是人了。”

“你有什么要求？”

“如果我出了什么事，不要想着去为我报仇，顺其自然。你不是压酷砸，但你到底是个好人。答应我，你会照顾好我的儿子——一定要让他得到良好的教育，好好地长大成人。这就是我要你做的。这就是我想请你做的。”

“我当然会这样做。如果发生那种情况，我会收养他。那你要我告诉他有关你的事情吗？”

“告诉他，他的父亲是一个压酷砸，最后的真正的压酷砸之一，而且觉得非常自豪。”

“我会的，如果发生那种情况的话。那你的妻子呢？”

“她啊？哦，不要让她再嫁一个混蛋就行。跟记者也不行，那些家伙除了会惹麻烦外，别的什么都不会。”

我不确定他是不是在开玩笑。

8月9日，那本文集出版了，书名叫《2008年日本犯忌新闻》。早在这本书还没有摆上书报摊之前，我认识的那个在理事会里的家伙就得到了我写的那个章节的拷贝。

我添了一些从未发表过的内容：另外三个做了肝脏移植手术的压酷砸的名字。继后藤之后，是东京的另一个压酷砸团体松叶会的组长荻野义郎[据我所知，现在是松叶会组长的荻野和其他压酷砸并没有与美国联邦调查局做交易，而是用化名及（或）假身份蒙混过关。据说后藤在让他们进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事情上起到了作用，但目前还不清楚这另外三个人是怎样排进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肝脏移植等候名单的。]。他和后藤是拜把兄弟。据说荻野在手术后也向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捐赠了10万美元[后藤向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疗中心捐赠了10万美元以示感谢。为此，该大学在外科办公室入口设立的牌匾上写道：“承蒙后藤忠政先生慷慨解嚢，设立后藤研究基金，特此致谢。”——译注]。他之后的可能是美尾久敏——柴田给了我这个名字。接下来还有竹下三郎，他是后藤组里的恺撒·苏尔[恺撒·苏尔（Keyser Söze）是电影《非常嫌疑犯》（1995）中的一个角色——一个冷酷无情、行踪诡秘的黑社会大佬。——译注]——一个财务高手，他管理着20家幌子公司和后藤组的大笔收入。1992年，他和一名同伙一起被静冈县警察署以威胁和侵犯人身罪逮捕了。当时他去向当地的一家公司老板收款，那个51岁的男子没有钱交，竹下就命令他“把你的女儿带出来，然后我要划开她的脸”。那个人不从，竹下和同伙就猛踹他的胸部和大腿，结果他不得不住院数周。

是啊，他们都是些勤劳的日本男人，当然应该在好吃懒做的美国人之前得到肝脏咯。

人们无法通过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辩词，证实该校以及布苏蒂尔博士在做移植手术的时候知道这些患者当中有人跟日本黑帮有关。双方都在发言中表示，他们不会对患者进行道德判断，也不会根据他们的医疗需要来处置。然而，他们并没有明确否认他们知道这些患者中的一些人与压酷砸有关联，他们只是拒绝谈论这样的问题——他们对这四个患者都知道些什么，是什么时候知道的。还应当指出的是，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会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进行了一项调查——该校医疗中心及其工作人员在为这四个日本患者进行肝脏移植手术时是否有不当的行为。据《洛杉矶时报》称，这项调查没有发现任何不当行为的证据。然而，许多人对这种牺牲美国人的权益、把器官提供给有犯罪记录的外国人的道义提出了质疑。

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发生的事情可能不仅仅在道义上值得商榷，联邦执法机构的消息人士表明，该校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参与了洗钱。有几个特工跟我解释过，国际层面上，洗钱只是意味着把犯罪所得从海外转移到美国，就像高利贷帝王案一样。因为压酷砸的大部分金钱一般都来自犯罪活动，所以，在那四个得到治疗的与压酷砸有关的人当中，很可能至少有一个人支付给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部分钱是来自他们在日本的非法活动所得。据我所知，得到治疗的人没有一个曾经受到洗钱的调查，而且任何调查都需要得到日本当局的协助。当然，问题依然在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是否知道他们治疗的那些人是压酷砸（据我所知，他们从来没有否认他们知道那些人是跟压酷砸有关系的，但强调他们没有对他们的患者进行道德判断），以及他们是否知道任何一笔付款（或与手术相关的捐款）可能来自非法活动。我很想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

这本文集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铃木接了所有的电话，接下了所有的恐吓。我想，自己不必去面对这样的事情是幸运的。人们注意到了这本书，到处都有人在评论。压酷砸粉丝杂志《周刊实话》发表了一篇关于这本书和我本人的文章，指责我（1）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2）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或国际犹太人阴谋集团的棋子，（3）是爱出风头的白痴美国人，根本不了解压酷砸有多么伟大，对日本社会作出了多大的贡献。

我并不知道，就在这本文集出版前后，望月的一个还在组织里的拜把兄弟把四辆汽车整天都停在我家附近。这是对后藤组的一个警告——我实质上受到了另一个犯罪团体的保护。我并没有请求他们这样做，但我很高兴有这样的举动。望月没有征得我的同意，因为我会说不行。我从来不想让自己欠任何日本黑帮集团的人情，但事情还是成了这个样子。我欠了这个人的人情，而且我不得不尊重他了——他是在为我铤而走险。

我得到了一个更不积极的回音。讲谈社国际部突然决定不出我的那本书了。它让外部的人做了出版风险评估，结论并不理想。

然而，在10月14日前后，后藤被山口组正式开除了。谁说文集缺乏效力？其实说白了就是这个国家最有钱、最有影响力的压酷砸因为“聚众逃学”被开除了。不过，警方明确地告诉我，事实上《2008年日本犯忌新闻》的出版才是引爆点，他们提醒我暂时不要露面。

后藤的许多助手也被停职、免职或终身开除出那个组织了。后藤组被分成了两个犯罪小组，而后藤不再是犯罪头子了——他成了前犯罪头子。这对我来说是个重要的日子。我接到了来自警察、朋友、其他记者和线人的祝贺电话。

15日，我接了个电话，听到了一个令我震惊的声音。我以前在一张山口组某个仪式的DVD上听到过这个声音，但我万万没有想到会接到由那个组织里那么高层的人亲自打来的电话。他自报了家门，他的话简短扼要：

“感谢你提醒我们注意到了这些事情。我相信我们已经圆满地解决了它们。我们对你所付出的辛劳表示感谢。”

随后他挂断了电话。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搞到我的电话号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