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这句话来自导演埃里奥·贝多利1971年拍摄的电影《工人阶级上天堂》。影片以虚构的方式讲述了意大利自治运动的斗争，一个由学生、工人、女性主义者和失业人士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起的抗议运动。引文是电影中的运动人士在早晨八点的工厂门口，面对成百上千正排队穿过大门、准备迎接新一天重复而危险的劳动的工人们，用扩音器大声喊出的口号。我在此引用这段话，作为对自治主义者为何而战的完美诠释。他们的事业比争取更公平的薪资和更良好的工作环境的传统工会更进一步：承认在工作内部需要更多自由和平等，但也同时为工人有权在工作之外过上更丰富的生活而斗争。这些自治主义者反对资本主义社会中时间的虚度、多样性的缺乏以及对日常生活的过度监管，他们为工人们能感受阳光洒在皮肤上、和自己的孩子玩耍、培养工厂工作之外的爱好和技能，以及在夜间安然入睡的权利而战。或许可以这样说，自治主义者提请人们注意的，并不仅限于不公正的剥削现象，还有工人阶级受损的对世界的感官体验。

与这种关切相一致的是，一系列社会批评家（从法兰克福学派的作者们到安德烈·高兹［André Gorz］等思想家）已经着手从解放的立场出发质疑工作，同时支持一种基于减少工作量和增加自由时间的社会进步愿景。批评家们并未否认工作本身的重要性，也并非忽视在生产性活动中能够发掘的诸多乐趣，但他们提出的论点是，减少工作能给人们留出更多时间和精力用于自我发展。这些针对工作的批判强调一个以工作为中心的社会带来的巨大损失：人们本应用于参与政治活动、沉思、欢聚和庆祝，以及自发享受的时间，纷纷被资本主义对商业生产和消费的狭隘关注所取代。对于今天被迫通过庞大的教育系统试炼，只为完成未来求职所需的社会化准备的年轻人来说，阅读这些批判的过程就是接受一次对自身欲望的再教育，提醒他们时间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度过。然而，这类理论的激进性质仍然使得它们在学术和公共辩论中处于天然的边缘位置。因而，诸如收入不均和工作环境恶劣一类的重要问题一直在被讨论，但鲜有社会评论家会去质疑工作本身的伦理地位。

尽管如此，近年来对一个更少以工作为中心的社会发展愿景的呼吁也有适度的复苏。去任何一家商业街的书店，除了那些承诺要指导读者如何影响他人、积累财富和取得事业成功的畅销书外，你还能看到一整架叫人放慢脚步、寻找更好的“工作生活平衡”，以及通过减少消费来追求幸福的图书。在如今这样一个异常迷恋工作与消费的资本主义社会背景下，这些书籍传达的终极信息是十分有价值的：人们对工作悄然侵入并殖民自身生活的诸种方式日渐感到不安。然而，如果说这些颇受欢迎的批判类书籍最后对于社会价值排序的影响力有限，那大概是因为它们过度偏向个人化的解决办法。它们的错误是将工作对人的支配主要理解为个体的习惯问题，而当谈及系统性的经济和政治变革，也就是或许真正能为人们提供更多生活方式选择的选项时，可以说，这些书的态度又相当保守。

与针对“工作生活平衡”的讨论停滞不前的状况相比，更有希望的是新出现的对经济增长范式的大胆批判。传统政府总是将经济增长和生活满意度视作一回事，并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标尺。后者是针对国家总体经济活动的指标，它反映特定年份中一个国家收入和支出的总额，人们普遍默认GDP的增加意味着国家整体繁荣程度的提高。然而，尽管经济增长对于欠发达国家来说仍然十分紧要——因为这些国家的生存需要仍未得到满足，但在相对更富裕的社会中，已经有一大批评论家质疑GDP增长作为社会目标和进步指标的资格。一份由法国前总统尼古拉·萨科齐委托撰写的报告在2008年提出，“我们的衡量体系从经济生产转向国民福祉的时机已经成熟”（Stiglitz et al., 2010）。这份报告尤其强调健康、教育、人际关系和自然环境对于人类发展和繁荣的重要性，它连同越来越多的证据一起表明，GDP增长就能够自然带来幸福、安全和人类进步这一命题做出了有力的反驳（见Jackson，2009）。

将经济增长等同于生活满意度，对这种做法日益强烈的担忧，也将社会学家甚至一些经济学家带回“何为良好生活”这一最基础的哲学问题面前。批判性评论家和新一代的幸福社会学家重新开始谈论生活的艺术（ars vitae），而这不可避免地导向一种质疑，即我们的共同福祉是否真的受益于一心追求经济增长的资本主义事业。一些学者开始依靠人们的主观幸福感的数据统计（必须得说，这并不总是令人信服的），另一些则更多地从哲学思想中寻找灵感。亚里士多德关于良好生活的定义是常见的参照物，他认为当人们以一种明智、公正的方式生活，并且与外部世界和睦相处时，人类才能繁荣发展。根据他的“幸福”（eudaemonia）理念，人的幸福感不仅仅来自感官的愉悦，还来源于健康、安全、陪伴、自主、被尊重和被社会认可，以及与社群和自然环境的联结感。所有这些要素都很重要，因为人不仅仅是感官动物，也同样是道德的、社会性的和创造性的存在。因此，如果说当前对刺激经济增长的持续驱动令许多人感到不安，部分原因就在于其与亚里士多德的理念明确地背道而驰，把物质利益当成通往繁荣的唯一路径。

