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普拉的优素福·哈米耶德博士喜欢阅读各类医学期刊，每年的订阅费用超过15万美元[Donald G. McNeil Jr., “Selling Cheap ‘Generic’ Drugs, India’s Copycats Irk Industry,”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 2000.]。1986年的一天，有人向他介绍了一件他闻所未闻的事。一个同事说道：“塔夫茨大学的那份报告说，齐多夫定（AZT）是唯一可以治疗艾滋病的药物。”“艾滋病是什么？” [关于优素福·哈米耶德博士抗击艾滋病传染的描述有很多，其中一些很有帮助，如Michael Specter, “India’s Plague: Are Cheap Drugs Really the Answer to AIDS?”The New Yorker, December 17, 2001; Fire in the Blood: Medicine, Monopoly, Malice,documentary film directed by Dylan Mohan Gray, 2013。]哈米耶德博士问他。

仅仅五年前的1981年[Deshpande, Sucher, and Winig, “Cipla 2011,” exhibit 1, AIDS timelines.]，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缩写CDC，以下简称美国疾控中心）报告了一种罕见的癌症——卡波西肉瘤（Kaposi’s sarcoma），患者都是旧金山和纽约的年轻男同性恋者。翌年，医生和媒体给这种令人困惑的疾病起了一个误导性的简称——GRID（gay-related immune deficiency，与男同性恋有关的免疫缺陷）。在非洲，医生们也遭遇了一种神秘的衰竭综合征，他们称之为“瘦病”。到了1982年夏季，美国疾控中心终于将这些线索串联起来，确认了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艾滋病），并认定病因为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

当哈米耶德问到艾滋病是什么时，这种疾病在印度的大部分地区还没有浮出水面。但是就在离西普拉总部不远的地方，它正在孟买的红灯区里强势酝酿[Bob Drogin, “Bombay: Epicenter of Disaster,”Los Angeles Times, November 26, 1992.]，不出几年工夫，这座哈米耶德的家乡城市就将获得“印度艾滋病之都”的绰号。

不到10年的时间，艾滋病已经开始摧毁非洲了[Mark Schoofs, “The Agony of Africa,” Village Voice, November/December 1999.]。它每天造成5000多人死亡。在几个非洲国家，有四分之一的人口受到感染。在当地的一些社区，制作木头棺材成了最大的产业[Neil Darbyshire, “Land Where Only Coffin Makers Thrive,” Telegraph, June 24, 2002.]。非洲正在变成一片孤儿的大陆，失去双亲的儿童每年都在成倍增长。据估计，到2025年，这种疾病将会杀死9000万非洲人[Joint United Nations Programme on HIV/AIDS (UNAIDS), AIDS in Africa: Three Scenarios to 2025, January 2005.]。

1991年，一家印度政府实验室的研究主任罗摩·拉奥（Rama Rao）博士告诉哈米耶德[Peter Church, Added Value: 30 of India’s Top Business Leaders Share Their Inspirational Life Stories (New Delhi: Roli Books Pvt., 2010), 92.]，他开发出了齐多夫定的化学合成物，希望能由西普拉公司生产。这是唯一能够延缓艾滋病发病的药物。但当时只有一家公司，即美国的宝来威康在生产它，每个患者每年要花8000美元左右购买这种药。哈米耶德爽快地答应了，并在1993年将新药投放市场，药价不到国际价格的十分之一，患者每天只要约2美元。然而这个价格仍然超过了大多数印度人的承受范围。“我们一片也没卖出去。”哈米耶德回忆说。

哈米耶德又去问政府能否购买并发行这种药物。但印度政府拒绝了：政府经费只够检查和预防，治疗是不够的。哈米耶德感到无比沮丧，将20万枚胶囊尽数丢弃。由于大家都耻于承认得了艾滋病，他的药无法卖给任何人，甚至送也送不出去。

又过了几年，哈米耶德在一份医学期刊上读到了一种名为“HAART”（“高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之简称）的药物，它是一种由三种药物组成的鸡尾酒似的药物，能够有效地控制艾滋病。这三种药物是司他夫定（stavudine）、拉米夫定（lamivudine）和奈韦拉平（nevirapine），分别由三家不同的跨国药企生产。每位患者购买三种药物的总花费达到每年1.2万美元。这种治疗方案不仅麻烦，而且没几个人负担得起。哈米耶德立即着手生产“鸡尾酒”中的几种药物。

