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美国药监局在内部征集愿意前往印度的调查员以充实那个人员稀少的办公室时，报名的人没有几个。不过年轻的消费者安全官员彼得·贝克举起了手。他喜欢旅行和冒险，每年都会和自己的摩托车队友到遥远的地区骑行，从蒙古国到菲律宾都曾涉足。他自愿报名，还有一个更加实际的理由：众所周知，印度的无菌生产技术领先于世界，而这是一门生产无菌药物的精密科学。贝克的想法是，在印度待一段时间，审查最先进的生产活动，他就能带着专业知识回到美国，并在事业上更进一步了。

到达新德里才三个月，他就接到一项重要任务：到旁遮普北部的偏远地区，去视察兰伯西设在托安萨的工厂，因为兰伯西就是在那里生产其立普妥仿制版——阿托伐他汀的有效成分的。

就是这家工厂曾在最后时刻勉强通过视察，那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药监局官僚的干预。然而兰伯西开始销售其利润丰厚的阿托伐他汀才10个月时，便向美国药监局坦白了一个令人愕然的失误：他们发现在已经卖到美国患者手中的数百万枚药片中，有一部分里头布满微小的蓝色碎玻璃。这项生产失误证实了美国药监局合规办公室成员最忧心的事情：根本不该批准兰伯西生产这种药物。现在，公司召回数百万枚涉事的药片，而美国药监局则派贝克去了生产有效成分的托安萨工厂，查看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为完成这次事关重大的视察，上面给贝克派了另一位资深调查员做搭档，他就是常驻孟买的阿图尔·阿格拉沃尔（Atul Agrawal）。这两个人截然不同：贝克年轻英俊，身材健壮，留着一头剪得很短的浅褐色金发；而阿格拉沃尔身材矮小，秃顶，走起路来一瘸一拐。但两人有一个共同的特质：他们都厌恶受骗。因为这一次是关键视察，美国药监局印度办公室只提前了几小时才通知兰伯西，让他们来不及隐藏证据。不料贝克和阿格拉沃尔错跑到了另一座城市，两人只好原路返回，这又为兰伯西多争取了几小时。

最后两个调查员终于来到巨大的厂区，里面有几十座建筑，占地好几英亩。然而来自兰伯西总部的一名高管还是抢在了他们前头。这名高管是乘当天早晨第一班飞机从新德里赶来的，这说明公司前一天晚上已得到美国药监局将来视察的消息。几乎可以肯定，是美国药监局印度办公室的某个人走漏了消息。

工厂的干部建议两人先坐下来听一个报告。但阿格拉沃尔坚持让他们立即把自己和贝克带去产生玻璃碎片的厂房。干部们将两人带到了MP-11工厂[FDA, Form 483, Inspectional Observations, Ranbaxy, Toansa, India, December 7-14, 2012.]。他们解释说，药片里的碎玻璃来自一个反应釜盖子上方的一圈蓝色玻璃保护罩，反应釜是一个大号圆形器皿，工人将原料倒入其中，然后混合，引发化学反应。他们声称无法向调查员展示那圈防护罩，因为出事后它已经被拆了。他们只给两人看了一张照片，照片中的玻璃上有一个小缺口。贝克端详着照片中那个小小的圆形缺口，心想这形状未免太规整了。这就好像是有人拿着锤子小心翼翼地砸下了一块一样。就凭这个，怎么可能产生那么多碎玻璃进而污染数百万枚药片呢？

阿格拉沃尔和贝克继续查看反应釜。他们从顶部的盖子俯视，端详着里面搪玻璃的内壁。他们甚至叫几个工人抓着腿脚，倒吊着进入反应釜检查。当着一群静静等待的兰伯西干部，贝克将手电筒光束投射到巨大钢筒仓的圆柱形内壁上。他在一片玻璃上发现了一块蛛网似的裂纹，并用手电筒在它周围照了照。他怀疑这块裂纹就是这次事故的原因。他也清楚，周围的那些干部会尽一切力量把他蒙在鼓里。

