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诸葛亮与鲁肃一同前往江东后，刘备悬着的心就始终没能放下来。

他接受鲁肃的建议进驻鄂县樊口，虽然此时鄂县是孙权的势力范围，但双方已经基本达成了结盟的意向，刘备便在此驻军，静观后变。然而，他还没等到诸葛亮的音讯，曹操大军起兵东征的消息就已传来。

该来的还是来了。

之前，在当阳长坂大败后，刘备认为走陆路前往江陵已经不可能了，那样一定会被曹军精骑消灭在半路上，只好改变计划转头向东，在沔水之畔的汉津和关羽水军会合，随后一同前往夏口。

但是，曹操没有继续追击，而是掉转方向去取江陵。很多人认为这是曹操的一个失误，不仅没能及时消灭刘备，还给了他喘息的机会，孙刘两家利用这个短暂的窗口期迅速达成了联盟。其实，这种观点是不确切的，曹操做出的是更合理的选择，理由有三。

首先，曹操从中原来，水军力量必然有限。虽然之前挖了一个玄武池训练水军，但成果想必不会太好，若想在长江上和江东争锋，还得依仗荆州水师。而荆州北部的水军基本都被关羽带走了，曹操那五千精骑虽然战力强大，但也不可能在沔水上和舰队抗衡，因此追之无益。

其次，曹军兵力太多，面临着极大的后勤压力。若想筹划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必须要有一个完善的后勤基地，物资充足的江陵就是最好的选择。甚至曹军在取得江陵后，粮草依旧紧张。据《三国志》记载，曹军“士卒饥疫，死者大半”。可见，造成曹军最后减员严重的，除了烧死、溺死和病死外，饿死的也不在少数。

当初，曹操策划闪电突袭，其目的就是阻止刘备抢先占据江陵这座重要的后勤基地，毕竟，仅凭五千人顶多只能击溃刘备所部，无法指望一战就将刘备余部彻底歼灭。现在，刘备放弃了江陵转而前往夏口，曹操的作战目的已经达成了，如此一来，何谈失误呢？

况且，江陵很可能就是刘表水军主力的所在地，如果荆州水师主力在襄阳，那曹操接受刘琮投降后就已经拥有强大的水师了。那样的话，他可以直接顺着沔水南下进攻夏口，只派部分陆军去江陵筹措军饷即可，没必要以主力部队前往江陵，白白浪费两三个月的宝贵时间。

最后一点，则出于外交层面的考虑，拿下江陵，意味着荆州江北部分基本落入曹操手中。自此，长江上下游已经被曹操的势力截断，这将对另外两个长江流域的割据政权形成极大的震慑。

应该说曹操这一决策是有一定效果的，因为益州的刘璋被吓破了胆，打算彻底投入曹操的怀抱了。其实，之前刘璋已经在反复向曹操献媚了。不过，他并没下多少本钱，最多一次也只是送了三百士兵。但这次不一样了，刘璋为了支持曹操，甚至“始受征役，遣兵给军”，说明刘璋基本在事实上臣服于曹操了。有了这个成功的案例，曹操便对孙权抱着同样的想法，所以才会写信恐吓，他的目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基于以上这些原因，曹操决定先取江陵就不足为奇了。他随后以江陵为后方基地，发动了著名的赤壁之战。那么，赤壁之战到底是一场什么性质的战役呢？

在传统观念中，赤壁之战是一场决定性战役，这场战役规模宏大，对历史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与此同时，还存在另一种观点，认为后世过高地评价了赤壁之战的意义，此战其实规模有限，只是一场小型遭遇战，曹操并未遭遇大败，只是一场小败，远没有到伤筋动骨的地步。

究竟哪种观点才更接近历史真相呢？其实，之所以会产生这种争论，根源是《三国志》本身就有差异较大的两种记载。

《三国志》的曹操本纪和郭嘉本传都强调最终撤兵的主要原因并非战场上的失败，而是遭遇了重大疫情。而且，按照曹操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的描述，刘表“据有当州”，于是他“复定之，遂平天下”。这表明赤壁之战只是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南征荆州整个战役中的一小部分，失败也无伤大雅，根本不值一提，整体战争对于曹操而言是胜利的。

但是，《三国志》中的周瑜本传却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记载，说疫病并未导致曹军完全失去战斗力，曹军北归的直接原因是遭到了东吴的重创。《江表传》则对赤壁火攻一事做了详细描述，二者共同构成了赤壁之战细节的故事脉络。

这一战果在东吴官方那里也被大肆宣传。后来，韦昭就此创作了一篇鼓吹曲《伐乌林》，其中一段是：“众既降，操屠荆。舟车十万扬风声。议者狐疑虑无成。赖我大皇发圣明。虎臣雄烈周与程。破操乌林，显章功名。”此诗声称曹操曾在荆州大肆屠杀，东吴抗击曹操是救民于水火的大义之举。这样的描述显然是失真的，因为在刘琮等人投降后，曹操并没有在荆州进行屠杀，这首曲子太过美化东吴了。那么，赤壁之战竟是东吴吹嘘的一场胜利吗？

其实并非如此，不同的记载不能算作矛盾。《三国志》的一个主要写作方法就是专美传主，传主不甚光彩的事例可能会略写，甚至干脆不写，其详情会出现在其他人的传记中。

出现这种结果的另一大原因是《三国志》中《魏书》和《吴书》的史料来源不同，《魏书》主要参考的是王沈的《魏书》，而《吴书》主要参考的是韦昭的《吴书》。陈寿是一位比较理性客观的史学家，但他参考的史料来源并不一定如此。陈寿只是如实记录而已，并且保留了各方不同的记载，而不是像《资治通鉴》那样，根据主观判断对多种史料进行整合。

