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达菲利波舅舅家时，咖啡已经快要煮好了。让我觉得神奇的是，他用一只手可以做所有事。他有一把老式咖啡壶，是摩卡壶在所有家庭中风行起来之前人们用的那种。咖啡壶是圆筒形的，金属材质，带嘴子，拆开后有四个部分：装水的容器、装咖啡的盒子、上面有细孔的旋盖，还有盛咖啡的壶。他带我进厨房时，开水已经漫过咖啡粉，慢慢流入壶里，房间里飘荡着一股浓浓的咖啡香。

“你看起来很精神。”他说，但我觉得他不是指我化了妆。在我看来，他看不出一个女人化了妆和不化妆的区别。他的意思是，我那天早上脸色看起来特别好。事实上，他一边喝着热咖啡，一边补充说：“你们三姐妹中，你长得最像阿玛利娅。”

我微笑了一下，我不想告诉他昨天夜里发生的事，免得惊动他。我也不想讨论我与阿玛利娅长得像的问题。那时是早上七点，我很累。半个小时前，我穿过空荡荡的佛利亚街，当时街上还比较寂静，甚至能听到鸟儿的歌唱。空气很新鲜，看起来也很干净；光线有些朦胧，阴晴未定。当我走到了大教堂路，城市的声音已经喧闹起来了，甚至能听到房子里女人的叫喊声，天色变得越来越灰暗沉重。我拎着一个大塑料袋，里面塞满了之前我母亲行李箱和手提包里的东西。我忽然来到了舅舅家，他刚起来，裤子松松垮垮，扣子还没扣好，赤裸的身上穿着一件背心，断了的手臂也露在外面。他推开窗户，马上整理了一下自己。他催促我吃东西，问我要不要新鲜的面包，要不要用面包蘸牛奶，吃不吃饼干？

我也毫不客气，开始吃这吃那。六年前，他妻子去世了，他成了鳏夫，像所有没有孩子的老人一样，他独自生活，睡得很少。虽然是一大早，但他很高兴我出现在他家里，我也很高兴在那里。我需要几分钟的喘息时间，我需要行李里的东西，那是过去几天我在他家住时留下的，我想换衣服。我打算直接去“沃氏姐妹”的商店，但菲利波舅舅很想有人陪他，也很想和我说说话。他诅咒卡塞尔塔不得好死，恨不得他昨天晚上就已经发病身亡，很后悔过去没杀了他。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他开始用浓浓的方言，从一个家庭故事跳到另一个家庭故事，中间都没有喘气的时间。

我试图打断他，尝试几次之后放弃了。他嘟嘟囔囔，越说越生气，眼睛变得湿润，时不时吸一下鼻子。说到阿玛利娅时，在短短几分钟，他会从对妹妹的无限赞美、感叹万分，变成了对她无情地批评，因为她抛弃我父亲。另外，提到我母亲时，舅舅忘记她已经去世了，责备起她来，好像她还活着，还在场，可能下一秒就会从另一个房间出来。“阿玛利娅，”他叫喊着说，“她做事从来不考虑后果，她一直都是这样，她应该坐下来想一想，耐心等待。但她早晨醒来，一时冲动就带着三个女儿离开了家。”菲利波舅舅觉得，她不应该那样做。但我很快就意识到，他是想把我母亲自溺的事和她二十三年前离家出走联系起来。

这真是毫无意义，我很气愤，但任由他说下去。他时不时会停下来，充满怨恨的语气变得亲昵些。他殷勤地从橱柜里拿出很多瓶瓶罐罐，里面装着薄荷糖、不知道放了多久的饼干，还有一罐黑莓果酱，虽然长了霉斑，但他说还可以吃。

