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得东兴大捷后，诸葛恪彻底尝到了对外战争的甜头，认为这是一个扭转自己不利政治局势的绝佳途径，不仅能给自己带来巨大的声望，还能扩充实力，实乃一举两得。盲目乐观之下，诸葛恪根本没有见好就收的意思，还想主动出击。

然而，这是一场庙算不足的战争，兵法的奥义是先有了胜利的把握才寻求同敌人交战，而非同敌人交战后企图侥幸取胜，可这些诸葛恪根本没有想过。事实上，对于即将发动的北伐战争，从各个角度来看，东吴都不占优势。首先，在满宠修建合肥新城后，由于远离水道，东吴水军之利便难以发挥了，再加上客场作战，优势在骑兵战力更强的曹魏一方。其次，诸葛恪对自己的对手判断有误。在他看来，司马懿死后，“其子幼弱，而专彼大任，虽有智计之士，未得施用”。他认为司马师不足为虑，司马师还任人唯亲，不能人尽其才。所谓“幼弱”，自然不是说司马师年纪轻，因为这个时候司马师已经四十五岁了，他的意思是指司马师在资历和执政经验上的不足。

当初，司马师因浮华一案遭到魏明帝的厌恶，仕途一片暗淡，直到曹芳时期才得以出仕，而那时他已经年过三旬了。因此，司马师是在短短十年左右内蹿升到目前的位置的。这便是诸葛恪轻视他的原因。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判断，司马师虽然在政坛的资历尚浅，但他的才干是一流的，他将朝政处理得井井有条。而且，在王凌畏罪自尽后，此时新一批反司马的势力尚未形成，曹魏朝局比较稳定。

另外，诸葛恪对自己也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他的局势比司马师的凶险多了。诸葛恪和以全公主为首的宗室的矛盾是难以化解的，如果他想巩固自己的地位，势必要拉拢其他的势力。事实上，诸葛恪在这方面是有先天优势的，因为他同时具有儒学士大夫和淮泗集团双重属性。由于文化和阶层，他与江东士族可以很容易地站在同一阵线；而且由于出身籍贯，他又不会被淮泗集团的武将排斥。然而，诸葛恪凭着一系列让人看不懂的操作，眼睁睁将潜在的盟友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

诸葛恪为了这次北伐，足足征发了二十万大军。要知道，在东吴灭亡时的那次统计中，全国也就二十三万军队。各地还要留下一定兵力驻守，诸葛恪这次要想凑够这个人数，必然要征召大批的新兵。这一政策对拥有大批人口的江东士族是非常不友好的，招募新兵他们肯定要付出代价，这触动了他们的利益。于是，诸葛恪在改革中积累的好名声就被消耗殆尽了。

而且，诸葛恪和淮泗武将的代表施绩的关系也在恶化。当初，施绩和诸葛恪之弟诸葛融约定好配合作战，结果诸葛融违约，导致施绩战败，这让施绩和诸葛兄弟的关系更加恶劣。可诸葛恪不但丝毫没有缓和双方关系的意思，反而公报私仇。在接下来的这次北伐中，他召施绩参战，却不让他亲临前线，把他留在荆州和扬州交界处的半州。不仅如此，他还让弟弟诸葛融兼任施绩从前的职务，将施绩排挤出去。这样不留余地，相当于和施绩彻底决裂了。

诸葛恪的所作所为让自己陷入了空前孤立的局面，这也是他执政经验不足的一个体现。总之，诸葛恪既对敌人没有准确的判断，又对自己没有清醒的认识，相当于“不知彼，不知己”，自然没有胜算。

最后一点，则是诸葛恪对战争没有明确的规划，而是抱着走一步算一步的心态。发动一次大规模战争是要进行长期准备的。诸葛恪只知道叔父诸葛亮频繁出师北伐，却不知他如何休养生息和把握出兵的频率。东吴军队在建兴二年（253年）二月才从东兴前线返回，结果三月就要再次出征，相当于几乎没有休整，如此穷兵黩武堪称疯狂。在具体的战略战术方面，诸葛恪也没有细致的安排，甚至连作战目标都不明确，这就导致开战后他反复动摇，最终自然是满盘皆输。

总而言之，这是一场在客观条件不利的情况下，发动的准备不足且仓促至极的战争。在尚未出兵之时，东吴在此战中的前景就被蒙上了一层阴影。以诸葛恪的才智，本不该如此糊涂，可惜身处局中的他却被利益蒙蔽了双眼，忽视了背后的隐患。在威望不足、实力不济的情况下，对外战争确实是个扭转局面的不错选择。但战争是一柄双刃剑，打赢了一切都好说，获得的战功和俘获的人口、物资可以让所有反对者闭嘴。但倘若战败，一切矛盾都会爆发。