在另一个反应釜里，他看到几撮粉末残余物，里面好像从来就没有打扫过似的。他要求看检查表格。里面的所有结果都只简单标了“OK”，旁边没有任何注释。打扫清单上有两个不同的技术员的签名。当贝克询问工厂干部时，他们先用印地语相互交谈，似乎是在确认事实。面对尖锐的提问，他们承认那两个签署清单的人并没有亲自打扫。[FDA, Form 483, Inspectional Observations, Ranbaxy, Toansa, India, December 7-14, 2012，2—3。]

视察继续，一名工厂干部提出公司打算将混进玻璃的原料碾碎、过滤之后重新出售。两名调查员表示原料污染太重，不能再用，干部们这才承诺将它们销毁。在美国，对那些过于危险、无法再用的产品，标准的处理程序是在调查员的见证下销毁。贝克就曾参观一座垃圾场，亲眼看着一家公司在堆积如山的变质鱼类上倾倒漂白粉，然后开着推土机碾压，那些臭鱼因为淤积了太多有毒气体而爆炸。贝克和阿格拉沃尔不相信兰伯西会摧毁这批被污染的原料。他们后来向美国药监局印度办公室主任申请了参观销毁的许可。但主任告诉他们没有这个必要。

两位调查员在工厂共待了八天，发现了明显的违规行为。但当他们离开时，内心却沉甸甸的，他们感觉自己被愚弄了：那个玻璃罩子上的浑圆缺口是伪造的；在那个没有向他们展示的反应釜里，肯定还有更严重的玻璃破碎的痕迹。他们担心，兰伯西几乎肯定会再度销售这些受污染的原料，而不是信守承诺将它们销毁。

这次经历使贝克下定决心：他发誓要变得更机敏、强悍，一定要揭穿那些工厂干部联手捏造的狡辩和抵赖的谎言。他的决定和他即将发现的东西，将使他成为印度制药商的眼中钉，也会引起全世界对这些制药商做法的质疑。

贝克成长的世界，和这场世界性的骗局所在的地方隔得天差地远。他在俄勒冈州莱巴嫩的一个草籽农场上长大，父母都是门诺派教徒。他的家庭教会会向他人布道，而社区的传教工作也使他和家人都去过遥远的地方：哥伦比亚亚马孙河流域的原住民村庄，还有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孤儿院。贝克一到夏天就去邻居家的农场，在一片广袤的蓝天下驾驶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

他后来上了圣迭戈的一所基督教大学，在那里爱上了化学，毕业后去欧洲背包旅行，并爱上一名瑞典女子。两人一起搬回圣迭戈居住，他在一家合同研究实验室找了份工作，为药企检测药物。每天他都要花几个小时在高效液相色谱仪上进行检测。但是比起一丝不苟地遵守良好生产规范，公司似乎还是对按小时向客户收费更感兴趣，这种态度也向下渗透到实验室里。于是，几乎不受监管的化学家们用取巧的方法篡改数据，只为了能早点结束工作。这一点在周五尤其严重，因为那时公司会送来一桶啤酒，让员工们边喝边打篮球。

一年后，贝克和女友搬到了中国，他在那里教工科学生英语和西方文化。回到圣迭戈后，他们结了婚。贝克后来在雅培找了份工作，在公司的品质保证实验室里做工程师。在那里他开始学到真正的本领。上司给他派了一项任务：把一间缺乏正式管控的实验室改造得合乎规范。这意味着他要建立起一整套透明且可验证的标准。贝克从零开始学习了良好生产规范。

2008年，正在旧金山州立大学进修分析化学硕士的他加入了美国药监局。不到一年时间，他就开始视察美国的工厂。那些工厂大部分是合规的，他在每家工厂都要逗留几周，敦促其完善生产过程。他在美国开展过55次视察，只有两次出具过警告函。到2011年年中，随着美国药监局的海外工作不断积压，贝克主动请愿到国外去视察。

对于这项在海外视察的工作，美国药监局只对他进行了草率的训练，包括劝诫他不要接受价值超过20美元的任何礼物。至于如何应对被当地政府监视、对方奉上金币和其他厚礼、应召女郎深夜出现在酒店房间等情况，或者遇到去工厂根本不在那里的偏远城镇视察而当地已被该公司控制的情况又该如何保证自己的安全，他们则从来没有做过培训。贝克学习着在这些危险的境况中周旋，漫长的工作时间、荒凉的城镇和视察的不可预测性并没有把他吓退，反而激发了他的热情。不到几个月的时间，他就同意搬到印度去做全职工作了。

