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需要爱情故事——这不过是我求生的本能，无须逃脱。[《夜行之子》（台北：联合文学，二〇一〇），页九三。]

郭强生是台湾中坚代的重要小说家，最近几年因为同志议题小说《夜行之子》（二◯一◯）《惑乡之人》（二◯一二）以及散文专栏而广受好评。即将推出的《断代》代表他创作的又一重要突破。在这些作品里，郭强生状写同志世界的痴嗔贪怨、探勘情欲版图的曲折诡谲；行有余力，他更将禁色之恋延伸到历史国族层面，作为隐喻，也作为生命最为尖锐的见证。郭强生喜欢说故事。他的叙事线索绵密，充满剧场风格的冲突与巧合，甚至带有推理意味。然而他的故事内容总是阴郁浓丽的，千回百转，充满幽幽鬼气。这些特征在新作《断代》里达到一个临界点。

郭强生的写作起步很早，一九八七年就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作伴》。这本小说集收有他高中到大学的创作，不乏习作痕迹，但笔下透露的青春气息令人感动。之后《掏出你的手帕》《伤心时不要跳舞》题材扩大，基本仍属于都会爱情风格。九◯年代中郭强生赴美深造戏剧，学成归来后在剧场方面打开知名度。他虽未曾离开文学圈，但一直要到《夜行之子》才算正式重新以小说家身份亮相。

《夜行之子》是郭强生暌违创作十三年后的结集，由十三篇短篇组成。故事从纽约华洋杂处的同志世界开始，时间点则是九一一世贸中心大楼爆炸的前夕。这个世界上演轰趴、嗑药、扮装，还有无止无休的情欲争逐。但索多玛的狂欢驱散不了人人心中的抑郁浮躁，不祥之感由一个台湾留学生的失踪展开，蔓延到其他故事。这些故事若断若续，场景则由纽约转回台北的七条通、二二八公园。郭强生笔下的“夜行之子”在黑暗的渊薮里放纵他们的欲望，舔舐他们的伤痕。青春即逝的焦虑、所遇非人的悲哀，无不摧折人心。他们渴望爱情，但他们的爱情见不得天日。就像鬼魅一般，他们寻寻觅觅，无所依归。

《惑乡之人》是郭强生第一部长篇小说。借由一位“湾生”日籍导演在七◯年代重回台湾拍片的线索，郭强生铺陈出一则从殖民到后殖民时期的故事。时间从一九四一年延续到二◯◯七年，人物则包括“湾生”的日本人、大陆父亲、原住民母亲的外省第二代，再到美籍日裔“二世”。他们属于不同的时代背景；但都深受国族身份认同的困扰。他们不是原乡人，而是“惑”乡人。

而在身份不断变幻的过程里，郭强生更大胆以同志情欲凸显殖民、世代、血缘的错位关系。对他而言，只有同性之间那种相濡以沫的欲望或禁忌，才真正直捣殖民与被殖民者之间相互拟仿（mimicry）[“拟仿”（mimicry）当然出自霍米·巴巴（Homi Bhabha）后殖民论述的批判词汇。]的情意结。谁是施虐者，谁是受虐者，耐人寻味。《惑乡之人》也是一部具有鬼魅色彩的小说。真实与灵异此消彼长，与小说里电影作为一种魅幻的媒介互为表里。

