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写这本书时曾经再三斟酌的一件事就是如何才不会危及我的线人和/或给所牵涉到的人带来不利的影响。在日本，警官向记者泄露任何消息都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这种事情肯定会让他失业。这种事情并不常有，但这并没有给那些因为我没有保护其身份而失业的警察、检察官或日本警视厅官员带来多大安慰。对压酷砸来说，揭露组织上的秘密或协助像我这样的人有可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在日本受到压酷砸恐吓的第一个人或者第一个记者一定不是我。如果他们只是恐吓，那还不算怎么糟糕。当然，问题是压酷砸有时会说到做到。受人尊敬的压酷砸问题记者沟口敦就有过被山口组成员刺伤儿子的不愉快经历。他写了一系列让压酷砸出丑的文章之后，他们就下手了。他们袭击的不是作者本人，而是他的儿子——就因为他儿子碰巧被他们遇上。这不是一个压酷砸袭击平民的孤立事件。报道日本有组织犯罪的问题时，保护消息来源可能是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我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件事。

如果后藤忠政还掌管着他以前的那个组织的话，这本书就不会有献词和谢词了。不过，既然后藤的宗师兼导师塚越慈德坚持说这位前组长现在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过着平静、赎罪和宽容的生活，我就姑且认为情况不同了。

另一个我再三斟酌的问题是，在我当记者时从事着性工作的大多数女性现在都过着不同的生活了。有些人结婚了，有些人有了孩子，大多从事着完全不同的工作。使她们蒙羞或暴露她们的过去的做法会让我觉得心里过意不去。

在这本书中，我已经竭尽全力来保护我的线人的名字了。我用了化名、昵称，改变国籍和身份等。我竭力在遮掩和误导之间保持平衡，我希望这种做法是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