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昏 -11

额尔古纳河右岸  作者:迟子建

我和达吉亚娜把马伊堪的故事讲给刘博文听,刘博文听过后哭了。他跟着我们来到山上。当我告诉拉吉米,刘博文的姑姑是马伊堪时,拉吉米把西班紧紧抱在怀里,他对刘博文说,西班不是马伊堪生的,是他捡的。我知道,西班对他来讲,跟当年的马伊堪一样,是他的眼睛,失去他,等于失去了光明。

刘博文呆了两天,为西班拍了几张照片,就由马粪包护送下山了。其实鲁尼本来是派索长林去送刘博文的,但马粪包主动要求下山,那时九月也有了自己的儿子,叫六月,柳莎常下山看九月和六月,而马粪包却很少有这样的机会。他想念九月和六月了,就想趁着送刘博文的机会,去激流乡看上他们一眼。虽然马粪包已是个老人了,但他的腿脚依然利落。他仍能打猎,枪法还是那么准。

那时山中的林场和伐木工段越来越多,运材线一条连着一条。山中的动物越来越少了。每当狩猎空手而回的时候,马粪包总要咒骂那些伐木点,说它们是生长在山中的一颗颗毒瘤,把动物都赶跑了。

马粪包喜欢在路上喝酒,他说走路喝酒又风光又有滋味。在送刘博文的路上,他一直在喝酒。刘博文说,他们清晨出发,到了中午,走了大约三十里路后,来到了满古公路的一个支线上,那里离激流乡只剩下七八里的路了。支线路上往来的运材车很多。刘博文说,马粪包看到空着进山的运材车时还没什么,一旦看到满载原木的长条卡车轰隆驶过,他的情绪就会激动。他会指着运材车骂:孽障,孽障!谁知那天出山的运材车很多,过去了一辆,跟着又是一辆。等第四辆装满了落叶松的运材车经过时,马粪包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他举起猎枪,对着运材车的轮胎就是一顿扫射。他的枪法确实准,轮胎立刻就被打爆了,车歪斜着停了下来,司机和助手先后从车里跳出来。司机是个大胡子,他冲过来,揪着马粪包穿着的光板的狍皮褂子,骂他,酒鬼,你他妈的找死啊!助手是个小伙子,他对着马粪包的脑袋就是一拳,骂他,你个穿兽皮的野人!这一拳把马粪包打得晕头转向的,他凄凉地重复了一句“野——人——”,晃了几晃,手中的猎枪首先掉到了地上,跟着,他也倒在了地上。

我们知道马粪包不喜欢热闹的地方,想把他埋在一处幽静的地方,但柳莎不同意。她说马粪包是为了看晚辈而死的,他应该埋在激流乡,这样以后九月和六月还能时常去祭奠他。再说了,现在看着幽静的地方,再过一些年,也许就不幽静了,还不如回到激流乡的亲人身边呢。这样,我们就把他安葬在伊万和维克特的旁边。

与我同时代的人,大都去了另一个世界了。进入九十年代,我觉得时间过得飞快的。帕日格和沙合力长大了,他们经常出去。沙合力爱喝酒,他喝了酒后不是砸商店的橱窗,就是破坏学校的桌椅,要不就是把乡政府的汽车的轮胎扎破。九月告诉我,沙合力一出现在激流乡,派出所的人就会紧张,他们会提醒沙合力爱去的那些场所的主人,沙合力下山了,看好你们的东西吧。帕日格呢,他喜欢到呼和浩特去找依莲娜,他爱跳舞,总是幻想有一天依莲娜会介绍他进入剧团,能到处演出。依莲娜那时已从北京的美术学院毕业,到呼和浩特的一家报社做美术编辑。她嫁了个水泥厂的工人,只过了一年就离婚了。

依莲娜离婚后,刘博文也离婚了。帕日格告诉我,依莲娜跟刘博文住在一起了。帕日格说,他们在一起时常常吵架。我问他们都吵些什么?帕日格说,我不清楚,他们每次吵完,刘博文会摔东西,而依莲娜会用酒把自己灌醉。

依莲娜每年都要回来看我。她来的时候会把画画的东西带来。她除了画画,就喜欢和驯鹿呆在一起。她的画,是带颜色的了。她在画布上涂抹着各色油彩。我不喜欢油彩的气味,很刺鼻子。她不像过去那么快乐了,我常见她独自坐在河边洗着画笔,把河水洗出了颜色。她的画,常常会印在画刊上。她每次回来,都会把画刊带来,让我看她的画。在各式各样的画中,我总能一眼认出她的画来。她的画中总少不了驯鹿、篝火、河流和覆盖着白雪的山峦。