至此，我们不难看出郭强生经营同志题材的野心。他一方面呈现当代、跨国同志众生相，一方面从历史的纵深里，发掘湮没深处的记忆。当年以《作伴》《伤心时不要跳舞》知名的青年作家尽管异性爱情写起来得心应手，但下笔似乎难逃啼笑因缘的公式。阅读《夜行之子》《惑乡之人》这样的小说，我们陡然感觉作家现在有了年纪，有了忏情的冲动。他的故事夸张艳异之余，每每流露无可奈何的凄凉。他不仅诉说炽热的爱情，更冷眼看待爱情的苦果。荒谬与虚无弥漫在他的字里行间。隐隐之间，我们感觉这是“伤心”之人的故事，仿佛一切的一切不足为外人道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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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正是这样“伤心”的著书情怀，促使郭强生短短几年又写出另一本长篇小说《断代》吧。不论就风格、人物，以及情节安排而言，《断代》都更上一层楼。《夜行之子》尽管已经打造了他同志三书阴郁的基调，毕竟是片段组合，难以刻画人物内心转折深度。《惑乡之人》虽有庞大的历史向度，而且获得大奖（金鼎奖）的肯定，却过于铺陈主题和线索，寓言性大过一切。在《断代》里，郭强生选择有所不为。他仍然要诉说一则——不，三则——动听的故事，但选择聚焦在特定人物上。他也不再汲汲于《惑乡之人》式的历史叙事，但对时间、生命流逝的省思，反而更胜以往。

《断代》的主人翁小锺曾是名民歌手，转任音乐制作人。小锺也是爱滋病阳性带原者。早在高中时期，小锺在懵懂的情况下被同学姚诱惑了。小锺暗恋姚，后者却难以捉摸，而且男女通吃。多年以后两人重逢，一切不堪回首。有病在身的小锺万念俱灰，而姚婚姻幸福，而且贵为“国会”要员。但事实果真如此么？

与此同时，台北七条通里一个破落的同志酒吧发生异象。老板老七突然中风，酒吧里人鬼交杂。小说另外介绍超商收银员阿龙的故事。阿龙爱恋风尘女子小闵，但是对同志酒吧的风风雨雨保持兴趣，阴错阳差地卷入老七中风的意外里……

如果读者觉得这三条线索已经十分复杂，这还是故事的梗概而已。各个线索又延伸出副线索，其中人物相互交错，形成一个信不信由你的情节网络，环环相扣，颇有推理小说的趣味。郭强生喜欢说故事，由此可见一斑。识者或要认为郭的故事似乎太过传奇，但我们不妨从另一个方向思考。用郭强生的话来说，“我需要爱情故事——这不过是我求生的本能，无须逃脱。”

恋一个人的折磨不是来自得不到，而是因为说不出，不断自语，害怕两人之间不再有故事。符号大师把爱情变成了语意，语意变成了文本，又将文本转成了系统，只因终有一个说不出的故事而已。

——《夜行之子》[郭强生：《夜行之子》，初版，台北，联合文学，2010。]，页九二

爱情何以必须以故事般的方式演绎？就他的作品看来，有一种爱情如此“一言难尽”，以致只能以最迂回的方式说出。或者说爱情力量如此神秘，不正如故事般地难以置信？或更存在主义式的，不论多么惊天动地的爱情，一旦说出口，也不过就是故事，或“故”事罢了。

在《断代》里，郭强生俨然有意将他的故事更加自我化。尽管表面情节繁复，他最终要处理的是笔下人物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甚或是前世。小说的标题《断代》顾名思义，已经点出时间的“惘惘的威胁”。以第一人称出现的小锺俨然是叙事者的分身。小锺自知来日无多，回顾前半生跌跌撞撞的冒险，只有满目疮痍的喟叹——一切都要过去了。检索往事，他理解高中那年一场羞辱的性邂逅，竟是此生最刻骨铭心的爱的启蒙。剪不断，理还乱的爱欲是痛苦和迷惘的根源，也是叙事的起点。

但小说真正的关键人物是姚。相对于小锺，姚周旋在同性与异性世界、执政党与反对党，还有上流与底层社会间，是个谜样的人物。他一样难以告别过去，也以最激烈甚至扭曲的方式找寻和解之道。姚是强势的，但在欲望深处，他却有难言之“瘾”。小说最后，故事急转直下，姚竟然和所有线索都沾上瓜葛。如果时光倒流，小锺与姚未必不能成为伴侣。然而俱往矣。小锺和姚不仅分道扬镳，也就要人鬼殊途。

