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很少有人肯吃印度药，更别说赞美生产这些药物的公司了。对投入几十年时间和千百万经费开发新药的品牌制药公司来说，这些复制他们产品的印度公司比小偷好不了多少。对他们不该感谢，而是应该起诉。对全世界的患者来说，“印度生产”的标签也意味着地摊品质的货色，最好不要尝试。

然而，有一个男人在幕后却付出了无人可及的努力以改变这种观念，并为比尔·克林顿的到访铺平道路，他就是优素福·哈米耶德博士。在许多年里，作为印度制药巨头西普拉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他生产出来的药物连印度本国政府都不愿购买，他公开提出的大胆的建议也为大多数人所无视。但他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他很享受那些作为对手的品牌公司的愤怒。2001年的一天，他发表了一则声明，就此赋予了印度制药者一套全新的头衔：偶像破坏者，眼光远大的人，救世主。

不过，哈米耶德博士的故事，连同印度当代制药产业的启航，其实都要追溯到一个世纪之前的一座灵修院。那不是普通的灵修院，而是圣雄甘地创立的高僧修行所，它位于今天的艾哈迈达巴德，属于印度西部的古吉拉特邦。就是在那里，这位印度最受尊敬的活动家开启了将印度从英国统治下解放出来的事业，他的方式后来被称为“不合作运动”。

大约在1920年，甘地敦促所有印度人放弃一切与英国有关的东西。公务员放弃了政府职位，印度学生从英国人管理的大学退学，威尔士亲王于1921年11月访问印度时，平民都待在家里回避他。

一个年轻而富于魅力的化学系学生赫瓦贾·阿卜杜勒·哈米耶德（Khwaja Abdul Hamied）响应了甘地的号召。他相貌英俊，一副君王气派，自然成了同辈中的领袖。他离开学校去了高僧修行所[原名米尔扎·阿萨杜拉·汗，笔名迦利布，用乌尔都语和波斯语写作的印度杰出诗人。]，在那里甘地吩咐他和另一名学生扎基尔·侯赛因（Zakir Husain）离开修行所，去建立一座由印度人管理的大学。两人照办了。在学生们眼中，甘地是一位“争取国家自由的伟大先知”。哈米耶德后来回忆，“他的话语就是我们的法律” [许多关于K. A.哈米耶德博士的生平都引自其自传K. A. Hamied, A Life to Remember(Bombay: Lalvani Publishing House, 1972) 。]。侯赛因后来成为印度第三任总统。他参与创建的学校，新德里的印度国立伊斯兰大学到今天仍在运营，学校的宗旨是将印度学生培养成自己未来的主人。

1924年，因为追随者中爆发了暴力行为，恪守非暴力宗旨的甘地暂停了活动，哈米耶德也离开印度出国留学去了。他在柏林获得了化学博士学位。在学校组织的一次湖边郊游中，他认识了一位志同道合的立陶宛籍犹太女孩，两人坠入爱河。1928年，他们在柏林唯一的一座清真寺里结了婚。希特勒掌权之后，两人回到印度，后来又赞助了12个犹太家庭到这里生活，帮他们逃脱了几乎必死的命运。

1930年回国时，哈米耶德看到的是一个破落贫乏的研究环境，连能用的实验室也没有一间。印度的药物市场几乎完全被跨国公司主宰，从博姿和宝来威康到帕克·戴维斯公司。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印度人只能做做经销商。

虽然只是个拮据的年轻人，哈米耶德却梦想能成立一间大型实验室。1935年，他终于创立了西普拉公司。四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甘地访问了哈米耶德的生产工厂，并在宾客留言簿上写下了“我很高兴参观这家印度企业”的字样。不过，甘地的参观不仅是一次社交访问，他还带了一个重要目的而来。当时英国已经承诺让印度独立，前提是印度也要在战事中出一份力。而生产药物就是战事的一部分。当时印度军队对药物的需求激增，欧洲药厂的供应链却已崩溃。甘地悄悄地敦促哈米耶德填补这片空缺[K. A. Hamied, “Oral History Reminisces of India’s History Freedom Struggle from 1913 Onwards,” interview by Uma Shanker, Centre of South Asian Studies, January 13, 1970.]，哈米耶德照办了。西普拉成为奎宁和维生素B12的最大生产商，前者对抗疟疾，后者为士兵治疗贫血。

