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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把外人的不幸放在了你家门口二手时间 作者:S.A.阿列克谢耶维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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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夫尚,民工,二十七岁 佳芙哈尔·德鲁拉叶娃,莫斯科塔吉克斯坦基金会主席、移民与法律中心主任 “……没有故乡的人,就像没有花园的夜莺一样” 我对死亡知道得很多。总有一天,我会因为我知道的一切而疯掉。 身体,只是灵魂的容器,是灵魂的小房子。根据穆斯林习俗,要尽快安葬逝者,最好就在安拉带走灵魂的同一天。在死者家里,把一块白布挂在钉子上,悬挂四十天。灵魂晚上会回来,坐在白布上,聆听亲人的声音,心情愉快,然后才飞走。 拉夫尚,我清楚地记得他……这是个很普通的故事:他们半年没有发工资了,在老家帕米尔,他有四个孩子,还有病重的父亲。他走进建筑公司办公室讨要工钱,遭到拒绝。他被最后一根稻草压垮,走上台阶,用刀割断了自己的喉咙。我接到电话,赶到太平间……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他那张美得令人吃惊的脸……我们为他筹钱。我至今都觉得这个内部管理机制很奇怪:人活着的时候一分钱也不发,人死了之后立即就拿出所需款项,尽全力把人送回故乡下葬,不让他留在异乡。拉夫尚的口袋里只有一百卢布,是他们还给他的。你说说,该回家了——他们不给钱;孩子病了——他们不给钱,人死了——有了,把钱都拿去吧。他们把一口袋皱巴巴的卢布放在我的办公桌上。我同他们一起来到俄罗斯航空公司买机票,还要找公司领导通融。灵魂自己就能飞回家,但空运棺材是非常昂贵的。 她从桌上拿起几页纸,开始读: ——警察进入一所民工公寓,那里住着一个怀孕的女人和她的丈夫,因为他们没有登记证,警察当着丈夫的面殴打怀孕的妻子。她大出血致死,没有出生的孩子也死亡了。 ——莫斯科郊区有兄弟姐妹三人失踪。他们的家人从塔吉克斯坦赶来,找我们求助。我们打电话给他们工作过的面包店。第一次,我们被告知:“不认识这些人。”第二次,店主亲自在电话上承认:“是的,我曾雇了几个塔吉克斯坦人。我付了三个月工资,他们在同一天辞工了。我不知道他们去哪里了。”于是我们报了警。最后发现,他们全都被人用铁铲杀死后埋在了树林中。面包店的老板开始打电话威胁基金会:“这儿全都是我的人。我可以活埋了你们。” ——两位塔吉克青年从工地被带到医院急诊室。整整一夜,他们躺在冰冷的急诊室,没有一个人过来看一眼。医生们都不掩饰自己的情绪:“你们这些眼镜蛇,为什么要到这里来?” ——防暴警察夜间从地下室赶出十五个打扫院子的塔吉克人,把他们赶到雪地上殴打,用皮鞋踩踏他们,一名十五岁男孩被打死…… ——我们接待了一位母亲,她的儿子在俄罗斯死于非命,内脏被人挖走……在莫斯科的黑市,你可以买到各种器官:肾、肺、肝、心脏、皮肤、眼球…… 这些都是我的兄弟姐妹……我也出生在帕米尔,是山民的女儿。我们那儿遍地是黄金,我们装小麦不是用口袋,而是用绣花小圆帽。满目高山峻岭,处处奇特景色,创造出孩童般纯洁天真的人们,生活无忧无虑。在我们家乡,你好像脚踩大地,头顶云天,你显得高高在上,仿佛不是在普通的世界。这里与大海不同,大海具有吸引力,高山给人安全感,它们保护着你,是家园的第二堵高墙。