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乘坐出租车到达墓地，正好看到母亲的棺材放进灰色的石头墓穴里，然后填满土。在母亲下葬后，两个妹妹马上动身离开了，她们和丈夫孩子开着车子走了。她们迫不及待地想回家，好尽快忘记这件事。我们互相拥抱，并许诺很快会再见面，但我们知道，我们不会很快见面的，顶多会打几通电话。我们会日益疏远，打电话也不过是来衡量彼此的疏远程度。多年来，我们三姐妹都生活在不同的城市，都有各自的生活，都不喜欢自己的过去。我们总是难得一见，虽然还是有些话要说，但都宁可保持沉默。

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以为菲利波舅舅会邀请我去他家，但他没邀请我。前几天我在他家住着，那天早上我告诉他，我要去母亲家，拿几样我喜欢的东西留作纪念，我会终止房租、电力、煤气、电话合同。他可能认为邀请我也没有用，他没和我打招呼就走了，脚步蹒跚，驼着背，由于动脉硬化，还有突然涌起的旧怨，让他心态失衡，咒天骂地。

因此我被遗忘在街上，那些亲戚已经回到他们居住的郊区。几个粗鲁的掘墓人把我母亲埋葬在一片散发着蜡烛和烂花味道的土地下。我感到腰疼、胃痉挛，有些不情愿地下定决心离开了。我沿着植物园灼热的围墙，一直挣扎着走到加富尔广场，汽车尾气让空气变得污浊，方言的调子真让人觉得沉重，我不愿意去听。

那是我母亲的语言，我之前试图忘记这种语言，还有很多和她相关的事，但一切都是徒劳。当我和母亲在罗马家里时，或者我来那不勒斯——通常只待半天，和她很快见一面就离开了——她会很费力地和我说意大利语，而我为了迎合她，则会带着恼怒转向方言。那不是一种让人愉快、让人怀念的语言，那不像一种自然的语言，可以让人自如地说出来，而像一种发音别扭、陌生的外语。在我很生硬地说出的词语里，包含着阿玛利娅和我父亲、我父亲和她的亲戚，还有她和我父亲的亲戚之间激烈争吵的回声。这时我变得很不耐烦，很快就会恢复到意大利语，而她会一味说方言。现在她已经死了，我可以永远抹去这种方言，还有它所传达的记忆，因为听到它让我很焦虑。但那时我跟一个商贩说方言，买了一块鲜奶酪油炸比萨。那几天我几乎没怎么吃饭，我站在那里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我在公园里转悠，周围是半死不活的夹竹桃，我打量着那里的老人。公园附近熙熙攘攘的人群，还有来来往往的车辆，我决定上楼去母亲的房子里。

阿玛利娅住在一栋用钢管加固的老房子里，房子在三楼。这座建筑位于老城中心，晚上基本没什么人，白天在那里活动的是换驾照、开具出生证或居住证的职员，通过电脑查询、预订或购买飞机、火车和船票的旅游公司员工，出售盗窃、火灾、死亡保险的保险公司职员，以及帮别人填写复杂纳税申报表的人。这里普通住户很少，二十多年前，阿玛利娅告诉我父亲，她想和他分开时，我们几个女儿坚决支持她的决定。我父亲把我们母女四人赶出了家门。正是在这里，我们幸运地找到了一套出租的小公寓。我从来没喜欢过这栋楼，它像监狱、法院或医院一样让我感到不安，而我母亲却很满意，觉得它很有气势。事实上它又丑又脏，首先是那扇大门，每次物业修锁时，都要让人把它撬开。那道门上布满灰尘，被汽车尾气熏得发黑，上面的黄铜装饰自二十世纪初以来就没人擦过。通往内院的门廊下，白天总有人站在那里：学生、等车的路人（离那里三米的地方有个车站），卖打火机、纸手帕、烤玉米或烤栗子的人，躲太阳或避雨的游客。还有形形色色的男人，会一直盯着两面商店橱窗看，不知道他们在那里等什么。通常，他们会盯着一位老摄影师拍摄的艺术照片来打发时间，那位摄影师的工作室就在这栋楼里。他们会看着那些穿着礼服的新娘新郎、笑容灿烂的姑娘，还有穿着制服、看起来勇敢无畏的小伙子。刚开始几年，有几天橱窗里还放着一张阿玛利娅的证件照。我要求摄影师把那张照片取下来，因为如果我父亲看到了，一定会大吵大闹，把橱窗给砸了。