在一个物质充裕的时代，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资本主义对持续扩大生产和消费的狭隘关注之间存在着令人不安的差距。大多数人渴求更多的自主时间和更多地参与社会生活，人们对此的认识也越发明确，但这却几乎没有影响到主流的政治议程。在英国（也就是我撰写本书的语境），除了工党在2000年代中期曾对“工作生活平衡”有过粗略的关注之外，对工时问题的质疑已经逐步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对就业能力和劳动力培养的关注，因为这能确保国家在全球化经济体系中的竞争力。与此同时，福利国家的退场带来了针对不工作人士越发严厉的惩罚措施，这也大幅减少了拒绝工作的可能性。工作的道德优越性现在看上去几乎不可撼动。有偿工作继续被宣传为良好的健康状态和精神品格的来源，媒体仍然痴迷于把不工作的 “寄生虫”妖魔化，旧式的工作伦理在种种迫使人们放弃福利回到就业市场的政策中愈加根深蒂固。

出于这样的政治背景，本书的核心目标正是要论证，是时候挑战现代社会以工作为中心的属性了。目前的情况是，工作成为一个高度自然化的、被视为理所应当的日常生活的代表特征。当我们考虑到在许多令人困扰的事实面前它仍然诡异地固若金汤的伦理地位时，工作的教条性质就被揭开了。试想一下今天的劳动力市场在多大程度上落后于人们对能够展现自我和发挥创造力的工作的渴望。从小老师和父母就会问我们长大后想“成为”什么，自那时起我们就被训练去投身于一份令人满意的工作，而这不过是一个幻想，我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很少有机会在有偿工作的世界里实现自身的抱负——这个世界的标志性特征往往只是苦役、服从和疲惫。与此同时令人困惑的是，正在瓦解的劳动力市场仍未显著地动摇工作的伦理地位。大规模的失业、不稳定的工作和低工资正在使就业成为越来越不可靠的收入、权利和归属感的来源。对这一问题的正统政治解决方案是“创造就业”：通过扩大生产和产出、增加新的经济部门来制造工作。然而，正如一大批关注此事的科学家和经济学家已然指出的，持续增长不仅不太可能解决问题，还会带来一系列对环境和社会的糟糕影响。最后，想想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无意识地接受了工作的主导地位。工作正在越来越多地将其自身的要求渗透进家庭和个人生活，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影响并利用我们的情绪和个性。在努力工作的价值观下，就业能力反过来成为我们追求个人抱负、进行人际互动和接受学校教育的原动力。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我们的社会失去了判定一项活动即使无法提高就业能力、满足经济需求，也有价值和意义的评判标准。那些无法从经济贡献角度为自身辩护的活动和关系正遭到贬低和忽视。

奇怪的是，这些令人担忧的现实竟然都没能成功引发对我们为何工作以及工作在社会中应该如何分配的讨论。最终促使我写这本书的原因也是，我担心这些紧迫的问题——从堪忧的工作质量，到社会保障的缺乏，再到工作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日益增强的主导地位——都无助于颠覆工作在未来主流政治愿景中的中心地位。风暴可能正在兴起，但工作教条仍然安全地蜷缩在它的地堡当中。我们迫切需要思考一些在当今以工作为中心的社会中被认为理所当然的现实，考虑以其他方式满足人们惯于在工作中寻求满足的需求，并思考是否有更公平、更解放的方式来分配工作和自由时间。在本书前四章中，我会主要从理论层面完成这项工作。而在本书后半部分，我的重点将转向调查那些试图拒绝工作的人们的真实生活。

2009年到2014年这几年中，我花了许多时间和一众采取实质行动来减少工作在生活中的存在的人们交往认识。他们中的一些人努力缩短工作时间，另一些则完全放弃了工作。我想要弄清楚是什么促使他们拒绝工作，了解他们用不工作的时间来做些什么，以及在拒绝工作的过程中可能遇到哪些乐趣和困难。我要事先说明的一点是，我遇到的人都是相对“普通”的人。我在此处慎重地使用“普通” 一词，我想强调的是，这些人并非某类意识形态上的积极分子，也不是哪个具备完整纲领的社会运动的参与人员，他们拒绝工作并非出自任何至高无上的使命或需要完成的议程。虽然当中的一些人会自认为是“慢活族”（downshifters）或者“闲人”（idlers），但其中的大多数压根没听说过这类说法，有些人甚至对这些词很反感。我所遇见的人们的共同之处只是都希望少一点点工作，多一点点生活。