诸葛恪一意孤行进行军事冒险，如同在钢丝上行走，一旦有差池，最终必然是众叛亲离，万劫不复，可惜当时诸葛恪并没有这个觉悟。为了说服反对者，诸葛恪特意写了一篇文章，全文的核心思想就是：天下一统是大趋势，不会长期分裂，所以割据自保无法长久。现在曹魏还没到最强的时候，等敌人彻底发展起来，我国就难以抗衡了。

平心而论，他这个观点是没错的，但问题在于他为论证自己的观点而举的一些例子不怎么合适。

首先，诸葛恪用秦灭六国来论证割据称王是不可取的。从结果看确实如此，但考虑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国在秦朝以前从未有过大一统，六国的君主自然也不可能有这么超前的思想。

其次，他又举了刘表坐视曹操灭袁氏、吴王夫差放任越国复兴以及刘邦出关中伐楚的三个例子来论证北伐机不可失。其中，前两个例子是反面的，阐述的是由于麻痹大意最终养虎遗患的教训；第三个例子是正面的，凸显刘邦是因为主动抓住战机才获胜的。但不管怎样，他找的案例中，无论是刘表、夫差还是刘邦，当时都是优势一方，是掌握主动权的，但此时是魏强吴弱，形势正好相反。况且，也不知道他所谓的“十几年后曹魏壮丁将增长一倍，我国则会减少一半”是如何得出的。总之，这篇文章表面看上去慷慨激昂，其实是强词夺理，完全是为诸葛恪的一己私欲服务的，实际上没有任何价值。

大家虽然看得清清楚楚，但都不愿为此触怒诸葛恪。至于全公主等人，更是巴不得他兵败后声名扫地，自然也是冷眼旁观。当然，诸葛恪的身边还是有一些忠于他的人的，比如好友聂友就认为东兴之战是靠防守反击获胜的，主动出击的话就没那么好的条件了。而且，现在形势一片大好，完全没必要节外生枝。可诸葛恪连解释都不想解释，直接让聂友去看自己写的文章，表示他看完后就能领会自己的思想了。聂友是以一个朋友而不是下属的身份善意地劝说，诸葛恪却如此傲慢，可见当时他那骄矜的心态之甚。

另一个来劝说的人更有分量，他是同为托孤大臣的滕胤，他在聂友的言论上更进一步，指出：“且兵者大事，事以众济，众苟不悦，君独安之？”大意是：对外征战需要上下一心，如果人心不齐，单靠主帅一人则无济于事。滕胤直接阐明了目前鲜有支持者的不利处境。滕胤当初和诸葛恪同属太子党，又一样都是来自江北的儒学士人，再加上二人是儿女亲家，可以说滕胤是诸葛恪最亲密的战友。然而，诸葛恪连他的这番肺腑之言也听不进去，反而有些恼火，埋怨道：“别人反对出兵也就罢了，他们都是一些苟且偷安的人。凭我们的关系，连你都不站在我这边吗？”由此可以看出当时诸葛恪的处境，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孤家寡人却不自知，反而在不切实际的野心下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诸葛恪不听良言，坚持北伐，他还制定了一个不切实际的目标，在战争的初始阶段，他似乎有一举拿下淮南的想法，一时间在淮南横行无忌。由于深入敌境，诸葛恪采取的是“重地则掠”的战法，驱赶、劫掠淮南百姓以补充军需，实际效果却非常有限，于是众将献策说：“我们大军深入，敌国百姓大多逃亡，单凭劫掠难以支持，不如围点打援，包围合肥新城以逸待劳，等魏军来救再将其击败。”这一方案得到了诸葛恪的认可，而这也说明诸葛恪对战争的准备何其不充分，作战计划不断改变。

建兴二年（253年）五月，吴军将合肥新城包围得水泄不通，而被诸葛恪轻视的司马师早预料到了这一局面。当初，很多人建议应该分兵守卫各水路口岸，司马师却认为水路口岸众多，分散兵力的话守不住，且难以集中兵力打败敌人。诸葛恪好大喜功，肯定把宝全押在合肥新城，其他地方不足为患，而今果如其言。去年东兴大败，司马昭作为替罪羊被夺了爵位，这次肯定不能再用了，可是别人又不一定信得过。司马师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派他的三叔、太尉司马孚领兵。此次司马孚统率二十万大军出征，兵力与诸葛恪旗鼓相当。魏军一路东进，进驻寿春，但司马孚没有立即进攻，而是准备借合肥新城消磨吴军锐气。