2008年年底，美国药监局设立了几个海外办公室，包括在印度。这既回应了肝素掺假危机，也承认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如果不设长期办事机构，美国药监局就不可能做好对另一个国家的工厂的监管。但是美国药监局的印度办公室先天不足，只有可怜的八名员工，其中四个在孟买，四个在新德里。这八个人要监管整个国家的数百家工厂。它的第一批员工中就有对印度公司宽宏大量的调查员迈克·伽维尼。他是2009年6月加入孟买团队的。

在孟买，调查员们在美国总领事馆所在的大楼工作，他们电脑的电源线常被老鼠咬断。伽维尼住在几英里外，平时乘坐一辆经常抛锚的火车来上班。他曾到那些从来没见过美国药监局调查员的工厂出差。他在那里看见未受过训练和教育的工人，其中有些连字都不识，他们穿着平时穿的鞋子在工厂里游荡。但就像他后来所说的那样，他努力避免“不加区分地羞辱”那些乡民，对于那些懒惰的印度工厂厂主，他加以鼓励、劝诱和引导，常常在听了他们保证改进的许诺之后就开绿灯放行。随着那些公司在他的宽松视察下发展得越来越好，获得批准向美国销售药品的印度工厂数量也大增[据网站FDAzilla的数据，美国药监局调查员穆拉里达拉·伽维尼2001年至2011年间在印度开展了90次工厂视察。对这些记录的分析显示，在其中的至少41次视察中，美国药监局事先都从未参观过工厂，必须临时对是否批准该工厂向美国市场出口药品进行评估。伽维尼批准了这41家工厂中的35家，批准率近85%。]。到2012年9月贝克来的时候，印度已经成为世界药物出口领域的巨头。

贝克开始视察后，终于明白了印度的夸大名声是怎么来的：许多工厂刚刚落成，硬件无懈可击，里面的设备都是崭新的。不过他也注意到另一件事：从视察开始到结束，公司的经理们始终领着调查员在工厂里转悠，就像是用绳子牵着狗在遛。先是欢迎会，继而是幻灯片展示，然后再带领他们参观工厂。这种精心准备的款待等于在浪费时间。

当贝克第五次前往印度，去视察孟买的RPG生命科学公司时[FDA, “Establishment Inspection Report,” RPG Life Sciences Ltd., Ankleshwar, India,November 20-24, 2012.]，他特意偏离参观路线，去公司的品质控制实验室看了看。实验室在工厂的一个偏僻角落，汇集了厂里的检测数据。他要求查看所有和不合格药品有关的记录。一个神色紧张的经理坦白说那些记录都被销毁了。这让贝克很担心。然而当他在公司的电脑屏幕上滚动查看数据时，却发现一些产品文档，而那些产品都没有被正式记录在案。既然厂里的任何信息都应该被忠实地记录下来，为什么公司还会有一套非正式的记录呢？他将这家工厂定为不及格的“官方行动指示”。他在美国视察过许多安全生产、管理完善的工厂，那里绝不允许有任何隐藏或销毁的记录、后门，或者任何非正式的东西。

2013年1月，来印度的第四个月，贝克来到卡利亚尼的一家为注射用癌症药物生产有效成分的工厂[FDA, “Form 483: Inspectional Observations,” Fresenius Kabi Oncology Ltd.,Nadia, India,January 14-18, 2013.]。工厂所有者是德国的品牌药公司费森尤斯卡比。四年前美国药监局曾到那里视察，只得出一个结论：对于被检测的药物样品，公司没有正确记录其产销监管链。有了一个月前在托安萨工厂的经历，贝克发誓不会再任由工厂摆布自己了。这次他要自己选择去哪里、视察什么。于是在RPG，他径直走向品控实验室——那间最隐秘的密室。

从表面上看，一间品控实验室存在的目的是审计从车间传来的检测结果，从而确保它们未被篡改、保存得当、凡是异常的数据都得到了调查。对于一家有意于发现并消除不合格药品的工厂，这也是最后一道防线。