塔吉克人不是战斗民族,如果敌人进攻他们的土地,他们就躲到山里去……(沉默)我最爱的一首塔吉克民歌,就是哭诉被离弃的亲爱的土地,我每次听到这首歌就会痛哭……对于塔吉克人来说,最可怕的就是背井离乡,就是生活在远离故乡的地方。没有故乡的人,就像没有花园的夜莺一样。我已经在莫斯科生活很多年了,可是家乡的往事总是萦绕在我心里:我在杂志上看到山峦叠起的图片,一定要剪下来,贴在墙上,还有盛开的杏花和白色棉花的照片。我经常梦到摘棉花……我打开一个盒子,一个边缘非常锋利的小盒子,里面是一团白色的小球,像棉花一样,几乎没有重量,要小心翼翼拿出来,以免划伤手。每当早上醒来,我都会觉得很疲劳……哪怕在莫斯科,我也要买塔吉克的苹果和葡萄,那里的水果甜过蜜糖。小时候我经常梦想去看看俄罗斯的大森林和林中的小蘑菇,幻想有一天去看看俄罗斯人。这是我灵魂的另一部分:俄罗斯小木屋、俄罗斯烤炉、俄罗斯馅饼。(沉默)我来说说我们的生活吧,说说我自己的兄弟们……在你们看来,他们都是一个样:黑头发,不洗脸,充满敌意,来自一个不可知的世界,是上帝把外人的不幸放在了你家门口。但是他们不觉得自己来到了外人的地方,因为他们的父母曾经生活在苏联,那时候莫斯科是所有人的首都。在这里,他们分到了工作和房子。有个东方谚语说:别往你饮水的井里吐痰。在学校里,所有塔吉克男孩的梦想就是去俄罗斯工作,他们跟全村的人借钱买票。边境的俄罗斯海关人员问他们:“你去找谁?”他们都回答说:“找妮娜。”对他们来说,俄罗斯女人的名字都叫妮娜。可是现在学校已经不教俄语了。他们每个人都随身带着祷告用的垫子…… 我们在基金会谈话。这里一共有几个小房间,电话一直不停地响。 就在昨天我还救出来一个女孩。她居然能够从警车上打电话给我,当时她正在被警察拉到森林中去,她在电话上小声对我说:“他们在街上抓住我,要把我带到城外去。他们全都喝醉了。”她还报出了车牌号。由于喝醉酒,这些警察忘记了搜查她,没有没收她的手机。这女孩刚刚从杜尚别来,一个很美丽的小姑娘……我是一个东方女人,我小的时候外婆和妈妈就已经告诉我如何同男人谈话。外婆告诉我:“不能够以火攻火,只能用智慧。”我打电话给警察分局:“我亲爱的,请听着,现在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你们的弟兄们不知道要把我们的姑娘带到哪儿去,而且他们都喝醉了。为了让他们不至于犯罪,请您给他们打个电话吧。车牌号码我们都知道。”电话的另一端传出一连串的谩骂:这些“树桩子”、这些“黑猴子”,他们在那边议论着:这些昨天刚刚从树上爬下来的野猴子,你们在他们身上浪费什么时间……“我亲爱的,你给我听好了,我也是这样一只黑猴子,但我是你妈妈……”那边顿时没话了!对方还是同一个人……我总是抱有希望……一句话接一句话,于是我们就开始了交谈。过了十五分钟,那辆汽车掉头,他们把姑娘送了回来,他们是有可能强奸她并杀害她的。不止一次,我在树林里搜集过很多这样的姑娘的衣服碎片……您知道我是谁?我是一个炼金术士……我们有社会基础:没有钱,也没有权,有的只是善良的人们,我们的义工。我们帮助和救援那些无助的人。充满希望的结果正是来自于绝望,来自于坚强的神经,来自于直观反映,来自于东方式的奉承讨好,来自于俄罗斯式的怜悯,来自于这些普通的话语,比如“我亲爱的”“我的好人儿”“我知道你是个真正的男子汉,你一定会帮助女人”。我对这些戴着肩章的性虐待狂说:“弟兄们,我相信你们,我相信你们的为人。”我和一个高级警官做过一次长谈,这个人不是白痴,也不是一个粗俗丘八,而是一个看上去很有文化的男人。我对他说:“您知道,您手下有一个真正的盖世太保,他实施严刑拷打,所有人都怕他。从流浪汉到民工,只要落在他的手里,就会被打成残疾。”