哈米耶德虽然过着简朴的生活，但印度变幻莫测的房屋租赁法却让他能出租一套宫殿般豪华的公寓[Peter Church, Added Value: 30 of India’s Top Business Leaders Share Their Inspirational Life Stories (New Delhi: Roli Books Pvt., 2010), 85.]，就是贾西姆之家7000平方英尺的底楼，位于孟买的高雅海滨社区卡夫广场区。印度著名的自由战士们会拜访哈米耶德家，家里的孩子们也懂得了政治独立和个人独立的必要性。“想在生活中成功，你就得自己争取”，这就是哈米耶德的小儿子优素福从父亲那里学到的教训。

印度于1947年取得独立（可惜只过了一年，甘地就遇刺身亡）。这时的哈米耶德已经入选孟买立法会。1953年，他被任命为孟买治安官[Hamied, A Life to Remember, 111.]，这是一个象征性的头衔，类似这座城市的首席大使。随着他的时间越来越多地被政治占据，他的儿子优素福承担起了管理西普拉的责任。

优素福在家人朋友之间的小名叫“优库”（Yuku），他继承了父亲敏锐的科学头脑、出众的相貌、狭窄的眼睛、专注的眼神，还有揶揄的微笑。他在18岁那年离家去剑桥大学学习化学，23岁就取得了博士学位。

1960年，他回到西普拉工作，却立刻陷入错综复杂的繁文缛节之中。印度法规规定，由于西普拉是一家上市公司，它要雇任何一名高管的家属，都必须经过政府审批，家属的工资也得由政府来决定。因此在入职后的一年中，优库没有赚过一分钱，在接下来的三年里，他每月的工资也只有20美元，在那之后才能向政府申请加薪。

和他父亲一样，优库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科学文献。他基本上是自己学会了如何制作药片和注射剂。他还革新了药物基本部件——有效成分的工艺。这些成分往往是分开生产的，再卖给别的药企，然后那些药企会加入名为“辅料”的成分，做成成药。在优库的领导下，西普拉最终成为印度最大的原料药生产商之一。印度当时施行的还是过时的1911年的英国专利法规[同上，240。]，其药价比欧洲还昂贵。根据这些法律，大多数印度药企都被禁止开发新药。不过优库在一个医学领域找到了出路，这个领域的大多数专利在20世纪40年代就过期了。

环顾孟买，生活赤贫，人口暴涨，优库开始开发一种避孕药。在印度，政府是主要的药物采购方和经销方，他向政府出售这种药物，价格是每月2卢比（当时约值20美分）。在美国，避孕药的价格大概是每月8美元。但政府拒绝了他，似乎对本国的人口问题漠不关心。

在为避孕药的事失望之余，他又在别处取得了一项巨大的成就。1961年，他参与成立了印度制药商协会（缩写IDMA），会员们开始修订印度过时的专利法规。总理英迪拉·甘地对此极为赞赏[Y. K. Hamied, “Indian Pharma Industry: Decades of Struggle and Achievement,” address on the occasion of Dr. A. V. Rama Rao’s seventieth birthday, Hyderabad, April 2, 2005.]，1981年她在世卫组织的会议上说了这样一番话：“我心目中拥有良好秩序的世界，是一个医学发现不受专利庇护的世界，在那个世界，谁也不能靠生死大事牟取暴利。”

1970年，新的《印度专利法》[Deshpande, Sucher, and Winig, “Cipla 2011,” 2.]规定复制一种已有的分子是合法的，但复制这种分子的生产过程则是非法的。印度的化学家获得了重新制作现有药物的自由，只要他们能够更改配方步骤。这部法律在印度的仿制药生产商和跨国品牌药公司之间激起了强烈对抗，许多大公司就此退出了印度市场。

随着新专利法生效，印度制药业的黄金时代开始了。印度人成了逆向工程的巧匠，印度公司不仅供应本国市场，还将产品出口到了非洲、拉丁美洲、中东和东南亚。

1972年，优库的传奇父亲赫瓦贾·阿卜杜勒·哈米耶德谢世，优库成为西普拉公司的CEO。他虽然也积累财富——购入房产，在马球比赛上买马，收购艺术品，却不像同辈人那样欣赏印度的“繁荣”。在孟买，他只要走出公司那饰满艺术品、灯光灿烂的总部，就会看见一片不容忽视的痛苦汪洋。数百万市民生活在绝望的贫民窟里，没有可靠的电力供应、卫生设备或食物。数千人就住在道路两旁，头顶甚至没有一块遮雨的油布。