但是这类实验室也可以扮演一个邪恶的角色，它们可能成为操纵和丢弃数据的渊薮，从而让不合格的药物免于曝光。在卡利亚尼的品控实验室，贝克没有问工作人员索要数据，而是直接坐到一台电脑前，开始查看高效液相色谱仪上运行的检测结果。这些庞大的仪器能够分离并测量药物样品中的杂质，并在名为“色谱图”的记录中将它们呈现为一系列峰值。

在电脑文件之间来回切换时，贝克发现一件怪事。他看到了正式的检测结果，存储在正确的文件夹里。而在另一个名为“MISC”的文件夹里，他似乎发现了工厂更早的时候对同一批药物样品做的几轮检测的结果[FDA, “Form 483: Inspectional Observations,” Fresenius Kabi Oncology Ltd.,Nadia, India,January 14-18, 2013，1。]，有的相隔一天，有的相隔一个月。这些早期检测结果，有的存储在辅助文件夹里，比如这个“MISC”，有的则存储在正式文件夹里，但标了“DEMO”字样。对这种非正式的预检和重检，工厂没有给出解释，也没有任何流程允许这样的做法。贝克猜想，这里有几台高效液相色谱仪没有正式注册，也没有连接到工厂的主服务器上。也就是说，工厂正在开展离线检测。

贝克发现了一套二级生产活动的大概情况，它就藏在一级生产活动背后。技术员们先通过隐蔽的检测获得初步结果，再根据这些结果修改检测环境，比如调整参数和溶剂的量。之后他们再在公司的正式系统中重新检测，由此得出理想的结果。当贝克当面向各位工厂经理出示这种违规行为的证据时，他们却矢口否认。一名经理坚称，所有检测结果都存储在一台中央服务器中，尽管贝克把所有隐藏的数据都摆到了他的面前。贝克继续视察，在工厂中越查越深。他打开一个没有标注的活页夹，发现里面有一些便笺。一名经理把它们一把抢了过去，试图藏进口袋里。贝克执意要他还了回来。这些便笺记录的是生产中的失误和其他需要补救的问题。这些隐藏起来的记录显然未履行工厂应该用正式文档记录所有品质问题的义务。贝克还注意到，一个用来过滤溶剂的封闭容器内有外来颗粒，那名经理也否认了，说那是玻璃的反光。贝克后来再去看时，颗粒已被清除。那名经理再次否认，还坚持说他们的技术员不会“掩盖证据”。

第二天，贝克找到一份报告，证实了他的怀疑：报告中写着在他离开加工室的那一个小时里，操作员清除了“特殊物质”。那些颗粒来自一个老化的内部垫圈。报告中还附了那个经理的一份说明：“2013年1月14日美国药监局来视察，我在慌乱中吩咐下属打开设备清洗。”

贝克在这边问询，印度的工厂经理们也将这些问题转发给德国的品质经理，这引起了他们的警惕。在视察的最后一天，贝克迎来一位震惊而疲惫的执行副总裁。他是连夜带着一整支团队从德国飞来听取贝克的最后裁决的。显然，德国人并不知道自家工厂里发生了什么。得知贝克提出的问题，他们开始质问厂里的员工。

德国人很配合，向贝克透露了他们在最近的72小时内所了解的情况。原来是工厂的总经理策划了一场阴谋：先对药物成分做预检，并审查检测结果，接着秘密调整检测环境，再重新检测药物样品，直到它们通过为止。在贝克到达之前，总经理已经下命令将那几台运行预检的高效液相色谱仪运到了工厂外面。厂方还将杂质过多、没有通过检测的药物成分与高品质的成分混合，直到它们通过检测为止。这些操作竟是由工厂的最高领导直接下令的，这一点令贝克尤其震惊。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费森尤斯卡比对这家工厂开展了自查，结果相当严峻。公司后来向美国药监局坦白，自查中发现工厂进行过非正式检测，未经授权将不同的原料混合在一起，伪造生产记录并删除了数千份记录。公司表示，已经无法信任这家工厂在贝克来视察之前提供的任何数据或者任何批次的合规情况。这是一次品质的崩溃。为了维护信誉，费森尤斯卡比勒令工厂停产，开除了整支管理团队，并召回了所有用重新混合的原料制成的药物。情况十分令人震惊，但费森尤斯卡比似乎也是外包管理不善的受害者。如果不是贝克发现了这些违规行为，它或许永远不会知道自家工厂里发生了什么。