我以为他听到我说的话会很吃惊或者是害怕,他总应该捍卫警察的荣誉吧。没想到他笑着看了我一眼,对我说:“请把这个人的姓名告诉我,真是好样的!我们要提拔他,要嘉奖他。我们要保护这样的干部。我要给他签嘉奖令。”我听呆了,他继续说道,“坦率地对你承认吧,我们是故意给你们这些人制造一些无法忍受的条件,好让你们尽快离开。莫斯科有两百万民工,城市消化不了这么多突然涌进来的人口。你们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沉默) 莫斯科真美呀……人们走在莫斯科的街上都会不断地赞叹:“多么好的莫斯科,如此美丽!堪称欧洲的首都!”我却感受不到这些美丽。我一边走,一边看着那些新建的高楼,就会想起:这里有两个塔吉克人刚刚死去,他们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那边有一个塔吉克人被人淹死在水泥里……我记得他们怎样为了挣一些微薄的工钱辛辛苦苦工作,却遭到所有人勒索:官员、警察、社区领导……一个打扫院子的塔吉克人签约时被允诺可以得到三万卢布,但是到手的只有七千,剩下的都被夺走了,被不同的领导瓜分了,还有领导的领导……法律不管用,代替法律的是丛林法则,弱肉强食,小人物是最无助的,野兽在森林里都能得到比这些人更好的保护。我们那里的森林就是保护野兽的,还有我们的大山……(沉默)我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度过的,现在我还记得我们是怎样把人理想化的,那个时候我把人想得多好啊。在杜尚别时,我在科学院工作,研究艺术史。我以为那些书中对人的描述都是真的……不,只有很小一部分是真实的。我现在已经不是理想主义者了,我现在知道的太多了……有一个女孩子经常来找我,她有病……她本来是我们塔吉克一个很著名的小提琴家。她为什么疯掉了?或许是因为人们对她说:“拉小提琴,你也配?你会两种语言又有什么用?你的工作就是清洁房间、打扫院子。你在这里的身份,就是奴隶。”这个姑娘已经不再拉小提琴了,她完全忘记了。 我这儿还有一个小伙子……警察在莫斯科郊外某个地方抓到他,抢了他的钱,可是他的钱不多。警察们大为光火,就把他带进森林,殴打他。冬天,严寒。他们剥光他的衣服,只留下一条短裤。他们哈哈大笑着,又撕烂了他的所有证件……他把这些都讲给我听。我问他:“那你是怎么得救的呢?”“我想我要死了,我就赤着脚在雪地里奔跑。突然间,就像童话里写的一样,我看到一个小木屋。我敲了敲小窗户,出来一个老爷爷。这个老爷爷给我围上一张羊皮,让我暖和过来,又给我倒茶,还给我吃果酱。他送给了我衣服。第二天又把我送到一个村庄里,在那儿找到一辆卡车,把我带到了莫斯科。”这个老爷爷……他也是俄罗斯人…… 隔壁房间有人喊:“佳芙哈尔·康季罗夫娜,有人找你来了。”等着她回来的时间里,趁着有空,我又回忆起在莫斯科的公寓里听到的一些事情。 在莫斯科的公寓里 ——这些人又涌来了……俄罗斯人的心灵真善良啊…… ——俄罗斯人民完全不善良。这是一个深刻的误会。他们有怜悯心,也多愁善感,但是并不善良。他们杀死一条看门狗,还拍摄录像,传到网上。他们还有私刑法庭。市场上烧死了十七个外来劳工——他们的老板夜里锁死了金属货柜车,把他们和货物关在一起——只有人权分子为他们出头,就是那些按照行业种类保护所有人的工作者。社会情绪是这样的:这些人死了,另一些人还会来。面孔分不清,语言听不明,反正他们都是外来人…… ——这些都是奴隶,现代奴隶。他们所有的财产,就是那个器官……和一双运动鞋。但他们在故乡的境况比在莫斯科最糟糕的地下室还要差。 ——有一头熊来到莫斯科过冬,吃了很多劳工。