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文德·辛格的2007年开局不顺。和他那位富有远见、创建体制并留下精神遗产的父亲不同，马尔文德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为股东创造价值。正如他对印度的商务媒体所说：“我骨子里是一个企业家[Archna Shukla, “Like Father Like Son,”Business Today, August 13, 2006.]，而创造价值是任何一个忠诚企业家的最终目标。”

然而持续创造价值并没有表面看起来的那么简单。2006年接管公司后，这位年轻的CEO迅速按他在MBA项目中学到的策略行动起来——他要积极寻求并购和结盟。他虽然成功地引起了热议，但按照《亚洲货币》（AsiaMoney）杂志的说法，兰伯西的净利润却在“下滑” [“ Corporate Profile—Finding a Cure for Ranbaxy’s Ills,” AsiaMoney, March 1, 2006.]。兰伯西不得不放弃收购德国最大的仿制药公司。还有就是美国药监局。在他看来，这些美国监管者真是一群讨厌鬼，他们对他的改革承诺无动于衷，也不理会公司挽回脸面的姿态。

在马尔文德的祖国印度，几乎任何问题都可以被打发掉，要么通过策略性地出一笔钱，要么就动用武力威胁。五个月前，马尔文德的弟弟施文德刚刚阻挠了一位著名的心脏外科医生回到辛格家族的一家新德里医院工作，因为那位医生反对他的一场交易。那位医生去上班时，遇到了近100名警察[Vidya Krishnan, “Private Practice: How Naresh Trehan Became One of India’s Most Influential Doctor-Businessmen,” The Caravan—A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Culture, February 1, 2015.]和整整一个营的快速反应部队，他们配备了催泪弹和一部水罐车，都是用来镇压暴乱的。

但是在美国，他召集不到治安部队，美国药监局也拒绝让步。作为兰伯西最大的股东，辛格兄弟发现这些问题已经开始影响公司的净利润了。正当马尔文德忧虑时，公司在纽约的一名顾问发来一条有趣的消息，极大地吸引了他的注意。有一个名叫采孟（Tsutomu Une）的人，他来自日本药企第一三共，想和兰伯西洽谈一项战略合作。马尔文德感觉机会来了。

在距新德里4000英里的东京，采孟博士正在全世界寻找新的收入来源。第一三共是日本的第二大制药企业，而采孟是负责全球企业战略的高级执行官，他希望能打入遥远的市场，去那些公司从未涉足过的地方，比如印度和东欧。为此，他需要一家能大量生产低成本药物的合作商。他不断将目光投向兰伯西。

时年60岁的采孟是一位微生物学家，通过医学创新一路升迁。他先在第一制药公司干了30多年，并于2005年公司与三共公司合并后继续高升。采孟为人谦和庄重，对自己的职业生涯做了细致的记录。

在世界各国中，日本是一个特别热爱品牌的社会，对仿制品极不信任。整个国家都很注重品质和卫生。日本的制药业曾因品质低劣遭人耻笑，但今天它已经成为品质管理的领先者，享誉全球。在日本，就连药片都得做成白色，不然患者就会觉得可疑。虽然采孟正是在这股严谨的社会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但他注意到日本制药业的孤立本质，也明白对高成本研究的专注拖慢了企业的成长。

从这个角度来看，兰伯西这家在11个国家设有工厂、在125个国家销售产品的公司[Daiichi Sankyo, “Ranbaxy to Bring in Daiichi Sankyo as Majority Partner; Strategic Combination Creates Innovator and Generic Pharma Powerhouse,” news release, June 11,2008.]，是一个诱人的选择。它在美国有大量首先提交的药物申请等待审批，其中包括立普妥的仿制版，一旦投产，那将是史上最赚钱的仿制药。第一三共希望拥有一批低成本药品，以便在重磅新药投入市场之前创造稳定的现金流。要达到这个目的，兰伯西或许是一位理想的盟友。如果能快速完成收购，就能在下个季度的股东会议之前，撑起第一三共疲软的股价了。

在日本公司的董事会上，决策往往需要一致意见的驱动，因此采孟需要说服所有同事。不过就像第一三共的董事长庄田隆（Takashi Shoda）对同事所说的那样：“印度将成为日本药企走向世界的一张王牌。”[Eiichiro Shimoda, “Daiichi Sankyo Targets Generics,” Nikkei Weekly, June 16, 2008.]这个想法正在酝酿之中。

