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早晨，当一场夹杂着冰雹的暴风雪在普林斯顿地区肆虐，兰伯西美国总部为员工们送上了精美的情人节花束。然而到9点30分左右，一群联邦调查员蜂拥来到接待区，领头的正是黛比·罗伯逊，场面一片混乱。负责全球许可申请的副总裁文森特·法比亚诺（Vincent Fabiano）正在办公室办公，忽然一个素不相识的男子走进来吩咐他：“从你的办公桌旁走开。”

“你算老几？”法比亚诺质问道。

“我是美国药监局的刑事调查员。”男人回答。法比亚诺注意到男子后腰的手枪，照吩咐从办公桌旁走开。

在二楼，一名女员工听到身后一个低沉的声音说道：“别碰电脑，别碰手机，从你的办公桌旁走开。”她的第一个念头是楼里有炸弹威胁。她转过头，看见几名身穿防弹衣的美国药监局刑事调查员，腰里都别着手枪，他们在楼里左冲右突，身边还跟着几个新泽西当地的警察。

随着大楼被警车包围，慌乱的情绪蔓延开来。一名前员工回忆道：“大家都被吓坏，有人在哭。他们拿走了全部的电脑，有人还带着枪。”员工们躲到办公桌下面，他们不知道这是一次移民调查还是别的什么。调查员们搬出一盒盒文件，还把员工都赶进一间会议室，在里面逐一盘问。他们询问了员工的公民身份，为公司工作了多久，甚至还问了他们的身高、体重。任何人想上厕所，都要由一名联邦调查员陪同。

兰伯西的公司律师杰伊·德希穆克那天早晨正好在外面，惊慌的助理给他去了电话，求他赶紧回去。德希穆克赶到时现场乱成一团，联邦调查员正把一台台电脑拖出办公室，还在审问员工。他一头扎了进去，努力阻止调查员审问公司员工。

虽然德希穆克努力使公司恢复平静，但他自己却一点都不沉着，特别是在仔细查看过搜查令之后。联邦调查员们似乎在寻找一套完整的定罪材料。当消息从新泽西传到新德里，兰伯西发布了一则声明[Patricia Van Arnum, “Ranbaxy Comments on Merck KGaA Generics Rumors, Confirms Federal Raid in NJ,” PharmTech, February 15, 2007.]：“这是一次突击检查。本公司对任何过失都不知情。眼下我们正全力与官方配合。”

临近傍晚，备受创伤的员工们才在陪同下离开公司大楼，他们经过接待区成堆的枯萎花朵，那里弥漫着如殡仪馆的气氛。他们后来把这一天称作“情人节大突击”。这次突击检查的时间太长，乃至参与的调查员们都叫它“情人节大屠杀”——被杀的是他们当晚的情人节活动。

联邦调查员们在突击检查中带走了约5T的数据，据他们估计，这大概相当于国会图书馆中印刷版藏书的一半容量。然而即便在这些庞杂的记录中，仍有一份文件引人注目。那是公司自己关于Sotret配方问题的秘密报告，由艾卜哈·潘特归档[Ranbaxy, “Sotret—Investigation Report”（四页长的内部文件）。]。调查员是在潘特的办公室发现它的，封皮上用粗体写着：不要交给美国药监局。这份文件证明，在两个半月前和美国药监局开的那次会议上，公司对于Sotret的辩护以及公司宣称监管者得到负面结论是因为检测不当的说法，都是赤裸裸的谎言。公司早就知道自己的药物功效不足，好几年前就知道了。

突击检查发生时，萨库尔在印度，正为莫哈薇庆祝一岁生日。这本该是个家庭团聚的祥和日子，但他的心思全在这次突击检查上。前同事和他联系，把公司当时的情况告诉他。他对谁也没说过自己在这张搜查令中扮演的角色。10天后的2月下旬，他听到自己最害怕的消息：马尔文德·辛格和公司董事长特金德拉·康纳召集各位顶层高管举行了一次会议，会上审查了一份可能向美国药监局提供情报导致这次突击检查的人员名单。萨库尔的名字就在上面，还有他的前上司拉金·库马尔。