有人还统计人数……哈哈哈! ——在苏联解体之前,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中……这是我们在政治课上受的教育。那个时候他们都是“首都的客人”,而现在就被骂成“矮树桩子”和“哈契”[“矮树桩子”和“哈契”都是俄罗斯人对中亚裔丈夫的蔑称,有侮辱之意。——译者注]。我爷爷和我讲过,他如何与乌兹别克人一起在斯大林格勒浴血奋战。那时大家坚信:兄弟情谊万岁! ——你真让我惊讶……是他们自己要分开独立的啊。他们想要自由。你难道忘记了吗?你还记得在九十年代他们是怎样杀俄罗斯人的吗?抢劫、强奸、到处驱赶、在深夜里破门而入……拿着刀子、拿着枪就闯进我们的家门:“从我们土地上滚出去,俄罗斯畜生!”只给五分钟收拾东西,免费送到最近的车站。人们穿着拖鞋从住宅里逃出来,那个时候就是这样…… ——我们还记得我们俄罗斯兄弟姐妹遭受的侮辱呢!让那些短“木头橛子”都去死吧!唤醒俄罗斯小熊很困难,但是一旦这只熊站起来,就要血流遍地了。 ——俄罗斯枪托痛击过高加索人的脸。现在,谁是下一个呢? ——我憎恨光头党!他们只会做一件事,就是用棒球棍或锤子把塔吉克的看门人往死里打,可是人家什么都没做啊。在示威游行中他们狂喊:“俄罗斯是俄罗斯人的,莫斯科是莫斯科人的。”我妈妈是乌克兰人,爸爸是摩尔多瓦人,我的太奶奶有俄罗斯血统。你说我是什么人?他们按照什么原则要把非俄罗斯人清洗出俄罗斯? ——三个塔吉克人可以换一台自卸卡车,哈哈哈…… ——我很想念杜尚别,我在那里长大的。我在那里学习了波斯语,那是诗人的语言。 ——如果你无声地穿过城市,悄悄地打出标语——“我爱塔吉克人”,脸上立刻就会吃一顿老拳。 ——在我们家旁边有一个建筑工地,“哈契”们到处乱窜,像老鼠一样。因为他们,人们晚上都不敢出去买东西。为了一部廉价的手机,他们就能杀人…… ——啊哈!我有两次被抢劫,都是俄罗斯人干的,就在自己家门口险些被暴打一顿,都是俄罗斯人。为什么这个上帝特许的民族这样往死里打我? ——难道你愿意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外来移民吗? ——这是我生长的城市,是我的首都。但是他们带着自己的法典教义来这里,在我家窗外杀羊过宰牲节。怎么不到红场去呢?可怜的生灵痛苦地哀叫,鲜血四溅……你出门进城去看一看:马路上一摊摊的血水……我带着孩子出去,他问我:“妈妈,这是什么?”这一天,整个城市都变黑了,已经不是我们的城市。他们几万人从地下室里涌出来,警察吓得都躲进了墙内…… ——我有一个塔吉克男朋友,他叫赛义德,非常英俊,就像神一样!他在自己的家乡是个医生,但是在我们这里,他只能在建筑工地打工。我听了他的声音就爱上了他。可是怎么办?我们见面都是一起逛公园或者到城外去,避免被我们认识的人看到。我害怕父母。父亲警告我:“如果你和‘黑发鬼’在一起的话,就把你们俩一起打死。”我父亲是谁?他是个音乐家,从音乐学院毕业的…… ——要是“黑发鬼”和金发姑娘在一起……那是我们的姑娘!应该把这些人阉了。 ——为什么如此厌恶他们?因为棕色的眼睛,因为鼻子的形状。就这么简单地要憎恨他们。我们每个人都会讨厌什么人:邻居、警察、寡头,还有愚蠢的美国佬……总有那么些人让你讨厌!空气中弥漫着仇恨,都不敢和人接触…… “……我见过民众的暴动,一辈子都让我心惊胆战” 晚餐时间,我和佳芙哈尔一起用塔吉克斯坦茶碗喝茶,继续交谈。 总有一天,我会因为我的回忆而疯掉的…… 1992年,我们大家所渴求的自由没有出现,内战倒是开始了。库洛布人杀帕米尔人,帕米尔人杀库洛布人,卡拉特金人、希萨尔人、加尔梅人……四分五裂。房子的墙壁上挂着标语:“俄罗斯人滚出塔吉克斯坦”“共产党滚回莫斯科!”