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全球化有一个总部的话，它很有可能就在古尔冈。古尔冈是一座完全靠世界500强企业的外包业务建立起来的城市。它位于新德里西南仅18英里处。20年前，它还是一个沉睡的农业城镇，四周围绕着森林，依偎在壮丽的阿拉瓦利山脉之下。当跨国公司设法将后台功能转移到印度时，房产开发商们嗅到了商机。一座座办公楼从古尔冈的田野上拔地而起，取名“网络城”和“高尔夫球场”的道路纷纷建成。没过多久，古尔冈就成了所谓的“千禧城”。

古尔冈的天际线也打上了全球资本主义的烙印：埃森哲、摩托罗拉、IBM、惠普等多家公司将各自的商标加到了新购入的大楼上。随之而来的是成千上万的人和汽车，许多家商场也建了起来[一个美国独立儿童电视节目。]，这一切都得到了哈里亚纳邦城市开发局的鼓励，但这个开发局似乎并没有什么城市规划，只是一味地迎接开发商而已。兰伯西也把研究总部设在了这里，并建了一块环境幽雅、防守严密的园区。

古尔冈的建城热潮没有受到多少限制，基础设施的建设也没有遇到多少阻力。事后胡乱追建的净水厂、下水道、地铁站和电力线无法跟上需求。入驻的企业和那些富裕的员工只能为了日益紧张的水源和电力而奔波。他们的大部分电力都是私下购买的，出了很高的价钱，柴油发电机使本已受污染的空气更加肮脏。

坑坑洼洼的拥挤路面上，驴子和猪在由专职司机驾驶的汽车中间悠闲散步[这段描述的根据是哈里亚纳邦人口普查行动专署（Directorate of Census Operations）在2011年公布的普查数据（2017年12月20日查阅）以及多篇新闻文章，包括Vidhi Doshi, “Gurgaon: What Life Is Like in the Indian City Built by Private Companies，”Guardian, July 4, 2016。]。据政府官员估计，部分由于私人住宅主人和企业为获得水源打出的泵压水井，地下水位不断下降，水源将在20年内完全枯竭。印度打算用古尔冈来展现本国在21世纪的世界经济中占据的中心位置。然而BBC却指出，古尔冈不过是一片“富人的贫民窟” [关于古尔冈、梅劳里-古尔冈路、兰伯西实验室和迪内希·萨库尔在古尔冈一期的第一个家，部分观察来自我在2015年1月的一次报道之旅。]。

不过，对那些公司及其员工来说，这仍不失为一个理想的办公地点。2003年夏天，萨库尔一家住进了一座带大门的独栋别墅，房子外面设了一座岗亭，雇了一名保安负责晚上看守。他家的地址恰好体现了古尔冈的迅猛发展：他们住的是“一期”楼房，也就是古尔冈第一批建成的区域。别墅带一块草坪，里面铺白色地板，有几间雅致的房间用来招待客人。每当古尔冈不堪重负的电网停止工作时，他们就会启动自家的柴油发电机。萨库尔在地下室设了一间家庭办公室，边上就是儿子伊斯汗的游戏区。周末儿子会在那里看《巴尼与朋友》（Barney ＆ Friends）[Shalu Yadav, “India’s Millennium City Gurgaon a ‘Slum for the Rich’?” BBC Hindi,August 17, 2012.]的录像，萨库尔就在一旁工作。

身为印度裔的外国公民，萨库尔一到印度就应该去当地警局登记。于是他来到了破旧的古尔冈警局。听到他是应签证要求而来，几名警员一脸茫然。萨库尔打定主意要让他们领会应该执行的政策，便回家把相关的表格打印了出来，然后回到警局向他们做了深入解释。他的守法做法几乎花掉了一天时间。

离开警局时他带走了一张新表格，手工填写，在几个地方签了名。他将表格塑封，以免今后还要回来。在印度，文书手续似乎是避免混乱的保障，又似乎是引起混乱的原因。萨库尔后来反思说：“我们创造了堆积如山的文件，以确保如果明天发生意外，一切都有档案可查。这是一套了不起的体制，能为你做出的任何行为提供借口。反正它就记在放在某个地方的档案里。”

萨库尔不是那么天真，他对在印度生活的困难早有准备。但是他也下定了决心，不会在道德标准上做妥协。在这个地下协议支配大量交易且常常伴随现金支付的国家，他决定继续做一个守规矩的人。当他在兰伯西专心工作时，他仍相信印度的私营企业不会像公共部门那样腐败臃肿。他也相信，企业的效率能将印度带入21世纪。