但是费森尤斯卡比并非孤例。全世界的品牌药和仿制药公司都在抢购印度的工厂，从而以极低的成本生产有效成分和药物。由此他们可以迅速增加利润，因为在人工和物资上可以节省许多成本。然而贝克怀疑，这些公司的所有者并不了解这些节约成本的工厂到底在搞什么花样。

在贝克来到印度之前，美国药监局的调查员早就觉察到不太对劲的地方。正常情况下，一家合规的生产工厂会因为各种原因，拒绝一定比例的药物批次。但是在印度，调查员很少看到被拒绝的批次。不知道为什么，它们几乎总能通过。这些工厂还常常缺乏文档记录。美国药监局的一名调查员表示：“我一向知道印度公司要保存文件很难。保留文档不符合他们的习惯和做法。他们的态度是所谓的‘chalta-hai’。”这是印度的一个常用词，说的时候往往要耸一耸肩膀，表示愿意接受一个不太理想的结果。“在我心里，我知道肯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但是因为视察前要通知对方，而且在一周的时间内要视察一个庞大的厂区，调查员很难确切地知道究竟是什么地方不对劲。贝克改变了这一点，部分是因为他检查了别人不曾着眼的地方。在搜索数据时，他会追踪一些线索，比如在本应无法修改的软件系统中，审计轨迹无法正常查看了；一些检测重复进行，然后从正式的网络服务器中被删除了。通过法医式的细心追查，他将被删除检测的元数据与后来对同一批样品所做的正式检测数据对应起来。面对一家工厂开展的成百上千次检测，他听从本能：紧盯着那些他怀疑可能作假了的检测，还有那些可能用来作假的设备。

贝克培养出一种嗅觉，能发现那些与工厂的中央软件系统脱钩，专门进行秘密检测的高效液相色谱仪。有的公司把它们藏在隐蔽的实验室里，或者混在其他联网的仪器中间掩人耳目。但是渐渐地，贝克能够找到它们了，这主要是因为他开始有意寻找了。之前的调查员只是走到一间放了几十台高效液相色谱仪的实验室里，让公司干部领到其中的一台跟前，然后听他们讲解其工作原理和产生数据的情况。调查员在一家工厂只逗留五天，检查的项目多不胜数，要发现一两台没有联网的仪器简直是不可能的。在一次视察中，贝克直接问了实验室的员工：“这些设备都联网了吗？”一个实验室技术员脱口而出：“这一台没有。”一个区域经理赶忙截住他的话头：“这台联了。”“不对，没联。”技术员又说。两人你来我往地争论起来。就这样，简单的一句发问，贝克就发现了一台在网外独立运行的仪器。

当他视察时，其他美国药监局调查员也在学习他的技巧。进步是显而易见的。一名美国药监局员工后来回忆：“当时我心想：‘天！原来如此！’就像你走进一间暗室，忽然有人打开电灯。那效果令人震惊。”然而，在两个月后的一次关键视察中，贝克却看见一名员工试着把一个垃圾袋偷运出厂，并在袋里发现了被撕碎的批次记录，这使他对工厂的期望又降低了一大截，并开始关注虚假数据的危险。

2013年3月18日，贝克来到孟买以东200英里处的奥兰加巴德的瓦鲁吉地区[FDA, “Form 483: Inspectional Observations,” Wockhardt Ltd., Aurangabad, India, March 18-22, 2013.]，视察沃克哈特有限公司的主要工厂。在视察的开工会上，公司的生产副总裁一再向贝克强调，厂内只有一条生产线在为美国市场生产药物。但在视察的第二天，贝克却看到一名员工在楼梯井里丢了一只垃圾袋。袋里装的是公司胰岛素产品的批次记录。记录显示好几个药瓶中出现了黑色颗粒，没能通过视觉检查。贝克很快还发现，这个检测结果并没有录入公司的正式系统。这条用来生产胰岛素的生产线不见于公司的正式记录，只在工厂内偷偷运行。在正式记录中，胰岛素产品通过视察的频率很高，远超过那些被删除的批次记录中的频率。这些药物已经被发往印度和中东市场。