我先是拒绝了他的好意，后来无法回绝，就吃了起来。他又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但常常不太记得发生的事情，还有具体的日期。那是一九四六年还是四七年——他在努力回忆——最后他改变了主意，得出结论说：那是战后。战后，卡塞尔塔首先看到，应该利用我父亲的才能，让大家生活得更好一点。说实在的，必须承认这一点，如果没有卡塞尔塔，我父亲会继续给城区的商店画山水、月亮、棕榈树、骆驼，基本不挣什么钱。但卡塞尔塔很聪明，他长得像阿拉伯人一样黝黑，有一双贼溜溜、比鬼都精明的眼睛，他已经和那些美国海军打成一片。他不是把女人介绍给他们就是把其他商品卖给他们。卡塞尔塔主要针对那些想家的士兵。他没有给美国海军看那些卖身的年轻女性的照片，而是在他们身边转悠，促使他们从钱包里拿出留在美国的女人的照片。一想到家里的女人，这些士兵一下子就变成了孤独脆弱、焦虑不安的孩子。卡塞尔塔就跟这些士兵交谈，说好价钱，把照片拿过来，带给我父亲，让他照着画一张油画。

我也记得那些照片。即使后来没有卡塞尔塔做中间人，我父亲也有很多年都在做那门生意，画照片里的美国女人。那些美国士兵魂牵梦绕，反复看那些照片，这让照片上的女人变得模糊不清。照片上是他们的母亲、姐妹、女朋友，她们都金发碧眼，面带微笑，都烫过发，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脖子和耳朵上都戴着首饰，看起来特别像标本。另外，那些照片就像阿玛利娅钱包里保存的照片，就像任何被思念腐蚀的照片，它们已经失去了光泽，通常四个角折了，上面有裂开的白色印子，划破了照片上的人脸、衣服、首饰、发型。那些带着欲望和愧疚感保存这些照片的人，在他们的想象中，那些面孔也奄奄一息。我父亲经常从卡塞尔塔手中接过照片，用大头针将它们固定在画架上，他三下五除二就会让一个女人出现在画布上，看起来像真的一样：母亲、姐妹、妻子，她们都看起来充满怀念，而不是让人怀念。照片上的裂缝消失了，黑白照片变成了彩色的，变成了有血有肉的人，记忆中的样子通过绘画的技巧得以实现，使迷失、寂寞的男人心满意足。卡塞尔塔会过来拿起画好的画，留下一些钱就走了。

“因此，在很短时间内，”我舅舅接着说，“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变化，靠那些美国大兵的女人，我们每天都能吃上饭。”他也能吃上饭了。因为他当时没工作，在征得我父亲同意的情况下，我母亲会给他一些钱，有时也可能偷偷给他。总之，经过很多年缺吃少穿的生活，一切都好起来了。如果阿玛利娅做事情考虑后果，如果她没掺和进来，不知道他们会干成什么大事儿呢。据我舅舅说，他们当时前途远大。

我想到了那些钱，也想着我母亲，想到她在影集中的样子：她当时十八岁，肚子已经因怀了我而隆起，她站在外面的阳台上，在背景上可以看到“胜家”缝纫机的一部分。在拍照之前，她一定是在踩缝纫机，在拍完照之后，我很确信，她会回到缝纫机前埋头干活。没有任何照片可以展示她平日的辛劳，还有遭受的苦难。照片里，她没有笑容，没有明亮的眼睛，也没有整理头发让自己好看一点。我认为，菲利波舅舅从来没想过阿玛利娅的工作，还有她对家庭的奉献，我也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我摇了摇头，对自己很不满。我讨厌谈论过去。我和阿玛利娅一起生活的那些年，见到父亲的次数总共不超过十次，那也是在我母亲的迫使下见的。自从我在罗马生活后，我只见过他两次，最多三次。他仍然住在我出生的那套房子里，有两个房间和一个厨房。他整日都坐在那里，画丑陋的海湾景色或粗糙的海浪，让小贩拿到乡下的集市上卖。他一直以这种方式谋生，从类似于卡塞尔塔那样的中间人手里拿点钱。我一直都不喜欢看到他坐在那里，日复一日用同样的手势、同样的颜色，绘制同样的形状，散发着同样的味道，我从小就很熟悉那一切。我尤其无法忍受他无缘无故就用侮辱性的语言谩骂阿玛利娅，不承认她有任何功劳。

