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权是最重要的法益。刑法学界没有争议地认为，故意杀人罪侵犯的是“生命权”。但是死亡是对生命权的损害吗？我们会理所当然地表示认可。但常识马上提醒我们，一个人要遭受损害，他必须是存在的。而当一个人死亡，他就已经不复存在。所以也有人认为，死亡并非损害。这正如古老的伊壁鸠鲁学派（Epicureanism）所说的“人若在即无死亡；死亡即人已不在。”死亡对于任何死去的人来说都不是一种恶，因此没有什么好害怕和后悔的[[美]乔尔·范伯格：《刑法的道德界限》（第三卷），方泉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85—86页。]。但这种结论似乎很难让人接受。

谁有生命权？活人。

死人有没有生命权？没有。

也就是说，只有在人存活的时候才有生命权，当人死亡的时候也就没有生命权。从有生命权到没有生命权，在生死之间的那个点好像是无法达到的。当我们说侵犯生命权，说明这个人还活着；当这个人死了，就没有生命权了，也就谈不上对他权利的侵犯了。

为什么说生死之间的这个点永远无法达到呢？你可以说在被害人死亡前1秒钟，他的生命权遭受了威胁。一旦达到死亡，死人没有生命权，那就谈不上侵犯了生命权。如果没有达到，那么人还活着，自然有生命权，那就没有把人杀死。

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张三杀了人。辩护律师说：“只有活人有生命权，死人没有生命权，因此人是杀不死的，所以我的当事人张三不构成故意杀人罪的既遂，只构成故意杀人罪的未遂，按照法律规定，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法官估计当时听了首先会发蒙，进而非常愤怒，让律师滚出去。

大家不要觉得这是诡辩，这是法律中重要的“主体难题”。刑法学界经常讨论“死者有没有财产占有权”也是相似的问题。张三把李四杀了，杀完后发现李四手上戴着一块昂贵的手表，张三把手表拿走了。这是盗窃还是侵占呢？如果认为死者有占有权，那就是盗窃；如果认为死者没有占有权，那就是捡，可能构成侵占罪。

刑法学界的通说采取折中说，认为如果死亡时间较短，比如，在上述案件中，李四刚刚死亡，那么推定死者还是有占有权，构成盗窃。如果认为死亡时间较长，比如李四的尸体在荒郊野外躺了十天，王五把手表摘走了，那就是捡，构成侵占罪。

但是有人问，盗墓难道也是捡？

张三夜间在山上散步，听到有歌声，左右环顾发现没人。仔细一听，发现歌声从坟墓中传来，他直接把墓挖了，发现是墓主手上手机的铃声。张三拿过电话，对打电话的人说，“别打了，人已经死了”。这是偷，还是捡？

估计没有人认为这是捡吧。但是，这肯定还是会遇到刚才的主体难题。如果是偷，那就认为死者有占有权，但死者已经死亡，都下葬了啊？

也许你会说，这些丧葬物可以归死者的家属占有。这倒是一个解决方案，但如果没有家属呢？人类总是擅长将简单问题搞得越来越复杂。

从我们的常识来看，杀人肯定是侵犯了他人的生命权。

我们先搁置主体难题问题，姑且肯定这种常识是对的。那什么是生命权？

一种回答是，生命权是一种生存利益，杀人侵犯了人的生存利益，尽管这个人已经不复存在，但是死亡终止了他所有的梦想、眷恋和期待。李四刚刚哈佛毕业，准备回国创业，有着远大的理想和蓝图。但是，只是因为李四在大街上瞅了张三一眼，张三非常生气，觉得自己被凝视了，说：“你瞅啥瞅？”李四说：“大哥我没有瞅你，只是觉得你脸上那个文身很特别。”张三在额头上刺了一个“王”字，因为他是属虎的。张三大发虎威，把李四打死了。死亡终结了李四所有的梦想和愿景。

所以有学者说，生命权就是一种生存利益，死亡终结了这种生存利益，“人的生存利益就是指属于我们，能够通过姓名加以识别的个人利益。他在这一刻确实死了，但这并不能阻止我们以现在时态提及他的利益，只要这些利益还可能被阻碍或得以实现，正如我们可以提及他尚未履行的债权债务，只要它们还能够被履行。也就是说每个人的“人生之书”即使在他死后的一段时间内也并不会完全合上。[[美]乔尔·范伯格：《刑法的道德界限》（第三卷），方泉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85—86页。]