这里不再是我最爱的杜尚别了……街上的人们手里拿着铁棍和石头,原本绝对和平安静的人,如今都变成了杀手。昨天他们还是另一种人呢,还在茶馆安静地喝着茶,现在却用铁棍当街暴打女人的肚子,砸毁商店和小卖部。我去了大巴扎,金合欢花上挂着帽子和服饰,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好多人,好多动物……(沉默)在我的记忆里,那本是一个美丽的早晨。有一段时间我都忘了战争,以为一切都可以回到从前的样子。苹果树开花了,杏树结果了……没有战争了。但是当我打开窗户,看到黑压压的人群全都沉默地走着,突然,一个人转过头,我和他的眼神相遇……很明显,这是个穷汉子,这家伙的眼神告诉我:我现在就可以冲进你美丽的家中,去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我的时候到了……这就是我从他的眼神里获知的一切,我吓坏了,赶紧关上窗户,拉上窗帘,前门后门大门二门都反锁上,躲藏到最里面的房间。他的两眼充满了狂热,人群中潜伏着魔鬼的激情。我害怕回忆这一切……(哭) 我看到了一个俄罗斯男孩在院子里被打死。没有人出来,各家窗户都紧闭着,我穿着浴袍跳出来:“放过他吧!你们已经打坏他了!”他一动不动地躺着,那些人离开了。但是很快,他们又回来开始往死里打他,他们是和他一样的男孩子,他们都是男孩子……我打电话给警察,他们一看到是什么人在挨打,就转身走了。(沉默)不久前我在莫斯科的一家公司办事,听到有人在说:“我爱杜尚别。多么有趣的城市!我想念这个城市。”我很感激这个俄罗斯人!除了爱,什么也救不了我们。真主不听邪恶的祈祷。安拉教导我们:不要打开你关不上的门……(停顿)他们杀死了我们的一个朋友,他是一个诗人。塔吉克人喜欢情诗,每家都有诗集,至少有一两本,在我们家乡,诗人就是圣人,你不能触摸他。他们却打死了他!在他被杀害之前,他们还砍断了他的手臂,因为他写的东西……没过多久,又有一个朋友被杀……他的身体没有任何伤痕,没有伤口,他们打烂了他的嘴,因为他说的话。他说,那是在春天,阳光如此明媚,如此温暖,人们却在互相残杀……平民都想逃进山里去。 所有人都离开家园,远走他乡,为了拯救自己。我们的朋友住在美国旧金山,他们打电话让我去,他们在那里租了一个小公寓。太美了!太平洋……无论你走到哪里,都是海景。我却整天坐在河岸上流泪,什么事情也没法做。我是从战争中走来的,在那里人们为了一袋牛奶而杀人……有一位穿着闪亮的足球衫的老人,卷着裤腿在岸边散步,他在我旁边停下来:“你怎么了?”“在我的国家,发生了战争,兄弟相互残杀。”“留在这儿吧。”他说,“美丽的海洋能治愈你……”他久久地安慰我,我哭了。对这样善良的话语,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流泪,泪水就像小溪一样流下。我哭得比听到枪战、看到流血时还厉害。 但我不能住在美国。我急欲回到杜尚别,即使回家很危险,我也想离家更近些。于是我就搬到了莫斯科……我在一个女诗人家里做客,听她没完没了地发牢骚:戈尔巴乔夫是大话精,叶利钦是酒鬼,人们只是当牛做马的货……这些我都听了多少次了?一千次!女主人要把我的盘子拿去洗洗,我不让——我可以从一个盘子里吃任何东西,不管是鱼还是蛋糕,因为我是从战争中出来的……另一个作家的冰箱里是满满的奶酪和香肠,但塔吉克人已经忘了这是什么了。又是一整晚,我听着人们乏味的抱怨:政府很坏,民主分子和苏共分子都一样,俄罗斯资本主义在吃人,但没有人行动。大家都在等待即将发生的革命。我不喜欢这些在厨房里宣泄的绝望情绪,我不是他们的一员。……我见过的民众暴动,一辈子都让我心惊胆战。我深知无知者手中的自由多么可怕。