1997年，在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领导下的南非修改了法律[Helene Cooper, Rachel Zimmerman, and Laurie McGinley, “AIDS Epidemic Puts Drug Firms in a Vise: Treatment vs. Profits,”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2, 2001.]，以便绕开药物专利，进口低价药物。此时的南非已经成为艾滋病的核心灾区，没有哪个国家比它更迫切地需要这种鸡尾酒疗法。但是和其他130多个国家一样，南非也受制于一个名为TRIPS（全称“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即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的国际贸易协定，它要求世卫组织的所有成员要有对知识产权的基本保障。

南非修改法案的做法激起了大型药企的强烈反应。因为生怕引起连锁效应，39家品牌药企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起诉南非，号称这部新的卫生法违背了TRIPS协定。代表大型药企利益的南非制药商协会也在报纸上打出广告，登了一幅婴儿哭泣的照片，旁边的文字警告说这部法律将允许“伪造、虚假、过期和有害的药物”进入市场。品牌药企纷纷关闭工厂，退出南非，还扔下话说这个国家有意破坏国际协定。

这是一场全球范围的致命僵局。药企之间因为知识产权问题产生小规模冲突，而2400万人民的病情越来越重，他们迫切需要负担得起的药物，却看不到任何希望。2000年8月8日，哈米耶德接到电话，对方是一位他素未谋面的美国活动家。“我和几个同事想来见见你。”那个男人在电话里说。他正是威廉·F.哈达德，那个满口脏话的前调查记者，曾极力推动《哈奇-韦克斯曼法》的产生，正是这部法律启动了美国仿制药产业。

他是通过阿格尼丝·瓦里斯得知哈米耶德这个名字的。“他是个才华横溢的化学家，他不怕那些跨国企业。”瓦里斯这样评价。哈达德所说的“同事”指的是一群形形色色的活动家，他们因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团结在一起：摆脱专利的束缚，将平价抗艾滋病药物带给那些最需要的人。其中杰米·帕特里克·洛夫（Jamie Packard Love）是一名知识产权活动家，他曾为南非政府修订并维护新专利法出谋划策。他在美国打听药物生产的真实成本，但好像谁都不了解情况。洛夫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如果要死的是4000万白人，肯定会有人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在和哈米耶德取得联系后的第四天，比尔·哈达德、杰米·洛夫和另外三人——其中包括无国界医生组织的一名法国医生，共同来到伦敦一处幽雅的复式住宅，会见在那里躲避印度酷暑的哈米耶德。哈米耶德领着他们走上楼梯，来到一张玻璃餐桌前。四壁都是昂贵的艺术品，其中的一件出自印度最著名的艺术家M. F.侯赛因（M. F. Husain），窗外可以俯瞰格洛斯特广场的专属花园。来访者问道：他的艾滋病鸡尾酒价格可以低到多少？又能够生产多少？

说话间，哈米耶德用一支铅笔在纸上匆匆计算。他最后说道，价格可以砍掉一半以上，减到每年800美元左右。几个人从白天谈到夜里，客人们许诺会在这场不可避免的战斗中支持哈米耶德，共同击退挡在前面的跨国药企。就这样，一个印度制药商和一群国际活动家组成了一个非凡的联盟，他们誓将颠覆现有的全球商业及药物秩序，拯救千百万苍生。

大概一个月后，部分是因为盟友们的努力，哈米耶德受邀在欧盟委员会的布鲁塞尔会议上演讲，会议主题是HIV/艾滋病、疟疾、肺结核以及减少贫困。他爽快地接受了邀请，并获得三分钟的演讲时间。2000年9月28日，他站上讲台[Y. K. Hamied, speech at the Round Table Conference, European Commission, Brussels,September 28, 2000. This scene is also recounted in Specter, “India’s Plague.”]，面对一众保守、怀疑的欧洲白人，其中有卫生部长、前首相，还有跨国药企的代表们。“朋友们，”他对不友善的听众说道，“我代表的是第三世界，代表的是第三世界的需求和愿望，代表的是第三世界的能力。最重要的是，我代表了一个机会。”