如果死亡只是对生者生存利益的终结，那就意味着死亡本身不是一种损害，至少它对死者没有损害，这好像又回到了“主体难题”那个老问题。

这里我想请大家再思考一个问题，死者有权利吗？比如，有人侮辱死者，这种行为违法吗？根据民法典第994条，死者的隐私受到侵害的，其配偶、子女、父母或者其他近亲属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

从这则法条我们可以看出，死者的权利似乎是属于遗属的。张三侮辱死者，其实是在损害死者的家人。毕竟，死者的家人无法脱离死者的人生之书，即便这本书合上了，活着的人还是会时不时回到这本书中。

刑法中有一个罪名叫作“盗窃、侮辱尸体、尸骨、骨灰罪”。

我讲过两起侮辱尸体罪的案例。一个是割头上访案，一个是水葬母亲案。

张三的孩子被杀，当地公安没有立案，张三非常生气，准备进京上访，他把孩子的人头割了下来，带到北京来上访。当时就把接访人员震惊了，这太吓人了。

另外一个相关的案件是王某侮辱尸体案，28岁的农民工王某66岁的母亲猝死出租房，拮据不堪的他，无力负担至少千元的火化费，含泪将遗体装进麻袋，沉尸“水葬”。

大家觉得在这两个案件中，行为人构成侮辱尸体罪吗？

如果认为死者没有权利，死者的权利都属于家属，也就是说侮辱尸体罪侵犯的是遗属的尊严。

但是，这并不能解释所有问题。

大家设想这样一个案件。张三从小就没有妈妈，父亲把他带大，但父亲脾气不好，经常虐待他，张三也没有任何亲戚。父亲过世之后，张三突然想起以前的伤心之事，对父亲的尸体进行鞭尸。

大家觉得这构成侮辱尸体罪吗？

如果你认为侮辱尸体罪只是侵犯了遗属的尊严，这种行为自然没有侵害张三的尊严，那不是不构成犯罪吗？

但这难道没有抵触我们的基本情感吗？这就是为什么刑法第302条规定的“侮辱尸体罪”是放在“刑法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的“第一节：扰乱公共秩序罪”中的犯罪；而没有放在“刑法分则第四章：侵犯公民个人权利、民主权利罪”那一章。也就是说，立法者认为侮辱尸体罪侵犯的主要是社会利益，而非个人利益。当然，所有的社会利益终究是个人利益的汇总，必须还原为个人的利益或权利。

那大家觉得，侮辱尸体罪到底侵犯了谁的权利呢？

在我看来，尸体是人的印记，它依然反映了人的尊严。为什么在人死后要举行追悼仪式，要下葬。因为这体现的是对人的尊重。在路上我们见到动物的尸体，可能有人会视而不见，有人会把它当作“垃圾”扔到垃圾桶，也有人会把它挪到花坛里。但是看到人的尸体，你本能地会觉得尸体在那躺着不合适。因此，尸体是人生命曾经的印记，对尸体的尊重也就是对人的尊重，而对人的尊重是维持一个社会最基本的根基。

无论是割头上访案，还是水葬母亲案，都没有脱离对人的尊重，行为人的过激之举依然体现着对生者的眷顾。但是在鞭尸案中，显然是对作为人尊严的侮辱，自然构成犯罪。从这个意义上讲，死者的尊严属于家属又不完全属于家属，它属于整个人类，是人类共同尊严的体现。

可见，对死者“权利”的维护，依然是为了保护现在和将来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甚至对于死者生前取得的荣誉，在他死后被发现是通过虚假手段获得的，也是可以剥夺的。无论是对死者“权益”的剥夺或维护，其实都是对人类社会所维持的道德价值的维护。如果认为既然死者已经不在了，所以死者的遗嘱可以被忽略，死者的尸体可以被随意践踏，那么维持人类社会存在的根基也就会消失。

我们继续来看生存利益，认为死亡终结了活人的生存利益。其实是一个非常巧妙的回答，但是它存在两个问题。

首先，生存利益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对于有些人而言，活着就是一种痛苦，死亡才是终极的解脱。凶手的行为似乎满足了被害人最大的期待，符合其本人的利益。如果采取这种观点，法律体系必将崩溃。如果所有的杀人行为都以结果为导向进行个案判断，看此结果是否侵犯了被害人的主观生存利益，那么刑法对故意杀人罪的惩罚就完全取决于运气。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时刻，觉得活着的每一天都是痛苦，生命没有意义。其实，我们从母亲生产的痛苦中来到这个世界，最终又会在痛苦中离开这个世界。我们这一生必然经历许多痛苦，但是如果没有痛苦作为参照系，幸福也就不再成为幸福。