不，我不喜欢过去的任何东西。我与所有亲戚断绝来往，以免他们在每次见面时，用方言抱怨我母亲的厄运，用粗俗的语气指责我父亲的行径。我唯一来往的只剩下菲利波舅舅了。这些年来，我经常和他见面，这不是我的选择，而是他会突然出现在家里，和我母亲争吵。他每次都情绪激动，声音很大，但他们很快会和好。阿玛利娅和她唯一的哥哥感情很深，虽然他没什么本事，年轻时就对妹夫和卡塞尔塔言听计从。在另一方面，她很高兴舅舅继续和我父亲来往，给她通风报信：他怎么样，在做什么，在干什么活儿。而我对他残缺的身体怀有一种由来已久的同情，我觉得他那种虚张声势，像“克莫拉”黑社会分子的做派也很可爱，如果我想的话，简直可以一拳把他打倒在地。我其实也希望他像许多伯伯叔叔、姑姑阿姨一样逐渐消失，因为我无法接受他认为这一切都是我母亲的错、我父亲是对的。他是我母亲的哥哥，他无数次看到我母亲被拳打脚踢，经常被打得鼻青脸肿，但他从来没伸出一根手指头来帮助她。五十年来，他一直坚定地支持他妹夫，从来没改变主意。只是在近几年，我才能做到心平气和听他说话，不再感到气愤。但我小时候根本无法忍受他站在我父亲那边，他说一会儿话，我就把手指伸进耳朵里，不想听他说话。也许，我不能容忍我内心最隐秘的部分，利用我舅舅的话来支持一个隐秘的假设：我觉得母亲身体里带着一种原罪，那不是她的意志可以决定的，也和她真正做出的事无关，那种罪过是她的每个举动、每声叹息都会流露出来的。我从塑料袋里拿出我在阿玛利娅家里找到的蓝色衬衫。“这是你的吗？”我问舅舅，以便转移话题。他的话说到一半，有些迷惑地停了下来，眼睛睁得大大的，嘴半张着。他气呼呼地仔细查看了那件衣服，其实他不戴眼镜，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他看着那件衣服，只是为了冷静下来，刚才说得特别激动，他想稳定一下情绪。

“不是我的，”他说，“我从来没有过这样一件衬衫。”

我告诉他，这是我在阿玛利娅家里的脏衣服中发现的，但我犯了个错误。

“那会是谁的？”他问，又激动起来，就好像我刚才没有问他，想从他那里得到答案。我试图解释说，是谁的无关紧要，但说了也白说。他把衬衫还给我，就好像那件衣服上有病毒，又开始无情地批评他妹妹。

“她一直都是这样，”他用方言怒斥道，“你还记得吗？以前每天都有人送免费水果到她家里，她总是云里雾里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儿。还有那本诗集，上面写着赠言，要献给她。那些鲜花、每天早上八点送到家里的千层蛋糕，还有那条裙子，你还记得吗？怎么可能你什么都不记得了？谁给她买的那条裙子，还知道她的具体尺寸？她说她一无所知，但她偷偷穿着出去，没有告诉你父亲。你告诉我，她为什么这样做？”

我意识到，他一直想象阿玛利娅的生活很混乱，那的确是她给人的感觉。即使我父亲掐住了她的脖子，她的皮肤上还留有青紫的淤痕，她也会对三个女儿说：“他就是这样的人。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不知道该对他说什么。”但我们觉得，父亲对她下手那么狠，他真应该在早晨出去，在外面被火烧死，被车子压死，被水淹死。我们暗地里是这样想的，我们也很痛恨她，因为是她让我们产生这些恶毒的想法。在这一点上，我们毫不怀疑。我也没忘记当时的心情。

我什么也没忘记，但我不想记住这些。如果有必要，我可以把一切都讲出来，仔仔细细讲出来，但为什么我要那么做呢？在不同情况下，我只是说出了那些对我有用的事，我每次都审时度势，决定说什么、不说什么。比如现在，我仿佛看到桃子摔在地板上，被踩得稀巴烂；玫瑰花反复摔打在厨房的桌子上，红色的花瓣在空中飘荡，散落一地，带刺的花茎还固定在银色的包装纸里；糕点被扔出窗外；裙子被灶火烧掉。我可以闻到因为走神，热熨斗留在布料上发出的令人作呕的气味，我感到害怕。