就此我们回到郭强生一九八七年的《作伴》，那青年作家初试啼声之作。故事中的主人翁无不带有阿多尼斯（Adonis）美少年的双性丰采，而当时的少年果然不识愁滋味。一切的罗曼蒂克不过是有情的呢喃。然而就着二◯一五年的《断代》往回看，我们有了后见之明。原来《作伴》那样清丽的文字是日后悲伤叙事的前奏，而那些美少年注定要在情场打滚，成为难以超生的孤魂野鬼。回首三十年来的创作之路，有如前世与今生的碰撞，难怪郭强生觉得不胜沧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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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文学对同志题材的描写可以追溯到五四时代。叶鼎洛（一八九七——一九五八）的《男友》（一九二七）写一个男教员和男学生之间的暧昧情愫，既真切又感伤。庐隐（一八九八——一九三四）的《海滨故人》（一九二五）则写大学女生相濡以沫的感情以及必然的失落，淡淡点出同性友谊的惘然。以今天的角度而言，这些作品游走情爱想象的边缘，只是点到为止。主流论述对同志关系的描述，基本不脱道德窠臼。重要的例子包括老舍（一八九九——一九六六）的《兔》（一九四三）和姜贵的《重阳》（一九六◯）等。后者将一九二◯年代国共两党合作投射到同性恋爱的关系里，熔情欲与政治于一炉，在现代中国小说独树一帜。

但论当代同志小说的突破，我们不得不归功白先勇。从六七◯年代《台北人》系列的《那满天亮晶晶的星星》、《纽约客》系列的《火岛之行》等，白先勇写出一个时代躁动不安的欲望，以及这种欲望的伦理、政治坐标。一九八三年《孽子》出版是同志文学的里程碑，也预示九◯年代同志文学异军突起。

在这样的脉络下，我们如何看待郭强生的作品？如果并列《孽子》和郭的同志三书，我们不难发现世代之间的异同。《孽子》处理同志圈的聚散离合，仍然难以摆脱家国伦理的分野。相形之下，郭强生的同志关系则像水银般的流淌，他的人物渗入社会各阶层，以各种身份进行多重人生。两位作家都描写疏离、放逐、不伦，以及无可逃避的罪孽感，但是白先勇慈悲得太多。他总能想象某种（未必见容主流的）伦理的力量，作为笔下孽子们出走与回归的辐辏点。郭强生的夜行之子不愿或不能找寻安顿的方式。在世纪末与世纪初的喧哗里，他们貌似有了更多的自为的空间，却也同时暴露更深的孤独与悲哀——

夜晚降临，族人聚于穴居洞前，大家交换了踌躇的眼神。手中的火把与四面的黑暗洪荒相较，那点光幅何其微弱。没有数据参考，只能凭感受臆断。改变会不会更好，永远是未知的冒险。

有人留下，有人上路。流散迁徙，各自于不同的落脚处形成新的部落，跳起不同的舞，祭拜起各自的神。

有人决定出柜，有人决定不出柜；有人不出柜却也平稳过完大半生，有人出柜后却伤痕累累。无法面对被指指点点宁愿娶妻生子的人不少。宁愿一次又一次爱得赴汤蹈火也无法忍受形只影单的人更多。所有的决定，到头来并非真正选择了哪一种幸福，而更像是，选择究竟宁愿受哪一种苦……

——《断代》，页九十二、页九十三

郭强生的写作其实更让我们想到九◯年代两部重要作品，朱天文的《荒人手记》（一九九四）以及邱妙津的《蒙马特遗书》（一九九七）。两作都以自我告白形式，演绎同志世界的他（她）／我关系。《荒人手记》思索色欲形上与形下的消长互动，《蒙马特遗书》则自剖情之为物最诱人也凶险的可能。两部作品在辩证情欲和书写的逻辑上有极大不同。《荒人手记》叩问书写作为救赎的可能，“我写故我在”的可能。《蒙马特遗书》则是不折不扣死亡书简，因为作者以自身的陨灭来完成文字的铭刻。两部作品都有相当自觉的表演性。前者以女作家“变装”为男同志的书写，演绎性别角色的流动性；后者则将书写酝酿成为一桩（真实）死亡事件。

