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黄武年间，东吴内部就开始有了矛盾的隐患，矛盾一步步扩大，终于引发了吴宫四大案，即暨艳案、张温案、隐蕃案和吕壹案。其中，暨艳案作为第一件大案，对探究孙权统治后期复杂的政治形势有着重要的意义。

跟张温相比，暨艳并不太为人熟知。即使对他略有耳闻的人，大多也只能理解其中的表象，认为暨艳是一个正直的官员，只因不愿与不尽职守、贪赃枉法的官僚同流合污，最终触动了太多人的利益，孙权为了向他们妥协，只好将暨艳当作牺牲品。

其实，事情绝非这么简单，如果仅仅把暨艳看作一个不向恶势力低头的孤勇者，那么他的结局说明孙权对政局的控制力不强，文臣武将几乎都是铁板一块，朝政已经腐败透顶。不过，这和事实不符，作为一个尚处于上升期的政权，东吴没道理在黄武初年就腐烂成这个样子，况且孙权的平衡术也施展得极为娴熟，局面完全没有失控。

事实上，暨艳的所作所为不只代表他个人，其背后暗含着复杂的纷争，权力之争早已展开。谈到暨艳案，就离不开案发前两年的丞相之争。话说孙权受封吴王后任命了东吴首任丞相，这个人选一公布却让众人惊讶不已，丞相之职竟给了孙邵。这一决定令人不解，因为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丞相之位非张昭莫属。

从资历来看，张昭是从孙策时代就开始效力的元老，一晃已过二十多年；从功劳看，孙权继位之初，作为和周瑜平起平坐的两位托孤重臣，张昭帮助孙权稳定局势，之后孙权出征平叛时，他坐镇后方，一样是劳苦功高。而孙邵的履历就平平无奇了，他最初是孔融手下的功曹，后来跟刘繇来到江东，刘繇被孙策击败后，孙邵又加入了孙氏集团，并在孙权上位后担任他的车骑将军府长史。担任长史后，孙邵下一次出现在史书中已经是二十余年之后的事了。这样一个长期默默无闻的人，突然击败了众望所归的张昭，被提拔为丞相，确实让人很难理解。

不过，以孙权的权谋手腕，他肯定不会无的放矢。在他看来，张昭是绝对不能做丞相的，其中的原因有很多。

首先，孙权对他的丞相是有要求的，必须要听话才行。随着孙权年纪的增长和权势的扩大，他对诤臣的忍耐力日趋下降。可是，张昭这个人性格刚直，经常直言进谏，这令孙权无法接受。

其次便是旧怨。当初孙策遇刺后，张昭曾支持过孙翊，之后又有意接受曹操提出的委派人质的要求，再加上赤壁之战前的主降，孙权对他产生意见也在情理之中。据《江表传》记载，孙权称帝时，曾调侃张昭说：“如张公之计，今已乞食矣。”足见他对张昭的怨恨之深。因此，后来孙邵去世，江东士族的势力进一步抬头时，孙权再次拒绝了众臣对张昭的提名，而将丞相之位给了顾雍，他对张昭的厌恶是无法消除的。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那便是出于对江东士族进行压制的目的。可能有人对这一观点表示不解，张昭明明是淮泗人，用他做丞相不是正好对抗江东士族吗？其实，这一点在赤壁之战部分介绍张昭为何主降时已有所提及，这一阶段士大夫之间地域的区分愈发模糊化了。张昭作为儒学士人的代表，在思想和阶级上都与江东士族有一定的一致性，二者开始逐渐趋同化了。这个道理并不复杂，江北士人在江东没有地方上的根基，军事能力又有限，在对外战争中建功立业的机会不多，自然会和气质类似的江东士族相互吸引，二者逐渐走到一起，以便互相提携照顾。