展望未来，他只看见人口暴涨、疾病猖獗、药物短缺。他看到的这个世界，这个他无法忽视的世界，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后来发生的事。这个印度自由战士的儿子，这个深受甘地影响的企业家，将为印度的制药者们重新构想出截然不同的前景。

和西普拉相比，兰伯西是在一套截然不同的价值观中成长起来的。不同于哈米耶德，巴伊·莫汉·辛格（Bhai Mohan Singh）并没有受到过甘地的感召。他是一个精通所谓“许可证制度”的老手，那是一套陈旧的商业体制，由政府确定所有配额、分发所有执照和许可证。在这套体制下经商，你必须结识高层人脉，撒出去大把卢比，不仅是为了自己争得许可证，也是为了阻止竞争对手获得许可证。

在这套体制下，很少有人能比巴伊·莫汉·辛格更成功[同上。]。他是一位举止得体的优秀金融家，1917年出生在旁遮普一个富裕的锡克教家庭，父亲是一位建筑业巨头。起初，巴伊·莫汉拒绝进入家族企业，但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父亲的公司拿到了一份为印度陆军建造营房的巨额订单。父亲派他去冈格拉山谷监督接收运来的建筑材料。这个项目成功之后，更多的订单纷至沓来，其中包括建造一条使英国军队可以开往彼时缅甸边境的主要公路。

依靠基础设施建设，辛格家族成为旁遮普最富裕的家族之一，巴伊·莫汉也在富贵阶层占得一席之地。1946年父亲退休，将大部分资产都转移到巴伊·莫汉名下，他就此成为一名大亨。靠着这笔意外之财，他成立了一家名为“巴伊交易融资私营有限公司” [巴伊·莫汉·辛格的生平以及兰伯西的早年历史引自Bhandari, The Ranbaxy Story;and Legends Are Forever。]的金融企业，开始向许多企业提供贷款。其中一家是做药物经销的小企业，名叫“兰伯西有限公司”。

巴伊·莫汉有两个堂兄弟[Bhandari, The Ranbaxy Story, 29.]，兰吉特（Ranjit）和顾伯西（Gurbax），一个做服装布料生意，一个做药物经销。两人在1937年创立了兰伯西公司（公司名就是两人名字的合成）。他们的目标不大，只想在印度经销外国药物。1952年，顾伯西还不上最初的贷款，巴伊·莫汉于是收购了公司，留下顾伯西做董事长（因为他对药物买卖非常熟悉），新公司于1961年注册成立。巴伊·莫汉有三个儿子，帕温德就是其中之一。日后他将会把兰伯西称为自己的第四个儿子。

在巴伊·莫汉的众多资产中，兰伯西并不算贵重。那时候，大部分印度药企的名声都取决于它们经销的外国药物的名声。兰伯西经销的主要是日本药，在当时评价很低，公司的名望因而很差。因为销售廉价药物，公司的推销员们还受到过化学家的嘲讽。

巴伊·莫汉对药物毫无经验，本可以对公司完全放手。但是当顾伯西试图将他逐出董事会时，巴伊·莫汉却在争夺公司控制权的斗争（他赢了）中对这个行业燃起了兴趣。

虽说巴伊·莫汉对药物知道得不多，他对另一些事却了如指掌：如何在董事会耍手腕赢过对手，如何在各处部署亲信，包括政府部长和手握大权的银行高管。例如，当公司和一家意大利药企的结盟不再让他满意时，他让其他盟友向政府秘密举报了那家药企的违法行为。那家公司被勒令退出印度，巴伊·莫汉得以照自己的条件收购其股份。

不过，对许可证制度的熟悉并没有帮助他建立一家领先的制药企业。兰伯西没有什么明确的使命或者愿景。它也没有能力生产自己的产品。它是有一家工厂，只能将别处买来的原料制成药片和胶囊。

