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兰伯西的监管案在美国药监局的各部门间缓慢推进，最终来到了道格拉斯·A.坎贝尔（Douglas A. Campbell）的办公桌上。37岁的他供职于美国药监局的国际合规团队。他的有些上司对这个案子没什么兴趣。“我们认为没什么好查的。”其中一名上司这样劝他。从表面上看，这起案子是针对一家生产工厂的一场漫长斗争。兰伯西的律师们坚持要美国药监局解除对帕奥恩塔萨希布工厂提交申请的暂时禁令，声称公司已经把需要改正的地方都改正了。监管者们则要求兰伯西交出其咨询公司精鼎医药的全本审计报告。像这样的僵局在美国药监局的办公室里只是家常便饭。

但是坎贝尔阅读案件资料时，却来了兴趣。这家公司在回应美国药监局的视察结果时，把大部分问题都归咎于抄写错误、数据丢失或内部系统的错配。然而在精鼎医药的审计摘要（兰伯西的律师拒绝公布全本）中，咨询顾问们又指出一些稳定性检测数据“前后矛盾”。公司目前提交的是改正后的数据。但是改正前后的出入似乎太大了，不像是单纯的错误，比如开展某次检测的时间，改正前后竟有45天的出入。这家公司的管理就这么混乱或者这么马虎？

即便药物上市很久之后，制药公司仍须按预定的时间间隔检测自家的药物。每一年，公司都要将检测结果编入年度报告上交给美国药监局。这些报告没几个人会读，收到后就被堆在闲置的办公室里[美国药监局的媒体关系办公室针对是否会定期审查年度报告的书面提问做出这样的回答：“对报告会做适当审查。”]。尽管如此，报告中的信息仍然必须是真实的。

2007年7月3日，坎贝尔驱车前往局里的仿制药办公室总部，在那里翻出了兰伯西为三种抗感染药物——氟康唑（fluconazole）、环丙沙星和依非韦仑（efavirenz）提交的年度报告。从报告上看，公司似乎是按照恰当的时间间隔检测药物的。然而坎贝尔将这些数据和他办公桌上改正过的数据一对比，便被两者的差异震惊了。氟康唑的年报里说，兰伯西在2004年9月26日开展了为期三个月的稳定性检测。但是在回复美国药监局的警告函时，公司表示这次检测是在2005年8月17日开展的。两个日期之间，有接近一年的出入。

在坎贝尔看来，要么是兰伯西的生产过程已经失控，要么是公司撒了谎自己忘了。“一旦比对过日期，真相就呼之欲出了。”他回忆道。

他的这个发现非常重要，至少对他自己而言。要求对药物做如此频繁的检测，是为了保证能迅速检测出不安全的产品，不让它们在市场上停留太长时间。然而坎贝尔的一众上司似乎对不一致的日期态度冷淡。其中有些人接受了公司的说法，即问题主要是因为“抄写错误”，或单纯是因为未更新数据。但坎贝尔不信这套说辞。他回忆说，这可不单单是“把0.54写成了0.45那种错误”。兰伯西的数据错得如此离谱，使他“甚至找不到一处有意义的数据”。既然连数据都没有意义，那就无法证明兰伯西的药物是安全有效的了。

道格·坎贝尔的上司是埃德温·里韦拉-马丁内斯，也就是第一个与萨库尔通邮件的美国药监局官员。他站在坎贝尔的这一边，并没有因为兰伯西改正错误的说法而感到放心。他在2007年3月致信同事说，他相信美国药监局应该继续暂停对帕奥恩塔萨希布工厂新药申请的审批，直到兰伯西“彻底解决美国药监局警告函中的所有问题”。坎贝尔和同事继续审查兰伯西提交的文件，发现每抽出一条线索，每追查一串检测数据，似乎都会牵出更大的隐情，那是监管者不曾料到的新发现。

2007年10月，公司报告说它生产的加巴喷丁——一种治疗癫痫发作的敏感药物，出现了一种名为“化合物A”的杂质突然增多的情况。根据良好生产规范，数据中出现反常的高峰和低谷都属于检验结果偏差。按照要求，公司应该在发现这一现象后的三天内向美国药监局报告，但是这一次，公司却拖了四个月。监管者很快发现，公司的问题不仅仅是晚报了加巴喷丁杂质猛增的情况。过去六年，它始终没有向美国药监局的新泽西地区办公室汇报反常的检测结果。而对于任何一家生产大量产品的警觉的药企，这样的汇报都应该是常态。