“不，你们不记得了，你们什么都不知道。”我舅舅说，好像在那一刻，我也代表了我两个妹妹。他想强迫我相信：父亲开始打她，是因为他不想再为美国人画画，不想再和卡塞尔塔来往，而我母亲表示反对。这不是阿玛利娅可以插嘴的事，但她就是有这个坏毛病，什么事儿都想插嘴。我父亲画了幅画，是个裸体跳舞的吉卜赛女人。他把这幅画给一个在集市上卖画的人看了看，那个流动商贩在城里的街上和乡下的集市上卖画，都是些乡村风景和海浪。那人叫米利亚罗，总是带着一个牙齿参差不齐的儿子。他认为，那幅画很适合挂在医生和牙医的工作室里。他告诉我父亲，他打算买这些画着吉卜赛女人的画，提成比卡塞尔塔给的钱高得多。但阿玛利娅表示反对，她不想让我父亲脱离卡塞尔塔，也不想让他画吉卜赛女人，甚至不想让他把那幅画展示给米利亚罗。舅舅问我，还记不记得这些事儿。

“你们不记得了，也不知道。”菲利波舅舅不停地说，他对那段岁月的流逝感到愤慨。那些日子对他来说似乎很美好，却没有收获本应该收获的果实。

于是我问他，卡塞尔塔和我父亲闹翻后，后来做什么去了。他满脸怒容，许多可能的答案在他眼中闪过。最后，他决定放弃那些最暴力的回答，他自豪地重申：他们给了卡塞尔塔应有的报复。

“你当时把一切都告诉了你父亲，你父亲给我打了电话，我们打算去把他杀了。如果他当时敢还手，我们就真的会杀死他。”

发生的一切都是因为我。我不喜欢这种说法，也不想知道，他说的是哪个“你”，我抹去了这个“你”和我名字的指代关系，仿佛它不可能以任何方式影射我。他用带着疑问的眼光看了看我，见我无动于衷，很不满地摇了摇头。

“你什么都不记得了。”他沮丧地重复道，继续向我讲述卡塞尔塔的情况。在那之后，卡塞尔塔害怕了，也明白了自己该怎么做。他卖掉了属于他父亲的小店——一家卖点心和咖啡的铺子，其实那家店也濒临破产，带着他的妻子儿子离开了城区。一段时间后，有传言说他在卖偷来的药品，后来据说他用赚来的钱搞了一家印刷厂。这很奇怪，因为他不是个印刷商。菲利波舅舅的猜测是，他给盗版唱片印封面。后来一场大火烧毁了印刷厂，卡塞尔塔腿部被烧伤，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从那以后，就没有再听到他的任何消息。有人说他日子过得不错，保险赔偿了不少钱，他去了另一个城市生活。还有人说，他烧伤之后，精神就不太正常了，看了无数个医生。医生再也没让他出院，不是因为他的腿伤，而是因为他脑子的毛病。他一直是个怪人，据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变得越来越古怪。这就是他知道的，舅舅不知道其他关于卡塞尔塔的消息。

我问他叫什么名字，我在电话目录中找过，但姓卡塞尔塔的人太多了。

“你敢去找他？”他几乎是咆哮着说。

“我不是在找卡塞尔塔，”我撒谎说，“我想见见安东尼奥——他的儿子，我们小时候经常在一起玩。”

“你在撒谎，你想见卡塞尔塔。”

“我会去问我父亲。”一时间，我只能这么回答他。

他惊讶地看着我，仿佛我是阿玛利娅。

“你是故意的，”他嘟囔着说，然后低声说，“尼古拉，他叫尼古拉。你在电话目录中找也没有用，‘卡塞尔塔’是个外号。他的真实姓氏就在我嘴边，但我一时间想不起来了。”

他似乎真的极力想回答我的问题，但后来沮丧地放弃了：“算了，你回罗马去吧。如果你真想见你父亲，至少不要跟他提到这件衬衫。即使是现在，他也会为这件事杀了你母亲。”

“他现在什么也做不了了。”我提醒他，但他好像没听到。

“你想再来点咖啡吗？”他问。