在古尔冈的主干道梅劳里-古尔冈路上，摩托车、卡车、出租车和电动三轮车来回奔驰。路边不时出现装着水果的驴车，还有流浪的山羊和水牛。还常有数以百计的人露宿在破旧的油布下。

拐进一条小巷，在一个岗亭和一道滑动门后面，坐落着兰伯西实验室的主要研发中心。入口的通道两旁装点着无可挑剔的灌木和盆栽。进入正门，锃亮的瓷砖地板上方悬挂着公司前任总经理帕温德·辛格的一幅肖像，他四年前死于癌症，终年56岁。肖像上的帕温德胡须雪白，双手合拢，坐在一块华丽的红色帷幕之下，头上戴一块白色的锡克教头巾，和头巾配套的一块手帕插在深色外套的胸袋里，他脸上的笑容安详，仿佛在审视一切，也在祝福一切。帕德温是公司创始人之子，印度媒体曾将他誉为“预见未来的炼金术士” [“Cover Story: India’s Best Managed Company,” Business Today，March 13, 2005.]。在他的领导下，兰伯西成为一家全球性公司，这一转变也创造了萨库尔的这个新职位。

萨库尔的头衔是“研究信息与组合管理主任”，他的任务是让快速发展的全球信息输送线有序而透明地运行。他是一名信息架构师，职责包括为公司的数据建立架构。这个新创造的职位使他成为少数能明确掌握公司广泛的全球市场信息的高管之一。他一头扎进工作。他雇了六个人，教会了他们组合管理，并开发了一张复杂的Excel数据表，以记录公司在世界各地的制药进程。

萨库尔经常在同事离开后加班很久。有时到了傍晚，家里的司机维贾伊·库马尔（Vijay Kumar）会载着苏娜尔和小伊斯汗来接他回家。还在学步的伊斯汗会在父亲办公室的白色写字板上潦草地写下字母，或者在空无一人的走廊里欢快地奔来跑去。等到父亲收工，一家人就一起回家过夜。

维贾伊每天必经梅劳里-古尔冈路，他总是一有机会就快速驶离。因为这条路上车辆堵得越来越长，车流停滞不动。即使动起来了，也显得混乱不堪，红绿灯只有几盏，交通规则明白地贴着却没人遵守，划好的车道也很少有人在意。到了夜里，路上的坑洼、暗淡的路灯和徘徊的水牛更会平添危险。

维贾伊是在前一年的夏天认识萨库尔的，当时这位高管正到兰伯西来面试。维贾伊20岁出头，在一家出租车公司工作，上级派他去给萨库尔开车。萨库尔对他安静认真的工作态度以及他在古尔冈的街道上穿梭于可怕危险中的技术印象很深。当萨库尔搬回印度，他雇维贾伊做他的私人司机，这对一个农民家庭出身、工作仅能糊口的青年来说是一大进步。

一天晚上，上岗才几个月的维贾伊从兰伯西公司接了萨库尔，重新驶上了梅劳里-古尔冈路。昏暗的主干道上，摩托车和卡车在他们周围疾驰而过。忽然，前方的车辆绕开了一堆看着像垃圾的东西。当维贾伊越驶越近时，他们看出那是一个一动不动的人。

像大多数司机一样，维贾伊认为最聪明最安全的做法是无视此人。但是当其他车辆绕开这个男人时，萨库尔却命令他把车停下。维贾伊恳求他让自己继续行驶，但萨库尔拒绝了。他让维贾伊停到路肩上，跟他一起下车。昏暗道路上的车流被截断了，他们走到那个男人身边，他还活着，但喝醉了酒，头上正流着血。两人把他拖到了安全的地方。这次救人的举动非常疯狂，违背了安全驾驶的所有法则——还有多数印度人都知道的谨慎生存的法则：别管闲事，专心驾驶，不要主动帮陌生人。那样做没有好处。像他们这样的救人举动，更可能会招来种种麻烦。

但是对萨库尔来说，把男人拖离路面还不够。他虽然大体上是一个谨慎而消极的观察者，却也有一种相反的倾向：对于任何已经开始的项目他都会认真对待，无论结果可能是什么。他坚持要维贾伊和他一起将男子送到离这儿一个半街区远的一家医院。

对维贾伊来说，拖着一个男人走在街上是他做过的最奇怪的工作之一。男人是死是活，又不影响他们，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到了医院，吃惊的医务人员似乎也同意维贾伊的看法，他们拒绝为男人治疗，除非萨库尔先付钱。萨库尔掏出7000卢比（当时约140美元，一笔巨款，相当于维贾伊两周的薪水），还留下了名片。他甚至没有想到隐瞒自己的身份。在维贾伊看来，这位新老板对于救人有着奇怪的美国式观念。这个年轻的司机预料得不错：这确实招来了麻烦。

