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和诸葛亮谈话结束不久，曹操的来信就摆上了他的案头，信中的内容乍看上去一团和气，其中却蕴含着阵阵杀机。

只见信中赫然写道：“近者奉辞伐罪，旄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此信言简意赅，但透露出一股浓烈的恫吓之意。

孙权倒是没什么，他早就做好心理准备了。但当他把此信给群臣看时，这些人无法淡定了，除鲁肃外，纷纷主张降曹。这让孙权非常头疼，如今大敌当前，内部却不是铁板一块，完全不能统一意见，如此怎能退敌呢？

此刻的江东集团由于内部出现分歧，陷入了非常不利的境地，当前孙权的身边只有鲁肃一个支持者，虽然他可以通过强硬手段把主降派压服，但那样并不利于团结，也会为之后的作战埋下隐患。江东内部为何对孙权的抵抗政策产生如此强烈的反对意见呢？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先来看看反对者都是什么成分。

按照《三国志》中孙权本传的记载，在商讨是战是降时，“诸议者皆望风畏惧，多劝权迎之”，说明参与朝议的人基本都反对抗曹，不过没有明说他们具体是谁。其实，投降派是有主导者的，这一点孙权后来在跟周瑜和吕蒙谈话时都明确提过，领头的就是张昭，其次是秦松。

张昭我们比较熟悉，那么秦松是谁呢？秦松也是孙策时代的元老，当时孙策有个核心智囊团，除了张昭、张纮外，就是秦松和陈端。秦松和陈端这两人因为去世较早，所以事迹不详，名气也不大，不过他们的地位是实实在在的，虽不如张昭，但可以和张纮平起平坐。

这就引出江东政权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江北流寓士人集团。在传统观点中，江东政权的内部会根据出身籍贯简单分为淮泗集团和江东士族，事实上这样分是不够确切的。张昭等人按这一标准肯定属于淮泗集团，他跟周瑜、鲁肃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个群体，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政治观点才会存在这么大的差异。

张昭是徐州彭城人。孙策在平定江东时期对江东本土名士大肆杀戮，因此他在参谋、后勤方面只能依仗张昭这样的江北士人。孙策的四大智囊中，除了张昭是彭城人外，张纮、秦松和陈端都是广陵人，籍贯都属徐州。因此，这四个人是江北流寓士人集团的核心，张昭就是其精神领袖。

张昭的出身未必多么显赫，可能出自中小家族，但他精研儒学，主修《左传》，这是儒学世家的典型作风。正因为如此，他早年间在徐州才会和陈琳、王朗等名士结下不浅的交情，还被陶谦举为孝廉。可见，在加入孙策麾下之前，张昭就已经是名动徐州的人物了。张纮和张昭非常类似，他精研儒家经典《京氏易传》和《欧阳尚书》，也有很大的名气，当年孙策还慕名去江都拜访过他。由此可见，以张昭为代表的江北流寓士人集团是一个儒家思想浓厚的群体，这成为他们一切政治观点的基础。

但周瑜和鲁肃就不同了。周瑜虽然出自名门世家庐江周氏，但他似乎是这个群体中的一个异类，因为史书上没有任何他研习儒家经典的记录。周瑜这类人善于谋划，敢于打破传统观念的枷锁，没有那么多拘束。张纮虽然也精于谋略，但他只能想到桓文之业。称霸归称霸，天子还是要承认的，他不可能有建立帝业的想法，这在他看来过于大逆不道了。周瑜则不同，当初他劝说堂叔周尚背弃代表汉室正统的刘繇，加入彼时尚有一定反动色彩的孙策集团，这种做派和儒学精神格格不入，甚至可以说，周瑜其实背叛了自己隶属的阶级了。

相同气质的人自然会相互吸引，周瑜为孙权招揽的鲁肃就和他是一类人。而张昭向孙权举荐的人才也是和他类似的人，其中的代表就是严畯(jùn)。此人是张昭的同乡，擅长《诗》、《书》、“三礼”等儒家经典，也是个儒学气息明显的江北士人。

