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引文中，科恩和泰勒反思了当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生活受制于预先设定的规律时所产生的恐惧感。“我们的上班路线、穿的衣服、吃的食物，都在明显地提醒我们，这可怕的单调感。”（Cohen and Taylor, 1992 ：46）我们被一种毫无征兆的可怕感觉填满，生活先是由公司老板、工作目标和工作流程决定，回家后又受困于已经被消耗殆尽的时间和精力。对于本书讨论的这些人来说，这种单调乏味的感觉是如此强烈，足以促使他们探索其他的生活方式。在实际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他们努力推开工作，以更符合自己价值观和价值排序的方式生活。他们重燃对之前忽视的兴趣的热情，也开始培养新的爱好；花更多时间放松、呼吸新鲜空气；或是更积极地参与社区活动，花更多时间照料他们年迈的父母、子女和自己。其中一些人甚至彻底放弃了工作。

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放弃工作似乎是一个极端的解决方案，而且减少工作并不总是一个切实可行的选择，这是可以理解的。当周期性的不满情绪在心中升起，我们大多数人会诉诸一套更熟练的逃避策略。我们在脑海中与“例行公事的魔鬼”做斗争。一些常见的策略可以归类为“副歌”——通过精神的痉挛和片刻的幻想，我们得以暂时离开横亘在眼前的无趣现实。“副歌”可以是我们脑海中反复播放的一首小曲，也可以是做做白日梦。科恩和泰勒这样写道，在任何时刻，我们都可以“在脑海中按下开关，对我们所面对的具体世界进行一些奇怪的调整”（Cohen and Taylor, 1992 ：90）。我们可以剥光别人的衣服、暗杀老板或者在脑海中想象一个与眼前完全不同且令人更愉悦的场景。酗酒和吸毒可以让我们暂时从现实中逃脱出来，而有的人依赖于一年一次的出国度假。许多人对日常生活如此不满，以至于有时候甚至欢迎疾病。一个朋友最近给我发了这样一条信息，他很高兴自己得了神经炎：“今天我一直努力享受时光，我读《玩笑》（一本小说）、骑行、做可丽饼、浏览书架。突如其来的闲暇唤醒了我脑海深处那些渴望释放的创造力。现在各种想法和念头在我脑中纷飞。”在工作的世界中，我们惭愧地共享同一个秘密——我们常常渴望无法胜任的时刻，从而快乐地逃避责任，得到宝贵的喘息时间。然而，“副歌”策略的问题在于，它带来的兴奋感并不能一直持续。一次出国度假可能会带来远离日常的可能性世界的新鲜触感——回到家后，我们暗下决心，要过更放松的生活、吃更多有趣的食物、重新联络过去的朋友——但没过多久，庸常的生活会接管一切，我们再次被琐碎的日常淹没。如果想让暂时的逃避变得更长久，一个人就会陷入麻烦。

我们还有哪些逃避路线？戈夫曼所说的“与角色保持距离”或许是比较常见的逃避策略之一（Goffman, 1972 ）。与角色保持距离意味着试图向他人表明，我们对自己所处的某个角色感到不适和不满。戈夫曼举例说，一个大一点的孩子在旋转木马上打闹，公然蔑视安全规则，目的就是向别人表明，虽然他在坐旋转木马，但是他如此轻率，已经超越了“骑旋转木马的人”这个幼稚的角色。在职场上，与角色保持距离可能表现为一些类似的展现不服从的小动作：在团队会议上开小差、马马虎虎地处理文件或者有意露出怀疑的表情（英国版《办公室》里马丁·弗瑞曼饰演的主角蒂姆完美地诠释了这一点）。

根据弗莱明和斯派塞对现代组织文化的研究，他们讨论了相关的愤世嫉俗策略（Fleming and Spicer, 2003 ）。在当今情感要求极高的工作环境中，犬儒也许是一种较为常见的逃避策略。当改变系统的可能性看上去超出我们的个人能力时，犬儒就成为最后一搏，让人们创造出一个不受工作要求束缚的自由空间。正如第二章中凯瑟琳·凯西对赫菲斯托斯公司的研究让我们看到的，管理者试图精心设计工作认同的做法有时会适得其反（Casey, 1995 ）。员工会怀着不信任感，犬儒地拒绝认同工作文化，从而努力保存自己的个性。戴维·柯林森的一项研究表明，体力劳动者将建立追求卓越文化的举措称为“美国佬的宣传”，把公司通讯邮件称为“戈培尔[希特勒的宣传部部长。]公报”（Collinson, 1992）。这些犬儒文化无疑可以作为劳工斗争的重要武器，然而，只有当工人们也坚信另一种选择可行时，它们才可能发挥作用。弗莱明和斯派塞认为，犬儒本身实际上是一种非常保守的力量：

犬儒是一种反叛方式，但它通常不会触及权力的基础。就像本书前面提到的“快乐文化”的管理风格一样，犬儒的反抗策略让员工享受少量表层的自由，从而安于被统治的地位。弗莱明和斯派塞举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麦当劳的一名员工因为不赞成公司的价值观（团队合作、清洁、顾客服务等），在工作服下面偷偷穿了一件印着“McShit”的T恤。作者认为，虽然她对时尚的越轨品味让她保存了自己的个性，但只要她继续表现得好像认同麦当劳的价值观，那这种不赞成归根结底还是浮于表面的（Fleming and Spicer, 2003 ：166）。

