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时间”

对工作说不  作者:大卫·弗雷恩

我从一个听起来很简单的问题开始:一天的工作究竟在什么时候真正结束?虽然我们所在的岗位可能会根据合同要求我们每天工作一定的时长,但很显然,我们并不是简单地在下班时间走出工作场所,就能进入一个自由世界。特奥多尔·阿多诺早在1970年代发表的一篇短小而尖锐的文章《自由时间》(Adorno, 2001)中就揭示了这一点。阿多诺质疑人们在工作之外的时间里究竟多大程度上是真正自主的。他认为,非工作时间的潜在目的只是为了让人们为重新开始工作做好准备:自由时间根本不是自由的,而仅仅是“以利润为导向的社会生活形式的延续”(Adorno, 2001 :189)。这是因为它所涉及的活动往往与工作具有相似的性质(例如看屏幕、做家务),但也是因为种种异化人类或是令人筋疲力尽的工作会导致下班后对休息恢复的强烈需求。通过消耗人们的体力和精神,异化的工作形式确保了工作者的大部分非工作时间都会用于放松、退到逃避现实的娱乐形式中或者通过消费来补偿一天的劳累。

如果说我们在自由时间进行的这些恢复或补偿性的活动总归是令人愉快的,那阿多诺会说,这些愉快只是一种肤浅自由的表现。他认为,只要自由时间仍然被人们试图逃脱的力量所决定,那它就不是真正的自由。他坚持认为,有必要将自由时间与更为美好的真正闲暇进一步区分开来。如果自由时间仅仅代表工作的继续,那么真正的闲暇就代表了一片甜蜜的“未经中介的生活的绿洲”:人们在其中脱离了经济需求、真正自由地感受世界及其文化。阿多诺认为,在富裕社会中盛行的是一种堕落的自由时间的形式,而不是真正的闲暇[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提出了关于工作之外的时间的妥协性质的同样论点,不过有趣的是马尔库塞颠倒了阿多诺的用语。对于马尔库塞来说,“自由时间”是稀有的,而“闲暇”则是“在工业社会中蓬勃发展的,但……就被商业和政治管理的程度而言是不自由的”(Marcuse, 2002 : 52 )。]。在这种堕落的自由时间里,大家所进行的具有自我定义的意义的活动,往往局限于“爱好”:一些为了打发属于我们自己的少得可怜的时间而进行的琐碎活动。阿多诺强烈地反对爱好一词,认为它贬低了无偿活动的价值。在一段令人难忘的文字中,他自豪地说道:

我没有爱好。并不是说我是那种除了勤奋地完成规定的任务之外,不能利用自己的时间做任何事情的工作狂。而是,就我职业范围之外的活动而言,我也无一例外地非常认真地对待它们……创作音乐、听音乐、全神贯注地阅读,这些活动是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称它们为爱好,是对它们的嘲弄。(Adorno, 2001 :188-189)

阿多诺经常被人指责精英主义,因为他采取了“高级” 文化和“低级”文化这种相当激进的区分。在上面的引文中,他对阅读、创作音乐和听音乐(放心,一定是古典音乐)的严肃旨趣隐隐地与“更低级”、更逃避现实的文化形式形成对比。我不会在此为这种区分辩护,但我还是希望指出,阿多诺关于人们的时间受到围攻的普遍论断,具有很大的当代意义。我们可以想想,标准的八小时工作日在多大程度上将自由时间分割成碎片。全职工作者的时间体验是一系列快速离散的时间碎片:工作时间和自由时间不断交替,而自由时间仅限于晚上、周末和节假日。当自由时间以这种方式被分割时,阿多诺谴责的那些草率的爱好,就可能成了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唯一能做的事情。少量的自由时间为我们参与更实质性的自我定义的活动提供的空间极为有限——而这些活动往往需要稳定的时间和精力的投入,无论是专注、 奉献、建立社群或者学习新技能(Lodziak, 2002 :100)。这种情况的最大受害者是当今典型的忙碌工作者:他们天黑时才乘坐交通工具回家,仍然有电子邮件要回复,经常感觉到筋疲力尽以至于无法与家人进行情感交流,除了睡前喝酒和看电视外,他们不愿意做其他事情。这里的重点并不是说喝酒或看电视是“低级”活动,而是工作者已经被剥夺了选择其他活动的时间和精力。

我们可以在2014年上映的《乐高大电影》中看到阿多诺所说的闲暇时间的堕落的现代表现。这部电影的主角——一个名叫埃米特的普通人——不工作的大部分时间都坐在沙发上,听着无脑流行歌曲《一切都很棒》(相当于乐高世界里的法瑞尔·威廉姆斯的《快乐》),看电视广告,还会认真地调台看一部名为《我的裤子在哪里?》的喜剧片。埃米特每天在同一时间洗澡、刷牙和锻炼,通勤路上遇到同样的堵车,和同事进行同样的空洞对话,然后回到家里,去找他最好也是唯一的朋友——一盆盆栽。如果我们愿意忽略这个批判正是资本主义自身文化产业的产物的讽刺事实(因为本质上这是一个价值数百万美元的乐高广告),我们会在《乐高大电影》中洞察出现代生活被管理的本质。

阿多诺的自由时间是工作的延续的论点,在21世纪也发生了字面意义上的转变:随着笔记本电脑和智能手机等网络技术的兴起,工作渗入了生活当中从前不存在和不受欢迎的地带。梅丽莎·格雷格探讨了对当今的许多雇员来说,工作是如何挣脱工作日的时间和空间限制,以一种令人不得安宁、永远存在的“待办事项”列表的形式出现。通过对办公室工作人员的采访,格雷格揭示了以非共时通讯为最佳设计特征的电子邮件或即时通信等技术,最终对人们产生了全然相反的影响——他们因为无论是否在办公室都要时刻保持在线、 积极响应和能被找到而倍感压力(Gregg, 2011)。职业咨询网站“磨刀石”(The Grindstone)上的一篇文章表明,许多专业人士现在已经习惯了随时待命的想法。一位读者写道:

通过手机或 Skype 与处于困境或怀有疑问的客户保持联系,能将潜在的危机化解为一次路上的轻微颠簸。客户不会容忍“我在度假”这样的借口。如果我们不能胜任,我的下一个假期将是在家里和我的橡皮鸭洗热水澡。(Lepore, 2012)

就跟他们的笔记本电脑一样,如今那些要求高度投入的组织里的雇员们似乎也必须时刻保持“接入电源”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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