在政治立场上，张昭其实和江东士族已经非常接近了。他后来提出孙权刑罚过重、反对崇尚法术的为政理念，这一点和出自江东士族的顾雍完全一致。后来当孙权盛怒之下打算亲征公孙渊时，张昭再次激烈反对，又和江东士族站在了一起。为什么大家都推举张昭做丞相，甚至江东士族也支持他？原因无他，在他们看来，张昭现在已经和自己人无异了，让他上位没有坏处，而且孙权也容易接受。只不过，他们还是把孙权想得太简单了。与此类似的还有薛综，作为一个江北儒学士人，他几乎就是张昭的翻版。

这样的事在一些江北二三代的人物身上体现得更明显，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江北士人的子孙逐渐被彻底江东化了。后来的两宫之争中，非江东士族出身的诸葛恪和滕胤都支持孙和，这就很能说明问题。甚至张昭的曾孙张闿和薛综的孙子薛兼，连籍贯都改到了江东丹阳，说明他们的家族已经在江东扎根了，和江东士族有了共同利益。更让孙权感到震惊的是，连陈武之子陈表这样的江北武人之后都开始和江东人搅在一起，可见，江东士族的势力在东吴朝堂中膨胀的速度之快。

这种局面是孙权无法接受的，他想起了当年孙策诛戮英豪和自己继位早期延续兄长政策的事，当时这些行为造成的激烈反弹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江东士族的能量之强更是让他感到忌惮。因此，孙权之后的很多年都在有意压制江东士族，不让他们在朝堂中身居高位，直到黄武年间这一政策才有所松动，此后陆逊和顾雍等江东士族的代表人物开始崛起。

孙权虽然清楚统治江东必须与当地的士族合作，但也不能放任其发展，威胁自己的权力。更何况，江东士族吸纳了一些江北士人后，形成了更加庞大的儒学士人群体。如今，淮泗派凋零的速度之快已经超出了孙权的想象，不仅儒士文臣和江东士族开始合流，武将阶层更是青黄不接。在被迫让陆逊、朱桓等江东士族出身的武将掌握兵权后，孙权对他们的制约手段越来越少，他必须要做些什么了。

任命孙邵做丞相就是第一步，张昭的个人荣辱不算什么，保持政权的稳定才是第一要务。要是总和江东士族站在一起的张昭做了丞相，指不定要给自己制造多少麻烦。至于这个丞相为什么选孙邵来做，最主要的一点在于他与江东士族的关系不佳。

以孙邵这个身份地位，在《三国志》中没有单独立传是不太正常的，究其原因是《三国志》的重要史料来源《吴书》里没有他的传记。其实，《吴书》最初在项峻、丁孚主导编纂的阶段是有《孙邵传》的，其中明确记载着孙邵和出自吴郡张氏的张温关系不睦。后来，韦昭接替了主编之职，由于他和张温走得近，为泄私怨，这才删除了孙邵的传记。至于薛莹的传记中提到的项峻、丁孚所作的初稿水平太差，无法采用，不能成为不为孙邵立传的理由。他们写得不好重新写一篇就是了，直接删除是没有道理的。总之，孙邵是江北士人中少数仍能为孙权所用的人，用他对抗江东士族非常合适。

不过，江东士族的反击很快就来了，孙邵为相不符合他们的利益，而张昭几乎到手的相位没了，自然也不会满意，于是双方便走到了一起。孙邵作为江东士族和张昭共同的对手，是必须要打倒的，但这件事无论是张昭还是江东士族中的上层人物都不适合直接出面，否则必然会触怒孙权，所以他们决定推出一个代言人。

这个人就是张温。此人进入东吴官场的时间不详，顾雍对他大为称赞时已经身为太常，结合顾雍本传来看，必然是在孙权受封吴王之后，那么张温出仕的时间点应该就是黄武初年。不过，《三国志》有一条记录令人疑惑，当时张昭握着张温的手亲切地说：“老夫托意，君宜明之。”这句话说得没头没脑，张昭到底托付了张温什么心意呢？以张温的出身，江北士人的代表张昭和他一见倾心，恐怕用地域因素是解释不通的。所以，这又是张昭与江东士族合流的一个佐证。