与角色保持距离、犬儒和拒绝认同的逃避尝试确实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喘息空间，使我们能够更少感到受工作要求的妨碍以及更像自己，但同时也让我们继续忍受我们的角色所设下的限制：“我们可以饶有兴致地看待大学或办公室生活的传统，以及我们作为教师或管理者的角色，这实际上确保了我们仍然处于这些传统和角色中。”（Cohen and Taylor, 1992 ：56）比如在周末看一部票房大卖的反资本主义电影, 穿一件切·格瓦拉的T恤或者在 Facebook 上点赞一个政治页面，费舍尔认为，犬儒常常在进行的是一种“姿态”式反抗——这种抵抗方式提供了一种赋权的假象，但最终世界并未改变（Fisher, 2009）。

作为摆脱工作那些恼人的方面的方法，通过消费进行逃避体现了与“副歌”或犬儒策略相似的弱点。即使购买消费品通常让我们感到非常愉快，给我们带来了美妙的宽慰、表达和享受的机会，但正如我们在第六章中强调的，消费主义的愉悦形式有着更令人担忧的一面。和副歌一样，消费的乐趣往往是短暂而转瞬即逝的，更不用说这种享受还依赖稳定的收入来源。虽然我不想堕入“无处可逃”的悲观主义，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继续扪心自问，资本主义通常提供和准许的逃避策略是否代表了一种真正的解放，还是只是提高了我们对我们所试图逃避的那个有毒环境的容忍。如果说对社会替代方案的渴望是我们内心熊熊燃烧的烈火，那么我认为，上述相对无害的逃避策略就像洒在火焰上的细密水雾——就算不会完全扑灭，也会暂时抑制住火焰。当我们忙着在心中讥讽老板、让别人相信我们有工作以外的一面，或者花辛苦赚来的钱分散我们对自身异化的注意时，时间在流逝，我们的身体在变老。现实中被容许的那些逃避路线通常是令人愉悦、立刻见效的，但它们也是自相矛盾、暂时性的，它们训练了我们的容忍程度，让我们更深地扎根于我们寻求解脱的环境中。如今最容易被接纳的逃避途径可能会让人获得短暂的喘息或者对自由的惊鸿一瞥，但它们最终体现的是一种浮于表面的自由。这是私下批判工作、暂时逃离工作要求以及在消费品之间做选择的自由，但不是选择不同生活方式的自由，不是以民主的方式参与创造真正的社会替代方案的自由，也不是对人们正迫于生计出卖生命的事实做出抗议的自由。

正是有鉴于社会中最常见的逃离路线的愚蠢和自相矛盾，我想将我在研究过程中遇到的拒绝工作者定位为一种更具救赎性的替代选择的代表。这些人相信，通过他们自己的行动，有可能改善自己的生活。我也相信，他们在抵抗工作时所追求的——无论成功与否——是一种比上述方式更为根本的逃避。也许“逃避”这个词根本不恰当，他们奋力追求的是更真实的自主性。尽管几乎所有宣传都告诉我们，工作是身心健康的源泉和“发挥潜力”的途径，但在实际情形中它却似乎常常阻碍人们的创造力和协作能力。我遇到的人们都觉得他们受到工作角色的限制，并试图开辟一个可以自由发展各种兴趣和能力的空间。

从本书的案例研究中，可以得出一些结论，但促使我反思最多的事情之一是，人类的幸福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价值观和行动之间的连续性。毕竟，正是在这两件事——理想和现实——令人痛苦的割裂中，滋生了不快乐并出现了断点。 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可以注意到，当人们有更多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时，他们会更快乐。这个认识既可以是极其平庸的，也可以是极其深刻的——这取决于我们愿意多么严肃地看待它：

在本书的前几章中，我试图展示人们拒绝工作的理由中的良好的道德意识。通过研究抵抗工作者的自我认识，我试图打破社会上对这个群体的普遍刻板印象，即认为他们是社会的异类，缺乏道德底线或生活空虚。我希望这些章节中所包含的洞见有助于将工作及其在现代社会中的中心地位非自然化。在分析的过程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可行的抵抗工作的方式。我们也看到了在一个以工作为中心的社会中，如何愉快地减少对收入的依赖，以及人们为了避免因抵抗工作带来的耻辱感和孤独感而采取的一系列策略。总的来说，我遇到的一些人似乎已经成功地将工作从生活中推开了，并且会在可见的将来继续享受这种成功。他们的故事证明了个体能动性的强大力量。尽管我承认这一点，但我最终还是认为，个人层面抵抗工作的力量是十分有限的。

无论我们如何批判当前以工作为中心的社会以及它对想象力的限定，这本身并不能改变工作仍然被社会建构为收入、权利和归属感主要来源的事实。在如今以工作为中心的社会背景下，公平地说，对工作的任何实质性抵抗仍然只能是来自那些勇敢者、意志坚定者、有应急收入来源的人或因健康和个人原因而无法工作且没有太多选择的人。考虑到社会对更短工作时间的限制，我们必须提出这样的问题，社会能否以及如何组织起来，使每个人都能从资本主义生产发展所节省的时间中受益。对于本书开头介绍的安德烈·高兹等思想家来说，抵抗工作始终被构想为一项集体的而非个体的事业。因此，任何对工作进行批判的严肃尝试都必须超越个人的伦理和享乐问题，考虑在更大范围内重估工作的前景,建立起结构性变革的基础，以便每个人都能享受更大程度的自由。伦理反思和自我批判是任何想要与工作教条对抗的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挑战这种教条也必须涉及社会批判和集体政治行动。下一步将何去何从，不是个体的选择，而是社会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