公司将这个令人担忧的过失归咎于公司内部一连串小问题。但是当美国药监局的调查员们来到兰伯西的新泽西总部时，他们在这个本该出具报告的地方有了更大的发现：对于600毫克剂量的加巴喷丁药片，其三个月、六个月和九个月的稳定性检测都是公司在四天时间内赶出来的；对于800毫克剂量的药片，则是在同一天检测的。他们之后篡改了检测日期并且存档，从而制造出检测是以恰当的间隔进行的假象。

在美国药监局内部，这条消息成为兰伯西涉嫌欺诈的铁证。坎贝尔在给里韦拉-马丁内斯的电子邮件中写道：“正中靶心！！！”里韦拉-马丁内斯立即将这一发现上报：“我们挖到金矿了！”并罗列了虚假检测的细节。美国药监局药物评估和研究中心合规办公室的主任德博拉·奥托（Deborah Autor）只回复了一个字：“哇。”

忽然之间，兰伯西的那些所谓的过失、反常和遗漏就有了完全不同的面貌。坎贝尔在政府配发的笔记本上潦草地写道：问题有多严重？他们是怎么通过合规检测的？下面一行是：他们可以老实交代或继续说谎。他们还会继续耍我们吗？

最后一行是：他们还值得信任吗？

坎贝尔肌肉结实，以前是一名橄榄球运动员，他在陆军待了八年，其中三年是现役。1998年，他开始为美国药监局工作，是在弗吉尼亚州的罗阿诺克市的一个常驻职位，视察的对象包括婴儿奶粉配方和一家罗非鱼养殖场。2006年，坎贝尔被调到国际合规部，这是一个深藏在药物评估和研究中心之内的部门。他的团队每年开展约100次海外视察。他本人就曾去尼加拉瓜视察奶酪，去希腊视察过葡萄叶卷。

后来，几乎在一夜之间，美国药监局就迎来了一波全球化的浪潮。需要坎贝尔所在部门视察的项目数量激增。他回忆说，来自国外的申请“全都堆积在我们的办公室”。2002年至2009年，需要美国药监局视察的海外工厂的数量从原来的500家左右猛增到了3000多家[Pew Charitable Trust,“After Heparin: Protecting Consumers from the Risks of Substandard and Counterfeit Drugs,” July 12, 2011.]。正如坎贝尔在一篇综述中所说：“和我们有关的职责如爆炸般增长。我们的负担无比沉重，资源却没有真正分配到位。”

随着视察需求的增长，美国药监局也手忙脚乱地开始制定新规以跟上形势。一次，坎贝尔致信一名同事询问局里的出差规定：“我们要在季风季节派团队去印度吗？如果连阴凉处温度都在43℃以上，我们还要派团队去吗？”同事回复：“过去，我们一般会把出差任务推迟到季风季节之后，但现在由于工作量的增长，我们已经不再遵守这条规定了。”

在一家海外工厂获准生产药物之前，坎贝尔的部门应该开展一次预审视察，以确认这家工厂能够安全有效地生产药物。但是光记住这些工厂的情况，及其相应的代码，都是一项极繁重的任务。那些工厂真的在生产那种药物吗？生产那种药物的工厂，真的是被视察的那几家吗？坎贝尔明白，他和同事们责任重大。当他在审读兰伯西的文件时，这份责任也沉甸甸地压在他的肩上：“我们应该让这些药物进入美国吗？还是要将它们拒之门外？”

这年10月，也就是何塞·埃尔南德斯视察帕奥恩塔萨希布工厂时，没有发现证据只能疑惑地离开的九个月之后，他收到一封非同寻常的电子邮件。对方是兰伯西的一名员工，化名“桑尼”（Sunny），他说自己1月在工厂见过埃尔南德斯，过了这些时间，终于有勇气写下这封电子邮件。桑尼说，埃尔南德斯上当了，和之前去视察的许多美国药监局调查员一样。“我的良心不允许我保持沉默，因为这关系到人民的健康。到现在为止，兰伯西已经掩盖了许多事实。”