有两件事为公司开辟了未来的道路。1968年，兰伯西取得了制药领域的第一次成功，公司仿制了罗氏公司的安定，取名“Calmpose”，并用19世纪诗人迦利布（Gh lib）的一句名言作为宣传语：“既然死期已经注定，我为什么还整夜睡不着呢？”Calmpose成为印度的第一个“超级品牌”。然而意义更为重大的一件事却是巴伊·莫汉的长子——帕温德的归来。1967年，他从美国位于安娜堡的密歇根大学获得药学博士学位归来，立刻加入了兰伯西公司，他带回的技能和认真追求目标的精神，都是当时的兰伯西所缺乏的。

帕温德这个人富有激情，生活比父亲简朴，离开印度时成绩中等。比起学习，他更专注于提高自己的高尔夫球技术。但是在密歇根大学，他却夜以继日地扑在实验室里。学校的系主任曾写信给巴伊·莫汉，说像帕温德这样的学生10年才出得了一个。他回到印度时，对自己的灵性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他娶了一个灵性导师的女儿为妻，岳父领导着一个灵修团体，内部禁止饮酒吃肉。

和父亲不同，帕温德认为兰伯西必须取得独立。如果公司不能自主生产有效成分并且开展研究，它就无法掌握自身的命运或自家产品的品质。而生产有效成分和开展研究都需要投入大量资本。为了获得资金，帕温德在1973年推动了公司上市。

虽然帕温德设想将兰伯西塑造成一家全球企业，但世界其他地方对印度的医药仍不看好。在泰国，兰伯西的生意差得不行，以至于公司举办了一场祈祷仪式，雇了当地16名僧人诵经[Legends Are Forever, 52.]，希望能使局面好转。美国是全世界规模最大、利润最高的市场，也是监管最谨慎、最难进入的市场。虽然印度已经在向美国的药企出售有效成分，但成品药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1987年，兰伯西的两名高管前往美国，考察向美国出口的可能性。公司赞助的一本书对此做了记述：

他们会见了20家公司的代表，在听说一家印度公司希望向美国出口成品药时，所有人都觉得诧异。公司的一位高管回忆他去拜访一位顶级美国经销商，对方让他等了两小时，还折断了一支标着“以色列生产”的铅笔说：“以色列人已经在入侵这里的市场，现在连印度都要来卖药！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

不过，也有一些美国人更清楚地看见了未来——帕温德也和他们结成了盟友。他拜访了一位名叫阿格尼丝·瓦里斯（Agnes Varis）的精细化学品进口商，地点在她位于曼哈顿的办公室。瓦里斯喜欢制造麻烦[Margalit Fox, “Agnes Varis, 81, Founder of Drug Company,” New York Times, August 3,2011.]，打破偶像，走在时代的前面。她的父母是希腊移民，家里兄弟姐妹有八个。她父亲用推车卖冰激凌，直到他死的那一天还在工作，当时阿格尼丝14岁。她母亲不识字，在一家成衣厂里缝扣子。瓦里斯在布鲁克林学院取得了化学学位。1970年，40岁的她成立了自己的公司——阿格瓦化学公司，为外国的生产商代理出售药物成分。她的公司赚了数百万美元，她也成为民主党的重要捐款人，和克林顿夫妇是彼此直呼其名的交情。

瓦里斯一见面就喜欢上了帕温德和他的同事。“他们都很聪明。”她在2010年，也就是去世的前一年回忆说，“模样也都很好，穿着漂亮的衣服。英语好得不得了。我感觉他们都是很有档次的人。”凭借她的药物知识和高级人脉，瓦里斯做了这几个人的政治恩主，帮他们求得了在美国销售成品药的机会。

回到印度，随着公司的扩张，巴伊·莫汉也在努力维持着家庭的和平。1989年，72岁的他将不断增长的家族产业分给了三个儿子[Bhandari, The Ranbaxy Story, 90.]，希望以此确保他们能在他死前友好分家。他给了长子帕温德兰伯西的全部股份；二儿子曼吉特（Manjit）分到了一家农用化学品公司和一些奢侈品；小儿子阿纳吉特（Analjit）继承了麦克斯印度，那是一家精细化学品公司，最大的客户就是兰伯西。因为兰伯西是三家公司中最大的，两个弟弟还另外继承了几个基金。

后来两个弟弟继承的企业经营失败[想了解更多辛格家族的恩怨，见上书90—107页。另见Shyamal Majudal, “The Ranbaxy Clash,” in Majudal, Business Battles: Family Feuds That Changed Indian Industry (New Delhi: Business Standard Books, 2014)。]，曼吉特和阿纳吉特心生怨念，认为自己在分家时吃了亏。他们开始怨恨帕温德，认为他受到父亲的偏袒。兄弟的感情不断恶化，到后来阿纳吉特甚至认为兰伯西策划了针对他和他公司的诽谤行动。他告诉一个亲信，他觉得帕温德冷酷、精于算计、没有感情。他还回忆童年说：“小时候我哥哥每天都在我背上抹辣椒。” [Bhandari, The Ranbaxy Story, 111.]