动乱总是以流血结束。战争是一只恶狼,它也可能来到你们家……(沉默) 你在网上看到过这些画面吧?它们使我完全脱离了正常思维。我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就是因为这些画面……他们杀了人,还拍下这些照片。他们还制作剧本,分配角色,好像要拍真实的电影。现在谁都需要观众,我们在看,是他们逼着我们看……就是这个男孩走在街上,是我们塔吉克人……他们喊他,他走过去了,他们就把他打倒在地,用棒球棍打他。一开始他还在地上打滚,然后就没有声音了。他们把他捆起来,扔进后备箱,拖进森林里,绑在树上。你会看到:他们还在寻找好的拍摄角度,要拍一张好的图片。他们要砍了他的头。怎么做?砍头,这是东方人的仪式,不是俄罗斯的。也许他们来自车臣。我记得……有一年他们是用“螺丝起子”杀人,然后用叉子,接着是管子和锤子,总是用钝器打击把人打死。现在,这成了一种新的时尚……(沉默)这次我们找到了杀人者,凶手要受到审判。这些男孩本来都是出身于良民人家。他们今天杀害塔吉克人,明天就会砍杀富人或者其他向上帝祈祷的人。战争就是一匹恶狼,它已经来了…… 在莫斯科的地下室里 我们选了一栋房子,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斯大林楼”。这种房子是斯大林时期为布尔什维克精英建造的,因此称为“斯大林楼”,现在都在出售。房子充满斯大林时代的风格:粉刷的外墙、浮雕、廊柱,公寓内部四米高的天花板。前领导人的后代们贫困了,“新俄罗斯人”搬了进来。院子里停着“宾利”和“法拉利”。一楼精品店的橱窗亮着灯。 楼上是一种生活,地下室则是另一个世界。我和熟悉的记者朋友来到地下室,我们在生锈的水管和发霉的墙壁之间绕了很久,时不时被满是涂鸦的大铁门挡住去路,大门上了锁和封条,但也形同虚设,象征性地敲几个密码,就可以通过。地下室充满生活的气息,长长的走廊安装了电灯,房间两边用胶合板代替墙,色彩斑斓的窗帘代替房门。莫斯科的地下室通常是塔吉克人和乌兹别克人合用。我们来到塔吉克人住的地方,每个房间挤了十七到二十个人,像是公共宿舍。有人认出了我的“导游”——他已经不是第一次来这里了,于是他们邀请我们进了门。我们进入一个房间,入口处的鞋子堆积如山,还有婴儿车。角落里有一个烧煤气罐的炉子,旁边挤放着移民从附近垃圾场捡来的桌椅。其余空间全部由两层简易床占据。 正是晚餐的时间。十个人坐在桌边,挨个介绍:阿米尔、胡尔希德、阿里……那些年纪大一些的,在苏联学校学过俄语,说俄语不带口音。但年轻人不懂俄语,只是微笑不语。来客令他们高兴。 阿米尔让我们坐在餐桌旁,他过去是个教师,在这里最受尊重。 ——我们先简单吃一些吧。请尝尝我们的塔吉克抓饭,很好吃的,我亲爱的妈妈!塔吉克人的习惯是:如果你在自己家附近遇到一个人,就要叫他到你家做客,请他喝一碗茶。 我不能打开录音机,他们害怕录音,所以我拿出了钢笔。他们对作家质朴的尊重帮助了我。一些人来自村庄,一些人从山里出来。他们都马上投身于一个巨大的都市。 ——莫斯科很好,这里工作很多,但是生活让人害怕。我走在街上,即使是白天,我也不敢朝那些年轻人的眼睛看……这可能引来杀身之祸。需要天天祈祷…… ——有一次在火车上,三个人朝我走来,我当时是下班回家。“你在这里做什么?”“回家”“你家在哪儿?谁叫你到这儿来的?”他们开始打我,一边打一边喊道:“俄罗斯是俄罗斯人的!光荣属于俄罗斯!”我说了声:“弟兄们,你们怎么能这样?真主会看见一切的。”“你的真主在这里可看不到你。我们这儿有上帝。”我牙齿被打落,肋骨骨折。全车人都无动于衷,只有一个女人站了出来:“放开他!他又没有惹你们!”“关你什么事?我们是在打‘哈契’呢。” ——拉希德被杀了……他们捅了他三十刀。