接着他宣布了三项提议：第一，他将以每年800美元的价格出售艾滋病鸡尾酒（政府批量采购的话，可以降到600美元）；第二，他将把生产这些药物的技术免费赠送给想自己生产的非洲政府；第三，他将免费提供控制艾滋病母婴传播的药物奈韦拉平。最后，他以激将法结束了演讲：“我们呼吁这次会议的参与者都听从良心的召唤。”

哈米耶德以为各国政府会接受他的提议，由此掀起一场药物革命。世人很少听到昂贵的药物前面加上“折扣”的字样，更别说“免费”了。但是当他结束演讲，面对的却是死一般寂静的听众。没有人讨论他的提议。部分是因为哈米耶德是在一片地雷中提出打折药建议的。当时各种专利保护和贸易协定将全球药物市场切割开来，许多国家追求便宜药物受到了阻碍。另一个问题是信用：许多国家都把印度仿制药视作质量低劣的冒牌货，这也是多年来哈米耶德一直在努力纠正的偏见。

2000年，这个偏见把《纽约时报》的记者小唐纳德·麦克尼尔（Donald G. McNeil Jr.）吸引到了印度，他想调和两种相互矛盾的说法：他通过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几个干事得知，有些印度企业正在生产高品质的药物，售价仅是品牌药的零头。印度的制药企业到底是什么？是不守信用的造假者，还是确保品质的折扣商？哈米耶德向麦克尼尔完全敞开他的工厂和实验室。最后麦克尼尔在一篇特写中详细介绍了这位出身剑桥的化学家[McNeil, “Selling Cheap ‘Generic’ Drugs, India’s Copycats Irk Industry.”]，文章登上《纽约时报》头版，并将一个新的观念介绍给了西方的读者们：和品牌药企业宣称的不同，昂贵的药物确实可以用低廉的成本可靠地生产出来。

2001年1月26日，印度西部的古吉拉特邦发生了一场史上罕见的剧烈地震[R. Bendick et al., “The 26 January 2001 ‘Republic Day’ Earthquake, India,”Seismological Research Letters 72, no. 3 (May/June 2001): 328-335, doi:10.1785/gssrl.72.3.328 (accessed June 15, 2018).]。2万人在地震中死亡，16万多人受伤。外界仓促应对。刚刚卸任的比尔·克林顿发起募款[David Remnick, “The Wanderer: Bill Clinton’s Quest to Save the World, Reclaim His Legacy—and Elect His Wife,” The New Yorker, September 18, 2006.]，并亲自去印度提供援助。哈米耶德博士也打开仓库，捐出大量药物。但对他来说，这次事件也是另一种提醒。当国内外忙乱地营救被压在房屋下或者家园被毁的难民时，哈米耶德意识到艾滋病的杀伤力比地震高出了几个数量级。那时他打定主意，不能消极地等待各国政府接受他在布鲁塞尔提出的建议。

正当他在认真思考下一步的行动时，出路却自动出现了。地震的几天后，威廉·哈达德就给哈米耶德回了电话，这一次他提出一个具体的问题：西普拉公司能否以每天一美元的价格生产艾滋病鸡尾酒？哈米耶德简单计算了一下，说没问题。他会用这个价格独家向无国界医生组织提供药物。这样低的价格，足以改变世界了。

2001年2月6日，大约午夜时分，正在孟买参加一场晚宴的哈米耶德的手机响了。打来电话的是《纽约时报》的记者小唐纳德·麦克尼尔。“哈米耶德博士，您真的要以每天一美元的价格向无国界医生组织供货吗？”麦克尼尔问他。在哈米耶德确认之后，麦克尼尔大笑起来：“哈米耶德博士，明天一早，您的人生就将不同了。”

麦克尼尔的报道刊登在次日一早的《纽约时报》头版[Donald G. McNeil Jr.,“Indian Company Offers to Supply AIDS Drugs at Low Cost in Africa,”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7, 2001.]。报道中写道，西普拉公司提议以每位患者每年350美元的价格出售艾滋病鸡尾酒，也就是每天一美元，而这些药物在西方的价格是每年1万至1.5万美元。他还写道，西普拉的计划正被拥有专利的跨国药企所阻挡，那些药企的背后则有布什政府撑腰。杰米·洛夫回忆说，麦克尼尔的报道“掀起了一场洪水”。