虽然贝克的视察权只涉及在美国市场上出售的药物，但他和同行的一位微生物学家还是追查了那些被扯碎记录中的线索。第二天，他们在工厂里发现一个秘密配方区以及一份针对黑色颗粒的非正式“调查报告”。报告上没有日期和签名，但报告的对象是工厂领导。里面写得很清楚：黑色颗粒的质地是“金属”，来自一台机器内部损坏的加热线圈，那台机器是在装药前给药瓶和药筒消毒用的。机器内部的炽热高温损坏了线圈，工厂后来做了修复，但出于对成本的考虑没有更换它们。于是带有颗粒的药物就被卖给了患者。

贝克大吃一惊。如果公司不知道有颗粒存在，或者不小心发售了含有颗粒的药物，那还情有可原，顶多算做工粗糙或疏忽。但现在工厂主管完全知道这些胰岛素可能导致患者死亡，却仍下令出售，这就完全是另一种性质了。这些金属颗粒很容易使免疫系统受损的患者产生过敏性休克并死亡。贝克还发现了更糟糕的情况：一种供应给美国市场、用于治疗心律不齐的注射药物腺苷，也是在同一条秘密生产线上、使用同样的危险设备生产出来的。虽然那份非正式报告上没有提到这种药物，但贝克肯定它的检测同样糟糕。

如果在美国发现这样的欺骗行为，它就会引发一次突击执法，也几乎肯定会导致诉讼，还有人会进监狱。但在印度，贝克没有这样的权力。他的手段只有监管。不过他掌握的证据，也足以限制沃克哈特公司在瓦鲁吉工厂生产的药物进入美国市场了。

这次视察持续了五天。贝克的发现（有七大项）可谓令人惊骇。它们展现了工厂精心诈骗、极端危险和肮脏的局面。工厂干部们一再拒绝配合他。一次，贝克询问一名干部几个药瓶里装了什么，那名干部随即把药瓶扔进一个排水槽里。在距离无菌配方实验室的更衣区大约20英尺的一间盥洗室里，小便器居然没有连接排水管。贝克在笔记中写道：“我发现尿液直接滴落到地板上，在一条明沟里聚了起来。”据他记载，这个房间有一股“令人无法忍受的下水道臭气”。视察进行到一半时，贝克和同事都病倒了，而在这之前工厂干部们给他们递过没有密封的水瓶。他们怀疑是那些干部故意让他们生病，以此缩短他们的视察时间。

贝克的发现一旦传出去，公司的股市就会损失数百万美元。如果公布了视察报告，那就更不得了了。在视察结束会议上，贝克根据美国药监局的流程，将他的发现通报给了公司负责生产的副总裁。那位副总裁目露凶光，要求贝克删去报告的第一部分，即写着非正式与正式的胰岛素批次记录不相符的部分。这已经是威胁了。

“很遗憾，我不能那么做。”贝克答道。副总裁死死地盯着他，贝克的内心越发紧张，不知道还能不能安全地离开这家工厂。他对同事说了声“我们走吧”，但他们谁也不想坐进公司的汽车：工厂的四周荒无人烟，即使发生致命的交通事故也不会令人起疑，特别是考虑到这片区域的卡车之多、路况之混乱。

同事想把收集到的证据邮寄回去，不愿把它们带在身边。公司主动提出为他们叫DHL快递。一转眼工夫，一个穿着像假冒DHL制服的人慢悠悠地走了进来。显然，某个工厂员工想竭尽所能夺走证物、破坏他们的视察行动。在贝克要求查看那个人的DHL快递车之后，他就出去了，再也没有回来。两名美国药监局调查员被吓坏了，他们带上所有装备跑到路上，叫了一辆嘟嘟车——一种简易的三轮出租车。

贝克在视察报告中是这样写的：“鉴于这次视察中对方的威胁行为及对我方人员安全的担忧，我们建议再派一支视察团队做后续视察，该团队在到达之前就应制订明确的应急计划。”[FDA, Establishment Inspection Report, Wockhardt Ltd., Waluj, Aurangabad, March 1822, 2013, 7. The threats the FDA team received at that inspection were documented in Pallavi Ail, “USFDA Says Team Threatened during Wockhardt Inspection,”Financial Express (Mumbai), May 28, 2014.]

