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说是奥斯曼土耳其大军兵临城下，曾经强大的拜占庭帝国摇摇欲坠，君士坦丁堡大教堂里的人们依然为了一个看似无聊的问题争论得面红耳赤，这个问题是：“在一个针尖上有多少天使一起跳舞？”

这个故事一般是用来讽刺那些没有实践价值的辩论无聊透顶，清谈误国，忽视现实的伪问题毫无意义。故事是否真实已经不可考，天使跳舞的问题大致来源于阿奎那1270年撰写的一部作品。在那本书中，阿奎那讨论了不同的天使是否可能出现在同一个场合。不料这个问题后来衍生为各种戏剧性的版本，以此揶揄经院哲学家的迂腐与不谙世事。然而，如果真的存在天使，那么在看不见的天使帮助下，战争的局面难道不可以改变吗？看似迂腐的问题并不一定毫无意义。

中世纪一直存在名实之争，也即唯名论和唯实论的争论，前者认为现实事物没有普遍的本质，所谓的共相只是一个名称而已，不过是感官虚构的概念。但后者却认为只有共相才是真实的存在，个别事物（殊相）只是分有了共相才获得存在。柏拉图的共相观可谓是最强版的唯实论，他认为共相完全独立且优先于个别事物而存在。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则属于修正版的较弱的唯实论，主张共相存在于殊相之中，但共相并不能独立于殊相而存在。

公孙龙提出的“白马非马”大体就是中国古人的名实之争。“白马”是殊相，“马”是所有马背后的共相。但共相只是一个名称，还是真实的存在呢？也许你觉得这些问题太过抽象，只有思辨价值，没有现实意义。甚至有人认为这些形而上学的问题根本是伪问题，思考这些问题纯粹浪费时间，吃饱了撑的。

然而，有谁能决定问题的真伪呢？当每一个问题只有一个答案，答案的正确性总是可疑的。真正的笃信不疑，一定是跨越了怀疑与批评的迷雾，而获得的一种真正的确信。离开了对立观点的挑战，标准化的答案迟早成为一种失去活力的僵化教条。如果动辄将问题贴上“伪问题”的标签，不允许提出这样的问题，那么答案也就根本不再重要。

古希腊数学家毕达哥拉斯认为数学可以解释世间万物，他是勾股定律最早的发现者。毕达哥拉斯认为所有的数字均可以用分数，也就是整数与整数之比来表示。但他的学生希帕索斯却发现，按照勾股定理，如果边长为1的正方形，其对角线无法用整数之比来表示，根号2是人类发现的第一个无理数。这一发现被毕达哥拉斯斥为伪问题，希帕索斯后被毕达哥拉斯溺毙。

阿奎那沿袭了亚里士多德的教导，在名实之争中也采取折中的立场。不知他认为不同的天使不能出现在同一个地方是否与他的折中立场有关。如果认为天使和人的灵魂一样并非纯粹的概念，那么他们也必然受制于空间的约束，并非无处不在。当然，针尖是否属于同一空间？其上的万千原子是否属于不同空间？阿奎那肯定没有近代的物理学知识。也许阿奎那的问题也促进了物理学的发展。事实上，唯名论与唯实论的争论并非纯粹形而上学的争论，后世的科学发展与此争论其实密不可分。看似没有实际价值的争辩往往会深刻地影响人类社会，而那些看起来很有价值的争论却可能对人类生活并无裨益。

所有悖论性的思考都增加了人类的知识，虽然这些人类知识的总量在知识的海洋中依然如同无有。相传哲学家奥古斯丁有一次在海边散步，发现一个小孩正在用小勺从海中舀水，然后倒在沙滩中的小洞里。奥古斯丁看到小孩的做法，感到十分可笑，告诉孩子，在洞中装满水是不可能的。结果小孩告诉奥古斯丁，听说有一个哲学家想把世间所有的学问放在他的小小脑袋之中，你说谁更可笑呢？人类所有的悖论都提醒我们理性的有限，面对知识的海洋，唯一正确的姿态是敬畏与谦卑。一如奥古斯丁后来的反省，他说，我们因为好奇所获得的一切，最终会因为骄傲而全然玷污。

法律中充满着悖论，有些是真悖论，有些是假悖论，但所有的悖论都提醒我们不要陷入理性的自负，更不要用最好去拒绝较好，能够避免最坏，可能就是一种更好的选择。

前几天散步经过一片草地，看到一片无名的小花，我突然想起大学期间的一堂英语课。我们在草地上席地而坐，外教问我们想变成什么动物。有人说狮子，老虎，大象，老鹰，但是轮到我，我随口而出——蚂蚁。老师感到困惑，问我为什么。

我的回答是：我们像蚂蚁一样渺小，这片草地，它要用一生去探索。我们觉得非常平常的草地，对它而言却神秘莫测。我们也有自己要探索的领地，虽然对别人而言稀松平常。二十多年后，当我又经过一片草地，看到草地上绽放的野花，我突然想起了这一幕。

生活在草地上的蚂蚁能够欣赏到一片美景吗？它肯定看不到，因为它无法超越它的视野。蚂蚁虽然看不到超越它视野的美，但是这片美是客观存在的。我们也像蚂蚁一样，生活在有限的世界，但在我们的视野以外，还有更多更美更神奇的存在。法律追求公平与正义，虽然公义眼不能见，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每当我陷入职业的失望与犬儒，总会从这获得感性的安慰。

很多人认为法律人是理性的，感性是职业大忌。但阿奎那却提醒我们：凡是在理智中的，无不先在感性之中。

2023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