在帕温德方面，出任兰伯西总经理的他事业蒸蒸日上。1991年，印度对经济做了自由化改革，废弃了配额和许可证制度，各经济部门完全向外国投资开放。帕温德更加集中精力推行海外扩张。在公司内部，他的声望也如日中天。“他成了传奇人物。”一位前合伙人说，“在这里人人崇拜他，他所到之处，员工都会鞠躬。”

然而，他和他父亲很快陷入冲突。在将自己的兰伯西股份赠予帕温德不久后，巴伊·莫汉就对儿子发起了斗争。他谴责帕温德违背家庭协议，阻止自己对公司事务行使一票否决权。两人的冲突不仅关乎公司内部的权力行使，还关乎对愿景的两种看法，一个旧，一个新。现在印度经济已经对境外资本开放，印度公司需要的是有真才实学的专业人士，而不仅仅是“政府和实业家之间的联络人” [见Majudal,“The Ranbaxy Clash”。]。巴伊·莫汉的人脉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他感觉自己受了冷落，于是在董事会上公然和儿子吵了起来。

他们最大的冲突集中在一位经理身上，达温德·辛格·布拉尔，此人是帕温德在1978年招进公司的。布拉尔是一位谋略大师，拥有MBA学位，当时已成为帕温德不可或缺的副手。父子俩为布拉尔的去留产生冲突，兰伯西的董事会也分成了两个派系。几十名高管中，有人支持巴伊·莫汉，有人支持布拉尔[Bhandari, The Ranbaxy Story, 143-151.]，他们行进到董事会的会议室里竞相呼喊口号。一天早晨，布拉尔派系的一位领头高管被巴伊·莫汉开除，但当天下午帕温德就恢复了他的职位。1993年2月6日，曼吉特提醒父亲，有人计划在那天的董事会议上驱逐他。巴伊·莫汉和他的支持者索性辞职。帕温德接任兰伯西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巴伊·莫汉保留了名誉董事长头衔。父子两人的关系始终没有得到修复。巴伊·莫汉对儿子提起诉讼，控告他违背继承协议的条款，这场诉讼将一直延续到下一代人身上。

1995年，兰伯西成为第一家获美国药监局批准为美国市场生产产品的印度药企。到这时，兰伯西的销量已经有五分之四来自海外了。两年后，帕温德被诊断得了食管癌。他的父亲怨念未消，甚至写信给儿子说自己不会参加他的葬礼。（但实际上，他最后不仅组织了葬礼，还发动所有关系邀请了400人参加火化仪式。）1999年7月，帕温德病逝，他对兰伯西的所有权被移交给了两个儿子——26岁的马尔文德和24岁的施文德（Shivinder）。

巴伊·莫汉想让两个孙子立刻进入兰伯西董事会，好借此重新掌权。然而帕温德的精神似乎还在阻止这种可能。帕温德在他病逝前的一个月接受最后的媒体采访时，坚持他的儿子只有积累了相应的职业经验之后才能加入董事会。为了纪念亡父，兄弟俩也声明会遵从他的遗愿。

施文德去了另一家家族所有的医院工作。马尔文德进了兰伯西，从低阶职位做起，负责给小镇和村庄的医生和药剂师打电话推销产品。因为受过西方商业教育（他念的是杜克大学的富卡商学院），又熟悉印度的灵性价值，马尔文德在兰伯西升得很快。这时管理公司的仍是职业经理人布拉尔，之前正是他的任职问题加剧了那场父子间的恶斗。

帕温德原本计划将兰伯西打造成顺应全球化潮流的公司。然而尽管他富有远见并且做了心理准备，也绝料不到最终将世界带到兰伯西门前的会是什么。一场巨大的危机正在迫近，就连最专业的经理人也将无计可施。它需要人们在极大的尺度上运用道德想象力，同时它还会促使西普拉公司的CEO优素福·哈米耶德采取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