采孟对文化影响感受十分敏锐，他知道这件事会很微妙。兰伯西不是印度的一家普通公司，而是一座文化机构。它为著名的辛格家族所建立，已经连续传承了三代。目前掌控它的仍是辛格家族的一名子弟，他在美国接受过MBA教育，年龄几乎只有他自己的一半。然而采孟也非等闲之辈，他在第一三共内部有着崇高的声望，他的见识受人尊敬，其商业头脑也有目共睹。于是2007年10月初，他跨出第一步，在纽约联系了兰伯西的一名外部顾问。

首次交谈之后不到三周，采孟和马尔文德见面了。采孟的一头银发向后整齐地梳着，说着一口口音浓重的英语。马尔文德讲起话来措辞讲究，穿着定制套装，优雅的头巾配一条相称的手帕，流露出镇定自若的风度。两人的协商进展迅速，当即定下在新德里继续会谈的安排。采孟和马尔文德的会谈都是秘密进行的，在内部报告和通信中，都用“钻石”指代第一三共，用“红宝石”指代兰伯西。他们还一同为将来的会谈编了一个幌子：如果有媒体问起，就说双方在讨论一项委托制造协议。这种协议在商界比比皆是，不会吸引商业媒体追究。

采孟与马尔文德初次接触后，经过四个多月，他们的对话已经远远超出战略合作的范畴，上升到了关于买断的谈判。日本微生物学家和年轻的印度亿万富翁在股价和条款上讨价还价。不过采孟对笼罩在兰伯西头顶的那朵监管阴云仍感担忧。在往来的电子邮件中，受到律师指点的采孟不断向兰伯西施压，要求它把通常会有的保证、陈述和赔偿条款讲清楚，这样如果兰伯西的财务状况不像马尔文德许诺的那样健康，第一三共就可以起诉它违约了。但马尔文德始终对他的要求不给予正面回应。最后，采孟在一个电话里告诉他：“您始终用‘不必担心’回答我方的提问，我的同事们都对此感到沮丧。”在当天的第二个电话中，马尔文德用他动听而平稳的声音安慰这位科学家：“红宝石没有什么恐惧的，也没有犯错误。”

但是采孟的疑问并未消除。众所周知，联邦调查员2月突击检查了兰伯西的美国总部，并向它在帕奥恩塔萨希布和德瓦斯的两家主要工厂发出了警告函。但谁也不知道这次调查结果究竟有多严重，公司的潜在病灶又有多深。马尔文德曾在电话里问采孟：“您到底在担心什么呢？”

对于强大的美国司法部的检察官和世界上最严的美国药监局监管者到底在查什么，采孟只能猜测。确认细节则是他的顾问的工作。不出一个月，马尔文德和采孟在德里秘密会面，这一次两人带上了各自的律师和一小撮顶层高管。采孟声明，美国对兰伯西的各种调查的结果，将会决定第一三共是否继续谈判。马尔文德听了不动声色，并许诺会提供协助并在谈判中保持坦诚。他同意召开一次尽责调查会议，会上将向第一三共披露所有和调查相关的文件。

年轻的CEO对采孟表现出一副开诚布公的样子，向他解释了这些调查的真正幕后推手：辉瑞制药在报复兰伯西，他们因为输了立普妥专利诉讼，所以耍手段让美国药监局派出调查人员。采孟思索着这个说法，此时一众高级顾问，包括兰伯西的知识产权律师杰伊·德希穆克却板着脸，一言不发。

虽然马尔文德愉快地保证了兰伯西“没有什么恐惧的，也没有犯错误”，但这家公司根本上仍是一个火药桶。马尔文德很清楚，公司的阴暗秘密已经被记录在公司内部称为《报告》的重磅文件中，也就是拉金德尔·库马尔向董事会展示的那个爆炸性的演示文稿。

如果当初销毁这份文件，马尔文德就不会落到今天这样尴尬的境地了。但他相信文件已经到美国政府手里了，并且会被检察官与监管者盯上。兰伯西的几个外部律师已经向他挑明，如果公司不纠正《报告》中描述的错误，美国政府的麻烦是逃不掉的。虽然《报告》没有提及供应到美国的药物所使用的数据是否真实，但美国政府的检察官们自然会认为，公司的这么多药都是骗人的，那绝不能信任其中的任何一种。