桑尼继续写道：“您在这些地点看到的并非真相。要发现真相至少需要一个月的时间。”他描述了公司的顶层高管如何持续向基层员工施压，迫使他们给关键的药物放行，包括异维甲酸（isotretinoin）、加巴喷丁、氟康唑和二甲双胍。这些药物“都有缺陷，但工厂的品质保障部门都让它们通过了”。他说了几个策划阴谋的高管的名字：“多年以来，他们一直在愚弄、欺骗美国药监局。”

桑尼还表示，在埃尔南德斯到达帕奥恩塔萨希布之前，公司已经派出一支20人的研发团队到工厂来检查并更改数据。“这次粉饰行为就发生在美国药监局视察之前。”他写道：“兰伯西的所有工厂常常都会这样操作。”他说，公司高管在最高领导层的授意下策划了这些骗局，并胁迫基层员工执行他们的命令。为了证明公司已经给稳定性检测实验室增加人手的说法，在埃尔南德斯视察期间，高管们从工厂各处抽调了人手到那间实验室充数。

当举报人的揭发在美国药监局官员之间流传，这些监管者被兰伯西的表里不一震惊了，部分是因为他们很难弄清公司的骗局到底牵涉多广。美国药监局面对的是一整个体系，其中的数据被狡猾地篡改，使一切显得无懈可击。到这时，虽然已经搜查出一些证据，他们仍以为诈骗只是零散的个人行为。但如果整个公司的经营手法都是一场骗局呢？如果所有员工都已参与其中，他们又该怎样揭穿这个由谎言组成的阴谋？

当美国药监局再次进入兰伯西的工厂，调查员们忽然在各个地方都发现了他们之前忽视的线索：原来工厂使用了未经批准的原料，还暗中篡改了配方，使用了未报备的有效成分，还抄袭了别人公开的数据。他们甚至照抄了品牌药的色谱图，即测量药品杂质的图表，然后谎称是公司自己的。兰伯西现在就像一艘漏水的沉船，已经有至少六位举报人致信美国药监局，各自列举了关于欺诈和不当行为的例子。

桑尼继续发来邮件。埃尔南德斯很快帮他联系上黛比·罗伯逊，她当时领导着美国药监局刑事调查办公室的调查。桑尼向罗伯逊透露，兰伯西在Sotret出现问题后无法用正当手段解决，只能趁药品还在市场上销售时偷偷修改配方，在蜡基中加入油以改善药物的溶解情况。这些情况完全没有向美国药监局报告，因而构成了严重违规。在没有美国药监局许可的情况下，药企是被严令禁止对已经获批的配方做任何修改的。

另一名举报人也反映了Sotret的问题，并敦促美国药监局核查这种药物在2006年12月前后的配方变化，因为公司正是那时修改配方的。举报人在邮件中向美国药监局药物评估和研究中心的监察专员表示：“早在2005年和2006年年初，就有几位科学家想解决这个问题，但公司商务部的员工冷酷地拒绝了他们。他们对诚实的人毫不欣赏。我不知道这对美国用户构成了多大的危害，但是作为生产团队的一员，也作为一名善良的世界公民，我认为必须提请你们注意此事。”

看来，几乎没有什么事是公司做不出来、说不出来的，没有任何借口是他们不敢编造的，他们的声明要多牵强有多牵强，只要能骗到美国药监局批准他们的药物就行。公司不会按要求调查自己的检测结果偏差，只会声称自己的实验室对样本处理不当，从而产生了不利结果。有时，相比于生产药物，兰伯西倒像更擅长制造借口。正如一位美国药监局监管者敦促她的同事时所说的那样，对于兰伯西的“出入、矛盾、错误、疏忽以及不力调查”，都不能只看表面。公司说起谎来是如此明目张胆，以至于黛比·罗伯逊说她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事：“我调查毒贩多年，从来没见过有人这样公然藐视法律。他们敢在你面前撒谎。有人告诉我这是文化特色。他们知道自己在说谎，但也知道能逃过惩罚。”