总体而言，这些拒绝工作、按照自己的理想生活的尝试是否成功？在引言部分不便多说，但在后续章节的展开中我们会看到，拒绝工作的确会带来显著的经济风险和心理风险。本书绝不是又一枚糖衣炮弹，告诉读者只要做某些事情和不做某些事情就可以过上更丰富、更自由的生活。相反，我的目的在于借鉴我所遇见的人的观点和经验，把这些作为对工作的批判以及拒绝工作的理论的养分来源——最终我认为这种拒绝必须建立在集体政治行动的基础上，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个人层面。如果后面的讨论能让读者对自身的工作安排有所反思，我会感到十分欣慰，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所见到的人们都已经发现了幸福的秘诀。应该说，本书的讨论所呈现的是一种尝试，即对其他可能选项保持开放，同时激发有利于批判以工作为中心的世界的各种想法。

至于在现实世界中反对工作的政治可能性到底是否能够得到发展，我们当然有理由感到悲观，但也同样有理由抱持希望。我从赫伯特·马尔库塞那里得到了一些启发，他那些极具煽动性的作品指出，发达工业社会有能力遏制几乎所有社会变革，但同时也一定存在能够打破这种遏制的力量和趋势（Marcuse，2002 ：xlv）。对马尔库塞而言，自由总是既不可能又可能。因此，我将从正反两面入手，一方面强调替代性的情感和实践经验，我们可能从中获取有助于建立反工作政治的启发，同时也承认资本主义的某些文化和结构特征在多大程度上阻碍了其他社会替代方案的发展。总之，本书的讨论和观点最好被理解为一种具有挑衅意味的努力，我希望借此邀请大家一同参与关于工作的批判性辩论。同时，我也期待书中提到的一些想法可以得到探讨、引申和批评，并希望在亟须与现状保持批判距离的当下，它们最终能够滋养人们要求变革的渴望。

本书将实证调查部分放在后半部分，第一章“一个挑衅”由对工作概念的重审开始。我在此澄清了“工作”一词的含义，探讨了一个社会以工作为中心的种种表征，并简要介绍那些设想过不那么以工作为中心的未来的思想家[思想家们在批判社会理论旗帜下的论点是本书的重要灵感来源。然而如果可以的话，我通常会避免对学术文献进行详尽的总结，以保持叙述的重点。尽管本书不是对批判社会理论进行详细阐述的地方，但感兴趣的读者可能会从两部优秀的学术评论中受益：爱德华·格兰特的《批判社会理论与工作的终结》（Granter, 2009）和凯西·威克斯的《工作的问题》（Weeks, 2011）。其他的重要灵感来源包括安德烈·高兹的作品，尤其是《经济理性批判》（Gorz, 1989）和《重新主张工作》（Gorz, 1999），以及弗朗哥·贝拉迪的自治主义作品《工作中的灵魂》（Berardi, 2009）。我还在《关于工作与就业的SAGE 社会学手册》（Frayne,即将出版）中撰写了对工作批判的简短概述。]。第二章和第三章涉及许多重要的社会议题，并且强调这些议题与一种工作批判的关联。第二章“工作之痛”主要研究异化现象。无论是工业领域中的重复性体力劳动，还是现代工作形式中要求更多情感参与的工种，面对我们的工作生活每天都在发生的恶化，我试图探究为什么就业领域可能越来越不是支持我们完成有意义和创造性活动的合适场所。第三章 “工作的殖民力量”则将焦点从工作本身转移至工作对我们日常生活的更广泛的影响。其中探讨了我们的生活如何被经济需求所殖民——去工作、去恢复精力、去消费、去培养就业能力——只剩下越来越少的时间去从事那些超越经济价值的活动。我在此提出，单单是现代生活的快节奏和实用主义本身已经构成审视工作在社会中的地位的一大理由。

从第四章“工作的大本营”开始，我将从对工作的批判性诊断转向对抗现状的可能性。这章首先考察不利因素，探讨既有的工作伦理如何妨碍重估工作价值的可能性。例如，媒体对不工作人士的持续污名化和那种将工作视为融入社会和保持健康的不可替代因素的保守信念，都相当程度上阻碍了真正的开放讨论。第四章无疑是对社会变革的前景看法最为悲观的一章，但是这一章为随后几章中更具展望性的探讨打下了基础。在第五、六、七章中，我详细呈现对那些尝试减少工时或放弃工作的真实人群的生活状况的独立调查。第五章“断点”探讨了可能导致一个人放弃工作的一些价值观和经历，介绍了研究参与者的个人情况及其动机。第六章“不一样的乐趣”中涉及拒绝工作可能面临的实际阻碍和经济上的问题，但我们同时也持开放态度，认为在向不那么注重工作、商品密集度较低的生活方式转变的过程中，人们会发现新的乐趣。第七章“不完整的人”则探究了尝试拒绝工作的过程中可能面临的羞耻感和孤立经历，至此调查的部分就结束了。我们能从这些正在拒绝工作的人的价值观和实践中学到些什么吗？他们与大多数人背道而驰的生活选择当中，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好处和愚蠢之处？最后一章名为“从逃避到自主”，我在此提出，比起现存社会体制给予我们的表面上的逃离和虚伪的自由（liberties），转向一种不那么以工作为中心的存在方式也许意味着一种更有力量也更真实的自由（freedom）形式。然而，最终悬而未决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够利用人们正在累积的不满情绪，将其发展成一种真正的政治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