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美国政府对兰伯西的调查耗到第六个年头时，55岁的美国药监局刑事调查员黛比·罗伯逊决定退休了。她从来没有想过放弃兰伯西一案，或者放弃迪内希·萨库尔，她一定要等到一个明确的解决方案。然而人生太短，没有时间再和那些检察官缠斗了。

迪内希·萨库尔也有了一种深切的失落感。他知道，若不是因为罗伯逊，这场调查多半还在原地打转，而他也只能躲在一个假名后面，徒劳地恳请美国药监局阻止兰伯西的罪行。他从古尔冈给罗伯逊写了一封诚挚的信。“在调查最初的几年，你持续的支持给我带来的安慰难以言表。”他这样写道，“你可能不知道，我们之间往来的邮件和电话支撑我度过了人生中最艰难的一段时间。”他还感谢罗伯逊发挥的关键作用，使药物“对我们所有人都更好、更安全了一些”。他也提到，在印度这个公共卫生系统缺乏监管、执法过程“净是腐败”的国家，像她这样的人物是凤毛麟角，“我们这里从没有像你这样尽责的特别调查员”。

漫长的案件进程也对萨库尔的律师安德鲁·贝亚托产生了影响。夜复一夜，在他位于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家里，贝亚托躺在床上无法入睡，担忧着萨库尔的安全和他事务所的偿还能力。案件已经让事务所支出了数百万美元，有24名员工全职为它忙碌。如果再不解决，斯坦因/米歇尔事务所或许就要被这项财务重担压垮了。此外，因为这是保密案件，贝亚托也是萨库尔唯一可以倾诉的对象。因为9个半小时的时差，两个男人常常在半夜通话。贝亚托通话后难以入睡，只能在夜色中带着宠物狗泽基（Ziggy）外出散步，它始终是他的忠实伙伴。

一年又一年，两个男人等待着针对案子的全球性解决方案，将兰伯西的刑事、民事和监管责任一起写进一份完整的和解协议。有一个迹象清晰地表明，协议真要谈成，兰伯西就得许诺赔钱。到2011年12月，贝亚托已经每天都在企盼司法部的表态了。兰伯西会做出赔偿的许诺吗？如果会，赔偿金额是多少？他的客户能得到多少比例？他的事务所又能分到多少？经过这么多年的辛勤工作，斯坦因/米歇尔事务所的收入能超过支出吗？

到了期待已久的那一天，司法部终于要表态了，贝亚托等待了几小时。正当他要离开办公室，和妻子赴一场已经迟到的晚宴时，电话终于响了。兰伯西已经通过第一三共同意支付5亿美元，这个数目将为它清偿所有责任。这意味着这家日本公司愿意出钱来避免为兰伯西过去的行为受到审判，并承担法律责任。和解金的一部分将支付给萨库尔以及贝亚托的事务所，具体金额还有待协商。2011年12月21日，也就是兰伯西推出其拳头产品阿托伐他汀仅三周之后，他们发布了一篇新闻稿，证实它将支付5亿美元进行和解。[Ranbaxy Laboratories, “Ranbaxy Laboratories Sets Aside $500 Million to Settle U.S. Probe, Signs Consent Decree with FDA,” news release, December 21, 2011.]

“圣诞快乐！”贝亚托给萨库尔发了一条短信，当时萨库尔正和家人一起，在印度北部喜马拉雅山脚下的一座小木屋里度假。发完短信，贝亚托开车回家，积累的压力一朝得到释放令他措手不及，他驶进车库时汽车的整个侧面撞上一根混凝土柱。虽然和解协议原则上已经通过，但他仍不能确定兰伯西是否会签署。

几周后，当兰伯西终于签署协议时，美国药监局的官员们都兴高采烈。“漫漫长路终于走到头了！！！”美国药监局的一名高层官员在电子邮件中对同事说，“我希望他们是用钢笔签的字，这样就擦不掉了！”美国药监局国际药物品质部部长卡梅罗·罗萨（Carmelo Rosa）向凯伦·高桥和道格·坎贝尔表达了感谢，他赞赏了他们为这个案子花费的“无数个日夜”，并说“你们自始至终怀着一个目标，那就是保护消费者”。

但即便在备受期盼的和解消息传出之后，美国政府和兰伯西的律师们仍在协议的细节上争论不休，兰伯西的高管们也仍在激怒监管者。那些高管几乎立刻设法与美国药监局的官员们会面。根据美国药监局的一名律师告诉同事的话，他们的理由是“兰伯西的管理层不相信美国药监局会给公司以公平待遇”。这个说法震惊了美国药监局的一些高层。罗萨回信给那个美国药监局律师，说他“感到困惑”，兰伯西的高管们“居然有胆量说出这样的话”。