要纠正这种全球性的违法行为，唯一的手段似乎就是全球性的惩罚。美国药监局有一种很少使用的手段，那也是它能做出的最重惩罚：申请诚信政策。自1991年制定这条政策以来，美国药监局只针对四家药企施行过。根据申请诚信政策，美国药监局可以停止审批一家公司的所有申请，直到外部审计员（由公司出资聘请）确认其数据合法合规。这项制裁一出，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之间的形势就会逆转。美国药监局再要禁止兰伯西的产品，就不必费力证明它欺诈了。相反，为了使自家产品获批，兰伯西倒必须证明其产品不存在欺诈。

美国药监局只有在发现犯罪行为或“关于重要事实的不实声明”时，才会实施申请诚信政策，而兰伯西案显然符合这个标准，至少道格·坎贝尔是这么认为的。他已起草一份备忘录，列出了监管者已经记录的各种谎言。他建议药物评估和研究中心对“所有与兰伯西实验室有限公司相关的申请，无论是已经获批还是尚在审核的”，都施以申请诚信政策处罚。换言之，就是对整个公司进行严厉制裁。

然而，随着草案的流传，一个个会议接踵而至，坎贝尔开始对自己的沟通能力产生怀疑。似乎没有哪条信息符合成为证据的要求。谁也不确定申请诚信政策是否应该实施，甚至是否合理。美国药监局的办公室里挤满了律师，他们关心的似乎不是保护公众的健康，而是如何避开公司在法庭上的诘难。美国药监局的律师们为其要求争辩起来：哪里有规定说企业不能把药物存放在没有报备的冰箱里？企业宣称原始数据已经丢失，有任何书面条文规定他们一定要永久保存数据吗？

连美国药监局对自身的定位也似乎模糊起来。其工作是帮助兰伯西遵守规范呢，还是在公司不合规的时候让它关门？震惊于美国药监局内部的迟疑，坎贝尔在笔记本中写道：“我们的目标绝不是放过兰伯西！”但实际上，美国药监局又似乎对兰伯西很宽容。国会和公众都迫切地希望找到更多便宜的药物。在政府的总统防艾计划中，兰伯西也扮演着向非洲提供抗艾滋病药物的关键角色。这家公司是不是已经变得太大或太重要，以至于不能让它倒台了？

美国药监局对自身执法任务的困惑并非唯一的问题。坎贝尔后来总结说：“还有别的势力在阻挠我们办案。”这些势力是金钱、人脉，还是政坛的影响？他感到越来越疑惑，尤其是在美国药监局的一些印度裔员工登门拜访之后——那些人以前从不来他的办公室，现在却找到种种借口来套近乎。

还有德博拉·奥托这个人。身为领导药物评估和研究中心合规办公室的律师，她在美国药监局的职位比坎贝尔高了好几级，管理着大约4000名员工。在1995年加入联邦政府之前，她曾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三年，她的老东家后来发展成了布克和比尔兹利事务所，也是目前代理兰伯西的律所。因此，她和兰伯西的外聘律师凯特·比尔兹利也很熟。

比尔兹利将奥托当成熟悉案情进展的直接通道，她通过打电话或发电子邮件了解政府的工作进度，而且千方百计地促成对她的客户有利的决策。奥托也应比尔兹利的请求敦促政府推进工作，她把这看作美国药监局的本分：向与本机构尚有未竟事宜的公司所雇的律师做出回应。在美国药监局的合规办公室开始办理兰伯西案之前，奥托离开那家律师事务所已经13年了，但在坎贝尔看来，比起推进美国药监局对兰伯西的调查，有时候奥托似乎更愿意帮助她的前东家。

比尔兹利在2007年3月致信奥托说：“德博拉，我给你留了言，但想想还是再给你写封电子邮件比较好。你能否来个电话，我们谈谈兰伯西的事？我们仍在努力解决民事方面的问题，他们也在努力对付刑事方面的问题。”

奥托回复：“嘿，凯特。我很高兴打电话给你。但我对你担心的事已有充分了解，不如我这边先跟进，有消息了再打给你，好吗？”