马尔文德与美国药监局的那场灾难性的会面几周之后，多年来帮助兰伯西与美国药监局周旋的律师凯特·比尔兹利登上一架飞往新德里的飞机。她是专门去和马尔文德讨论《报告》的。她告诉他，除非公司处理了《报告》中的问题，否则美国药监局会继续来找麻烦。前面的路只有一条：将所有被标记为“虚假数据”的药物和申请撤回，然后重新检测、重新申请，这也是库马尔在两年前那次倒霉的董事会议上提出的建议。比尔兹利告诉马尔文德，眼下局面很糟，需要在全球展开补救。

如果说公司本来对政府是否掌握了《报告》还留有一丝怀疑，那么2007年2月在新泽西的那次搜查已经彻底解开了他们的疑虑。兰伯西的律师获悉，美国药监局调查员从艾卜哈·潘特的办公室拖来的文件中就有《报告》。一个月后，在伦敦希思罗机场附近的一场会议中，比尔兹利再次提起这份文件，这一次的对象是德希穆克和公司的前CEO布赖恩·坦皮斯特，后者仍在担任公司顾问。与会的还有一位新来的外部律师克里斯托弗·米德（Christopher Mead），他是伦敦和米德事务所的合伙人，公司请他来是为了对付美国司法部日益频繁的调查。米德做过检察官，经验丰富，他一下子就明白了《报告》的意义。他知道，很可能就是这份由公司高管制作的承认诈骗的文件引发美国司法部开展调查的，它未来还可能使公司的各位高管受到起诉。这引起了众高管极大的恐慌，乃至在一通电话中，德希穆克警告坦皮斯特不要去美国，因为在那里他可能被捕。

2007年6月，米德坐在马尔文德对面，告诉他自己收到了美国司法部的两封信函，要求他提供和《报告》有关的文件。米德的语气十分强烈。他说，《报告》的内容极其严重，反映了极其浓厚的腐败文化，公司必须正面回应它所引发的担忧。如果不这么做，美国政府不可能就此放手。

但这时兰伯西与第一三共离达成协议越来越近，说起《报告》，马尔文德担心的是另一件事：《报告》招来了监管者和检察官，这几乎肯定会引起日本人的反感，并危害到公司与第一三共的协议。他得想个办法让那些文件凭空消失。他让几个信得过的副手编造了2004年那场董事会议的纪要，其中并没有提及库马尔的《报告》。

马尔文德还对采孟软磨硬泡，使他不再坚持合同担保的事。他争辩说印度的合同与别处不同，由此使采孟接受了单一的陈述和保证，相信投资兰伯西如马尔文德描述的那样安全。这个担保将来自兰伯西公司，而不是马尔文德本人。不过采孟的顾问也警告他说，如果不对兰伯西被美国政府调查一事做尽责调查，就不要收购这家公司。他打算听从这个建议。

总的来说，采孟的策略就像第一三共的一名律师当时对一名顾问总结的那样：“如果我们在即将到来的谈判中展示最大的努力、诚意和理性，那么对方也会向我们展示他们的努力、诚意和理性。”那名顾问回复说：“我们对红宝石太过信任了，他们完全利用了我们的轻信。”杰伊·德希穆克后来指出，两国的文化就像“油和水”。他说，印度人靠“勇往直前”在商场上取胜，“伦理是次要的”。和他们相比，日本人就显得“太过轻信，像婴儿走进了森林”。

