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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工作说不 | 收藏 |
隔绝和支持
对工作说不 作者：大卫·弗雷恩
虽然我遇到的很多人都意识到，他们选择的生活方式可能招致污名，但他们也在努力保护自己免受那些威胁自己生活方式的评判。正如戈夫曼所言：
一个人似乎有可能即便未达到我们对他的实际要求，也能相对不受这种失败的影响；他由于异化被隔绝，同时被自身的身份信念所保护，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完全成熟的正常人，而我们才是不太像人类的人。（Goffman, 1968 : 17）
回顾自己的失业经历，马修·科尔提到发展一种“局外人时髦”的可能性，这种时髦的“基础是褒扬那些对工作者和消费者群体而言‘非传统的’的乐趣”（Cole, 2004 : 12-13）。科尔尤为具体地回忆到，当他把一瓶伏特加偷偷带入酒馆，整晚偷偷给自己续酒时，他感受到的反叛的快感。正如我们在第六章看到的，人们有办法应对低收入生活方式中的相对贫困，我们也能注意到，人们有办法避免对他们的生活方式的污名化评判。
我遇到的一些人在这些方面做得比其他人更好。埃莉诺最终意识到，按自己的价值观生活同时又留在主流社会中是非常困难的：“我觉得我总是试图为自己的生活方式辩护，我实在不想那么做了，我讨厌这样。”她的解决办法是生活在一个自治的乡村社区，在那里她享受与和她一样对工作和消费主义持批判态度的人们为伴。她喜欢归属于这样的社交圈，在这里她不必感到抱歉，被迫不断解释自己的行为和选择。我们可以将此与露西对比，露西似乎希望完全从社会交往中撤退。露西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家里，她让自己置身于一个小而严密的人际网络中，这些人能理解她无法工作的困境。她的丈夫马修在这当中扮演尤为重要的支持角色。作为一个哲学系学生，马修习惯于对公认的文化信仰做批判性思考，他鼓励露西将工作的必要性变成辩论的话题来提升自己的自尊。当露西说出人们对她抚养孩子的志向指指点点时， 马修转头问她：
为什么不工作者会失去这种尊重？显然时代不同了。过去女人会待在家里什么的，但我希望事情没有转弯转得太急，以至于女人因为想待在家里照看孩子而被看不起，因为照看孩子本身就是一份全职工作。这是值得自豪的事情。我并不是说女人不应该工作，但不工作应当是一种选择，无论选择哪一种都不应该受到谴责。
在这对夫妇的整个访谈过程中，马修经常采用米尔斯称作“社会学的想象力”（Mills, 1959）的思维。米尔斯认为，社会学思维的好处之一在于，它能将个人困境与更广泛的文化和结构性力量联系起来。社会学的想象力有望使那些原子化的个体超越被动忍受羞辱的境地，成为自觉的批判者，批判那些塑造了我们生活其中的文化环境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马修希望通过自己的干预，让露西少怀疑自己，多怀疑周围的世界。
在朋友无法陪伴的情况下，一些参与者转而从文学中寻求这种支持。迈克说：“我的几个朋友散落各地，我无法立刻把他们叫出来。但我书架上的书能在我需要时给我慰藉，它们就像我的支持系统的一部分。”有几位参与者热衷于推荐工作主题的书。比如亨利·梭罗、威廉·巴勒斯或杰克·凯鲁亚克——文学界最著名的自由职业者和不工作者——以及汤姆·霍奇金森的《悠游度日》（Hodgkinson, 2004）、鲍勃·布莱克的《废除工作》（Black, 1986）等一些广为人知的批判文本——都是闲人联盟成员一再向我推荐的。这些书让人们感觉自己作为非工作者的身份得到了认同和确认，同时也让他们有机会形成一种更一致和明确的道德观。这些文本帮助人们在放弃工作伦理的同时，找到自己作为非工作者的定位，制定新的道德准则。这或许也可以解释埃莉诺为什么对自己没有花更多时间阅读和写作与其价值观一致的东西而感到遗憾。她表达了强烈的渴望，希望梳理清楚自己作为不工作者的伦理观并表达出来，这也是她乐于参加这项研究的原因之一。