依莲娜往往住上一两个月后,就会心烦意乱。她嫌山里太寂寞了,跟外界联系起来不方便。有的时候,她会在西班的陪伴下,专程去一趟激流乡,为的就是给朋友打一个电话。依莲娜喜欢西班,她很少画人物,但她却为西班画了好几幅画。西班在画中不是啃着树皮,就是蹲在营地上为驯鹿笼烟,要么就是在木板上刻着字。

西班有两大爱好:造字和制作桦树皮工艺品。他一直喜欢讲鄂温克语,当他知道他说的语言是没有文字的时候,就下决心要造字了。他对我们说,这么好听的话没有文字,是多么可惜呀。我们说,文字是那么好造的吗?西班说,只要我用心,就一定能造出字来。玛克辛姆的木工活好,西班就让他为自己做了很多木板,一摞摞地放起来。他喜欢坐在火塘旁造字,想好了一个字,先把它用圆珠笔画在掌心中,让我们看他造的字怎么样,等大家认可了,他才郑重地把它刻在木板上。他造的字很简捷,比如河水,就是一条笔直的横线;闪电,是一道弯曲的横线。雨,是一条断断续续的竖线;风,是两条波浪形的竖线。云朵,是两个连在一起的牛圆;彩虹,是一条弯曲的斜线。他的掌心,因为总是描画着字,所以他洗手时格外小心,生怕不小心把刚造好的字洗成了泡沫。

除了造字,西班还喜欢制作各种“玛塔”,也就是桦皮工艺品。他掌握了各种刻绘方法,在桦皮做成的烟盒、笔筒、茶叶罐、首饰盒上雕刻上飞鸟、驯鹿、花朵、树木的形象。他最喜欢用的纹饰是云雷纹和水波纹。西班做的桦皮制品很走俏,它们被拿到激流乡的商店后,被那些远道而来的游客给买走了。西班用换来的钱,给我们买各种东西,这让拉吉米无比自豪。西班最大的梦想,就是有一天能把我们的鄂温克语,变成真正的文字,流传下去。

沙合力每次回来,看到苦思冥想造字的西班,就 要嘲笑他,说他是个傻瓜,现在的年轻人,有谁爱说鄂温克语呢?你造的字,不就是埋在坟墓里的东西吗?西班从不计较。他性情温和,很多人都说他像安草儿。达吉亚娜就曾悄悄对我说,也许马伊堪怀的就是安草儿的孩子。我说这怎么可能呢,马伊堪当年是失踪了好几天才回来的,而安草儿那时没有离开过营地。达吉亚娜说,也许马伊堪事先设下了圈套,让安草儿与她做了爱,然后再故意以出走的方式,来迷惑大家的。我觉得达吉亚娜的话是毫无道理的。直到前年,我在帮安草儿收拾东西的时候,发现了一块水粉色的手帕,才觉得她的猜测也许是对的。我指着手帕问安草儿,这是优莲留下来的吗?安草儿说,这是马伊堪送我的,她有一块,我有一块,她说风大的时候爱流泪,让我擦眼泪用。我马上联想起了马伊堪失踪回来时头上戴着的手帕。这对水粉色的手帕,马伊堪是从哪里弄来的呢?我实在猜想不出来。其实生活中埋藏着许多秘密,有秘密的日子没什么不好的,所以我不愿意去探究西班的身世。

依莲娜在山上呆烦了,会背着她的画返回城市。然而要不了多久,她又会回来。她每次回来时都兴冲冲的,说是城市里到处是人流,到处是房屋,到处是车辆,到处是灰尘,实在是无聊。她说回到山上真好,能和驯鹿在一起,晚上睡觉时能看见星星,听到风声,满眼看到的是山峦溪流,花朵飞鸟,实在是太清新了。然而她这样过上不到一个月,又会嫌这里没有酒馆,没有电话,没有电影院,没有书店,她就会酗酒,醉酒后常常冲自己未完成的画发脾气,说它们是垃圾,把画扔进火塘里毁掉。

达吉亚娜那时非常焦虑,虽然依莲娜为她带来了世俗的荣誉,大家都羡慕她家出了一个画家,但女儿内心的矛盾和痛苦还是使她感到不安。索玛呢,她跟沙合力一样,非常讨厌上学。她在激流乡上学的时候,三天两头就逃学。索玛喜欢结交男孩子,她十四岁的时候,就对达吉亚娜宣布,她已不是处女了,气得达吉亚娜把她带回山上,不许她下山,让她每天经管驯鹿。索玛憎恨驯鹿,她说要是驯鹿得一场大的瘟疫就好了,这样所有人都会自然下山了。索玛对驯鹿所下的诅咒,使大家对她很反感。

依莲娜终于有一天辞了职,带着她的行李回到我们中间。我问她为什么回来了?她对我说,她厌倦了工作,厌倦了城市,厌倦了男人。她说她已经彻底领悟了,让人不厌倦的只有驯鹿、树木、河流、月亮和清风。