要是公司想伤害他或他的家人该怎么办？要是他一个人在美国时，家里出了什么事怎么办？他向罗伯逊倾诉了自己的担忧，罗伯逊也给了他美国驻新德里大使馆的地区安全官员的直接联系方式。他装作不经意地和苏娜尔说起美国药监局正在联络兰伯西的前员工，也联络了他。如果她遇到任何麻烦，可以找美国大使馆的某某帮忙。

苏娜尔越来越感到不安了。阴霾笼罩着这个家庭：他们手头拮据，丈夫不知在操心什么，且长时间不在身边。独栋房子外面只有一个保安驻守，家里除她只有一个婴儿和一个学步的幼童。她怎么也没想到，丈夫在联邦政府对他前公司的调查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不过，她仍然十分担心家人的安危，便把丈夫告知的信息贴在衣橱门的内侧。

在搜查令生效后的几周里，美国药监局的调查员们分头行动，寻找可能提供线索和主动承认涉事的人，与此同时，兰伯西的员工们也开始选择立场了。有些员工仍然忠于公司，并用公司出的钱雇了律师。公司给包括艾卜哈·潘特在内的几名高管升了职，甚至把他们派到印度去上班，好让美国药监局和检察官不那么容易找到他们。其他的员工则和公司切断了联系，开始与调查员配合。拉金·库马尔博士在家里收到公司律师杰伊·德希穆克的两条消息，催他立刻打电话过去。

在德希穆克眼里，库马尔是一枚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他当初离开就是为了坚持原则，也从来没有答应过会闭口不谈此事。他手上可能还有那份毁灭性的《报告》，那是公司全力摧毁而不得的东西。公司的高层领导已经看过这份报告，他们会受到直接牵连。

德希穆克后来回忆说，库马尔“基本上躲起来了。我们试图把他找出来。如果他掌握了对公司有利的事实，大家都想知道。如果他掌握了不利的事实，我想知道”。他补充说：“大部分是不利的事实。”

库马尔这时已经返回伦敦，他没有给德希穆克回电，而是雇了自己的律师。德希穆克越来越急切地想让库马尔保密，他打电话给库马尔的律师，主动提供法律援助。他还留下一条令人胆寒的口信：“让拉金和美国药监局谈话时一定要谨慎，因为在这个案子中他也脱不了干系。”

在库马尔看来，这是赤裸裸的威胁。

3月16日早晨，在美国药监局搜查兰伯西的新泽西总部大概一个月之后，迪内希·萨库尔来到美国药监局的刑事调查办公室，被领进一间会议室，只见一张桌子周围坐满了人。有的是美国药监局的调查员，有的是马里兰地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检察官，此前他都没见过。罗伯逊也在现场，她解释说他们已掌握充足的证据，可以对公司提起诉讼了。

一名检察官对萨库尔粗鲁地说道：“你得去找个律师。”

萨库尔一下子目瞪口呆：“为什么？我已经把知道的都告诉你们了。你就是律师。保护我这样的人，不是你的工作吗？”

“不，不，不……”那名检察官开始推卸责任。

“听你的意思，是证实我的指控了吧？我已经两年没怎么工作了，你要我怎么请得起律师？”萨库尔反过来质问对方。

“这就不关我的事了。”那名检察官说，“现在是正式调查，政府律师不能代表你出庭。”

罗伯逊见萨库尔表情痛苦，问他是否要上厕所——这让她有机会在大堂里和他私下交谈。罗伯逊给了他一个叫“纳税人反诈骗教育基金会”（Taxpayers Against Fraud Education Fund，缩写TAFEF）的组织的联系方式，说这个组织会保护潜在的举报人，让他赶紧打电话求助。她说他们可以为他找一个律师。

在开车返回新泽西州贝尔米德临时寓所的路上，萨库尔感觉人生坠入最低谷。现在的他，距离自己的孩子7000英里，在一间毫无生气的出租房里吃着麦片和沙拉度日，赚的钱只够勉强维持生活。但他却要去找律师，以求在自己发起的诉讼中得到保护。那一整晚，他都在想罗伯逊给的那张字条。他觉得自己一旦拨出这个号码，就会离自己熟悉并期盼的生活更加遥远。然而他已经来到一片陌生的土地，而且日复一日，越陷越深。

萨库尔思考着罗伯逊给的电话号码睡着了，第二天醒来时，第一个念头也是这个号码。那天早晨他拨通了号码，并留了一条口信。下午，他接到了纳税人反诈骗教育基金会的回电，他们给了他一个律师的名字和电话。