从后续发展来看，张昭和以顾雍为代表的江东士族托付给张温的第一件大事应该就是扳倒孙邵，为此他们下了很大的功夫。张温出仕后，官职如火箭般蹿升，这肯定是他们推动的结果。张温是个聪明人，前辈们不会白白提携自己的，他必须有所回报，而自己一个人又有些势单力孤，他决定找一个帮手，于是黄武年间第一桩大案的核心人物暨艳就粉墨登场了。

暨艳是吴郡人。其实，暨氏并非寒门，虽然名气和实力比不上顾陆朱张四家，但也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大家族。吴郡暨氏的悲剧缘于一次站队错误，当初孙策渡江时，暨氏和孙策站在了对立面，想必遭到了不小的打击。出身这样的家族，暨艳的前途自然是一片暗淡。张温正是看上了他这一点，暨艳不仅仕途渺茫，渴求进步，而且还和自己一样是个清议之士，这样的人可以利用。

清议之风源自东汉时期，一些清流名士以维护正义为目标，以言论批判为武器，针砭时弊，抨击朝中不正之风。这本来不是什么坏事，但以舆论为武器操纵政治，会对皇权构成严重的威胁，因此皇帝对这群人必然是反感的。东汉时期党锢之祸和曹魏浮华案的爆发都是出于类似的原因。在张温和暨艳这样刚直不阿的人看来，恐怕即使没有上面的吩咐，弹劾孙邵这样尸位素餐的庸人也是他们的分内之事。

跟张温、暨艳共进退的还有徐彪。徐彪是广陵人，没什么太深的背景，虽然他也非江东士族出身，但估计是为了追求进步，同时政治立场偏激进，便和张温等人走到了一起。只不过，一时间的疾恶如仇所造成的后果绝不是他们所能承受的。

他们的第一个打击目标自然是丞相孙邵。遭到弹劾后，孙邵立刻称罪请辞。从孙邵的表现来看，他很可能确实有行为不端之处，而且其惊慌失措的表现也证明此人能力平庸，身为丞相竟然丝毫没有反击的手段。此时，孙权想必对孙邵是失望的，但是没办法，谁让他是自己的亲信呢？硬着头皮也得支持他。于是，孙权一声令下，孙邵官复原职。其实，到这里就已经明确表示孙邵身后站着的就是孙权，张昭和江东士族也清楚这一回合的交锋没希望了。

弹劾孙邵虽然失败，但张温和暨艳等人没有因此停下脚步，他们的下一个目标是鄱阳太守王靖。这个王靖虽然也是徐州广陵人，但应该和徐彪不太一样，估计是个实干派，才会被派到地方任职。到底是清议之士，王靖这种人和自己不是一路人，再加上当时鄱阳郡发生民变，肯定得拿他开刀。自己治下发生动乱，王靖身为太守脱不了干系，他无法为自己脱罪，只好密谋投靠曹魏，最后事泄，阖族被诛，这是张温和暨艳的第一个胜利。

不过，张温也就到此为止了，他还是比较理智的，况且有家族做靠山，日后前途也不是问题，没必要行事太过激烈。虽然是清议之士，但他知道什么人能动，什么人不能动。然而，暨艳和徐彪就不一样了。尤其是暨艳，在孙邵和王靖这两件事上他产生了一种错觉，那就是地位高的人动不了，地位一般的人可以动。他认为自己和张温不一样，张温出自吴郡张氏，而自己已经家道中落，如今担任选曹尚书，有遴选举荐、整顿吏政之职，不在任上做出点成绩是说不过去的。于是，事情就在暨艳的手上一发不可收拾。暨艳注意到郎署的问题很大，可以做一做文章。

所谓郎署就是五官中郎将、左中郎将、右中郎将所负责的三署的合称，这一制度是承袭自东汉的。由于郎官没有定员，一些官宦子弟便可凭各种理由混进去，自然冗员极多，将这一机构弄得乌烟瘴气。后来赤乌二年（239年）时，朝廷特意下诏说“自今选三署皆依四科，不得以虚辞相饰”。可见，早先三署确实非常黑暗。