2012年5月，因为和搭档的矛盾，萨库尔辞去了在自己的公司Sciformix的CEO一职。同时，他的存款日益减少，苏娜尔也放弃了解决案子的希望。萨库尔猜想，只要他在兰伯西案中的角色一经公布，他就会成为制药业人人唾弃的贱民。

最终协议迟迟不能签署，司法部的律师一再向贝亚托和萨库尔申请延期，因为按照举报人案件的规定，只有他俩才有权批准延期。到2013年1月3日，一名政府律师再次申请两个月的延期，贝亚托震怒了[Conversation with Andrew Beato, January 3, 2013, notes taken by Dinesh Thakur.]：“你们为什么还需要60天时间？你们这是在把我、我的委托人和合伙人往死里逼。迪内希的财务状况很糟，家庭情况也不理想。他的耐心就快用完了。我在事务所也遇到了难处，事务所对我规定得很严。如果再给兰伯西60天，他们一定会利用这段时间再耍花样的。”萨库尔倒是同意延期，想要案子成功，他没有别的选择，但贝亚托还是敦促政府不要告诉兰伯西他们又有了60天的时间，因为那样他们只会继续拖延。一个联邦助理检察官试着安慰他说：“这是最后期限，不会再拖了。”

与此同时，贝亚托还要和兰伯西的律师们斗争。这时他们已经知道萨库尔就是举报人，他们不仅想让萨库尔同意不公开贬低公司，还想把他手上的文件都要回去，特别是那份爆炸性的《报告》，希望能将它永久埋葬。兰伯西的律师们威胁，如果萨库尔不交还文件，他们就不履行协议中的部分条款，并扣去原来该付给贝亚托事务所的费用。萨库尔只得从命。最终，马里兰州联邦地区法院决定召开一次和解听证会，时间是2013年5月13日。真正的结局近在眼前了。

听证会的前一天，萨库尔早早地在华盛顿套房酒店醒来，泡好咖啡，看了新闻，然后用FaceTime和两个孩子聊了一会儿。这已经成了他每个周日早晨的仪式，做这些都成了平常的习惯，然而今天绝不是平常的一天。

他迎着晨光出门了，空气还很凉爽。街道的井盖里冒出蒸汽。虽然波托马克河畔的日本樱花早已谢了，其他植物却正当时。他经过笔直的国务院大楼，前往华盛顿国家广场，一路上鲜花盛开，绿意盎然。清晨空气宁静，林肯纪念堂前水池里的倒影波澜不惊。当他还是个孩子时，他的想象里总是充满海得拉巴的丰碑和庙宇，比如宏伟的法拉克努马宫（Falaknuma Palace）。那时的他绝不会想到，自己一生中最大的战斗会把他带到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并且这场战斗会在强大的美国政府面前打响。

萨库尔最初是代表全世界的患者请求美国政府出手的，做出这个决定时他正处于绝望中，并不知道这最终会引出怎样的一系列事件。比如，他不知道，要让兰伯西为自己的勾当赔款，竟然需要惊动这么多政府部门和办公室：从总监察长、医保欺诈控制局，到首席律师和诉讼部门。在这漫长的八年里，他近距离观察了美国政府那台嘎吱作响、漏洞频出的法律机器。

到了林肯纪念堂，他一路小跑上了阶梯，在那尊雄伟的林肯总统坐像下面站立了片刻。从某种意义上说，林肯也帮助萨库尔完成了这次旅程。他的律师们起诉兰伯西所依据的《虚假申报法》还有另一个名字——《林肯法》。林肯在美国内战期间推出了这部法律，它允许举报人代表政府，起诉那些向联邦军队出售劣等产品的奸商。纪念堂的一面墙壁上镌刻着《葛底斯堡演说》，萨库尔站在原地，读了好几遍。美国会为药物品质的一致性而战斗，也许并不意外，因为人人生而平等本来就是其立国理念。美国的法律和风俗为他指明了一条追求公义的大路，而且明天还将出台一项法律决议，以这个标准判断，他几乎要成功了。

他在阿灵顿纪念大桥上找了把长凳坐下，大桥连接着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和弗吉尼亚州。他给在兰伯西工作时的一个项目经理打了电话，那人几年前帮他调查过公司的这场诈骗。萨库尔要他关注明天的新闻。接着他又打给了拉金·库马尔，他的前上司，也是最早推动这一切事件的人。这些年他们一直保持联系。两个人在事业上都不太如意，但库马尔不同，他深思熟虑，专业地位崇高，看样子就是当CEO的料，因此他受到的打击也格外沉重。