对贝克来说，2013年3月在沃克哈特的视察是一道分水岭。看到那些隐蔽的实验室、偷偷重复的检测和被篡改的数据，贝克意识到他发现的绝不只是个别的欺诈行为。他发现的是印度仿制药行业正在操纵的一个大阴谋：生产第三世界的药物，卖出第一世界的价格。那些公司利用的是娴熟的技术、受控制的员工和惯于欺诈的公司文化。他们还得益于美国药监局老掉牙的视察方法，还有西方世界对于廉价药物的依赖。

美国人已经完全接纳了廉价仿制药：它们的药效与品牌药相同，成本却只要一个零头。美国人相信，远方的公司正在为他们生产品质过硬的药物。他们有这个信念，主要是因为美国药监局是如此宣传的。然而被贝克抓包的那些印度公司的目标却是躲过监管者的耳目，以最低品质的药物牟取最高的利润。毫无疑问，这些公司有能力做出完美的药物。其中没有什么知识的鸿沟，它们的设备也是一流的。唯一的区别在于成本。据有些业内人士估算，精密的管控会使成本上涨25%。

为了避免在药物未必获批的情况下投入大量前期成本，那些公司在生产工厂内部暗藏了秘密实验室，把所有产品都预检了一遍。在那里，他们提前筛选出不合格的结果，好据此对检测做出秘密调整。他们努力使自家的配方在纸面上显得无懈可击，不管其实际品质如何。他们临时拼凑出检测结果，手法包括对检测动手脚、对已经证明效力的批次进行重新检测，甚至对品牌药进行检测。在此之后，他们才会将数据转移到美国药监局将要检查的计算机系统里。在贝克来到印度之前，只有兰伯西一家公司被发现作假，因为迪内希·萨库尔举报了它。

贝克能够发现这些，是因为他打破了以往视察的惯例。他没有在厂房中流连，检查设备维护记录，而是着眼于对公司计算机系统的法医学分析。他没有受过这方面的正式培训，全是靠自己学会的。这是个风险很大的方法。如果他梳理了一周的电脑文档，最后却两手空空，那么他就没有时间再按要求开展传统的视察了。不过贝克知道他该寻找什么：在那几个名为“MISC”“CHRON”和“DEFAULT”的文件夹里，他发现了数以万计没有录入品控系统的秘密检测。

这套假冒生产系统需要数百人的知情和参与才能维持，这一点在美国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工厂时刻会面临突击视察，工厂员工也更容易找到会及时回应的监管者，可以在法律的保护下举报东家。但是在印度，一旦有员工挑战这套做法，就可能被行业驱逐，甚至更糟。要想找到新工作，他们需要前雇主出具的推荐信。生存欲决定了他们只会和平地离开公司。做举报人会断送自己的职业生涯。这是一套适合欺诈性生产的完美体制。

仿制药厂的许多员工都是合同工，在那些特别偏远的工厂，有些工人甚至就是当地的贫农。他们只受过很少的培训，甚至完全没有。他们往往也不识字，虽然工厂要求他们当班时做记录并且在活动日志上签字。按照规定，应该定期考察他们对应该遵循的守则的掌握情况。有一家工厂把测验的所有答案都贴到墙上，工人们只要抬头照抄就行了。这些员工大多一天只吃一顿。在日常生活中，许多人用不上厕所或自来水。在贝克看来，指望这些人在一家无菌生产工厂突然遵循起所有的守则，简直是荒唐可笑的想法。

随着时间的推移，贝克对自己的视察方法做了提炼归纳。在揭露隐蔽的诈骗行为时，他变得更加熟练、敏锐和迅速了，不管证据被隐藏在辅助文件中，从计算机系统中被删除，还是被扔进垃圾箱里，甚至在他到来之前被运出工厂。恐惧鞭策他进步。如果工厂存在欺诈而他没有发现，那就再也没有人会发现了。成品药在沃克哈特和印度的其他工厂生产出来之后，会被直接运给美国的批发商或零售药店。公众有权知道自己在服用什么药，有权选择不服用什么药。然而，美国的患者并不知道他们服用的这些低价药的生产过程中混入了怎样的阴谋，美国药监局也不打算告诉他们。贝克觉得，在美国患者和那些一有机会就作弊的药企之间，他已经是最后一道防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