她这次回来以后,不再使用油彩作画。她开始做皮毛镶嵌画。她把驯鹿和堪达罕的皮毛,依据颜色的差异,裁剪成不同的形状,然后把它们连缀到一起,做成皮毛画。这样的画是以棕黄色和浅灰色为主色调的,画的上部通常是天空和云朵,下部是起伏的山峦或者是弯曲的河流,中间呢,永远是千姿百态的驯鹿。说真的,从依莲娜做皮毛画的那天开始,我的心就不安宁。因为我觉得那些皮毛是有灵性的,让它们做成衣服,为人遮风挡雨,带来温暖,它们也许是心甘情愿的;但一旦你是为了取悦别人的眼睛而把它们弄得支离破碎,让它成为画悬挂起来,那些皮毛可能就会愤怒。

依莲娜说她不会再把她的画拿到山外去,然而当她创作完成了两幅皮毛画后,还是抑制不住地卷着它们进城了。她那样子,就像要给她的两条狗去找个好主人。两个月后,依莲娜带着一家电视台的记者回来了,她看上去是那么的兴奋,她说那两幅画引起了美术界的轰动,一幅被美术馆收藏了,另一幅被人高价买走了。电视台的人是专程为了拍摄她而来的。他们拍摄了希楞柱、驯鹿、篝火、造字的西班、衰老了的妮浩和她的神衣、神鼓。他们也想拍摄我,他们问我,听说你是你们这个民族最后一位酋长的女人,你能讲讲你所经历的故事吗?我转身离开了。我为什么要把故事讲给他们听呢?

一九九八年初春,山中发生了大火。火是从大兴安岭北部的山脉蔓延而来的。那些年春季干燥,风大,草干,常有火灾。有的是雷击火,还有的是人吸烟时乱丢烟头引发的。为了防止烟头可能会毁掉森林,我们发明了一种烟:口烟。它是用碾碎的烟丝、茶以及碳灰三样东西调和而成的。这样的烟不用火,把它们捏出一点,塞到牙床上,口中一样有烟味,也能起到提神的作用。每到春夏时节,我们就用口烟代替香烟。

那场大火是由两个林业工人吸烟时乱扔烟头引发的。那时我们刚好搬迁到额尔古纳河畔,火龙席卷而下,森林中烟雾腾腾,从北部逃难过来的鸟儿一群群地飞过,它们惊叫着,身体已被烟火熏成了灰黑色,可见火势的凶猛。激流乡的乡党委书记和副乡长乘着吉普车上山来了,他们来到各个猎民点,领着我们打防火隔离带,保护驯鹿,不许它们离营地太远。直升飞机在空中飞来飞去,进行人工降雨。然而云层厚度不够,只听到雷一样隆隆的响声,却不见雨落下。

妮浩就是在这个时候最后一次披挂上神衣、神帽、神裙,手持神鼓,开始了跳神求雨的。她的腰已经弯了,脸颊和眼窝都塌陷了。她用两只啄木鸟作为祈雨的道具,一只是身灰尾红的,另一只是身黑额红的。她把它们放在额尔古纳河畔的浅水中,让它们的身子浸在水中,嘴朝天上张着,然后开始跳神了。

妮浩跳神的时候,空中浓烟滚滚,驯鹿群在额尔古纳河畔垂立着。鼓声激昂,可妮浩的双脚却不像过去那么灵活了,她跳着跳着,就会咳嗽一阵。本来她的腰就是弯的,一咳嗽,就更弯了。神裙拖到了林地上,沾满了灰尘。我们不忍心看她祈雨时艰难的样子,于是陆陆续续来到驯鹿群中央。除了依莲娜和鲁尼,谁也没有勇气把祈雨的仪式看完。妮浩跳了一个小时后,空中开始出现阴云;又跳了一个小时后,浓云密布;再一个小时过去后,闪电出现了。妮浩停止了舞蹈,她摇晃着走到额尔古纳河畔,提起那两只湿漉漉的啄木鸟,把它们挂到一棵茁壮的松树上。她刚做完这一切,雷声和闪电交替出现,大雨倾盆而下。妮浩在雨中唱起了她生命中的最后一支神歌。她没有唱完那支歌,就倒在了雨水中。

额尔古纳河啊,

你流到银河去吧,

干旱的人间……

山火熄灭了,妮浩走了。她这一生,主持了很多葬礼,但她却不能为自己送别了。

在妮浩的葬礼上,失踪多年的贝尔娜回来了。陪伴她的,果然是当年那个偷我们的驯鹿的少年。他们都已是人到中年了。他是在哪里找到的贝尔娜,而他们又是怎么得知妮浩的死讯的,我们并没有问。总之,妮浩的心愿实现了,贝尔娜回来参加她的葬礼了。妮浩再也不用跳神了,贝尔娜心中的恐惧也将永久消失了。