因此，孙氏政权倚重的江北士人逐渐分化出了两个群体，即以张昭为代表的江北流寓士人集团和以周瑜为代表的江北武人集团。当然，这里所说的武人并不是指这一团体中的人全是武将，而是表达和儒学士人相对的意思。他们的特点就是不受传统儒家文化和道德观的约束，行事作风更灵活。

随着孙策选定张昭和周瑜作为两名托孤大臣，他们二人所代表团体分裂化的倾向越来越严重。这是孙策托孤时的遗留问题，孙策一方面让张昭全心全意辅佐孙权，给了他极高的地位，另一方面又让周瑜掌握兵权来制衡张昭。这样一来，两个团体出现裂痕就再正常不过了。

在孙策时期，张昭的地位极高，他一生中最高光的时刻就在孙权继位之初，当时孙权只有仰仗他的大力支持，才能坐稳这个位置。为表达敬意，孙权对张昭非常尊重，以师礼相待。在之后的日子里，张昭依旧保持着极高的地位。孙权每次领兵出征，他都留下张昭镇守后方，总管幕府中大小诸事，张昭俨然就是刘邦手下的萧何和曹操手下的荀彧那样的角色。

然而，双方的蜜月期没过多久就结束了，孙权由于与张昭政见不合，逐渐走上了对立面，在立场上开始倾向周瑜集团。双方第一次产生矛盾的导火索，就是建安七年（202年）的遣送人质事件。

在这次事件中，张昭和秦松犹豫不决，虽然没有明说，但他们真实的意思肯定是不愿忤逆朝廷，否则没必要犹豫。而周瑜坚决反对，最终孙权站到了周瑜一边，这就是双方的首次冲突。不过，当时曹操尚未平定河北，无暇南顾，这件事就不了了之。六年后，江东再次面临曹操的威胁，这次的威胁是实实在在的，双方的矛盾再次被摆上台面。

张昭为什么反复主张向曹操妥协呢？其实，并不像孙权后来指责他的那样，说张昭等人“各顾妻子，挟持私虑”，这跟他所处的阶层有紧密关系。作为一个儒学士人，张昭显然认同的是大汉朝廷，鲁肃口中的“汉室不可复兴”在张昭看来是不可理喻的。正因为如此，在鲁肃刚加入江东政权时，张昭才会认为他的榻上策太过离经叛道，对他进行抨击。然而，孙权在本质上和周瑜、鲁肃是一类人，他并非对儒学没有了解，但他读书读得灵活，对于那些条条框框视若无睹，张昭自然越来越不受待见。

我们看看张昭主降的理由是什么吧。虽然《三国志》并没有说下面这段内容是张昭的原话，但这就是主降派的论调，肯定也代表了张昭的想法。原文如下：

议者咸曰：“曹公豺虎也，然托名汉相，挟天子以征四方，动以朝廷为辞，今日拒之，事更不顺。且将军大势，可以拒操者，长江也。今操得荆州，奄有其地，刘表治水军，蒙冲斗舰，乃以千数，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陆俱下，此为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矣。而势力众寡，又不可论。愚谓大计不如迎之。”

总结起来大概有以下三点：第一，曹操虽然是豺狼虎豹，但他毕竟是大汉丞相，他的军事行动有朝廷的诏命做背书，江东和他对抗名不正言不顺；第二，保据江东依仗的是长江天险，如今曹操得到荆州，又兼并了刘表的水军，长江天险已经形同虚设了；第三，兵力上敌众我寡，江东不是曹操的对手。