到了12月，比尔兹利再次发电子邮件联系奥托，她解释了兰伯西未能完整披露精鼎医药审计结果的原因，并要奥托打电话给她。两小时后，奥托通过电子邮件告诉同事：“兰伯西需要考虑提供审计结果对刑事案件的影响。请考虑能否向兰伯西提供道格2012年6月7日的问题列表，以便让他们更好地了解哪些良好生产规范问题仍在困扰我们。”鉴于人脉的重叠和拖延的官僚作风，坎贝尔已经很难分清谁在为美国药监局效力、谁又在阻碍它了。随着案情变得越来越棘手，坎贝尔不愿再向奥托透露信息了。

不过，即使美国药监局的监管者不再拖延，他们仍要面对一个显然没有解决方案的问题：对于几座远在7000多英里之外的工厂，要如何验证公司确实如其宣称的那样已经改正了呢？

在一封写给罗伯逊的电子邮件中，举报人桑尼描述了兰伯西如何利用工厂中的隐蔽区域储存并掩盖检测仪器，这些仪器都没有和公司的主机网络连接。他指的是高效液相色谱（HPLC）仪，那是任何优秀的检测实验室中都有的重要设备。这种庞大的仪器就像一摞堆在一起的电脑打印机。将药物样品与溶液混合，注入机器，并压入一个装满颗粒物质的圆筒，仪器就会分离并检测药物的各种成分，包括其中的杂质。在名为“色谱图”的图表上，它会将这些成分显示为一系列色谱峰。

在一间合规的实验室里，高效液相色谱仪应该接入主机的网络系统，使其数据全部显示并保存。但桑尼写道，在最近的一次视察中，公司将几台未获授权的高效液相色谱仪放在两间辅助实验室里：“兰伯西辟出这样小小的隐蔽区域，在里面完成这样的操作。”

桑尼估计，美国市场上有大约30种产品不合规范，他向罗伯逊建议，美国药监局应对帕奥恩塔萨希布和德瓦斯工厂做突击检查以寻找证据，就像他们在新泽西做的那样。他警告说：“兰伯西内部已经开始私下交流问题产品的细节，不再通过电子邮件或者信函了。”

但因为美国的联邦检察官在印度没有司法权，使美国药监局无法在那里展开搜查。罗伯逊觉得很受挫：“别人都说‘你得去印度查查’。”而她只能回答：“我在印度能做什么呢？敲开别人的门让他们和我谈谈？我在印度没有执法权，只能倚仗一套自觉、诚信的体系。”这个案子就像一个大铁球重重地砸向了原本就不堪重负的美国药监局，它揭示了一个事实：美国药监局无法有效地管辖国外制药公司。

2007年11月，就在美国药监局准备视察兰伯西设在德瓦斯的一家无菌注射剂工厂，以考虑是否批准其药物进入美国市场时，桑尼在电子邮件中给罗伯逊发来他到那时为止最重要的线索。美国药监局的规章要求这家工厂达到最高的无菌级别。但是桑尼提醒罗伯逊：“厂里的微生物数据不是真实的，它们被篡改了，显示的细菌数比实际的少。”他补充说，这家工厂还有几次杀菌失误没有上报。他的建议是“在批准这家工厂前一定要谨慎”。

在美国药监局开展视察的一个月之前，桑尼再次致信罗伯逊，提醒她德瓦斯工厂正在掩盖证据：他们正将“所有关于环境监测和杀菌失误的真实数据”从工厂转移到位于15英里之外劳克海利的一座仓库里。桑尼表示，工厂内的人员“将会竭尽所能迷惑审计员，他们受的就是这样的训练。质保人员已经接到命令，对那些失误要绝口不提”。

国际合规团队的成员们知道，要想拿到证明微生物检测结果已被篡改的证据，他们就必须直接去劳克海利的仓库进行突击视察。里韦拉-马丁内斯向上面提交了行动申请。但上面给他的答复不是他想要的。在一封标注“机密”的简短的电子邮件中，时任现场调查部副部长的帕特里夏·阿尔科克（Patricia Alcock）写道：“请查收语音邮件，对仓库视察不予考虑。”

阿尔科克在语音邮件中解释，眼下美国药监局的上级机关卫生与公众服务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缩写HHS）正努力和印度卫生部门建立外交联系，在这个时候上门突击视察会破坏这一努力。双方正在协商拟出一份书面合作声明，若能签署，或许未来就能提高美国药监局监管下的印度产品的品质了。即便是为了达成声明草案，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官员们也不愿意激怒印方。