从兰伯西辞职后，库马尔去了印度仿制药巨头雷迪博士实验室，担任研发总裁。他没有待多久。两年之后，他回到剑桥，从此很少说起过去的经历。他本是一位医生和科学家，却误入一个他不曾想象的世界：在那里利润比患者更有价值。萨库尔也让他关注明天的新闻。他本想多说几句，但还不是时候。

打完两个电话，他返回酒店套房，去做他早已擅长的一件事情：等待。

周一早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联邦法院大楼，一群人站在5A法庭外面等候。法庭的大门还锁着，走廊里的政府检察官神色紧张地和兰伯西的高管以及他们的律师待在一起。安德鲁·贝亚托和同事护送萨库尔挤过人群，来到一片空地上。他们经过时，周围的人纷纷转过头来。兰伯西的高管们早已知道是谁给他们造成了这么大的麻烦。但是当真的看见此人，并和他置身于同一条走廊，他们仍然觉得难受。萨库尔还未进过法庭，此刻在紧张地等待着。

当房门打开，一群人鱼贯进入法庭时，贝亚托的脸上悄悄浮现出一丝罕见的微笑。进入法庭，每个人都找位子落座。虽然左右都是律师，萨库尔仍然继续朝门口张望，希望能看见罗伯逊。最后一刻，她出现了。萨库尔微笑着想站起身来，但贝亚托轻轻制止了他。

法官J.弗雷德里克·莫茨（J. Frederick Motz）号召大家肃静。这对兰伯西来说是一个黑暗的早晨，对任何一家公司来说都是一次罕见的事件。公司缴纳罚款是常有的事，但很少有公司受到刑事裁决。

兰伯西已经对七项联邦刑事指控认罪，包括蓄意诈骗以销售掺假药物、未能报告其药物不合规范，还有蓄意对政府做虚假陈述。为使案件成立，政府瞄准了三种最能体现兰伯西欺诈之恶劣的药物：治疗痤疮的Sotret、治疗癫痫的加巴喷丁，外加抗生素环丙沙星。兰伯西接受了总计5亿美元的罚款和财物没收的处罚。虽然这比政府最初要求的30亿美元少了许多，但已经是对仿制药公司征收过的最高罚款了。

莫茨法官错把兰伯西念成了“兰伯里”，还把和解金额错读成50万美元。联邦助理检察官斯图尔特·贝尔曼提醒他金额说错了，应该是5亿美元。

莫茨法官笑着说：“数字在我眼里都差不多。”

那位代表公司认罪的高管站起来说，他还是愿意照前面的数字赔，法庭内响起一阵笑声。但是当他说出“我希望能代表公司认罪”时，法庭内变得一片寂静。莫茨批准了和解协议[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 Ranbaxy USA, Inc., Ranbaxy Pharmaceuticals, Inc., Ranbaxy Laboratories, Inc., Ranbaxy,Inc., Ohm Laboratories, Inc., Ranbaxy Laboratories Ltd.,filed by Dinesh S. Thakur, Settlement Agreement (U.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District of Maryland, Southern Division, May 10, 2013), PACER Case Locator Case 1:07-cv-00962JFM.]。没有一个高管需要负刑事责任。

就这样，听证会结束了。在法庭外面，萨库尔给了罗伯逊一个拥抱。贝亚托后来回忆，那个早晨的意义似乎“超越了和一名公司代表的一次法庭听证”。他为自己在这起案件中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也希望他的事务所对一个千百万人依赖的行业的清理工作做出一点贡献。这或许是一个转折点呢？他心想。

当贝亚托和萨库尔驾驶贝亚托的本田飞行员车返回华盛顿时，司法部的新闻稿已经传到了网上。贝亚托的同事在后座大声念道：“这是迄今为止，司法部与一家仿制药生产商达成的金额最大的药物安全和解……”

“好极了！”贝亚托欢呼。

消息由华盛顿迅速传到新德里。贝亚托打开车里的CD机，用大音量播放皇后乐队的《我们是冠军》。四个男人摇下车窗，一起唱了起来。当他们到达贝亚托的办公室时，来自新闻媒体的问询函已经堆得老高了。