安德鲁·贝亚托（Andrew Beato）今年37岁，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著名的斯坦因/米歇尔/缪斯/西波隆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斯坦因/米歇尔事务所）工作，正为自己的前途打拼。这位年轻的律师长着稀薄的棕色头发，戴着一副钢丝边框眼镜，说话时音量极低，来访者要向前探着身子才能听清他在说什么。他常常不动声色，但这掩盖不了他紧张的神情。当他露出难得的微笑时，脸上会出现浅浅的酒窝。他已经为各种举报人代理了大约五年，这一天纳税人反诈骗教育基金会告知他，可能会有客户联系他。

他的事务所向来有为举报人打官司的传统。2002年，事务所代理了辛西娅·库珀（Cynthia Cooper），她曾是世通公司的内部审计员[Cynthia Cooper, Extraordinary Circumstances: The Journey of a Corporate Whistleblower(Hoboken, NJ: Wiley,2009), 281.]，揭露了公司近40亿美元的假账。创建事务所的合伙人之一雅各·斯坦因（Jacob Stein）还在克林顿弹劾听证会中代理过莫妮卡·莱温斯基（Monica Lewinsky）[Saundra Torry, “Lewinsky Legal Team Brings Credibility,” Washington Post, June 4, 1998.]。但这时的贝亚托还在成长中，他的判断也还需要资深律师复核。

那是一个周五，时间已经很晚了，贝亚托正整理东西准备离开办公室。他和妻子的约会要迟到了（像往常一样）。妻子从前也是律师，现在辞职在家带孩子。贝亚托刚刚穿上外套正要走出大门时，手机响了。他心想肯定是妻子打来问他到哪里了。电话转入语音信箱。来电的不是妻子，而是一个语调柔和礼貌的男声，他说话带印度口音，措辞很正式——是那个举报人。

贝亚托给他回了电话，说自己正要下班，并要他把情况“非常简短”地概述一遍。萨库尔一时不知从哪里开始，于是信口说了起来。贝亚托一边听着，一边试着从零碎的片段中理出头绪，渐渐地，他觉得这个男人准是疯了。

萨库尔讲述的事听起来令人难以置信，简直就不可能：他说印度最大的制药公司的顶层高管蓄意在全世界布下了骗局。服用该公司药物的包括美国的消费者。照这个男人的说法，这场骗局不局限于一家工厂或者一种药物，而是牵涉许多家工厂和数十种在全球发行的药物。这场骗局涵盖的范围如此之广，让这个指证它的男人听起来仿佛精神错乱了。贝亚托心想，他肯定不太了解这个行业的运作，甚至不知道药是怎么做出来的。商业骗局往往只发生在有限的范围内，有特定的原因：一名行事恶劣的员工，一起单独的事件或者一家管理混乱的工厂。现在他却说一家公司的一切都是骗局，这有可能吗？

那个男人说公司的几百名员工都参与了这场骗局，仿佛诈骗就是他们平常的业务，这根本说不通。不可能有这样的事。如果真是这样，又怎么会这么长时间都没人发现呢？听着萨库尔在电话里滔滔不绝，贝亚托越来越担心和妻子见面迟到，对这个举报人也越来越怀疑了。

“我得挂了。”贝亚托尽量用温和的语气说道，“你还是给我发电子邮件吧？把细节都写在里面。”

在之后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贝亚托和这个迪内希·萨库尔交换了五六封电子邮件，他最初的看法逆转了。虽然他还远远不清楚兰伯西发生了什么，但他已经开始相信萨库尔那个疯狂故事或许有真实的成分了。

从许多方面来看，贝亚托都是最能理解兰伯西案的律师。长期以来，医疗卫生都是他家族的事业，疾病则是他家族的命运。贝亚托生长于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市，是七个孩子当中最小的一个。他才两岁时母亲就因乳腺癌去世。父亲是一位敬业的内科医生，他会深夜到病人家出诊，这在同行中非常少见。由于他一心为患者福利着想，营收很低；在那个流行管理式医疗的时代，他也拒绝限定病人的就诊时间。