这让里韦拉-马丁内斯很愤慨。他给阿尔科克回了一封电子邮件，并抄送给同事，质疑了她的说法。他强调了桑尼举报的问题的严重性：“如果举报属实，那么在对于合规的态度、品质管理系统以及生产控制状态方面，兰伯西都有严重的问题。”他还提醒阿尔科克：就在一个月前，在向艾奥瓦州共和党参议员查尔斯·格拉斯利（Charles Grassley）汇报加强国外视察的举措时，美国药监局刚刚承诺会不通知就上门视察。在给国会的简报中，美国药监局官员也声明了法律没有预先通知国外工厂的要求。

里韦拉-马丁内斯的办公室认为，对那座仓库突击视察的做法是“合理且必要的”。加上桑尼在另一封电子邮件中提到的公司实时篡改数据的情报，里韦拉-马丁内斯这样向上级写道：“附上举报人的另一封电子邮件，供各位参考，邮件中指出兰伯西左右我方视察及调查员的强大能力。很显然，我方应考虑用新颖大胆的视察/调查策略及技巧对付兰伯西，以便更好地发现他们伪造/篡改数据的证据……以上就是我坚持不予通知就视察其仓库的理由。”

里韦拉-马丁内斯的坚持合情合理。但这一次回复他的是监管事务办公室负责合规政策的副理事，此人同样否决了视察仓库的提议。这名副理事解释了美国药监局高层官员的想法：“我们都认为，对国外机构突击视察的行动需要各方谨慎思考及规划，以确保调查人员的安全，并将发生不利国际事件的可能性减到最小。鉴于视察团队出发时尚无此类规划，我们认为此行不应安排突击视察。”也就是说，因为担心国际冲突会破坏外交努力，对于可能威胁美国公众健康的国外工厂，美国药监局不会开展彻底全面的调查。患者的需求是最后被考虑的。

于是，调查员们到了德瓦斯才向厂家提出参观劳克海利的那家仓库的要求。次日，他们被带到那里，花了八个小时翻查一个个抽屉和纸箱。阿尔科克告诉里韦拉-马丁内斯，他们“没有找到任何有关的或者举报人描述的东西”。但后来举报人桑尼告诉罗伯逊：“就在视察前不久，已经有内部人士提醒劳克海利仓库将不明材料转移了。”

不过，对这个本该无菌的场所来说，还有一个更令人吃惊的问题是公司无法隐瞒的。就像阿尔科克向她的同事传达的那样：“这座仓库……被几个养猪场围绕。调查员还发现，仓库内缺乏指导工作人员进入无菌区域前洗手/洗脚的规章和流程（许多工人穿着凉鞋……在工厂中/附近还有许多头猪）。”

美国药监局最终没有批准这处无菌工厂[由于兰伯西未能处理调查员在2008年2月12日的483表格中提出的全部事项，美国药监局七个月后发了一封警告函宣称：“在贵司改正所有错误且获美国药监局确认已遵守现行良好生产规范之前，本办公室将不再批准任何将贵司列为成品和有效成分生产单位的新申请或补充申请。”见Richard L. Friedman, Division of Manufacturing and Product Quality, Office of Compliance, Center for Drug Evaluation and Research, Silver Spring, MD, to Mr. Malvinder Singh, “Warning Letter 320-08-03,”September 16, 2008。]。虽然监管者们仍在批准兰伯西的其他申请，但这种宽容的态度已经越来越难以维持了。到2007年年底，德博拉·奥托得知有另一个联邦部门——美国国际开发署正考虑不再让兰伯西向非洲提供低成本药物。奥托非但没有为这个强势的举措叫好，反而担心这种对公司的明确斥责会使美国药监局的监管者们难堪。她提醒上级，这会“令外界质疑为什么美国药监局还没有关闭兰伯西”。她建议通过会面或电话来讨论这个问题。其中一个被抄送邮件的人告诫同事：“这些情报不要告诉别人。”

