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十月，刚刚返回洛阳的曹操在连续的打击下心烦意乱，他感到焦头烂额，甚至动了迁都的念头。就在这时，一封信摆上了他的案头，让曹操紧绷的神经稍有缓解。这封信来自江东，孙权接受了他提出的偷袭南郡的计划，曹操已经很久没有收到这样的好消息了。

此时，东吴方面已经万事俱备。这次出征江陵，孙权本打算让自己的堂弟孙皎和吕蒙分别担任左右部大督，二人各统一军，他不愿把全部兵权委派给一个人。这也是孙权一贯的操作了，之前的赤壁之战就是如此，当时孙权分别让周瑜和程普担任左右都督。

不过，这么做有很大的弊端。按照孙权的意思，肯定是希望有宗室身份的孙皎能制约吕蒙，甚至孙皎要居于主导的位置。古代的军事领域是以左为尊的，战国时期魏公子信陵君去请侯嬴时，特意把更尊贵的左边位置空出来给他，这就是虚左以待。正因为以左为尊，所以之前周瑜是主，程普为副，而现在自然就是孙皎为主，吕蒙为副。但是，袭击荆州的行动是吕蒙策划的，而孙皎是临时得知这个消息后才上任的，所以吕蒙才是最合适的指挥者。到时候一旦孙皎和吕蒙意见相左，吕蒙也只能听命于孙皎，孙皎的方案又不太可能优于吕蒙酝酿已久的方案。所以，最后在内耗中功亏一篑也并非不可能。

吕蒙对孙权的安排自然是不满意的，但他不敢明确反对，便提出军队的指挥官只能是一个人，您觉得孙皎合适就用孙皎，觉得我合适就用我。随后又说出了最关键的一段话：“昔周瑜、程普为左右部督，共攻江陵，虽事决于瑜，普自恃久将，且俱是督，遂共不睦，几败国事，此目前之戒也。”

程普不服周瑜是众所周知的事，虽然按《江表传》的记载，两人最后和好了。总之，按照吕蒙的说法，江陵之战期间二人关系还是不怎么融洽的，最后几乎坏了大事。这种说法肯定不会是空穴来风，江陵之战持续了一年之久或许就跟这个有一定关系。当时的孙权还是能听得进劝谏的，他最终决定让吕蒙做大都督，孙皎担任后援。

经过这段小插曲之后，东吴西征大军正式上路。走到寻阳（今湖北省武穴市东北）后，吴军开始着力隐瞒行踪，把精兵藏在船舱内以掩人耳目，这就是所谓的“白衣摇橹”。所谓白衣并不是指白色的衣服，而是指没有官职在身的老百姓。吕蒙是找了一帮老百姓来划船，让他们扮作商人。电视剧《三国演义》中吴军穿白衣以掩人耳目，其实是一个小错误。

关羽在长江岸边设了很多哨所，这些哨所本可以提供预警，可惜他们全被吕蒙骗了过去，所有哨兵最后都成了俘虏。因此，直到吕蒙顺利到达公安城下，关羽仍然一无所知。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有戏剧性——关羽后方的两座重镇江陵和公安竟然不战而降，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守将糜芳、士仁和东吴早有勾结。其中，士仁和东吴搭上线的时间较晚。不久前，他因为在后方筹粮不利遭到关羽斥责，随后立刻被东吴乘虚而入，拉拢过来；糜芳则更早一些，当初襄樊之战开始前，有一次南郡武库失火，从那之后，他就开始和孙权私下联系了。

这就涉及一个问题，孙权究竟是通过谁的牵线搭桥和他们取得联系的呢？这一点《三国志》没有记载，让我们来尝试分析一下。历史学家方诗铭先生对此有过论述，他认为这个中间人就是潘濬(jùn)。主要根据有三点：一是潘濬和关羽关系不睦；二是他在刘备集团的荆州属官中算地位和名望都比较高的；三是他在降吴后受到重用，由此推断他在东吴取荆州的过程中出了大力。

这种观点有待商榷，潘濬确实和关羽关系不睦，但那只是因为关羽“骄于士大夫”罢了。若只谈利益，叛降东吴对于潘濬来说并没有明显的好处。虽然降吴后潘濬确实官运亨通，但他留在刘备手下也未必差。这不仅是因为刘备集团中荆州势力庞大，他的上升空间不小，而且他在朝中也有臂助，这个人就是他的表兄蒋琬。此时，蒋琬已经得到刘备的信任，又和诸葛亮私交不错，假以时日必会成为蜀汉政坛举足轻重的人物，有他的照顾肯定比去东吴重新开始要好，潘濬不可能不考虑这一点。何况，以孙氏父子和荆州人的血仇，潘濬内心自然会倾向于刘备，除非万不得已，他是不可能主动投向东吴的。因此，潘濬基本不太可能仅仅因为和关羽的私人恩怨就给东吴做内应，这既不符合他的利益，也不符合他的感情。