很快，暨艳就对三署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稍有问题的官员就降职处理。据《三国志》记载，当时“其守故者十未能一”，能保住官位的十不足一，足见暨艳的动作之大。一时间郎官们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一些问题严重的比如贪赃枉法、道德败坏的人，直接被贬为军吏。

暨艳错了吗？从原则上看，他做得没错，将这些害群之马清除掉有什么问题呢？然而，这是和孙权的理念背道而驰的。当时天下三分，东吴面临着强大的外部压力，在和曹魏的竞争中无法取得优势的情况下，如何吸引人才投效呢？孙权的手段就是不拘贵贱，忘过记功。所谓不拘贵贱，这和曹操的唯才是举的理念很类似，只要有才就加以任用，这些人将成为自己的铁杆班底。忘过记功则是有功重奖，有错少罚。

虽然这种做法有赏罚不明之嫌，但孙权没有办法，不以此手段收买人心，谁会心甘情愿为他效力呢？潘璋生活奢靡，以至于违制，后期竟发展到杀人越货的地步，但孙权因其功勋卓著未加惩罚；陈武于合肥战死沙场，孙权命其妾为陈武殉葬，以示痛惜。这些是孙权发自内心去做的吗？当然不是，孙权是个刻薄寡恩的人，连亲儿子都能当作权力的工具，何况是部下呢？对此，孙盛评价得好，说孙权就是在玩弄权术，收买人心罢了，一切都是“世祚之促”。此言得之！

三署的黑暗，孙权不可能不知道，他却放任不管，说明他是有意为之。允许官宦子弟混在其中并行不法之事，就是他给功臣的福利。而且其中大多应是江北子弟，即使有江东人也是出身不够显赫的，因为如果江东士族子弟如此枉法，孙权就有正当理由打压他们了。而江东士族本来就家大业大，上升途径更多，完全没必要做这些得不偿失的事。孙权在淮泗派日益衰落的背景下，以这样的手段拉拢人才，抗衡逐渐壮大的江东士族，是一种无奈之举，如此心态也不足为外人道也。然而，这件事却被暨艳破坏了，孙权岂能不怒？

其实，孙权的心理瞒不过所有人，许多人心里都跟明镜似的。比如，陆逊的弟弟陆瑁对孙权的用人之道就理解得非常透彻，他劝暨艳说：“现在应该效仿汉高祖，用人不能因一点瑕疵就加以否定，搞清议那一套不合时宜。”五官郎中、侍御史朱据说得更是直白：“如今天下未定，应记功不记过，不要太苛刻，这么是非分明，恐怕要招致祸端。”后来，连江东大族的代表人物陆逊也来劝暨艳，可他依旧我行我素。暨艳对他们来说是自己人，他做的也是打击政治对手的事，可陆逊等人对他的具体手段并不赞成。他们才是深谙官场之道的人，清楚在这件事上和孙权作对绝没有好下场，为自己争取利益要慢慢来。

然而，暨艳对这几乎明示的劝告置若罔闻，他的悲剧命运也就此注定。孙权见时机已经成熟，怨恨暨艳并对其诬告诋毁的人也越来越多，于是借着这个由头逼迫暨艳和徐彪自尽。其实，暨艳案的本质就是党锢之祸的重演，是孙权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有意制造出来的，只不过他有所克制，波及的范围不大。

但是，孙权的对手依旧强大，和部分江北士人合流后，江东士族已经逐渐不再受地域限制了，成为一个以共同思想为纽带的儒学士人群体。和他们的冲突贯穿了孙权的余生，这便是孙权执政中后期政治斗争的主线。

虽然明知他们是暨艳背后的势力，但孙权不便与他们决裂，毕竟双方日后还要合作。然而，对暨艳的举荐人张温则不能轻易善罢甘休，因为此人的问题更加复杂，而斗争也在逐步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