第二天，一个警察出现在兰伯西公司，指控萨库尔撞倒了那名男子：要不是他先伤害了那名男子，又为什么要为对方付那么多钱呢？萨库尔打电话给人力资源部，叫他们处理此事。那个警察终于走了，萨库尔觉得肯定是公司给了他一笔钱，叫他不要再追究了。

在印度，受到“体制”的关照简直没有任何好处。帮助他人常常会招来怀疑。要不是萨库尔的公司财大气粗、能付钱摆平指控的事情，谁知道和警察纠缠会有什么后果？在印度，企业就像国王，而人更可能被看作可有可无。虽然这件事让萨库尔对自己返回印度的决定产生了一丝不安，但是他残存的疑虑很快就被兰伯西的一次特别活动打消了。

2003年11月21日，兰伯西的通信部主管帕雷什·乔杜里（Paresh Chaudhry）惊讶地看着美国特勤局的官员搜查兰伯西总部的办公室，并在楼顶布置狙击手。那一天，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莅临公开感谢兰伯西和另外两家印度仿制药公司答应生产价格低廉的抗艾滋病药物。在非洲和加勒比海沿岸的国家，这些药一天的用量只卖大约38美分。而与它们等效的品牌药，即使最便宜的也比这个价格高出了75%左右。虽然这笔费用将由美国纳税人承担，但谈成协议的却是威廉·杰斐逊·克林顿基金会。

乔杜里是一个勤奋而有创意的人，但他做梦都没想过自己会给一场有美国前总统参加的活动做后勤保障，更别提那是印度人民特别爱戴的比尔·克林顿了。当克林顿于2000年3月下旬访问印度时，他成为超过22年以来第一位访问印度的美国总统。那一次，他强调了两国需要相互合作，共同对抗艾滋病这样的疾病。

克林顿对印度的喜爱不仅是表面功夫。他在2001年4月再度造访，这时古吉拉特邦在三个月前刚刚发生过一次毁灭性的地震，造成了2万人死亡。通过他担任主席的美国印度基金会，克林顿募集了数百万美元以重建地震中被毁的村庄。他还面对一群仰慕他的群众宣布[Celia W. Dugger, “Whatever Happened to Bill Clinton? He’s Playing India,” New York Times, April 5, 2001.]：“只要我还活着，就会再来印度的。”

现在他果然又来了，这已是四年中的第三次，这一次是为了兑现印度和美国联手对付艾滋病的承诺。在接近两周的时间里，乔杜里始终全身心地为此做着准备，工作千头万绪：特勤局特工、宾客名单、将会到场的员工的名牌、到时候供应什么食物、克林顿会走什么路线、由谁来接待他，都要他来操心。这次访问是一个绝好的营销机会。乔杜里心里清楚：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再也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机会了。

多年来，他一直在邀请外国记者访问兰伯西。他向他们展示了公司的研究设施和现代化生产工厂，还向他们解说了公司为开发新型化学物质下了怎样稳健的功夫。但对方的反应总是大同小异：“非常感谢。我们感兴趣的话会联系你的。”然后就没了下文。

乔杜里知道，他要扭转的是一种广为流传的成见，那就是低成本等于低品质。大体上说，印度的仿制药厂家很少发明什么，只是重新制造已有的品牌药物，因此被全世界看作造假者和剽窃者。即使是在非洲，他们的药物也名声不佳[Legends Are Forever, 46.]。在喀麦隆，医生将他们的产品称为“pipi de chats”，意思是“猫尿”。2001年，他们的形象才开始好转，当时美国正陷于“9·11”恐怖袭击之后的炭疽杆菌恐慌。拜耳建议美国政府购买他们的环丙沙星，那是少数几种能治疗炭疽杆菌中毒的抗生素之一，但拜耳的售价每片将近2美元[见Shankar Vedantam和Terence Chea, “Drug Firm Plays Defense in Anthrax Scare,”Washington Post, October 20, 2001。]。兰伯西的报价只有这个价格的五分之一[Manu Joseph, “Indian Cipro Copies Don’t Pay Off,” Wired，November 8, 2001.]。乔杜里回忆说：“拜耳和美国及华盛顿的游说家想尽了办法要证明我们是一家做假药的公司。”最后是专利权阻止了美国政府购买兰伯西的仿制药。而乔杜里希望，今天的活动最终能为公司扭转局面。