在兰伯西内部，马尔文德让德希穆克领导尽责调查事宜。当他们在筹备和第一三共的一次重要会议时，马尔文德对他下达了明确指示：不要提到《报告》及任何相关的事情。德希穆克有些犹豫，但最终还是表明他会遵从命令。他还建议几个外部律师，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对第一三共提《报告》的事。兰伯西的其他高管也得到指示，不要和第一三共的高管交谈，要沟通只能通过马尔文德的行政助理。后来，马尔文德却否认自己对第一三共歪曲或隐瞒了信息，并表示兰伯西的所有信息都是公开的。[在一份书面声明中，马尔文德·辛格断然否认了他曾经欺骗第一三共的说法：“我们对提供给第一三共的信息没有任何歪曲或隐瞒，因为美国药监局及司法部对我们的调查都会公开信息，我们也都特地告知了第一三共。”他还反过来指责这家日本公司没有把兰伯西管理好：“第一三共在取得兰伯西的控制权之前已经开展了历时10个月的尽责调查，现在三年多过去了，他们再要提起任何欺诈/隐瞒的指控都是错误的，是马后炮，目的就是为兰伯西（现在已经为第一三共所控制）因为召回阿托伐他汀（立普妥的仿制版）遭受的损失寻找开脱的理由。这批药物之所以被召回是因为在其中发现了碎玻璃而无法再安全服用了，而它们的生产都是在第一三共的监督下进行的。（有趣的是，阿托伐他汀的召回发生在2012年11月，而第一三共也正好在这段时间提交了仲裁诉讼。）”]

虽然艾卜哈·潘特原本计划在即将召开的会议上谈论美国药监局的警告函，但马尔文德的私人律师建议她不要提及《报告》。这样的信息封锁能够成功，部分是因为马尔文德在自己周围安插了一群心腹，他们和他的家族及那个密切参与他家族事务的灵修组织都有联系。马尔文德最初和采孟打的那几个电话，他们几乎都旁听了。

2008年5月26日，在双方顶层高管和律师的陪同下，马尔文德、德希穆克和采孟在新德里会面。为确保德希穆克信守承诺，公司给了他一份马尔文德签发的脚本，要他全程参照行事。其中没有提到《报告》或者政府调查和它的关系。这份脚本把德希穆克蒙在鼓里。他只能告诉第一三共，美国药监局和司法部的调查只是例行公事，针对的也是其他不相干的事情，并且兰伯西面临的指控不可能造成重大损失。

根据约定，兰伯西开了一间数据室，供第一三共的律师们审阅文件，其中就包括和美国检察官的往来信函。但是，提到《报告》的文件都已经从这一沓沓材料中被移除。美国司法部的两封询问《报告》相关文件的信件也被移除了。

几周后，在马尔文德参加的一次伦敦高管会议上，德希穆克得知日本人将成为兰伯西的大股东，当下如被雷击。直到那时，他都以为两家公司谈的是一份委托制造协议，而非买断协议。原来他一直被蒙在鼓里。德希穆克得知这是收购谈判后，马上意识到隐瞒信息不仅不正当，而且还是欺诈行为。

散会后，德希穆克找到凯特·比尔兹利，向她咨询自己故意向第一三共隐瞒信息要担什么责任。他心乱如麻，对比尔兹利说他正在经历一场“良心的危机”。比尔兹利说她不能亲自向德希穆克提供咨询，因为她是兰伯西的律师。不过她也觉得马尔文德下令隐瞒《报告》的事情太过严重，于是咨询了自己的合伙人能否继续为兰伯西代理。他们的结论是：如果第一三共联系他们询问政府调查的事，他们绝不能撒谎，只能辞职。

但第一三共始终没有联系他们。不出几周时间，这家日本公司就签署了协议，成为兰伯西的大股东，马尔文德将留任CEO，任期五年。在2008年6月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马尔文德宣布了这个消息，震惊了印度商界：他和弟弟施文德已经同意将二人手上34%的兰伯西股份出售给日本人，要价是惊人的20亿美元。之后日方还将继续购入股份，达到比50%略多的控股比例。

马尔文德称这次出售股份是一个“令人伤感的决定” [Eban, “Dirty Medicine.”]，但这也会增加两家公司的价值，并使兰伯西偿清债务。谈起他已不再是股东一事，他说：“公司的愿景、梦想和志向照旧，一样都不会改变。”他面对的是激烈的批评，外界批评他把兰伯西卖给日本人，背叛了印度企业家的尊严。“兰伯西是战无不胜的印度英雄，它应该站立到最后一刻，而不是第一个屈服。”兰伯西的一名前任高管这样对《经济时报》说。