妮浩离开后半年左右,鲁尼也走了。玛克辛姆说,鲁尼那天看上去好好的,他喝着喝着茶,突然对玛克辛姆说,给我拿块糖来吧。说完,脖子一歪,气就没了。我想鲁尼和妮浩去的世界是温暖的,因为果格力、交库托坎、耶尔尼斯涅都在那里。

妮浩祈雨的情景,让依莲娜难以忘怀。她对我说,在那个瞬间,她看见的是我们鄂温克人一百年的风雨,激荡人心。她说一定要把那种情景用画展现出来。她先是用皮毛画来表现,但做到一半的时候,她说皮毛太轻佻了,还是油彩凝重。于是,她又把画 布固定在木板上,开始用画笔蘸着油彩作画了。她画得很慢,很动情,常常画着画着就要哭出声来。

依莲娜的那幅画,一画就是两年。

那幅画很有气魄,上部是翻卷着浓云的天空和被烟雾笼罩着的黛绿的青山,中部是跳神的妮浩和环绕着她的驯鹿群。妮浩的脸是模糊的,但她所穿的神衣和神裙却是那么逼真,好像风儿轻轻一吹,那些闪光的金属饰片就会发出响声。画的底部,是苍凉的额尔古纳河和垂立在岸边的祈雨的人们。

我们以为那幅画早就完成了,可依莲娜总是说还没完呢。她似乎很舍不得把那幅画完成,画得很仔细,很精致。

直到进入新世纪的那年春天,依莲娜才对我们宣布,她的画完成了。那时我们正在贝尔茨河畔给驯鹿接羔。为了庆祝她完成了那幅画,我们特意为她搞了一个篝火舞会。依莲娜那天喝了很多酒。虽然她没有跳舞,但因为她走起路来轻飘飘的,也给人一种跳着舞的感觉。

就在那天晚上,依莲娜走了。

她喝过酒后,回到希楞柱,抓起一把画笔,摇摇晃晃地朝贝尔茨河走去。她在经过我们身边的时候说,我洗画笔去了。从我们营地,到贝尔茨河,不过是五分钟的路程,我们眼看着她走向那条河流。

达吉亚娜叹了一口气说,依莲娜洗过了画笔,肯定又要画新的东西了。她可别一画又是两年,怎么受得了呢。

索玛说,依莲娜也是蠢,一幅画要画两年!这么长的时间生两个孩子都够了!索玛的话让我们笑了起来。

我们议论着依莲娜和她那幅祈雨的画,不知不觉夜深了。依莲娜还没有回来,达吉亚娜对索玛说,看看你姐姐怎么还没回来?

索玛说,让西班去看吧!

西班那时正蹲在篝火旁埋头造字,玛克辛姆帮他在木板上刻着字。他听索玛让他去找依莲娜,就说,你去吧,我造字呢。索玛说,依莲娜把谁画在画中,谁就该去找她!西班“噢”了一声,站起身,说,依莲娜画我了,我去找她。

大约二十分钟后,西班回来了。他没有找回依莲娜,他拿回了一把画笔,每一支画笔都湿漉漉的,它们被贝尔茨河水冲洗得干干净净的。

达吉亚娜问西班,依莲娜呢?

西班说,只有画笔,没有依莲娜。

第二天正午,我们在贝尔茨河的下游找到了依莲娜的尸体。西班说,如果不是河转弯处的几棵茂盛的柳树拦住了她,她还不知要漂浮到哪里去呢。我憎恨那几棵多事的柳树,因为依莲娜就是一条鱼,她应该沿着贝尔茨河,一直漂向我们看不见的远方的。

依莲娜躺在桦皮船回到营地的时候,夕阳把水面染得一派金黄,好像老天知道她喜欢画,特意泼洒了一幅,把依莲娜给镶在画中了。就在那个时刻,拉吉米接生下来一只雪白的驯鹿仔,它一定来自天上,因为它看上去就像一朵云。拉吉米把令他难以忘怀的口弦琴的名字赐予给它:木库莲。

我在依莲娜上岸的地方找到一块白色的岩石,为她画了一盏灯。我希望她在没有月亮的黑夜漂游的时候,它会为她照亮。我知道,那是我这一生画的最后一幅岩画了。画完它,我把脸贴在岩石上,哭了。我的泪水沁在岩石的灯上,就好像为它注入了灯油。

我们离开贝尔茨河的时候,西班为木库莲拴上一对金色的铃铛,它们在风中发出清脆而悠扬的回响,唤醒了我对岁月的记忆。它们就像天上的太阳和月亮,照耀着我们留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的路——那些被世人称为“鄂温克小道”的、由我们脚和驯鹿那梅花般的足迹踏出的一条条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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