当身穿黑色西装、戴深红色领带的克林顿从滑动门走进来时，乔杜里是第一个伸出手去迎接他的人之一。其他在门廊恭候的人都穿上了自己最好的西装，身子向前倾着，当他们站在那里等待前总统的祝福时，每个人的脸上都透着紧张和兴奋。

热切的员工们聚集在礼堂聆听演讲，和他们一起的还有乔杜里期待已久的媒体从业者。萨库尔得到了一个前排的座位。克林顿和公司CEO布拉尔并肩站立，布拉尔戴着黑色头巾，穿深色西装，雪白的衬衫配一条花纹领带。自从帕温德·辛格去世，他就受命出任公司的CEO，大家都称赞他是一位职业经理人，并将他的任命看作这个家族企业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克林顿表示，他这次来是为了感谢印度的几家公司，包括兰伯西、西普拉和矩阵实验室，谢谢他们愿意生产成本如此低廉的药物。他告诉底下聚集的人群：“我们必须给这些公司表表功[Biman Mukherji, “No AIDS Progress without Affordable Medicine, Clinton Says in India,”Agence France-Presse，November 21, 2003.]，因为他们对我们的信任。”他还补充说，这些公司的努力确保了“我们能与其他国家开展合作，并说服他们治疗是一个可行的、负担得起的选择”。

接着轮到布拉尔发言。“要降低这些药物的价格，就必须大量出售，而要做到这一点，那些艾滋病感染大国就必须主动提出大量购买。这一点始终没有实现，直到克林顿基金会参与进来，将需要药物的国家和生产药物的人联结起来。”

演讲结束后，克林顿挤进人群招呼大家，萨库尔与他握了手。

这次访问完全符合乔杜里的期望，甚至比他期望的还要好。从那一刻起，公司的销售额节节增长，声誉也有了改善。“我们公司终于成功了。”乔杜里回忆当时的情况说道。兰伯西已经做好了在西方市场崛起的准备。“就凭我们这些产品，准能把美国的那些大家伙打得落花流水。”他这样总结了当时的感想，“这件事对人类有益，对政府有益，对人民也有益。为什么会有人阻挠我们呢，老天！”

克林顿的访问振奋了整个行业。在这之前，世界各国政府已经面临一系列问题：人口老龄化，艾滋病蔓延，药价居高不下。它们哪里有钱给那些患者治病呢？克林顿给他们指了一条路。看来，印度的制药公司是站在天使那边的。就像兰伯西的下一任总经理布赖恩·坦皮斯特博士后来对《卫报》所说的那样[Randeep Ramesh, “Benign Buccaneer: Interview Brian Tempest, Chief Executive Designate of Ranbaxy,” Guardian, March 27, 2004.]：“我们廉价出售抗艾滋病药物赚不了多少钱……这真的是出于社会责任感，因为我们就在发展中国家，一打开门就能看见这些发展中国家的问题。”

这些公司能否靠打折出售抗艾滋病药物盈利，我们暂且不论，反正克林顿已经为印度的仿制药公司做了担保。他的这次访问在全世界创造了新的机会和潜在的利润。之后访问印度时，克林顿又去果阿参观了西普拉的工厂，并在工厂的院子里种下一棵松树，这是公司的传奇董事长优素福·哈米耶德（Yusuf Hamied）为重要访客莅临定下的传统。对这些无法在华盛顿进行天花乱坠的游说的公司来说，这样的访问的价值无可估量。“我们向来把人道主义工作当作公关手段[Rohit Deshpande, Sandra J. Sucher, and Laura Winig, “Cipla 2011,” Case Study N9511-050,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May 3, 2011.]。”哈米耶德后来表示，“现在所有的门户都打开了。”

在兰伯西逗留之后，克林顿又利用这次访问的机会去阿格拉参观了泰姬陵，这座白色大理石陵墓是17世纪莫卧儿帝国的一位皇帝为他的妻子建造。克林顿遵照参观守则，为了保护这处世界遗产免受空气污染，从陵墓外围坐电车来到门口。但是在返回酒店的路上，电车突然抛锚了[“Indian Officials Red-Faced after Clinton’s Taj Mahal Bus Breaks Down,” Agence France Presse, November 23, 2003.]，前总统只得徒步走完剩下的路程。对一个自豪于盛大典礼和待客之道的国家来说，这次意外有可能成为一次国际性的尴尬事件——这说明在熠熠生辉的表象之下，仍隐藏着老旧残破的基础设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