除了个人或者文学里的朋友，我遇到的与闲人联盟有关的人，也从更广泛的认同圈子中受益。在和闲人联盟成员相处的过程中，我很快发现，这个团体与其说是一个具有政治目标的社会运动团体，不如说是一个社交网络，成员将其视为友情和认可的来源。闲人联盟的联合创始人安妮以成员视角谈到了闲人联盟的吸引力：
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说，在日常生活中没有人能理解他们的哲学或者看待世界的方式，他们会变得很内向，因为没有可以倾诉的对象。他们可能会变得很孤立，我对此感到难过。他们可能不会再给别人交流的机会，因为觉得“我和他们不在同一个频道”，或者，你知道，“没有人能理解我”。这就是为什么对很多人来说，闲人联盟就像一个避难所，在这里他们能得到理解。
我遇到的几个闲人都向我证明了安妮的观点，他们告诉我，他们在家时通常会让闲人联盟的在线留言板保持后台运行。留言板非常活跃，在我写这篇文章时已经有2037名会员和数百名未注册用户。除了是一个分享省钱、自给自足等实用技巧的论坛，留言板还为人们提供了宝贵的机会，让人们在与志同道合的伙伴的交流中体验归属感和舒适感。意识到社区在情绪连接上的作用后，闲人联盟的创始人希望在英国各地组织更多线下的定期聚会。在那些我能够参加并且观察的聚会中，我很快就发现，这些活动显然并不是为了政治动员和严肃的伦理辩论，只是为了开心。这种氛围反映了海文和卡斯纳比什对社会运动的描述，即社会运动是“动荡世界中的避难岛”：一个提供友谊、团结、浪漫和赋权感的空间（Haiven and Khasnabish, 2014 : 10-11）。 虽然闲人们并不积极推动社会变革，但他们确实致力于在小范围内预演他们期望看到的那种世界——一个既重视个性又重视共性，既有激情又有理性，让人感到被接纳的世界。人们大快朵颐、喝得酩酊大醉、听现场音乐、享受和志同道合的人们联结的归属感。闲人联盟尤其强调让人们感到被接纳，该组织的名称或许就体现了这一点。作为邀请人们团结起来的一面旗帜，“赋闲”意味着一种轻松幽默的反抗。它轻蔑地重新启用一个贬义词，并将其用于一种激进的目标。我的印象是，无关阶级观念、政治事业或左右之争，“赋闲”这个口号成功团结起了各种背景和性格的广泛人群。
没有像闲人联盟这样的社群提供社会承认的温暖光芒，抵抗的意志很容易消沉。我们可以看到，在里斯的例子中，他认为与相同价值观的人的联系日益减少，打击了他以不同的方式生活的决心：“在我的亲友中，［另一种生活方式］并不在他们的关注范围内，我想这就是我将它搁置一旁，去大学里找一份工作的原因。”杰克总结了这些孤立的闲人们的困境：
对我来说，社群是一切事物的关键，如果你没有社区，那么发生在你身上的一切都是孤立的。任何群体都需要定义自己，他们需要来自彼此的扶持。没有社群，你不知道自己要往何处去，然后你猜会怎么样呢，回到过去，回到朝九晚五的工作和我们社会中一切令人沮丧的事物中。
抵抗文化的益处在于，它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们走出被动忍受屈辱的状态，积极捍卫自己的伦理观和实践。然而，最终似乎还没有任何社会运动有能力将工作从其社会中心的宝座上推下来。至少在不久的将来，工作仍将继续作为人们的收入、权利和归属感的主要来源笨拙地运转着，还没有一个社群具备足够的追随者、资源和组织水平来对此提出重大挑战。我在调查结束时面临的问题正是，我所观察到的在社会缝隙里日益蓬勃的拒绝工作的个案，能否以及如何转化为对所有人都有意义且所有人都向往的社会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