但马尔文德屈服的时间恰到好处。

仅仅过了一个月，2008年7月3日，马里兰州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就向州地方法院提交了一份爆炸性动议[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 Ranbaxy Inc., and Parexel Consulting, Motion to Enforce Subpoenas and Points and Authorities (U.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District of Maryland,Southern Division, July 3, 2008).]，使美国药监局的官员和兰伯西的高管都大吃一惊。这份公开的动议要求法庭强制兰伯西交出精鼎医药的审计报告，而法庭在七个月前已经就此事开出传票。从一个方面看，这项动议只是例行公事。但其所用的语言却犹如一记重拳。动议中描述了“该公司系统性的欺诈行为”，并指出公司仍在违反法规，“始终以欺诈或误导为目的，在国与国的商贸中引入掺假和冒牌产品”。

在美国药监局内部，原本沮丧的官员们一片欢腾。尽管他们自己的单位还没有采取行动，但检察官们已经先出手了。埃德温·里韦拉-马丁内斯在电子邮件中对他的团队成员说：“我已经很久没有收到这么好的消息了！我们等待了这么久，在这个案子上投入了这么多时间和精力……现在终于能看到成果了。”这位向来低调的官员最后写道：“请大家享受剩余的周末时光吧，如果你们还能保持冷静的话。”

这项动议引发了公共卫生专家、国会调查员和国外监管者暴风般的质询，他们立刻开始重新评估各自对兰伯西的调查。就连兰伯西自家的顾问也迷糊了：既然美国药监局对弥漫于一家公司上下的腐败风气已如此了然于心，那为什么还要批准这家公司的一个个产品以及一家家生产工厂呢？

药物评估和研究中心合规办公室主任德博拉·奥托转发了一篇博客文章，作者是一位曾在美国药监局工作38年的老员工，文章标题是《美国药监局是时候封杀所有兰伯西产品了》。文中写道：“我觉得，除非兰伯西能向美国药监局证明这些记录上的问题不是公司的一种风气，否则美国药监局应该直接通知兰伯西：他们获准进入美国的所有产品，无论实际上是在哪家工厂生产的，都将不准再进入。”这也是美国药监局的合规官员道格·坎贝尔一直以来的提议。文章最后写道：“从此，美国药监局会将美国消费者视为值得保护的‘顾客’，而不是一味地继续只保护商家。”奥托在电子邮件中附上了一句简短的话，并设成了粗体：“如要继续讨论，应见面详谈，不能发送电子邮件。”

最终引发美国药监局行动的，既不是公共卫生的风险，也不是公司的持续阻挠。在检察官们提交动议的两周之后，一封标题为“提防××”的电子邮件被发送到几个美国药监局高级官员的邮箱。发件人是首席律师办公室的一位律师，邮件写道：“我刚刚得知，国会可能很快会大力调查，既然兰伯西在印度生产的药物被指控是在欺诈条件下生产的，为什么美国药监局没有积极阻拦这些药物的进口？”

美国药监局可能会受到国会的质询，这在其内部拉响了警报。当道格·坎贝尔的手机响起时，他正在波兰视察一家制药厂。来电的是德博拉·奥托。之前她从来没有直接联系过他。现在她一心想保护美国药监局，因此想知道：“我们会对兰伯西采取什么行动？”坎贝尔对她说了实话：“我们没有行动。”但三天后，坎贝尔在一名官员发来的电子邮件中接到了新的进军令：“准备行动。现在你的首要目标是兰伯西了。”

似乎是为了应对国会的质询，一份关于美国药监局在兰伯西问题上采取了哪些措施的内部小结在高级官员中流传开来。它淡化了帕奥恩塔萨希布工厂的发现，表示那并不足以构成限制该工厂的产品进入美国的理由。小结表示美国药监局拒绝过兰伯西的一些申请，但没有提到自2005年萨库尔首次举报诈骗之后，它又批准了27项申请[美国药监局在一本名为《橙皮书》的书中列出了它批准的所有药物产品，根据此书，在2005年8月到2008年8月间，美国药监局共批准了兰伯西提交的27项简化新药申请，其中包含了11种药物的不同剂型。]。小结还表示五次视察“并未发现证据能支持举报人关于生物等效性检测的说法”，这么说最少也是在掩盖真相。

小结最后说道，下一步如何行动很难判断。它在药物评估和研究中心内部也引发了科学上的争议。这像是在说美国药监局一直在积极处理案件，好为行动做准备，而不是在消极地拖延时间。而实际上，面对被国会监督的可能，美国药监局也确实准备行动了，只是一如既往地行动迟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