关于第二点，潘濬虽然确实有名望和资历，但这并不代表糜芳等人就会多么看重他。潘濬年纪轻轻就声名显赫，他师从大儒宋忠，又受到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赏识，但这是名士圈里的事，糜芳和士仁不是这个圈子里的人，他们对这些也不会多重视。以他们元从老臣的身份，面对潘濬这种中途加入的人时，更多的是一种优越感，不大可能屈尊听从潘濬之言。

至于第三点说潘濬由于在袭荆州的过程中立有大功才会一路高升，这个也不确切，因为潘濬根本就不是主动投降的。当时关羽败亡，大局已定，荆州官吏大多归附孙权，可潘濬称病不出，还是孙权亲自放低姿态去请他才勉强归降。由此可见，潘濬归吴是在荆州失守、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的无奈之举。如果他和孙权早有勾结，这样作秀就毫无意义了。

陈寿在这件事上的措辞，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潘濬的清白。对于潘濬归吴，《三国志》引用杨戏所著《季汉辅臣赞》中的“入吴”；而对于糜芳和士仁，则明确指出他们是“叛迎孙权”。同样是降吴，性质却大不相同。糜芳和士仁最令人不齿，因为他们早就暗通孙权，而潘濬却无可指摘。

后来的事实证明，糜芳这等卖主求荣之人，即使到了新主手下，也会为人所轻视，乃至唾弃。比如，糜芳在东吴多次被虞翻呵斥，他都自知理亏，不敢回应。而潘濬得到了尊重，就像后来被迫降魏的黄权一样，这些本来就有能力、大节不亏且只是因形势所迫才身事二主的贤臣，不仅在当时，甚至后世对他们也会包容和理解。

事实上，孙权后来对潘濬的提拔，并不是对他在夺取荆州之战中功劳的奖赏，而是用他树立一个正面典型，方便自己在荆州的统治。东吴统治荆州较晚，当地的人才要么北上投靠了曹操，要么跟了刘备，留给孙权的非常有限。再加上孙氏家族在荆州名声不太好，因此他重用潘濬一定程度上有收买人心之意。何况，潘濬对荆州事务非常熟悉，这样的人不用岂不可惜？总之，潘濬不可能是那个牵线搭桥的中间人。

笔者认为负责“阴诱”糜芳和士仁的很可能就是东吴的虞翻，他知道得太多了，若非他跟糜芳和士仁有过深度接触，则很难有下面的这些表现。当士仁开城投降后，虞翻特意提醒吕蒙说：“我们这次是出奇制胜，要高度保密，以防生变，因此必须带士仁同行，留自己的军队守城。”这样一来，不仅可以防止士仁反悔，而且也能用他震慑糜芳。后来糜芳投降时，吕蒙喜出望外，竟在城外开起了庆功大会，结果又是虞翻提醒他要尽早进城掌控局面，因为想投降的只有糜芳一人，其他人不可信。吕蒙当即醒悟，这才让江陵城内原定伏击吕蒙的计划胎死腹中。

虞翻确实具备一个优秀说客的本领。当初，他曾劝候官长接纳逃亡的会稽太守王朗，也曾劝豫章太守华歆归顺孙策，后来又凭三寸不烂之舌吓退意欲谋反的孙暠，这一次他依然有精彩的表现。

虞翻对敌军内幕的了解甚至超过主帅吕蒙，很能说明一些问题。因为吕蒙如此谨慎的人，竟然会在尚未百分之百克竟全功之时就得意忘形，这说明他对江陵城内的情况所知有限，很可能认为糜芳身为南郡太守可以独自决断。但虞翻知道糜芳不怎么得人心，他手下的中层将领不一定会受他约束，所以才要速战速决，以免夜长梦多，事实也证明了虞翻的前瞻性。据《三国志》记载：“时城中有伏计，赖翻谋不行。”由此可见虞翻对江陵城内的情况了解之透彻。因此，可知吕蒙虽然是袭取荆州计划的倡导者，但他主要负责的是军事方面，至于情报方面，应该另有他人主持，这个人很可能就是虞翻，他对接的则是孙权本人，而非吕蒙。

南郡武库一失火，东吴立刻就知晓；后来关羽斥责糜、士二人筹粮不利，此事也没能瞒过东吴。所以，东吴很可能在荆州布置了强大的谍报网络。只有这样，才能让孙权第一时间了解对手的内情，从而抓住机会乘虚而入。这件事肯定是机密，孙权可能连吕蒙都没有告诉，负责此事的大概率就是虞翻。只有这样才是最合理的解释，这也体现了东吴为这次军事行动做了极为周全的准备。

《孙子兵法·用间》有云：“凡军之所欲击，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杀，必先知其守将、左右、谒者、门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间必索知之。”开战之前，敌军主帅及其手下亲信，乃至于门客幕僚以及负责守卫的下级官吏的信息，都要尽可能调查清楚。在这场战争中，东吴做到了这一点，荆州被渗透得无孔不入，这样虞翻等人才能最终兵不血刃拿下荆州。反观关羽，他不仅对东吴将领（比如陆逊）了解甚少，甚至对自己手下与敌人勾结一事一无所知。可谓“不知彼，不知己”，自然“每战必殆”。

如今，江陵和公安已经尽数入手，但吕蒙还不能掉以轻心，因为他必须做好准备迎战关羽的回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