2007年12月12日，国际开发署给兰伯西发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函[Jean C. Horton, Acting Director, Office of Acquisition and Assistance, USAID, “Re:Show Cause,” letter to Venkat Krishnan, Vice President and Regional Director, Ranbaxy Laboratories Inc., December 12, 2007.]。信中谴责公司没有及时向美国药监局汇报负面的检测结果。信中说：“一家公司履行美国政府资助的分包合同，却如此公然违背商业诚信与诚实原则，这一点让我非常担忧。”信末的署名人是采购及援助办公室的代理主任，他表示国际开发署正在考虑让兰伯西暂停参加这一项目或禁止其参加。相比之下，美国药监局似乎对沿用旧做法没有那么不放心。“那些监管者很乐意将事情一再拖延下去。”坎贝尔回忆道。

2008年年初，兰伯西申请在喜马偕尔邦新建一家名叫巴塔曼迪的工厂。它提出要在那里生产敏感药物，包括一种用于防止器官移植病人产生排异的免疫抑制剂他克莫司（tacrolimus）。这次申请立刻引起了坎贝尔和同事的怀疑。巴塔曼迪工厂离帕奥恩塔萨希布工厂很近，完全可能是后者的一部分。兰伯西是否要将帕奥恩塔萨希布工厂的一部分分离出去另建新厂，以此逃避美国药监局对那里的禁令？

按照惯例，美国药监局下令对巴塔曼迪工厂能否生产他克莫司开展预审视察。但是这次任务绝对不同往常。上面抽调了何塞·埃尔南德斯前往。3月初，他来到巴塔曼迪，带上了他所谓的“开阔思维”以及不再被愚弄的决心。像往常一样，埃尔南德斯从外面开始，仔细查看场地。站在这座新工厂的外围[FDA, “Establishment Inspection Report,” Ranbaxy Laboratories Ltd., Paonta Sahib,Himachal Pradesh State, India, March 3-7, 2008.]，他可以看见大约2.5英里之外的帕奥恩塔萨希布工厂。他还注意到了一圈8英尺高的围栏，几乎将巴塔曼迪工厂完全围在里面。工厂只有一个入口，由足够的岗哨把守。这些守卫都曾担任军警，他们自豪地确认自己将所有进出大门的员工和访客都登记下来了。谁也不能从他们身边溜过去。

这正好符合埃尔南德斯的需求。通过查看大门口的岗哨记录，他得知在生产他克莫司的关键批次的那段时间，那几个自称在现场监督的主管其实并不在工厂。他们没有在大门口的安保日志上登记。批次记录上的日期、时间和签名全是伪造的，都是事后填写的。一天晚上在酒店里，趁着兰伯西派来陪他视察的高管们也住在那里，埃尔南德斯把其中一个堵到角落里说：“当天主教徒做了坏事时，他们会到神父那里忏悔。借这个机会，你就把我当作神父，告诉我是谁参与捏造了这些欺诈数据。”

对方并没有当场承认。不过到视察结束时，在工厂的收工会议上，几个经理基本上承认了公司想尽快让巴塔曼迪工厂开工，以规避美国药监局对帕奥恩塔萨希布工厂的限令。

埃尔南德斯告诉兰伯西的几名高管，他打算建议上级不要批准这家新厂。兰伯西负责全球生产的高级副总裁也在现场陪同视察，他把埃尔南德斯拉到一边。埃尔南德斯在记录中写道，这位副总裁变得“焦躁而急切” 。他承认新厂的建设太赶进度，犯了一些错误。他还一遍遍地保证，只要是埃尔南德斯指出的地方，他们都可以改正，但是请他不要在报告中使用“伪造”两字。

美国药监局拒绝将巴塔曼迪认证为一家独立的工厂，兰伯西也撤回了生产他克莫司的申请[Dr. T. G. Chandrashekhar, “Re: Ranbaxy’s Responses to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 Form 483 Observations of Batamandi during Inspection Conducted March 3-7,2008,” letter to John M. Dietrick, May 1, 2008.]。在一场全球性的打地鼠游戏中，这是新的一轮。每次美国药监局在兰伯西内部发现欺诈行为，它都会小范围实施监管限令，而欺诈行为又会在别的地方再冒出来。美国药监局还没有下手禁止兰伯西的整个业务。但是这场游戏就要发生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