那天夜里，萨库尔很晚才给身在印度的苏娜尔打去电话，夫妇俩向对方汇报了各自的情况。苏娜尔让孩子们不要上学，待在家里，并在正门外安排了一名保安驻守。在印度的媒体上，兰伯西向美国政府认罪成了头条新闻。另有消息说萨库尔因为对案子的贡献，获得了一部分和解金，总计4800万美元。他的照片也登上了电视。苏娜尔的电话响个不停，都是亲友打来表示惊讶和祝贺的。她既害怕又紧张，还要解释丈夫在案子中的贡献，弄得筋疲力尽。第二天，虽然仍旧害怕，她还是打发孩子们回学校去上学了。

兰伯西认罪后的第三天，《财富》杂志的美国网站上刊出一篇10 000字的文章[Eban, “Dirty Medicine.”]，介绍了案件的始末和萨库尔的功劳。文章还公布了那份兰伯西和马尔文德·辛格隐瞒了多年的文件，之前无论公众还是第一三共都不知道它的存在：拉金·库马尔向董事会科学委员会出示的那份《报告》。文章里提出了一个问题：第一三共知道兰伯西诈骗行为的广度和深度吗？2010年，当文章作者采访第一三共的全球战略总管采孟时，他告诉对方：“我从来没想到我们受到了欺骗。”

但是在文章刊出一周之后，第一三共就发布了一篇新闻稿[Daiichi Sankyo, Media Relations, “Ranbaxy Announces Improved Business Standards and Quality Assurance Initiatives,” news release, May 22, 2013.]，将目标明确指向马尔文德·辛格。公司承认自己受到了愚弄，并指出“几名兰伯西公司的前任股东隐瞒并篡改了关于美国司法部及美国药监局调查的关键信息”。公司宣布正在寻求“可行的法律救助”。其实到这时候，第一三共已经在新加坡的国际仲裁法庭对马尔文德提起诉讼了。

之后的几个月里，萨库尔始终处于连轴转的状态。他和罗伯逊、贝亚托以及其他在这个案子上出力的人参加了一次庆贺晚宴。他接受了若干个举报人奖项，包括乔·A.卡拉威公民勇气奖，为领这个奖他又去华盛顿出席了一次宴会。颁奖方称赞他“致力于全球药物安全，并从自己的前雇主做起，冒着极大的职业和个人危险揭露制药业的欺诈行为”。

他也部分回归了家庭。一家人在佛罗里达州坦帕市买了一套公寓，窗外能望见美妙的海景。夏天来临，苏娜尔和孩子们到那里生活了一个月，一家人还游览了迪士尼世界。苏娜尔思索自己的处境，感叹“我们终于过上正常的生活了”。她还惊喜地发现，丈夫也终于放松下来：“现在我们可以享受在一起的时光了。”

然而事情不会这样简单。兰伯西案究竟取得了怎样的成就？兰伯西认罪的那一天，时任马里兰州联邦检察官的罗德·罗森斯坦（Rod Rosenstein）几乎对一名记者坦白了这个案子的局限性。他说，海外药厂是否遵守了规范，“在很大程度上只需要自我证明”。“如果一家生产商决定违规，你很难证明他们到底做了什么。”考虑到这一点，他指出“起诉个人才是更有效的威慑手段”。但事实上没有人受到起诉。

而在道格·坎贝尔看来，美国药监局胜负参半。一方面，达成国际协议裁决是史无前例的成就。坎贝尔承认：“没有什么成就可以与之相比。”然而裁决的规模和严格的条款却意味着“美国药监局现在有三名员工别的什么都不干，专门监督兰伯西的合规生产”。这样分配美国药监局的资源合理吗？

美国药监局调查员迈克·伽维尼对迫使兰伯西认罪的艰苦过程嗤之以鼻。他说，美国药监局没有追究任何个人的过失，这等于“挖起整座大山，就为了杀死一只老鼠”，最后“老鼠还逃走了”。他说得没错。兰伯西的许多高管已经成了数据欺诈专家。他们多年来埋头钻研篡改检测数据的复杂技巧，从研发阶段到商业生产阶段莫不如此，一边篡改，一边还要应付心疑的监管者提出的问题。他们已经学会了一整套做法，能以极快的速度让药物申请获得批准，甚至早在公司掌握如何生产这种药物之前。

现在，这些高管正成群结队地从兰伯西离职，他们或者被第一三共开除，或者因为兰伯西认罪引起的动荡被迫离开，他们在行业中找到新工作，带走了一班同事和一套技能。对参与过兰伯西案的监管者和调查者来说，兰伯西的人员流失意味着一件事：要想确定下一场诈骗在何处发生，只需要跟踪兰伯西的前任高管，看他们去哪里任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