全世界的报纸都做了跟进报道。大型药企面对全球瘟疫仍在保护专利，而布什政府居然还给他们撑腰。这些新闻激起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愤慨，从费城到比勒陀利亚，人们纷纷上街抗议，甚至谴责这是一场种族屠杀。这是一场大型药企的公关溃败。制药业曾闹出过各种丑闻：非法销售标签外使用的药物，花钱雇医生给药品做宣传，隐瞒对著名药物不利的安全数据。但哪一次都比不上那些药企对南非的立场这么恐怖。就像《华尔街日报》总结的那样[Cooper, Zimmerman, and McGinley, “AIDS Epidemic Puts Drug Firms in a Vise.”]：“制药业还要怎么进一步破坏其糟糕的公众形象呢？哦，不如去起诉纳尔逊·曼德拉？”

这种令人愤慨的行径，威廉·哈达德永远也忘不了。“那些大型药企都是狗杂种王八蛋！”好几年后他还对一个记者嚷嚷，“世界上有3400万艾滋病患者，没有了药，他们统统都会死。有的人马上会死，有的人迟早会死。那些大公司开价每年1.5万美元，全非洲只有4000人吃得起药。”

这份厌恶是相互的。2001年，葛兰素史克公司的CEO让-皮埃尔·加尼尔（Jean-Pierre Garnier）在一个医疗卫生论坛上公开指责了西普拉等印度仿制药公司：“他们都是版权盗贼[Neelam Raj, “Cipla: Patients before Patents,” in The Politics of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and Access to Medicines, edited by Hans Lfgren (New York: Routledge/Social Science Press, 2018).]，这就是他们的真面目。他们这辈子从来没做过一天的研究。”大型药企里的一些人指控哈米耶德试图在非洲攫取市场份额，他的回应是：“他们说我别有用心。我当然别有用心啦[Deshpande, Sucher, and Winig,“Cipla 2011,” 6.]：在死之前，我想做点好事。”

2001年3月5日，当大型药企起诉南非政府一案在比勒陀利亚开庭时，全世界的人都聚集起来抗议制药公司[Adele Baleta,“Drug Firms Take South Africa’s Government to Court,” The Lancet 357,no. 9258 (March 10, 2001), doi:10.1016/S0140-6736(00)04158-1(accessed June 15,2018).]。在南非，示威者在比勒陀利亚最高法院外面游行。在英国，他们在葛兰素史克的药厂外抗议。在美国，艾滋病活动家也在各大城市集会。

哈米耶德和活动家们胜利了。到了4月，跨国药企宣布他们将撤销诉讼，并放开专利，好让固定剂量的艾滋病鸡尾酒仿制药物在非洲廉价出售。8月，西普拉宣布他们的科学家已成功研制出Triomune，将不方便服用的鸡尾酒配方浓缩进了一片药里。在这个过程中，西普拉绕开了西方专利法，因为其中的三种药物由不同的生产商生产，属于不同的专利，按照法律几年内都不能复制。

就在这时，克林顿基金会介入并敲定了一份协议[Celia W. Dugger, “Clinton Makes Up for Lost Time in Battling AIDS,” New York Times,August 29, 2006.]，印度制药商同意进一步将价格下调到每天38美分，以换取非洲政府大批量购买的承诺。克林顿基金会甚至带来了有机合成研究员，以帮助印度公司减少药物生产的步骤，这也是价格下降的一个原因。

不过，改变西方人观念的还是那个每天一美元的定价，使他们从“我们帮不起这个忙”变成了“我们不能不帮这个忙”。那些艾滋病活动家本来没有把小布什总统看作盟友，但是2003年1月28日，小布什总统却在国情咨文中宣布了一个令他们震惊的计划[Ethan B. Kapstein and Joshua W. Busby, AIDS Drugs for All: Social Movements and Market Transform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138.]：未来五年，美国政府将在抗艾滋病药物上支出150亿美元。他解释说，药物成本的大幅下跌“使我们拥有巨大的可能……历史很少给我们这么好的机会，能为这么多人做这么多事”。这个计划的名字叫“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The President’s Emergency Plan for AIDS Relief，缩写PEPFAR，以下简称“总统防艾计划”），至今还在实施。终于，这个世界迈着犹豫的步伐，跟上了哈米耶德发起的这场革命。