其实，第二点和第三点没那么重要，当年孙策扫荡江东时，无论兵力和地形条件都不如刘繇，一样摧枯拉朽般获得胜利。那次战争，张昭是亲历者之一，他不会将这两点视为主要因素，他顾忌的根本上还是第一点。张昭并不愚蠢，知道曹操狼子野心，他忌惮的是曹操大汉丞相这个身份，多年来所受的儒家教育让他找不到理由和朝廷对抗，尽管那是代表着曹操意志的朝廷，张昭的阶层决定了他的思想。更何况，当初孙策临终的时候也曾说过“正复不克捷，缓步西归，亦无所虑”。这是故主交代的事，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投降朝廷也不是不能接受。

对于张昭的心理，裴松之认为张昭对东吴政权的期望是“上藩汉室，下保民物”“鼎峙之计，本非其志”，这两点总结得非常到位。张昭在立场上和孙权的不同，导致他在江东内部逐渐失势，最终彻底失宠就成了必然。以上就是以张昭为首的主降派产生的背景，他们的存在让孙权心烦意乱。

孙权转头一看，发现旁边的鲁肃一直没表态，这下孙权立刻就知道他的意思了，便私下和他商议。鲁肃说：“主降的那些人，竖子不足与谋。我鲁肃可以降曹，但您不行。我降曹一样做官，以后说不定能做个太守、刺史，也算知足了。可您呢？所以您还是早做决断吧，不要为庸人所误。”

鲁肃说得其实相当隐晦，孙氏父子三人这些年造的杀孽太多了，如今孙权割据一方尚可保无虞，一旦他交出兵权呢？面对众多仇人的报复，他还有什么抵抗力呢？恐怕连富家翁都做不成了。

鲁肃一席话说到了孙权心坎里。可是，目前支持者只有他一人，显得势单力孤。于是，鲁肃提议应尽快将周瑜召回来，他是和张昭地位不相上下的重量级人物，有他的支持，自然可以压倒主降派。作为元老级人物，周瑜在孙氏集团中的地位极高，他在孙策取得江东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没有周瑜就没有今天的江东，他是江东政权仅次于孙策的第二奠基者。

很快，周瑜奉命赶了回来，面对主降派，他慷慨激昂地说：“曹操托名汉相，实为汉贼！将军割据江东，兵精粮足，当为大汉铲除奸邪。现在北方的局势不稳，马超、韩遂都是曹操的后方之患。况且，水战本就不是中原人的长处。如今正值隆冬，天寒地冻，曹军水土不服，必然生疫病。我请求率领精兵数万进驻夏口，必破曹操。”

周瑜的话更有分量，他一一驳斥了主降派的三个论点。首先，将曹操定义为汉贼，那么江东的抵抗行为就是为大汉除害，而不是对抗朝廷。其次，又提出中原人不习水战，还水土不服，这就抹平了曹军的上游优势和兵力优势。

这样一来，主降派再也无话可说，孙权受到周瑜的激励，像被打了一针强心剂，他胸中豪气冲天，表态道：“曹贼早想篡汉，只不过忌惮二袁、吕布、刘表与我。如今群雄皆为其所灭，只剩我一人，我与老贼势不两立！”说罢，抽出佩剑砍断面前的桌案并表示：“再有言降曹者，与此案同！”这下，众人再也不敢多说一句。就这样，方针和大计被彻底敲定下来。

当天夜里，周瑜再次面见孙权，为他详细分析曹操的虚实。周瑜认为：曹操的中原兵马虽有十五六万，但远道而来疲惫不堪；而刘表降军虽有七八万，忠诚度却不可靠。这样的敌人不足为惧，他只要五万精兵便可破敌。孙权闻言大喜，见周瑜说得透彻，他也坦诚相待，表示：“五万人马一时凑不齐，短期内只能给你三万人，但我会筹备粮草，万一战事不利，我也能做你的后援。”随后，孙权做出部署，以周瑜为左都督，程普为右都督，鲁肃为赞军校尉，三人统率三万人马，前往刘备处会合，共击曹操。

周瑜正式挂帅出征，决定历史走向的赤壁大战即将拉开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