如上所述，郭强生的作品充满表演性，也借这一表演性通向他的伦理关怀。但他在意的不是朱天文式的文学形上剧场，也不是邱妙津式的决绝生命／写作演出。他的对同志伦理的推衍，表现在对推理小说这一文类的兴趣上。《夜行之子》《惑乡之人》已经可见推理元素的使用。是在《断代》里，郭真正将这一文类抽丝剥茧的特征提升成对小说人物关系、身份认同的隐喻。在同志的世界里，人人都扮演着或是社会认可，或是自己欲想的角色。这是表演甚至扮装的世界，也是一个谍对谍的世界。双方就算是裸裎相见，也难以认清互相的底线。

对郭强生而言，推理的底线不是谁是同志与否，而是爱情的真相。这是《断代》着墨最深的地方。如果“爱情”代表的是现代人生“亲密”关系的终极表现，郭强生所刻画的却是一种吊诡。同志圈的爱欲流转，往往以肉体、以青春作为筹码，哪有什么真情可言？同志来往“真相大白”的时刻，不带来爱情的宣示，而是不堪，是放逐，甚至是死亡。但相对地，郭强生也认为正因为这样的爱情如此不可恃，那些铤而走险、死而后已的恋人，不是更见证爱情摧枯拉朽的力量？

摆荡在这两种极端之间，《断代》的故事多头并进。结局意义如何，必须由读者自行领会。对郭强生而言，《断代》应该标志自己创作经验的盘整。青春的创痛、中年的忧伤成为一层又一层的积淀，如何挖掘剖析，不是易事。早在《夜行之子》里，他已经向西方现代同志作家如王尔德（Oscar Wilde）、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以及佛斯特（E. M. Foster）等频频致意，反思他们在书写和欲望之间的艰难历程。借着《断代》，他有意见贤思齐，也回顾自己所来之路。荒唐言中有着往事历历；再回首已是百年身。他创造了一个痴昧的城邦——也是充满魑魅的城邦。

郭强生十八岁进入台大外文系，我有幸曾担任他的导师。大学四年，强生给我的印象是极聪明、极乖巧，风度翩翩，不愧是校园才子，读书则力求“适可而止”。大四毕业那年，强生出版《作伴》，应他所请，我欣然为之作序，期许有加。哪里知道当时的老师和学生其实一样天真。

九◯年代中期强生赴纽约大学深造，我适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于是又有了见面机会。记得他邀请我看了好几场百老汇戏剧，聚会场合也常看到他。我甚至曾安排他到哥大教了几年课。之后他回到台湾，我转往哈佛，逐渐断了联络。

强生回台后曾经热衷剧场编导，未料这几年他重拾小说创作；而且迭获好评。看强生的作品我每每觉得不安，倒不是内容有多少耸动之处，而是叙述者的姿态如此阴郁苍凉，和印象中那个年轻的、仿佛不识愁滋味的大学生判若两人。我不禁关心起来：这些年，他过得好么？

在新作中他对自己成长的世代频频致意，不禁让我心有戚戚焉。想起他大学英文作文写的就是小说，而且内容悲伤，以致我十分不解。我们的师生关系是一回事，但显然有另一个作为小说家的强生，这些年经过了更多我所不知道的生命历练。虚构与真实永远难以厘清。阅读他的小说，还有他更贴近自己生活的散文，我似乎正在重新认识——想象——一个作家的前世今生。

也许这正是文学迷人之处吧。强生的新作定名为《断代》，似乎呼应了我们的今昔之感。曾经的少年已经是中年，谁又没有难言的往事？唯有文字见证着一路走来的欢乐与悲伤。谨缀数语，聊记三十年师生缘分。祝福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