你告诉我,为什么要捅三十刀? ——都是真主的意志……穷人骑着骆驼也要被狗咬。 ——我爸爸是在莫斯科读过书的,如今他还日夜为苏联哭泣。他曾梦想我也在莫斯科学习,但是在这里我被警察打,被老板打……我像猫一样住在地下室。 ——我不为苏联可惜,我们的邻居科里亚大叔,他就是俄罗斯人……那时候,每当我妈妈用塔吉克语回答他的话时,他就对我妈妈大吼大叫:“要讲正常的语言。土地是你们的,但权力是我们的。”妈妈听到就哭了。 ——今天我做了一个梦:我走在家乡的大街上,邻居们都向我鞠躬:“真主保佑您。”“真主保佑您。”我们村里现在只剩下了妇女、儿童和老人。 ——在家乡,我的工资是一个月五美元,我要养活妻子,还有三个孩子。在村里,人们多少年都没有见过白糖…… ——我没有去过红场,没有看过列宁。就是工作!工作!每天和铁锹、铁镐还有担架打交道。整整一天,我就像一个西瓜,只往外流汗水。 ——我曾经付钱给一个少校办理身份证明,还对他说:“愿真主给你健康。你真是一个好人!”没想到这些文件都是假的。他们就把我关进了“猴子笼子”,拳打脚踢,还用铁棍打我。 ——没有身份证明,就不是人…… ——没有祖国的人,就像流浪狗一样,谁都能欺负你。警察一天十次叫住我们检查:“出示身份证件。”有时候带了证件,有时候没带,你要是不给钱,就打你。 ——我们是谁?建筑工、搬运工、清洁工、洗碗工……我们在这里不可能当经理。 ——我往家里寄钱,妈妈很满足。她为我找了个漂亮女孩,我还没有看到,是妈妈选的。我回去就结婚。 ——整个夏天我都在莫斯科为有钱人干活,但干完活他们不给我薪水:“滚吧!走吧!我还供你饭吃了呢。” ——当你有了一百只羊时,你就有理了,你就永远是对的。 ——我一个朋友也是找老板要薪水,之后就失踪了。警察找了很久,后来在树林里挖到他的遗体,他妈妈从俄罗斯等回的是一口棺材…… ——要是把我们赶走了,那谁来建设莫斯科?谁来打扫院子?俄罗斯人付给我们这些钱,他们就不用做粗活了。 ——闭上眼睛,我就能看到:家乡的灌溉沟渠,棉花在开花,淡粉色的,就像一个大花园。 ——你知道我们那里曾经爆发过一次大规模的战争吗?苏联解体后马上开始打仗,谁有枪谁就能过好日子。上学路上,我每天都会看到两三具尸体。我妈妈不让我去学校,我就坐在家里看海亚姆[欧玛尔·海亚姆(1048—1122),波斯诗人,哲学家,天文学家。——编者注]的书。我们那儿大家全都读海亚姆的书。你知道他吗?如果你知道,你就是我的姐妹。 ——他们杀死异教徒…… ——真主自己会评判,谁是对的,谁是错的,将由他来判断。 ——我那时很小……我没开过枪。妈妈告诉我,战争以前,人们是这样生活的:在婚礼上,有人说塔吉克语,有人说乌兹别克语,有人说俄语。谁想祈祷就祈祷,谁不想就不祈祷。大姐,我想问,为什么人们这么快就学会了互相残杀?大家在学校里读的都是海亚姆、普希金啊! ——民众就是骆驼队,必须用鞭子驱赶…… ——我在学俄语,你听:漂亮的女海(孩)子、免(面)包、紧(金)钱,老板痕(很)坏(发音不准的俄语)…… ——我来莫斯科五年了,从来没有人向我问过好。俄罗斯需要“黑发仔”,这样他们就能感觉自己是“白人”,可以居高临下地看我们。就像所有的黑夜都会迎来清晨,所有的悲哀都有终结。 ——我们的姑娘才更靓丽,难怪人们都把她们比作石榴…… ——一切都是真主的意志…… 从地下室走出来,现在我会以不同的眼光看待莫斯科——她的美丽对我来说是冰冷无情和令人不安的。莫斯科,你还是你,但是人们还爱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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