如果从事后的角度判断，人生是否值得度过，也许很多人都准备起诉自己的父母，为什么要把自己带到这个世界，为什么要让自己在这个世上经历这么多痛苦。

生命本身就是一个礼物，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一个礼物。我们必须演好自己的剧本，无论拿到一副什么样的起手牌，都要把它打好。

事实上，主观上的幸福感和满足感是很靠不住的东西，也存在巨大的偶然性。有时，当你的目标达成，可能没有太多喜悦，反而会产生一定忧伤和空虚。有时，当你的目标受阻，可能也不会难过，因为这正好给了你放弃的借口。甚至，主观上的满足感和幸福感也可以通过毒品的放纵来便捷地促成。王尔德在戏剧《温夫人的扇子》（Lady Windermere's Fan）里说：人生有两种不幸，一种是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一种是得到了自己想要的。这里说的不幸都是主观上的幸福感。

因此，生存利益必然是客观的，不取决于被害人的主观见解。法律推定每个人都有生存利益，即便是那些根本不想继续存活的人。那么，法律为何要做出这种推定呢？这显然是尊重生命这种道德规范的命令。

其次，生存利益如果是客观的，那它是否有量的区别？从表面上看，答案是明显的。年轻人的生存利益要长于老年人，活力四射的健康人的生存利益也要长于奄奄一息的病人。

我们自己的内心是不是也这么想呢？八十岁老人过世和十岁小孩离世，哪个更让你难过呢？

但是，如果认同生存利益有量的区别，将导致刑罚适用上的矛盾。难道谋杀老年人的刑罚就一定要轻于谋杀年轻人吗？谋害健康人的刑罚就一定要重于恶意杀害垂死病患的刑罚吗？这合理吗？

它会不会触及了我们内心中某个最神圣的信念，那就是无论贫穷、富裕、健康、疾病、年轻、苍老，我们在人的本质上都应当是平等的，有权要求法律的平等对待。这种信念显然是道德规范赋予我们的。

最后，生存利益主要是一种事后判断，但这种事后是不稳定的。大家知道历史上的两个典故，“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白居易《放言五首·其三》），周公尽心尽意辅助成王，管理国事，可是他的弟弟管叔、蔡叔却在外面造谣，称周公有野心，想要篡夺王位，甚至还造反叛乱！假如成王和召公等大臣误信了谣言，而用阴谋手段杀了周公，那在历史上，周公到底会被如何定性呢？相反，王莽在没有篡位之前，大家都觉得他是个好人。如果他在声名鼎盛的时候离世，是否会进入忠臣录呢？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让我们在两个极端中进行选择：一边是坏事做尽，但流芳百世；一边是一生行善，但臭名昭著，受尽屈辱而死。大家选哪一个呢？也许我们大多数人的选择都是在这两个极端的中间部分，或靠左，或靠右。

总之，如果根据还未展开的生存利益来判断生命权，这种事后判断并不稳定，再说，我们又怎么能知道这些生存利益就一定会展开呢？那个哈佛毕业的李四，有着远大的理想和蓝图。但只是在人群中偷偷看了张三一眼，就惨遭横祸。但是，他的生存利益就一定会按照预期展开吗？即使他的蓝图真的实现，有没有可能会让他锒铛入狱，让家人蒙羞呢？

所以，认为杀人剥夺了他人的生存利益，这个设想非常精彩，也能为主体难题提供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但依然存在一些困惑值得大家反思。

我个人的思考是，故意杀人罪所侵犯的本质不是生命权，也不是生存利益，而是对禁止杀人这个最基本的道德命令的违反。因着这种道德规范，刑法禁止故意杀人，并将违反这种道德规范的完成形式拟制为对生命权的侵犯。生命权只是一种基于道德规范的法律拟制，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并没有必要从结果意义上看生命权有无被损害，而要看杀人者是否违背了禁止杀人这个基本的戒律。

当然，这个方案是否合理，彻底回避悖论是否解决了悖论？以上意见供各位参考。

至于幸福，我始终认为它是上天所恩赐的幸运之福分，否则为什么叫作幸福呢？它并不等同于快乐，因为快乐，来得快去得也快。

如果你怀孕六个月，医生检查出胎儿有唐氏综合征，你会如何选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