自从合肥新城建成后，东吴在孙权时代曾对这里发动过三次大规模的进攻，结果无一例外铩羽而归。由此可见，合肥新城经受过战火的考验。当时，新城的守将是张特，新任扬州都督的毌(guàn)丘俭慧眼识人，让他去守新城，这一决定成了胜负的关键。由于吴军来得太突然，后方来不及往新城调集太多军队，当时城中守军只有三千人。面对六十倍以上的敌军，张特依旧顽强地坚持着。但坚持是有限度的，吴军前后猛攻了三个多月，如今守军伤亡过半，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张特见形势危急，心生一计，他派人去见诸葛恪，表示：“虽然我们已经快撑不住了，但将士们还有很多人不愿投降，只能慢慢甄别，慢慢劝说，所以请您先收下印绶作为信物，同时暂缓攻击，给我一夜的时间。”连续数月的苦战，东吴这边也是困难重重，由于已经入夏，天气酷热再加上水土不服，吴军将士多生疾病，非战斗减员极其严重。连日来疫病横行的报告堆满了诸葛恪的案头，令他非常恼怒，以为是手下为了避战而故意欺骗自己，便声称要将上报疫情的人斩首，结果就再也没人敢多说一句了。其实，真实的情况诸葛恪心知肚明，只要在军营里巡视一番就能一清二楚。他明知自己已经焦头烂额了，却为何还要装糊涂呢？道理很简单，此时的诸葛恪已经骑虎难下了。

这场战争是诸葛恪为了个人的仕途和命运进行的一场豪赌，失败的后果他一清二楚，他根本就输不起。如果兴师动众，无功而返，他将成为一个笑话，之前一切的努力都会付诸东流，他承受不起这个代价。现在新城传来消息说魏军即将投降，这对诸葛恪来说如同溺水者眼前的浮木，对这块浮木，他只能选择相信。其实，这是非常明显的缓兵之计，以诸葛恪的才智却轻易中计，只能理解为他已经被胜利的渴望蒙蔽了双眼，失去了理智，利令智昏！

而张特这边利用一个晚上的时间拆毁房屋，将之前城墙的破损之处全部修补完毕。等到第二天，诸葛恪翘首以待的开城请降并没有出现，城头上魏军已经休整完毕，再次严阵以待。诸葛恪得知中计后，气得暴跳如雷，狼狈撤退是不可能的，他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赌下去。就在这时，朱异提出一个可以帮诸葛恪解套的方案，他认为夺取合肥新城已经无望，应立即撤退，挥师豫章，夺取石头城。但诸葛恪拒绝了他的提议，朱异大怒道：“不用我计，而用傒(xī)子言！”

这件事看起来有些莫名其妙，让我们来分析一下。首先，这个石头城并不在建业，而在豫章南昌附近，据《水经注》的记载，应该是赣水中的一座江心洲。那么傒子又是什么呢？所谓傒子，指的就是豫章境内的古代楚人后裔，他们被称为傒人。比如，东晋大司马陶侃就是傒人，被桓温蔑称为“傒狗”。据《搜神记》记载，诸葛恪曾经遇到过一个叫傒囊的精怪。虽然这只是一个传说，但可以推断诸葛恪和傒人有一定的关系，甚至很有可能傒囊就是诸葛恪有意虚构出来的，为的就是塑造一个神祇，在当地蛊惑人心，培植自己的力量。朱异希望诸葛恪将这支力量剿灭，用他们当替罪羊，为这次失败背锅，这本来是个不错的主意，但问题是诸葛恪很难接受。

首先，诸葛恪一直在地方做官，他的根基也在地方。比如，诸葛恪曾在距南昌不远的柴桑驻扎过不短的时间，因此“傒子”很可能就是这期间诸葛恪在豫章培植的势力。如今朝中形势复杂，地方势力是诸葛恪不多的本钱，如果将其抛弃甚至剿灭，自己岂不成了无根浮萍？

其次，朱异是朱据从子，出自吴郡大族朱氏，是江东士族的代表人物。当初，朱据和诸葛恪同是太子党的主要人物，按说朱异和诸葛恪的关系不可能有多差，但现在他提出这个建议，诸葛恪自然会怀疑他的动机，对其有所怨恨就再正常不过了。很快，诸葛恪下令剥夺朱异的兵权，从此刻开始，他与江东士族的关系就彻底恶化了。这件事后果非常严重，没过多久，都尉蔡林因多次献计都未被采纳，大失所望之下投奔了曹魏。

这下，吴军疫病横行的消息泄露了，司马师和司马孚敏锐地抓住了战机，命前线魏军出击，以文钦为先锋，进击合榆，阻断吴军的归路，毌(guàn)丘俭紧随其后。听闻魏军杀来，诸葛恪大为震惊，他急忙撤退，但为时已晚，文钦进兵神速，转瞬之间杀到眼前。一场大战过后，魏军斩首万余，诸葛恪大败而归。

这个结果并不令人意外，诸葛恪开战前就弄得民怨四起，战争中又刚愎自用，不仅不听良言，还丝毫不肯体恤士卒，最终得到了一场可耻的失败，将之前东兴之战的大好局面彻底葬送。其实，诸葛恪是败给了自己，以他个人的条件和当时的形势，他根本做不了这个首辅。可一旦上了位，谁又愿意放弃到手的权力呢？于是，他只能一条路走到黑，对外征战这条捷径就成了他的首选，直至无法回头。

这次惨败让诸葛恪声望大跌，彻底失去了人心，可他仍在自寻死路，丝毫没有防备和补救的措施。如今，大祸就在眼前，诸葛恪的末日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