我低着头穿过院子，爬上通往“B”楼梯玻璃门那几级台阶。门卫不在，我很高兴，我迅速进入电梯。那栋大楼里，唯一我喜欢的地方就是电梯。我不喜欢那些上升速度很快、按一下按钮就会快速下降的金属电梯，那会让我胃里一阵不舒服。我喜欢那些老式电梯，四壁是木质的、带着阿拉伯风格镶边的玻璃门，黄铜铸造的把手，电梯里面对面放着两条优雅的长椅，一面镜子，灯光灰暗；上上下下都会发出吱吱扭扭的声响，非常缓慢，让人平静。那间电梯里还有一台五十年代的投币机，肚子很大，半圆形的嘴对着天花板，准备吞下硬币，每到一楼就会发出一声金属叮咚的响声。投币机已经弃用很长时间了，只要按一下按钮，电梯就会启动，但那台投币机依然留在墙上，没人把它拆下来。它曾经破坏了那个空间的平静，现在它留在右面的墙上，虽然没有用处，但并不让我觉得多余。

我坐在长椅上，做了一件小时候需要冷静时经常做的事：我没按去三楼的按钮，而是坐电梯到了五楼。多年前有个律师曾在五楼办公，他离开时，连楼道的灯泡都带走了，这个地方就一直空荡荡、黑漆漆的。电梯停下来时，我深深吸了一口气，一直到腹部，然后慢慢地从喉咙吐出来。像往常一样，几秒钟后，电梯里的灯熄灭了。我想伸手去拉其中一扇门的把手：只需拉一下，灯就会重新亮起来。但我没动，继续在深呼吸，那里很安静，能听到蛀虫啃咬电梯木材的声音。

就在几个月前（五六个月前？），我回母亲这里，忽然心血来潮地对她说，我十几岁时经常躲避在电梯里，并把她带到了顶楼。也许我希望和她建立一种亲密关系，那是我们之间从来没有过的。也许我当时很迷乱，想让她知道，我一直都不快乐。但她似乎觉得这样很好笑：悬在空中，站在摇摇欲坠的电梯里。

“这么多年来，你有过男人吗？”我在电梯里直截了当地问她。我的意思是：离开我父亲后，她有没有过情人？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问题，是我从小就想问的问题。她坐在离我几厘米远的木凳上，没表现出任何窘迫，连声音都没有一丝异样。她坚定而清晰地说：“没有。”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她在撒谎，因此毫无疑问：她在撒谎。

“你肯定有过情人。”我冷冷地说。

她素来很克制，但那次她的反应有些夸张。她把裙子拉起来，一直到腰部，露出松松垮垮、粉红色的高腰内裤。她哈哈笑了起来，说到了赘肉、松弛的腹部，诸如此类的话。她还重复着：“你摸摸这里。”并试图拉着我的手，让我摸她苍白肿胀的腹部。

我的手缩了回来，放在心脏上。我的心跳很快，想平息一下。她放下了裙摆，但腿还露在外面，在电梯的灯光下有些发黄。我很后悔把她带到我的藏身之所。最重要的是，我希望她能盖住自己的腿。“出去！”我说。她真的出去了，她从来不会对我说“不”。她一步跨过了敞开的电梯门，很快消失在黑暗中。我一个人待在电梯里，感到一种平静的快乐。我不加思索地关上了门，几秒钟后，电梯里的灯光熄灭了。

“黛莉亚。”我母亲小声叫了我的名字，但没有惊慌失措。在我面前她从不惊慌，在当时的情况下，出于一种老习惯，她不是在寻求安心，而是试图让我安心。

我在那里待了一会儿，品味着她呼唤我名字时的声音，那就像记忆里的回声，在脑子里回荡，是一种无法捕捉的声音。我觉得那像在遥远的记忆里，她在屋里找我，找不到时，呼唤我的声音。

现在我就站在电梯里，试图消除对那个回声的记忆。但我感觉，我并不是一个人在那里，有人在监视着我。那不是几个月前的阿玛利娅，她已经死了，而是“我”走到了电梯外面，看着自己坐在那里。发生这样的事情，让我痛恨自己，我看到自己默默站在一部破旧、黑漆漆的电梯里，电梯悬在空中，钢索疲惫地垂在下面。我就像藏在树枝上的鸟窝里，这让我有些羞愧。我把手伸向了门，摸索了一阵子才找到了把手，我打开门，带花纹的玻璃后面的黑暗消失了。

我一直都知道，我想到阿玛利娅时，有一条无法跨越的界限，也许我去那里，就是为了跨越它。我感到害怕，我按了去三楼的按钮，电梯摇晃了一下，发出很大的声响，吱吱扭扭地下行，最后停到我母亲住的那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