对大型药企而言，总统防艾计划却如同一场噩梦：这项美国纳税人赞助的上百亿美元的计划，居然是为了给非洲生产仿制药！就在小布什公开计划几天之后，有几家跨国药企的CEO向白宫发起了请愿，要求它收回每天一美元成本的承诺。白宫拒绝了。不过作为妥协，小布什还是允许由大型药企集团来挑选总统防艾计划的牵头人。结果令艾滋病活动家们沮丧：他们选出了兰德尔·托比亚斯（Randall Tobias）——礼来公司的前任CEO[John W. Dietrich, “The Politics of PEPFAR: The President’s Emergency Plan for AIDS Relief,” Ethic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21, no. 3 (Fall 2007): 277-293.]。

除了成本问题，还有另一个问题有待解决：品质。西方社会要如何确保它为非洲购买的抗艾滋病药物品质全部过关呢？仿制药的拥护者们找到了世卫组织，世卫组织同意担任高品质仿制药的国际清算机构。它会负责视察那些有意愿在国际上出售抗艾滋病药物的公司，如果视察通过，就将这些公司的名称列入一张资格清单。但这个办法并没有让所有人都满意。在托比亚斯的领导下，总统防艾计划冷不丁地提出了一个新要求：任何用美国纳税人的钱购买并销往非洲的抗艾滋病药物，都必须得到美国药监局的批准。

这个要求引发了雪崩般的批评。在艾滋病活动家看来，这完全是在变着法子为自身牟利，因为大多数印度公司生产的所有药物都没有得到美国药监局的批准。活动家们怀疑，这种没有必要的防范措施的真正目的是将税金导向大型药企，并将仿制药生产商排除在外。他们获得了有力的支持。2004年3月，包括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共和党，亚利桑那州）和泰德·肯尼迪（Ted Kennedy，民主党，马萨诸塞州）在内的六位参议员[Senators John McCain, Russell D. Feingold, Ted Kennedy, Lincoln Chafee, Olympia Snowe, and Dick Durbin, letter to the Honorable George W. Bush, March 26, 2004.]给小布什总统写了一封语带挖苦的信，指出美国药监局的审批会延迟患者获得药物的时间，这毫无必要，而且世卫组织的标准已经“达到或超过了全世界受到尊敬的监管机构所采取的标准”。有几句显然是在讽刺那些大型药企，几位参议员写道：“为了审核仿制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让美国药监局制定重复的程序，其真实目的着实令人怀疑。”一名白宫前助理透露，就连前总统克林顿都给小布什总统打电话，表示世卫组织的审批已经能满足他的基金会的要求了。

但话说回来，让仿制药接受美国药监局的审核，并不只是在冷血地维护大型药企的利益。在布什政府内部，也不是每个人都对印度仿制药的品质感到乐观。在白宫和美国药监局举行的一系列紧张的会议上，官员们就如何检验将要采购的药物的品质展开了激烈辩论。他们的分歧很严重。时任美国药监局药物政策制定主管兼局长的司各特·戈特利布（Scott Gottlieb）博士回忆说：“我们当时认为，如果美国纳税人为非洲购买的是效力不足、受到污染的抗艾滋病药物，那将是一大丑闻。”在出任局长的几年前，他还向一位记者回忆：“当时外界压力很大，都要求我们购买印度的冒牌药。”他接着补充道，“我是叫它们冒牌药的，别人都叫它们仿制药。”

在两党的强大压力之下，各方最终妥协：美国药监局制定了一套针对总统防艾计划药物的快速审核流程，这是公共卫生事业的一次显著胜利。这下卖到非洲的平价仿制药也有美国药监局的担保了。2005年5月27日，兰伯西因其抗艾滋病药物而成为首个获得总统防艾计划审批的印度仿制药公司[“Appendix VI: Generic HIV/AIDS Formulations Made Eligible for Purchase by PEPFAR Programs under the HHS/FDA Expedited Review Process, through December 10, 2006,”United States President’s Emergency Plan for AIDS Relief, 2006.]。许多其他公司也跟了上来。

世界上部分最贫穷的人是因为哈米耶德博士才活下来的。然而他的革命也引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随着越来越多的印度公司获得美国药监局的批准，在非洲销售药物，人们开始形成一个很快将颠覆仿制药产业并且改变美国药物供应格局的认识：既然印度生产的平价药能获得美国监管者的批准，那美国人不是也可以服用它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