正因为如此，曹操本纪才会对他的失败讳莫如深，只说作战不利，甚至连东吴的戏份都被隐去了，只说对手是刘备。至于《让县自明本志令》，那不过是曹操为了吹嘘自己的功绩而对曾经的失败进行掩饰罢了，不值一哂。

但是，东吴方面的记载就没必要为曹操遮羞了，所以才将此战的详情完整地记录下来。而且，《江表传》补充的一些细节可信度是很高的。《江表传》记录了曹操在给孙权的信中自称是烧船撤退，若不是遭遇疫病，就不会成就周瑜的名声。这说明《江表传》是比较客观的，并无明显的倾向。

这样看来，赤壁之战中曹军遭到重创应该是毫无疑问的，那么此战是否如传统观点中那样是以少胜多呢？为了搞清这一点，先看看双方的兵力对比。

其中，刘备一方的兵力比较明确，大约是两万人，包括当阳之战后收拢的散卒和关羽水军共一万人，还有刘琦的江夏军一万人。虽然这些都是诸葛亮的一面之词，是为了在孙权面前增加底气，但基本是可信的。

刘备的部队或许已经在当阳大败中损失殆尽，但关羽水军有数百艘船只，兵力上万并不夸张。因此，双方会合后，刘备恢复了一定的元气。而刘琦拥兵一万也有明确的记录，据《三国志》中刘备本传的记载，刘备在前往夏口的路上正好遇到刘琦的这一万多人。

再来看东吴方面，东吴的兵力就没有那么明确了。按照《江表传》的记载，周瑜希望得到五万人马，但孙权只给了三万。不过，按照孙权本传的记载，他只给了周瑜和程普各一万人，也就是说东吴的总兵力似乎也只有两万。

其实，这两种说法并不矛盾，东吴总兵力确实是三万人，但是前线兵力只有两万人。根据孙权之前的交代，他让周瑜、程普和鲁肃作为先锋，自己则领兵作为后援。这一点不仅《江表传》有记载，《建康实录》也有相关记录作为佐证，说三万人中有一万是孙权亲自率领的预备队。由于孙权还没出场战役就结束了，因此东吴直接投入的兵力是两万人，总兵力说是两万人和三万人皆无不可。总之，孙刘联军的总兵力在四五万上下，不会有太多偏差。

但是，曹操一方的兵力历来众说纷纭，非常难以确认，只能大概推测一下。

曹军的兵力大致有以下几种说法。其中最大的数字来自陆机的《辨亡论》，说曹军有百万之多；其次就是根据《江表传》中记载的曹操的来信，他自称有八十万大军；而《三国志·吴书·周瑜鲁肃吕蒙传》则认为曹军有数十万；最后一种说法是《江表传》中记载的周瑜的估算，认为曹军来自北方的有十五六万，荆州降军七八万，总人数在二十二到二十四万之间。

以上这些说法中，首先，陆机说的百万是不可能的，这是文学描写，用了夸张的修辞手法。其次，曹操号称八十万也只是为了恫吓孙权，不可能是实数。再次，《三国志·吴书·周瑜鲁肃吕蒙传》中提到的数十万，结合上下文，应该是为了引出主降派的观点，也有夸张的成分。唯有《江表传》中周瑜的推测才最符合常理。

当初，官渡之战中袁绍投入了十一万兵力，如今曹操基本统一了北方，这次南征又是他极其重视的，投入十五六万人比较合理。根据《三国志·魏书·董二袁刘传》的记载，当初刘表在驱逐袁术、兼并张怿(yì)、一统荆州后也拥有了十余万人马。虽然经过黄祖几次大败或许有不小的损失，但七八万人应该还是有的。况且，刘表拥有数千艘蒙冲斗舰是东吴一方也广泛承认的事实，如果按照关羽一万水军配备数百艘船来计算，刘表水军的数量应该是他的数倍左右，再加上陆军，总兵力和周瑜的估算相差不大。

此外，周瑜这番推测是为了激励孙权坚持抵抗的决心，他只会往少说而不会往多说。因此，关于曹操的总兵力，二十多万人是比较可靠的。当然，曹操这些兵力不可能全部投入前线，荆州如此之大，宛城、襄阳、江陵等后方还需要分兵驻守，但他投入前线的兵力预计至少也有十几万，起码是联军的三倍以上。若非如此，黄盖也不会说出“寇众我寡”这样的话。

战后曹操在荆州一路后退，甚至放弃江陵，将防线收缩到襄阳一线。若不是他在赤壁之战中损失过大，为何不卷土重来与周瑜再争荆州呢？总之，赤壁之战是一场以少胜多的关键战役，给曹操造成了重大损失，这是毫无疑问的。疫情确实削弱了曹军的战斗力，但不是曹操撤军的最主要原因。关于这一点，《三国志·吴书·吴主传》的记载最为客观，将二者结合起来，说“公烧其余船引退，士卒饥疫，死者大半”，既强调了曹军在战场上的失败，又没有完全忽视疫情的影响。

曹操虽然坐拥一支占据压倒性优势的大军，却轻松不起来。多少强大的诸侯都已灰飞烟灭，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竟敢多次忤逆自己，无法接受这一点的曹操发誓要给孙权一个深刻的教训。不过曹操终究还是远远低估了孙权对荆州的执念，荆州是江东的重要利益所在，如果落于敌手，那就成了悬在孙权头上的一把利剑。因此，孙氏政权在建立之初，就将夺取荆州制定为基本国策，这也是江东君臣的共识。

如果向曹操屈服，即使暂时不用投降，能苟延残喘一段时间，但等曹操坐稳荆州后，江东还是要覆灭。所以，在曹操发动南征的那一刻，他和孙权的矛盾就不可能调和了。不过，曹操的如意算盘最终还是落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