他的几个哥哥姐姐进入医疗行业，贝亚托却选择了法律，他从法学院毕业后立即加入斯坦因/米歇尔事务所。一开始，他代表许多公司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打官司。但他对这样的工作缺乏兴趣。他不想每天早上起来就想着怎么帮一家公司逃脱罪责。然而，身处一家公司制律师事务所的他，该怎么帮助个人而不仅仅是公司，同时继续偿还助学贷款呢？正当贝亚托内心还在为这个问题挣扎时，他父亲因为一种罕见的脑部肿瘤去世了。虽然父亲没有给家人留下任何积蓄，但是贝亚托回忆道，他留下了一笔“品格的财富”。数百名心存感激的病人来为他守灵，这证明父亲致力于帮助他人的一生是有意义的。

贝亚托也渴望像这样服务人民，这将他引向一个刚刚发展起来的法律领域：为举报人代理。这项业务可以追溯到美国内战[Henry Scammell, Giantkillers: The Team and the Law That Help Whistle-Blowers Recover America’s Stolen Billions (New York: Atlantic Monthly Press, 2004), 36.]，属于《虚假申报法》中一个名为“qui tam”的部分，那是一个拉丁文名称的简写，全称可以翻译为“为国王并为自己提起诉讼者”。根据这部法律，举报人可以起诉那些欺骗政府的人或机构，并领取一部分追回的公款。它最初的目的是杜绝奸商向联邦军队出售残次装备。到20世纪40年代，根据一条修正案，举报人可以领取的奖赏金额被减少了，之后这部法律被废弃不用。然而到1987年，在媒体报道了国防承包商的广泛欺诈之后（比如五角大楼花640美元买下一个马桶圈的著名事件[Eric Wuestewald, “Timeline: The Long, Expensive History of Defense Rip-offs,” Mother Jones, December 18, 2013.]），这部法律被再次修订，又增加了对举报人的奖赏，这使得人们有了举报诈骗的动力，也使律师有了代理这类案件的兴趣。

贝亚托的第一个举报人案件涉及一个心脏科医生开展没有必要的手术，官司虽然输了，但他认识到纠正对人民和政府犯下的错误是一种道德追求。

在初次对话的几周之后，萨库尔来到事务所的会议桌前，对面是贝亚托和他的几位同事，其中包括一位高级合伙人。虽然衣着光鲜，侃侃而谈，但萨库尔看起来疲惫而焦虑，他的眼圈发黑，肩膀也耷拉着。他开始用平静的声音详细描述兰伯西用谎言织就的复杂网络以及他本人为撕破这张网络所做的努力。

会面刚到10分钟，萨库尔就心力交瘁，啜泣起来。“我到底做了什么？”他一遍遍地问道，“我到底做了什么？我只想做正确的事而已。”他说他愚蠢地将家人拖入险境，现在已经无法回头了。这时美国药监局已经开始向兰伯西的干部发出传票，萨库尔很害怕公司将采取的应对手段。他解释说，这种事在印度有很不一样的收场方式。想到萨库尔和他的家人面临的人身危险，几个律师意识到他们要应付的是一个在美国绝对不会出现的局面。

况且萨库尔的案子还极其复杂。律师们必须考虑这场骗局波及的范围。这算得上虚假申报吗？兰伯西有哪些违规行为？这些行为对药物成分有实质性的改变吗？他们该怎么证明这些？还有这个正在会议室中啜泣的男人，他们怎么做才能给他最好的保护？这个案子还会给事务所带来重大的财务风险：他们可能花费大量金钱，最后却输掉官司，一无所获。但是在和萨库尔会面两天之后，几位律师已经基本笃定：虽然可能产生可怕的后果，事务所还是会为他代理。贝亚托回忆说：“这是一起公共卫生事件，事务所的任何人都不会退缩。”

趁着一个沉默的间隙，萨库尔问贝亚托：“我该怎么支付费用？用什么来支付？你们肯定不会免费接这个案子吧。”

贝亚托的回答如同天启：萨库尔无须支付任何费用。事务所将冒着风险为萨库尔免费代理，并以萨库尔的证据为主要指引，协助政府对兰伯西提起公诉。接着，事务所还会根据调查结果对公司提起一桩秘密诉讼，全程不对外公开。在政府调查期间，萨库尔的身份将始终保密。如果达成和解，政府获得的赔偿中将有三分之一归萨库尔所有，届时贝亚托再从中抽取部分佣金。根据这个安排，萨库尔将成为一名受到法律保护的举报人。而在这之前，他还根本不知道自己能够获得这样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